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放下包袱向前走（126）

题图：紫荆花 77岁阿坚2025年1月11日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州文艺》人员分流，两个编辑室都仅有三四人，不能像原先那样分省看来稿，必须“全国一盘棋”。我突破中南五省界线，当班时看全国自然来稿，外出组稿越走越远。某次我准备出差，编辑室负责人岑之京见同事已下班，递过来一封信，我一看是打印的，内容是向《广州文艺》主编反映，吴幼坚借出差机会，与各地作者建立非正常关系，有损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定，并对杂志造成不良影响，请领导加强对该编辑教育约束，云云。落款“知情者”。我生气地说：“这是易文锋的匿名信！”之京问怎么回事，我本想保密，但主编李树政信任他，请他找我了解情况，我也应该信任他，否则这事就扯不清。我知道他作风正派，待人诚恳，不会向外透露信息，便如实讲述事件经过，表明我已和易文锋断交。之京说：“他不甘心你和作者友好交往，希望单位出面打压你积极性。你的表现我们了解，今后带眼识人就是。外出组稿发扬你一贯作风，不要船头怕鬼，船尾怕贼，缩手缩脚。”我很幸运得到领导与同事信任，不必背着包袱出门组稿。

当时我们不要国家财政拨款，自筹资金办刊。每位同事都自觉开源节流，我出差也精打细算。坐火车选晚间，少一晚住旅馆费，还节省时间，天亮到站就开始见作者、谈稿件。有次没买到卧铺，列车员受作者委托关照我，找不到空铺，就把我带进列车员休息处，让我爬到中铺睡。天亮其他列车员醒来，看见我这陌生面孔，我却说不出带我来的人名，幸好当班列车员来做了解释。那时独自去没到过的城镇，与没见过的男女作者交流，觉得治安良好，心里很自在。乘车去湖南吉首，出站口有几个人招手，我径直过去，人家问名字，我才明白他们要接的人在我身后；事先记住我是“黑衣黑裤黑鞋红黑白大围巾”打扮的当地作者，赶紧过来认领“阿坚老师”。出门次数多了，人也坦然大方。从北京经郑州往山东，火车路过河南省安阳市，事前听说道口烧鸡是传统著名特产，就在月台买一只，开车后慢慢享用，不在乎旁人看吃相。早上到青岛，按地址找到市作协，工作人员刚上班，问吃早餐了吗？我手拿在北京买的卤牛肉，还有吃剩的半个馒头，就着开水吃起来。那中年男人看愣了，这南方女人好随性！

很多人以为我不是纯正南方人，因为带有北方女子的豪爽劲。还有的以为我在北方生活过，甚至问是否曾参军，挺雷厉风行注重效率。我答都不是，可能只是热爱编辑工作，在穷山区当过知青，珍惜回城就业机会吧。一次我在安徽合肥参加研讨会，东北作家邓刚、湖北作家李叔德等都出席，会后一起上黄山。我在武汉见过李叔德，他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我联系的重点作家之一。邓刚之名如雷贯耳，各地编辑笑称今年是邓刚年，《阵痛》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迷人的海》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每一篇作品都被《小说选刊》选中，向他约稿者极多。邓刚自幼家住海边，13岁辍学进大连机电安装公司当学徒，随安装队走南闯北广见世面。十八九岁时，他就投出大量稿件，但由于家庭“成分”问题始终没能采用，直到文革结束，他的作品才受重视。工人出身的邓刚很壮实，在黄山那几天穿汗衫，讲笑话，没半点所谓“作家”派头。我自我介绍是《广州文艺》编辑，却没有追着他约稿。不过他听我和其他作家聊天，总自然而然聊到创作方面，就说：“阿坚你天生是做编辑的料。”元旦他从大连寄来贺年卡，写道：“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编辑。”我觉得过奖了，就当作一种勉励吧。

我广泛联系各地作者，无论对方已成名抑或是新人都视作朋友。他们知道我只有高中学历，本人文学创作实践有限，做编辑时间不长，亦没有看低我，乐意将稿子给我，虚心听取修改意见。后来成为作家，翻译家的桂林某出版社资深编辑沈东子，当年是位青年作者，我们频繁通信十分知心。他来广州我带着儿子请他吃饭，还陪他去黄花岗公园拍照留念。另一位桂林青年作者是李逊，他善于独立思考，颇具创作实力，常在《上海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广州文艺》开设实验性栏目“滑浪风帆”，我动用编辑每月一篇“自主权”，力推他的小说稿。我写信讲述事情的前因后果，他不禁感慨：“这就是四十岁女人的魅力，阿坚的风格。”我喜欢以彩照做贺卡送给作者，东子和李逊也有回赠照片。几十年后看他们年轻的模样，如同美丽的桂林山水，在我心里不曾褪色。

