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不同的新加坡

妹妹问我：有没有注意到邻居家的狗？从盛港地铁站，坐几站巴士，就能到达这片新建组屋区。每层六户人家，有两部电梯。这里住宅很宽敞，但人们还是习惯开着通风门。我能看到那只狗，懒洋洋趴在地板上，吐着舌头，有时陌生人从旁边经过，会狂吠好几声。

过几天，妹妹要在洲际酒吧举办婚礼，她是一名工程师，定居新加坡很久了。在舒适的客厅，木色餐桌、皮制沙发，安静等待工作的扫地机器人，我想到了亚非言（Alfian Sa’at）的短篇小说集《马来素描》。

他是新加坡的剧作家、诗人，马来裔，一个“爱找麻烦”的人。这部小说集，像是一个丰富的万花筒，讲述了另一种“新加坡故事”。从街道、老旧组屋、监狱，到变化的岛屿、消失的乡村，写下了现代化浪潮下，一个又一个被消音的小人物。

我说，当然，它看起来很凶。妹妹继续说，因为宗教的原因，很多马来人不喜欢狗。如果碰到电梯里有狗，他们会选择等下一班。有些会直接走楼梯，受不了狗遗留下来的气味、毛发。《马来素描》，也讲了一则关于狗的镜像故事：

在富人别墅区，洁敦认识了从印尼来的欣塔，她受雇于一个华人家庭。每天，欣塔要带着一只德国牧羊犬出门散步。她问洁敦，附近哪里能找到一些土？如果一个伊斯兰碰到了狗，需要进行一种叫sertu的清洁仪式，需要一份土、六份清水混合而成的水。

但在新加坡，几乎没有荒地，想要挖到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天后，洁敦送给了她，马来西亚产的软土肥皂。这种香皂符合sertu的清洗标准，一种更现代化的宗教设计。但洁敦得知，欣塔在家中，还需要承担洗狗的工作时，同为穆斯林的她，决定做些什么。

“我和丈夫说了，尽管我们并非真的需要女佣，但如果你想离开那栋房子，我们不介意当你的雇主。”

故事的结尾，暗含了一种相互理解的未来。华人邻居来拜访洁敦，表示他们很喜欢欣塔，以后她可以不用照顾狗。“我们的儿子过世后，太太想丢掉所有跟他有关的记忆，唯一没办法摆脱的是那只狗。那只狗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动物。有时候它在夜里嚎叫，我感觉它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和太太。”

那一刻，隔阂正在消除，洁敦很同情这个男人，连同那只偶尔会嚎叫的牧羊犬。她也想知道狗的名字。“她其实想问那只狗的名字，仿佛这能让她理解伟强的失落。”

可惜的是，不论是《马来素描》之后的故事，还是新加坡的现实社会，这样的相互理解，依旧是匮乏的。很多人，依然认为狗是不洁的动物，并忍受着狗带来的烦恼。牵着狗散步的人，已习惯在电梯、过道，肤色迥异的邻居眼神的不安、温怒，或是无声的离开。

乐高城市

你来到了新加坡。旅行指南会告诉你，这是一个阳光明媚、四季处于夏天的岛屿国家。但对于上海、武汉、重庆的夏天来说，这里的炎热不算什么，甚至到了傍晚，或者是雨后，你能感受到，一阵又一阵的凉意。

这是一个梦幻的城市，一百年来，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移民，从早期的种植业、码头工人，到工业、金融等专业人士，以及众多亚洲富豪、Web3创业者。新加坡还来不及梳理这些历史时，扎哈、贝聿铭、伊东丰雄等设计的现代建筑，一栋栋拔地而起。

可以说，这里是驯化之都。樟宜机场，有着梦幻瀑布的室内花园，种有120种世界各地的植物。不只是植物，还能从严苛的法律、历史、日常的微小政治来阐述这些。一个在新加坡居住很久的朋友，她叫童言，称这是一座乐高式城市。它很年轻，一直处于变化中，但有着目的性很强的规划感。这是一个现代、舒适，但呆久了会觉得有些无聊的所在。

妹妹的婚礼

新加坡植物园

如同，一个精密的时钟，一个提供高福利的安全屋。为此，《马来素描》作者亚非言，发出了一种不合时宜、刺耳的声音。他一直是新加坡社会问题的批评者。1998年，21岁的亚非言凭借首部诗集《激烈的一小时》进入公众视野。这其中，有一首饱受争议的诗歌《新加坡，你不是我的祖国》。

一年后，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走廊》出版。此后，亚非言更专注于剧场，他创作了包括了《亚洲男孩三部曲》《新加坡剧场之死》《马来亚之虎》等几十部戏剧，涉及了种族、政治、性少数。2016年，短篇小说集《马来素描》出版。小说家依然关注着，在新加坡的现代浪潮中，失落的少数人。

