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拉》赢得奥斯卡之后：电影应如何呈现性工作与性同意？| 文化周报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每个周六，“文化周报”向你汇总呈现最近一周国外文艺圈、出版界、书店业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我们关注《阿诺拉》赢得奥斯卡之后，从《华盛顿邮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的新闻业，以及文化战争下的哈佛大学。

01 《阿诺拉》赢得奥斯卡之后

当地时间3月2日晚，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正式揭晓，美国导演肖恩·贝克以性工作者为主角的电影《阿诺拉》（Anora）横扫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在内的五项大奖。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阿诺拉的年轻脱衣舞者邂逅并冲动地嫁给一位俄罗斯寡头的儿子，当消息传回俄罗斯，她的灰姑娘梦想变得岌岌可危，寡头夫妇动身前往纽约，试图取消这桩婚事，种种风波随之发生。这一获奖结果迅速引爆网络，欢呼之余，影片对性工作的呈现也牵引出一系列争论。

在颁奖礼上，影片女主演麦琪·麦迪森说道：“我只是想认可并致敬性工作者群体，我会继续支持她们，做一名盟友，能认识这个群体中那些了不起的女性，是这段非凡经历中最令人难忘的事情之一。”导演肖恩·贝克也在发言中向性工作者表达了感谢：“她们（性工作者）与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以及多年来的生命经验，我深表敬意，谢谢你们，我与你们共享这一荣誉。”

许多人为此振奋，认为影片获奖以及名人的公开支持将有助于性工作者的去污名化，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将性工作正常化为一份职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些言论感到满意。有人认为，两人的发言错过了倡导真正变革的机会，一位性工作者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他们再进一步说‘我们现在需要完全除罪化’，那实际上会产生更大的影响。”《道德的脱衣舞者：夜间经济中的性、工作与劳动权利》（The Ethical Stripper: Sex, Work and Labour Rights in the Night-time Economy）一书作者史黛丝·克莱尔（Stacey Clare）也指出：“真正的进步是，性工作者可以不用生活在被定罪的恐惧中，也不会被剥夺未来获取社会保障、住房或就业机会的权利——因为性工作并不是我们可以写在简历上的东西。”

实际上，过往关于性工作者的电影往往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避免在影片中过度审美化或剥削性工作者？在《阿诺拉》的制作阶段，贝克和麦迪森咨询了大量现实中的性工作者，但最后仍然出现了围绕性工作者代表性的争论。不少现任或曾经的性工作者赞赏了影片的代表性，认为阿诺拉是一个全面的、成熟的角色，真实还原了她们在行业内外丰富而复杂的生活，其中有许多精心处理的细节——比如在更衣室用特百惠塑料碗吃午餐。但也有人表示，这部电影只代表了“非常小的一部分性工作”，主角阿诺拉是一位年轻的白人性工作者，会说英语，很可能持有美国护照——她其实享有多重特权，这种视角是被净化的。

影响较大的一篇批评文章来自一位名叫玛勒·克鲁丝（Marla Cruz）的性工作者，她在题为“浪漫劳动”（Romance Labor）的文中指出，《阿诺拉》建立在对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之上，“粗鄙、冲动，并具有病态的性欲”，影片塑造了一个去人性化的消费者幻想：“一个忠诚的劳动者，她爱着她的消费者，以至于根本不把自己的服侍视作劳动。”她认为，这种想象符合自由派代表性政治一直以来的框架，即边缘群体往往只有在苦难中才最真实，“性工作即劳动（sex work is work）这句话已经沦为自由派的口头禅，却并未带来任何权利层面的实质改变。”

此外还有性工作者指出，与同主题的其它影片一样，《阿诺拉》错过了或是没有足够深入讨论的问题是：购买性服务的男性的道德问题，“这是关于性同意的问题，大多数电影都拒绝回答它，但它从未存在于这份职业之外。”

当一部电影以压倒性优势获得大奖，来自评论者的加倍审视似乎是可以预料的，尤其是《阿诺拉》这样一部在制作和美学方面并非主流的独立电影。自从去年在戛纳电影节赢得金棕榈奖以来，《阿诺拉》就被许多人纳入《芭比》和《可怜的东西》等新近女性主义电影的脉络进行评判，其中当然存在批评，但如《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所指出，《阿诺拉》的成功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时代正在为女性创作更多值得演绎的角色，这些具体的作品和讨论比单一的标签更有意义。

02 从《华盛顿邮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的新闻业

日前，《华盛顿邮报》所有者杰夫·贝索斯宣布，将对该报的评论版进行重大调整，未来该版块只会关注“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并且不再发表与这些主题相反的观点，“反对这些的观点将留给其他人发表。”他在声明中写道，“美国成功很大部分在于经济和其它领域的自由，自由是道德的——它将强制降到最低——同时也是务实的，因为它推动创造力、发明和繁荣。”

这是自去年美国大选背书风波以来，贝索斯再次干预《华盛顿邮报》的业务。尽管内部员工收到的备忘录中注明了这一改变“不是为了站在任何政党的一边”，但仍被许多人视为其进一步转向右翼的表现，因为这与该报数十年来广泛发表各类观点的路线明显不同。

