德里达的“药”，媒介，艺术史与话语史，现代艺术与电气革命

所有的媒介技术（不仅仅是《斐德若篇》里提到的“文字”）都是药（Pharmakon），既有治疗的功用，又同时兼具毒害的一面（想想狼人杀中的医生角色）。然而，如果我们止步于药这一隐喻所表明的二重性，我们就还是没有真正领会媒介技术的真正内核。更细致地来说，这种二重性是这样的：媒介技术作为一种药，在治疗一个既有的疾病时，一定会同时造出一个新的疾病。（想想那些靠药物为生的人，往往要受困于肝炎和肾衰竭的危险。）

说得更精确一些：所有的媒介技术都是某种缝合的尝试。为了对抗声音的消散、让逻各斯永存，文字被发明出来。于是，声音的消散这件事所造成的匮乏就被文字缝合起来。然而，与此同时，文字把记忆从身体里剥离出来，在记忆这件事上创造了一个新的缺口。文字在缝合一个裂口的同时，造出了另一个裂口。

（今天的媒介不也完全同构吗？当即时聊天工具被认为是在拉近时空上的距离时，它同时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更加不可弥合的区隔，误解和伪饰。）

我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任何一种技术：技术是一种永恒失败的缝合的尝试。它不断缝合旧的裂口，又因此不断亲手造出新的裂口。而这种“不断”的过程，就是历史的演化（曾经被称作“进步”）。

艺术与技术在如下意义上是相反的：技术是那个不断缝合的实践，而艺术是那个永不可能被缝合上的裂口。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和艺术是一体的：正就是不断缝合的实践本身造成了新的裂口，正就是技术的这种不可一世地缝合，亲手塑造了新的无法缝合的点位。而艺术的空间，就是在这种步步紧逼的不断缝合的尝试中，不断被开出。

艺术史是什么？艺术史和福柯式的话语史是同一个进程的两面：话语史是从缝合的立场上看的，而艺术史是从裂口的立场上看的。在所谓的物质性转向之后，我们就可以稍稍改变措辞：艺术史和技术史是一个东西的两面。正是技术那永恒失败的、但又不断进行着的缝合实践，造就了艺术形式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艺术风格的井喷式增长和第二次技术革命同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