天津除了蒋子龙等知名作家，还有大批处于上升期的青年作者，他们来往密切友情深厚，而我印象中肖克凡是公认的大哥。不过他们都比我年轻，这位大哥也称我“阿坚姐”。他回赠我一张摄于南开中学的黑白照片，介绍道：那个瘦高男孩子身后的那扇门，是周恩来母校的教室的……肖克凡和邓刚一样是工人出身，扎根生活，勤奋创作，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国家一级作家，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我每次到天津，都有作者约上一班文友请我吃饭，但也少不了个别谈心。一次我住价格便宜的招待所，房内有几位女客不便说话，走廊又对着值班员，早餐后来见我的作者，请我去附近起士林西餐厅，找个位子坐下来聊。我临近中午回到招待所，第二位作者来见，又提议去起士林，我说刚从那儿回来，他说没关系，附近也找不到合适场所。傍晚第三位作者下班来见，还是带我进起士林。服务员见我一天光顾三遍，由不同的人买单，难免要猜：不知这女人什么行当？

孙砺在天津作者群里是小老弟，一次我利用去北京组稿间隙，坐火车去天津见朋友，因只有一天一夜，他安排我住他家。我在北京与某出版社女编辑洪梅（化名）深谈过，和孙砺说起爱情婚姻，真是百感交集。和我相识于某次笔会的洪梅比我小三年，原先是印刷厂工人，电大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当编辑。她身材丰满，浓眉大眼，有一股野性美。前夫当初看中她的美貌，展开追求，她也被对方的健壮热情迷住，两人很快结婚。婚后对方的浅薄、懒惰、势利眼暴露出来，她越来越反感，两人经常争执，一次丈夫竟动起手来，洪梅坚决离了婚。独身十余年，别人介绍的男人她全看不上，对我感叹：“中国的男人令人失望。”孙砺听到这句也感叹：“中国的女人令人失望。”洪梅说不后悔结婚又离婚，“宁可错也别错过。”我则相反：“宁可错过也别错。”我告诉洪梅，与易文锋的婚外恋错了，收拾残局谈何容易。我没敢对孙砺说易文锋的事，怕他气不过找易算账，将事情闹大。唉，只怪自己所托非人，只有尽快回到正轨上来。

第二天早上，肖克凡来孙砺家，两人买了糕点，冲了咖啡，陪我边吃边聊。他们说火车站不远，上午慢慢走过去。三人聊起各种话题，我心里想说的不敢说，觉得作者朋友都离得那么远，自己在广州很孤单，慢慢就涌出眼泪。他俩看我情绪不佳，又不好深问，依旧从容地聊其他。时间不知不觉溜走，他们说不要紧，天津往北京的火车多得很，再待半天，下午送你去车站。我确实舍不得离开，但又没有勇气诉说憋屈，就这样落泪、抹泪，再落泪，终于不得不走了。他俩站在月台上，向我扬手道别，我哭着不再望窗外。列车启动、加速，坐对面的年轻人一直关注我，此时望着窗外，提醒道：“他们还在！”我知道两位朋友是会等到火车远去，才心情复杂地回家的。

当晚我去洪梅家过夜，那是父母留给她兄妹的遗产，一座两层的旧房，她住二楼。我讲了易文锋先后给方志聪、罗大明单位寄匿名信，最近又故伎重演，给《广州文艺》寄匿名信。洪梅个性比我强，想给易文锋也寄匿名信，说已知真相，吓唬他一顿，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我劝她算了，别刺激他，以免惹祸。我说，湖北方志聪也想过报复易文锋，湖南罗大明倒相当理智，他鄙视易，但不主张找麻烦，叫我提防小人，保护自己。他想明白了，不再企求和我在一起，希望我一家平稳地过日子。洪梅以前就听我说过罗大明，这次赞了一句：“这人还行！”我说你和他都是单身，你是编辑他是作家，可以通信交朋友啊。洪梅答：“好！”

左起：邓刚、李叔德、吴幼坚

黄山：

桂林：

天津：肖克凡、孙砺、起士林西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