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8 回忆母亲

因为自己9岁母亲就去世了，去世前还卧床两三年，实际上对母亲的记忆并不多。印象较深的还是母亲去世前的两三年，也就是卧床前后。

当时我们刚从东北返回胶东老家，其实回老家前母亲已经累病了，而且已经到了吐血的程度。最初因东北武斗父亲 回老家避难了约半年，期间赶上了秋收季节，家里开荒种植的庄稼只能由母亲自己收获了，还要照顾我们年幼姐弟四个，小弟刚出生不久。同时还要替父亲担惊受怕，结果一下子就病倒了，都累的吐血了。之后父亲匆忙返回，很快又处理家当全家迁回老家。期间正值文革大串联的旅途，本来就是个病体又重度晕车。除父亲外，其他人全部晕车，都吐的稀里哗啦，我们姐弟都遗传了母亲的晕车体质。

如此折腾后的母亲，再回到老家不久就病倒了。之前在外地定居的伯父携全家回老家探亲，那时我们刚刚从东北回来，用后来表姐的话说，当时走路的母亲“感觉风都能把她刮倒”，可见已经非常虚弱了。

闯关东几年，在东北五年就生下我们兄弟三个。因为作为头个出生的我，比小弟大五岁。实际不到五岁，应该四岁半的样子。由此推测父母去东北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小弟还在母亲的怀抱时（不会走路），我们就又回山东老家了。姐姐是老家出生不久，由父母带着去东北的。尽管在东北的时间不长，我们已经完全扎下了根，有了比较富裕的生活。有五间大房子，养了五六头大肥猪，家里的到处堆放着开荒收获的粮食。有最初我们姐弟三个（当时小弟未出生）在东北的合影为证，都长的胖胖的。我的乳牙基本都是黑的虫牙，可见吃了多少糖。即使最后不得再不回老家时，母亲也是很不情愿，老家的日子虽然比三年饥荒时好多了，但可比东北的生活差多了。

尽管匆忙处置，在东北的家产也变卖了五千多块带回了家。六十年代的五千多元，可是很大一笔钱。但这笔钱回老家后除了贴补家用外，主要给母亲购药治病了，也住过院。因为母亲一病就是两三年，当时可没有公费医疗。最后母亲去世时，这笔五千多从东北带回的钱还剩下50元，至少还没有借款。

但因为我们姐弟都小，两个舅舅坚持母亲的丧事从简，连木制棺材都没舍得购买。替代木制棺材的是最简易的高粱秸秆串成的帘子，外面糊纸装饰，将母亲包裹着下葬了。自己小时经常看村子里出殡的，但没有木制棺材的只有母亲一个人。可怜的母亲，三十多岁就为这个家庭生育了四个子女（至少还有两个夭折了），到最后连个棺材板都没有。当然这不是父亲的决定，而是两个舅舅坚决要求的。他们说，还有四个这么小的孩子，只要顾孩子了。否则借钱欠债，父亲的负担就重了，势必增加孩子们抚养难度。

其实母亲是最放心不下我们这几个孩子的，去世时两个眼睛都睁着，就是不肯闭上。最后还是父亲用手反复按抚，才慢慢的闭上了。去世前母亲还要求父亲，不要再娶，就是担心后妈虐待我们年幼的孩子。当时最大的姐姐也就十岁出头，最小的弟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弟还需要人看护，母亲卧床后姐姐就辍学了，就上了几天学就被迫回家看弟弟和干家务。小弟现在对母亲无丝毫记忆。

母亲去世头一天，突然回光返照。近一米的大个头，最后体重肯定到了五十斤，皮包骨头的就剩下一副骨头架了。之前坐都困难，基本都是躺在家里的土炕上，但这天能坐起来了，而且脸色也有了红晕。当然她可能知道这是回光返照，让父亲拿来纸和笔，口授着让父亲记录下我们姐弟四个的生日时辰，时间都是用鸡叫几遍或太阳照在第几根窗户楞上。当时没有表，时间都是这样表述的。不让父亲再娶，记录下孩子们的生辰，这可能是母亲留下的最后遗言了。

母亲不识字，但孩子们的生辰她牢记在心，可见母性的能量之大。父亲就糊里糊涂。后来可能很快，这张记录我们生辰的纸片就被丢失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