翻开《马来素描》简体中文版，目录被设计成了一个罗盘、时钟的样式，排列有48篇微小故事。这本书，也是以时间、空间出发，阅读完后，像是度过了新加坡的一天。从清晨五点的巴耶利峇开始

，一个男孩想要在黑暗中，这样会感到和万物更加亲近，去做礼拜仪式。他也许会听到来自军用机场的轰鸣声。

时钟不断在拨动，天亮了，街区来到了芽笼士乃、淡滨尼、直落布兰雅、中午十二点的丹绒巴葛、巴西班让、武吉巴督.....最终，在凌晨三点的加基武吉结束。这些场景的描述，几乎没有戏剧性，更接近于一种白描，和对他人生活的一种想象。

小说家写下了：从海边露营回到地铁上的人、翻看刚过世的母亲，遗留下来的食谱、三个小时没碰香烟的男人、踢完球回到租屋的男孩们、谎称在读《古兰经》其实偷读漫画的小学生、梦到母亲在乡村故乡的人，只不过他从未去过……….

这样的素描，会让敏感的读者意识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无论，我们是新加坡的游客，或只是上海、北京、昆明的居民，在地铁、餐厅、公园，或是商场、写字楼的短暂电梯时间，总会注视着不同的陌生人。也许，我们还偷听了几句他们的谈话。但我们很难得知，他们是谁，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如同小说一样，总有一闪而过的人，人物的故事并没有得以展开，充满了未知性。

正是这些的碎片，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阅读《马来素描》时，总有一种轻微的压抑氛围。小说中，常会提到组屋，如今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这样的公共住宅。最为贫穷的家庭，只需要付很少的一笔钱，也能租到一间组屋。近几十年，人均居住面积不断变大，组屋的设施不断完善。

这是一项很成功的居住政策。但住在组屋里，也意外着让渡了一些自由。1989年，新加坡出台了法律，禁止人们在组屋里养猫。理由是，猫可能会对邻居造成不便。如果主人没及时清理脱落的毛，可能诱发慢性呼吸疾病。但养狗是允许的。

走出组屋，公共空间有更严格的限制。晚上十点半，人们不能在餐厅、公园、马路、组屋楼下喝酒，也无法买酒。更不用说，要在指定位置吸烟，并且不能乱扔烟头。这些措施得以落实，需要动用强而有力的监控体系。

在《垃圾女孩》里，写了一个便衣执勤。这份工作隶属于环境局，执法的中年男性常会拿着本《新报》，他可以假装读报纸，来方便监视四周。那位便衣会在巴士转运站附近巡逻，每天能抓到八个违法者。有次，他看到了一个青年点了烟，尾随而去，但可惜的是，对方从口袋里拿出了携带式烟盒。

这种鬼鬼祟祟的工作，让他很不自在。很快，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点燃了香烟，却把烟头扔在了地上。他拿出了环境局证据，称罚款二百元新币。女孩用马来语说，“BANG,可以再给一次机会吗？”

BANG，是哥哥的意思，执法者感到了一种亲密感。日常生活里，很少会有女孩和他这么说话。罚款之后，他偷偷捡起了那个烟头，上面留有口红印。他要去商场里，搞清楚唇印上的色号。如同王家卫的都市故事。

在《证据》中，一个男人被怀疑为宗教极端人士，关进了监狱。因为没有被判决，也无从知晓出狱的时间。感化委员会的人，会定期拜访这个家庭——他的妻子、两个小孩。表面上，是为了关心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另一种审问。 “你一开始来的时候，问我怎么看巴勒斯坦，问我关于以色列、美国、伊拉克的事，你们也问他这些问题吗？怎么可能六年都在问一样的问题？”

“那你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吗？请你告诉我啊，好让我下次看到他时，高速他要怎么回答。“

………

在《送行》里，详细描写了绞刑前的准备工作。绳索必须先用水煮过，弹性才恰到好处。香皂放进布袋里，香味可以让人放松。执行绞刑的地方，被称为“厨房”，有三个红色的活门按钮，A、B、C，能同时吊死三个人。受刑之前，要称好犯人的体重，以此计算需要的绳索长度。也许，会有挣扎、可怕的声音，但一会儿就结束了。

监狱官达兰，被选为了负责绞刑的人。但上任一周后，他宁可放弃退休福利，也决定辞职。“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感激辛格先生跟他说明了内部的制度，让他看到如此巨大的黑暗力量。只有那些被刻意蒙蔽双眼的人，才有办法驾驭。”

“当然。因为我的工作，新加坡才能成为最安全的居所。无论是要维护国家的整洁或安全，都得有人干脏话。”

不平等的面貌

整部小说集，常会出现一种声音：要像个华人一样。只有模仿华人，向华人学习，作为少数族裔的马来人，才有可能在主流社会中立足。《他的生日礼物》里，诺嘉娜告诉小学生儿子，要多和华人男孩交朋友。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他们的习惯，比如竞争精神和数学天分。