这一决定立即引发评论版和其他记者的公开反对，该栏目的编辑大卫·希普利（David Shipley）随即因意见不合宣布离职。《华盛顿邮报》首席经济记者杰夫·斯坦因（Jeff Stein）称这是对评论版员工的“巨大侵犯”，因为“异议观点将不再被发表或容忍”。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曾在2012-2021年间担任《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的马蒂·巴伦（Marty Baron）表达了震惊，称贝索斯的行为是“对言论自由理念的背叛”。他回忆，贝索斯在自己任职期间很少介入社论版面，并认同专栏中存在各种观点，如今显然不同，贝索斯选择了更保守的立场，这被视为他试图与特朗普修复关系的努力。

这被进一步解读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美国新闻业处境的映射：美国新闻机构正处在持续焦虑的氛围中。同样在上周，白宫新闻秘书宣布将取消长期以来由白宫记者协会协调的日常轮换制度，转而由白宫内部决定哪些记者可以跟随并向总统提问。在此之前，白宫刚将美联社驱逐出报道行列，因为后者拒绝配合特朗普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政命令。新政策实行第二天，路透社失去席位，取而代之的是首次亮相的保守派媒体Blaze Media，以及为数不多使用“美国湾”名称的媒体Axios。自1996年以来持续报道白宫新闻的《纽约时报》记者彼得·贝克（Peter Baker）表示：“现在他发出了信号，如果你写了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你就出局了，你不能再留在这里。”

另一处新变化是播客的引入。不同于竞选期间对于播客宣传功能的强调，特朗普进一步将播客作为政府的新人才库，就在上周，特朗普聘请了两位知名右翼播客创作者丹·邦吉诺（Dan Bongino）和格雷厄姆·艾伦（Graham Allen）加入政府，分别担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和国防部高级通讯官员，其中邦吉诺曾在节目中声称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是虚假的，并为冲击国会山事件辩护，艾伦曾称泰勒·斯威夫特为“女巫和魔鬼”。

在一篇评论中，《大西洋月刊》将这一状况称为“新型国家媒体”。媒体工作者离职加入政府并不是新鲜事，例如前《时代》杂志知名记者杰伊·卡尼（Jay Carney）在2008年辞职担任奥巴马的新闻发言人，但特朗普政府内部发生的事情是：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壁垒正在被打破，这些新兴媒体从业者开始从事政策工作并涉足政治，同时政客也纷纷设立自己的播客，二者毫不掩饰地展开交际，并朝着相同的目标努力。

03 文化战争下的哈佛大学

日前，《纽约客》发布长篇报道，深度梳理了哈佛大学过去几年在文化纷争与政治压力下的动荡处境。

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发生以来，美国高校陷入了持续的分裂和冲突，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迫于各方压力于去年初辞职，成为哈佛校史上任期最短的校长。但这一人事调整并没有带来平静，校园仍然处于一种“困惑不安”之中，换言之，前一年的挣扎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常态。

这种焦虑首先关联向高校最直接的生存危机。特朗普上台以来，政府多次威胁要冻结联邦资助项目，美国富商、特朗普追随者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将撤资作为政府管理高校的手段，“政府撤资会促使哈佛，以及全世界的哈佛们进行自我改革。”在上一财年，哈佛大学研究资金的资助中有2/3——接近7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这并不是个例，联邦资金支持了斯坦福大学3/4的项目，这个数字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占到一半。哈佛法学院教授安德鲁·克雷斯波（Andrew Crespo）指出，美国高校正处在一种几乎无法抉择的困境中：“一方面，包括联邦政府在内的外部资助方掌握着威胁大学运作的权力，另一方面，大学自身也有其使命。”而夹在其间的，是高校对医学、艺术等完全不同领域的影响力，“这件事关乎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是继续生存并繁荣，还是逐渐衰落。”

另一个重要危机发生在言论领域。巴以校园抗议以来，哈佛大学提出了“机构中立”（institutional neutrality）的目标，即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不应该对当下问题采取立场，例如不能挂旗帜，并发起一系列鼓励“建设性对话”的项目。但这一理念在执行上困难重重，因为学生内部的分裂已经越发严重，巴以议题已经深刻影响了校园内的各项事务，在学生们看来，校领导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这代人具有何等深远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似乎也在加剧这一分裂。上任以来，特朗普下令禁止公共资金用于任何与D.E.I.（多元，平等，包容）相关的项目——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塔里克·马苏德（Tarek Masoud）指出，真正多元化的人群带来真正多元化的观点，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在过去最强势、最真实的权力主张，就在上个月的一场论坛上，哈佛校长阿兰·加伯（Alan Garber）还在重申学校“接触不同的背景、观点和经历能促进智力和个人成长”的理念，并公布了旨在弥合分歧的四个资助项目。

作者最后指出，美国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中奇迹般地运作，这种状态无疑是脆弱的。过去一年的言论之争进一步揭示了这一体系的失衡，而近年政府和捐助者的意识形态压力将使高校体系变得更为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