也就交待后事时，记得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温暖的阳光穿过贴着窗纸的窗户，照到母亲坐着的炕上，这可能是母亲生前感受到的最后阳光。当时还坐着的母亲突然指着房间的空中，吃惊的说正飞舞着很多的萤火虫。当时还是冬天，怎么可能有萤火虫呢？父亲说母亲眼花了，但母亲不承认，其实这就是母亲生命回光返照的表现。当时她眼睛里看到的东西，可能已经有了幻觉，与我们正常的观察不一样了。

结果是，到了夜里母亲病情危急，两个舅舅、两个姑姑还有其他的亲戚都来了，彻夜陪伴着母亲。当时我也懂事了，知道母亲不行了，夜里睡不着，耳朵里都是大人们对母亲的议论。但次日，几乎一夜未睡的我仍然被父亲要去上学，说不要耽误学习。结果刚上课不久，我就被人从课堂上叫回家，母亲已经去世了。其实当天就不应该上学，应该在母亲面前陪着。因为当时就我上学不在家，两个弟弟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但即使在家的姐弟们，估计也不在母亲身边。因为母亲患的是传染性的肺结核，平时父亲就不让母亲与我们接触。其实也分不开，就三间狭小的茅草屋，我们睡西边的炕，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而母亲一个人在东屋的炕上，之前还有姐姐。姐姐后来还抱怨父亲，说我们男孩怕传染，女孩就不怕传染了？应该父亲也为难，就两个炕怎么分？只能按性别了。

姐姐刚上几天学，就因为母亲彻底病倒了躺倒了炕上，再也起不来了，父亲强制性的不让姐姐上学了。回家照顾弟弟和母亲，还有母亲留下的家务。父亲是不干家务的，之前没做过饭，山东老爷们都这样。但刚辍学的姐姐也不会干，毕竟才十岁出头，而且还有情绪。看到同龄的小伙伴上学，她也跟父亲和母亲闹过，甚至还惹出了一次火灾。

这是我现场看到的。那时一个秋天的午后，阳光灿烂，院子的席子上正凉晒着铺的厚厚的雪白的棉花，是生产队刚分的。百无聊赖的姐姐坐棉花席的边上玩火柴，我们当时叫洋火，划一根燃烧尽了扔掉再划一根，眼前已经散落了一小片烧后的火柴杆。可能是无意识的，突然有一根还带着火星的火柴杆被扔进了凉晒的棉花堆时，顿时火光四起，很快满满的一席子新棉花几乎几分钟化为灰烬。幸运的，没有烧到人，也没有引燃房子。因为姐姐就在凉晒棉花的边上，离的很近。另外，不远距离的土坯房子，房顶都是草铺的，都是易燃品。至于烧掉的棉花，结果是当年我们穿不上新棉花的棉衣了。

当时正在边上的我吓坏了，姐姐肯定也吓坏了。至于姐姐是否挨打我记不清了，应该没有。因为喜欢打孩子母亲已经病倒了，想打也不了了。至于父亲，是从来不打孩子的，也不让母亲打孩子。如果母亲打了孩子，被碰到还要被父亲打一顿，导致父母再打架。后来母亲打孩子，都是背着父亲，不让他看到至少自己不挨打了。这件事发生后，因辍学闹情绪的姐姐一下老实了起来，理亏吗，从此开始静下心来干家务，至少不闹腾了。

很快小小年龄的姐姐就逐渐担负起来了全部的家务，做饭、喂猪、打草，还有经常性的缝缝补补。 尤其院落卫生总是清扫的干干净净，左邻右舍没有不夸奖的。但做棉衣、棉被，还有一年一套的新衣服，还不会做，分别由两个姑姑包干了，给我们做了多年。姐姐喜欢干净，应该是天生的，因为没有人告诉她。父亲就爱干净，三天两头洗头，还留着个分头，这在乡下人眼中也是另类。母亲看不惯父亲如此经常的洗头，为此两个人也能吵起来。父亲脾气暴，母亲脾气更爆，可谓针尖对着麦芒了。但父亲对孩子温柔，我们年幼时几乎没被他打过，这在打孩子成风气的乡下是极少的。

几个孩子中可能我是最老实听话的，母亲最喜欢我，又是男孩中的老大。记得刚从东北回来时，母亲夜里去拜访居住在村子西头的大姨，就是带着去的。母亲是独生女，母亲父辈兄弟三个，每家都是独生女，当然男孩子就多了，其中大姨就是母亲大伯家的女儿，比母亲至少大二十岁。但我们与大姨家相处的关系非常好，母亲去世后大姨也给予了我们几个孩子格外的关照，有好吃的总想着我们。因为母亲是独生女，也把大姨视为了自己的亲姐姐了，尽管属于堂姐但关系非常好。