诺嘉娜是个单亲妈妈，她在小食摊当帮手。为了负担生活，晚上回到了家，她用缝纫机来加工衣服。有一天，儿子告诉她，有个华人男孩快过生日了。她鼓励儿子，让对方也邀请他去生日派对。那一天，是诺嘉娜第一次踏入殖民地时期的独栋别墅。她很尴尬，英语不好，不知道怎么和人交谈。她和儿子是在场的唯一马来家庭。

在小男孩，当众拆开礼物，PS游戏机、乐高玩具、遥控跑车时，诺嘉娜找了个借口带着儿子离开了。她很沮丧，因为她准备的玩具水枪，显得太过不起眼的廉价。

在《抽屉》里，母亲对正在求职的女儿感到忧心，她坚持戴头巾去面试，却一直找不到工作。母亲感到了不公平，她去了姐姐家诉苦：“这些征人广告都要说找会说华语的人。” “有什么办法呢？”已经变成他们的国家了。“

有人如此评价《马来素描》，“世界各地流离失所的原住民的叙述”。作为少数的人，总会有一种逃离的渴望，成为多数的人。如同，在新加坡的马来人，渴望着一个并不遥远的彼岸———马来西亚。那是一个说马来语，遍地都是清真餐厅，还有着国王和乡村的地方。

为了逐梦演艺圈，前往吉隆坡的男孩，那里有更多元的马来流行文化。（《代唱》）学校假期时，两个女孩会坐长途巴士车票，去往吉隆坡，住一家三星级酒店。这里的夜生活更有冒险性，交通混乱，各式各样的人走在街上。她们会好好打扮一份，去武吉免登的某个酒吧，等待男孩们的搭讪。“不，我们上来是为了寻找我们不是谁。”（《星星之丘》）

在《两兄弟》里，哥哥彻底移民到了马来西亚，他开着宝马车来接父母和弟弟，试着劝他们也搬来吉隆坡。这里有好吃的马来美食，更好的发展机会。他在私人电视台当会计经理，现在升迁为了主管。他很不满意弟弟，至今还是纪录片摄影师，而不想成为制作人。

在饭桌上，兄弟们发生了争吵。哥哥抱怨道，新加坡已经变了：“你以前想过他们会从中国聘请巴士司机吗？而且一句英语也不会？像妈这样的人要怎么问路呢？那维持新加坡华裔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比例的政策又怎么说？”

“我听说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是印尼人会比较容易拿到居留权。”

…………

作为马来人，亚非言在小说中暗示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存在着同样的不平等，或者说，同样的特权。我们应该警惕不平等本身。因为在马来西亚，也有不同版本的《马来素描》。感到了压迫的人，换成了华人。

2023年，《五月雪》入围了金马奖的九项大奖，但却无缘在马来西亚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从广东南渡的粤剧戏班，1969年5月，马来西亚爆发了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严重冲突事件。当年官方公布，共有196人死亡，包括了143位华人。这成为马来西亚华人不愿意触碰的历史创伤。除此外，蔡明亮的作品也从未有机会在母国马来西亚放映。

这样的不平等，仅仅来自于种族吗？亚非言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接受ASYMPTOTE的访谈时，对方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如何看待美国白人特权和新加坡华人特权之间的相似？

亚非言表示，特权理论有助于描述，为什么社会中存在不平等，而不是所有不平等都可以归因于文化。（马来人“懒惰”，华人“勤奋”。）但他并不认同“华人特权”这个词，从历史来看，华人并不是殖民者，而是殖民政府引进的契约劳工。

新加坡独立后，“从小渔村到大都会”，迅速的现代化、精英主义带来了各种社会创伤。“当时东南亚最大的海外华文大学南洋大学被关闭，他们的学校证书被追求英语能力的雇主弄得一文不值，以及他们因华文而遭受到各种羞辱。所以，我不会宽松地使用”华人特权“一词，更中立的描述是“多数人的特权。”

这让我想到了另一本书，社会学家张优远，深入新加坡低收入者的生活，写下了《不平等的样貌》。这部学术著作里，偶尔会出现作者本人，写下了她作为一位大学教授，拥有优渥生活的一种愧疚。“对于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地位和影响的人来说，理解贫穷和不平等最大的障碍，是我们长期拥有的既得利益。”

在书写中，张优远没有透露受访人的族裔。尽管，从采访对象来看，马来人的数量过高，而华人数量则不成比例的少。她认为，如果以“种族”作为差异的起点，会导致我们的社会不断强调这种差异。这会让我们忽视了，“华人”和低收入的“马来人”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居住环境、工作与生活无法平衡、难以取得公共资源。

《不平等的样貌》的最后一章，张优远谈到了很多文学作品激发了自己的想象力。她列了一串很长的名单，包括了乔治·佩雷克、李翊云、越清阮，还有亚非言（Alfian Sa’at）。书的结尾，她如此呼吁读者：“这就是不平等的面貌。所以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要拒绝接受。”

END

首发于《周末画报》2024年年度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