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编辑看了回忆录给我留言



趁没下雨我傍晚去东山湖公园走一圈。昨天、今天都没跳舞,只是走路,而且带着G16相机随手拍照,不可能快步走,运动量不如跳舞大。气温13度,没出汗。公园游客不多,往日也在贴水桥头空地锻炼的男人,这两天也没来。熟人都叫他“四哥”,我也就这样叫。他打拳、舞剑,我舞飘带,同样坚持,各自精彩。今天走完南门湿地,回到贴水桥头时,一位男士和我打招呼,说很多年没见了,我还以为他认错人呢,他说以前你在喷泉广场旁跳舞……这么一说我就记起来,他每天带孙子来公园,后来孩子上学就不来了。那男孩圆头圆脑很可爱,皮肤白净,头发带点天然卷,我还问是否混血儿,他说不是,孩子不知怎么就长这样了。我俩站定聊了一会,他说孙子快11岁,已经很高了,算起来至少六年没见我,隔着疫情那几年……我告诉他疫情期间我依然每天来公园跳舞,至今没停过,如果你下午四五点路过这里,多数能见到我。他夸我坚持得好,说看到我还像当年那样有精神。他退休后还找到事做,主要不是图挣钱,而是希望日子充实些,人不那么疲沓。原先下班去附近健身房锻炼,现在健身房停业,下班有时间就来公园走走。他指指前边慢慢走着的红衣女人,说妻子不喜欢出门走动,他喊上她来的。问妻子多大岁数,答68岁,我说比我年轻10岁,他说自己比我小8岁,今年70了。感觉这人比实际岁数显年轻。我说多数女人退休后喜欢活动,反而男人没那么活跃,你家相反,你要多带动鼓励她出来!健身房也比不上公园空气清新,我是离不开公园的。他说是啊,看看绿树眼睛都舒服,我答正是这样,对于我是最好的舒缓方式。临走他问我怎么称呼,我答姓吴,“噢,吴老师。”“叫老师太正规,我叫阿坚,你比我小8岁,叫坚姐也行。”我问他怎么称呼,他说了全名,我:“我叫你李先生,李生。”我催他跟上妻子,下次再聊。下次若相遇,我估计他多数叫我“吴老师”。84岁女医生和我在公园相熟后,是叫我“吴阿姨”的。这两天都没见到李医生,气温下降,岁数大了暂时不出来也好。
李生和穿红衣的妻子走远了,我拍了两人的背影,我知道他一定讲述刚遇见“吴老师”,因为两人回头朝我这边望,我则端着相机继续拍照。今天拍了红棉、清洁湖面的工作船、黑天鹅、流浪猫等等。本来没打算拍倒数第二张的乌鸫,因为天色暗了,我要回家了。可是那只乌鸫从路旁草地飞上枝头,一个劲地鸣叫,好像提醒催促我给它来一张。我想想就对着它按下快门,它随后就飞走了。哈哈,人家只不过是叫同伴,我却喜欢想象成和我交流。
晚上看到豆瓣上那篇写组稿的回忆录有留言,我立即回复一段话——
十二月的黄昏:
前辈你的工作经历看得我无比动容,这是现在大多数编辑欠缺的敬畏心和热爱。在我幼时尚不知晓何为职业理想的时候,便已定下了要做杂志编辑的决心。即便后来许多同行因为各种原因转行,但我从未动摇。编辑工作,于我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梦想和青春的具象化体现。
三色堇吴幼坚:
编辑同行你好!我在《广州文艺》编辑部期间,多数同事和我一样是文革前的中学生,没机会读大学而是上山下乡当知青。我们“老三届”回城后能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发自内心地珍惜光阴努力做事,加上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堪称《广州文艺》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个人进步较快的阶段。我还会继续写难忘往事,希望对你和一些年轻编辑有点启发。时代不同了,你们有你们的难处。愿你能朝着理想方向前行,感受到工作的快乐!
去年看了《一生》这部英国电影,印象中还没把短评发上自媒体,补发如下——

二战即将爆发,股票交易员尼基在布拉格见到大量难民,同情心促使他找朋友、母亲帮忙,登记难民孩子姓名、拍照、编号,募捐、寻找收养家庭,帮助八批共669名孩子逃离布拉格,获得生存希望。他和朋友们做的工作琐细却伟大,平凡者身上闪耀着人道之光。晚年的他想将旧剪贴簿妥善处置,无意间被传媒发现,得以上电视,和被救助的孩子们重逢。真人真事感人,电影讲述克制,音乐十分动人。安东尼霍普金斯不愧老戏骨。片子越接近尾声越催人泪下。我想,人的一生,曾尽一己之力助人便无憾。
3月6日东山湖公园随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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