后来母亲病例起不来了，拉屎撒尿都需要他人帮忙，成了最无助的了。当时我刚上学，放学的第一件就是帮着母亲拿尿盆、倒尿盆，成了母亲最重要的帮手之一了。到时了后期，看到母亲的尿液都是酱红色，知道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母亲难受，我也会偷偷的掉眼泪，懂事了吗。为了奖赏我的劳动和表现，母亲会经常会偷偷的奖赏我人家送她的姜糖片等，也是我当时最好的食品了。之所以偷偷的，因为父亲不让，不让我们吃母亲的食品，也不让我们靠近母亲。这也是父亲的苦心，母亲得的是传染性极强的肺结核，保持距离或许就是保护我们的最好办法。

但实际上我还是被传染了，只是没有意识到。不知不觉的得了，又不知不觉的好了，但肺部留下了痊愈后的钙化片。这还是上大学时的入学体检大夫告诉我的，还让我吃了较长时间的一种叫“异烟肼”药片。后来回忆，其实当时也有明显的体虚盗汗等症状，只是没意识到，也没影响正常的玩耍。这要感谢体内的调节医生，如果检查确诊肯定要治疗，吃药甚至住院都有可能。当年得这种病的很多，也无太有效的药物。最好的药就是青霉素，一种药粉状的玻璃瓶药物，与水质的药物混合后注射。当时这种药很难购买到，需要凭借关系甚至送礼。购买后，都是父亲给母亲注射。当然因为家里有过这样的病人，母亲去世后也有村子里组织的体检，就是胳臂上打针看后期反应，我们的家人都是重点的检查对象，也没有发现。可能发作时没有检查，检查时已经好了。

现在对母亲的记忆多是卧床重病期间，因为这时已经长大了些，记忆更清楚了。而对病前的记忆比较少，也比较模糊。比如在东北大锅熬大茬子就有印象，但很模糊。还记得问母亲自己从哪里来的，母亲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有时则说是从井水里捞出来的，因为是胡弄孩子的好问，自然听得我很迷茫。

还记得母亲我仰躺在母亲的怀里，经常会感觉母亲默默的掉眼泪。因为我的脸就在母亲脸的正下方，眼泪就会不断掉在我的小脸上。当时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一个人掉眼泪，又没人惹她生气。后来回忆，可能正是父亲回老家避难时，劳累的母亲还要担惊受怕，可能也想老家的母亲了。

记忆最深的是回老家后做的一次疙瘩汤。当时应该是一个秋冬的午饭时，温暖的阳光照进了灶台边，也照在正在灶台前烧火的我身上，感觉挺暖和。已经弱不禁风而且不怎么做饭的母亲想起要做疙瘩汤，让我在灶台烧火。当时我不会做饭，但灶台烧火已经比较熟练了。点火、填草拉风箱，都能熟练操作了。说是疙瘩汤其实量很少，只是一个麦面口袋里的一个底了，母亲使劲的抖落出的顶多也就是多半碗面。当时的麦面最金贵，非大的节日舍不得吃，麦子面制作的面条和疙瘩汤同样都是舍不得吃的。母亲站在锅台边，将口袋底的面粉抖落进了一个小瓷盆里。然后用沾过水的圆形短抦苕帚，将小水滴慢慢的滴在瓷盆的干面粉上。左手滴水的同时，右手用一双筷子不停的搅拌。水滴很少，慢慢的滴慢慢的搅。母亲还是默默的，动作很慢，也很细。门外的阳光照在她身上，在门内的尽头映出一个母亲细长的瘦削的身影。很快原本干燥的干面变成幼小的白色小面粒，瞬间变成了雪白的小珍珠。通常我们做的面疙瘩都比较大，但母亲把它做成了工艺品。等母亲的面疙瘩做好，我烧火的水也开了。后面的事就有点模糊了。因为面太少了，即使稀汤瓜水的，这点疙瘩也就两三碗，肯定不够全家吃的。但肯定我吃了，我们四个孩子们都吃了，至少母亲吃了多少就记不清了。有一点可以明确，母亲就是做我们孩子吃的，她吃肯定也是象征性的喝点汤。

这可能是母亲为我们做的最后一次饭，也是硬撑着病体勉强做的。也可能她知道自己以后无法做饭了，进而把这次疙瘩汤做成了极致的珍珠疙瘩汤。记得也就是开水下锅的，没有油也没有菜，相当于白水煮疙瘩，但我们吃起来的最美味的。之后母亲就病倒了，卧床了两三年直到去世，再也没有站起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