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这位父亲如此焦虑？从男孩教育说起

“我们这一代养大的男孩，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知从何时起，生养一个男孩给父母双方带来的焦虑正在持续攀升。相比于从古至今关于“如何养育一个女孩”的讨论来说，针对男孩的教养并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变革，或者说，这似乎一直被默认是一个无需质疑的话题。然而随着性别议题近年来持续引发讨论，“如何养育一个男孩”正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父母。

有趣的是，当我们稍作对比就会发现，尽管都有些焦虑，但父母双方各自焦虑的问题其实不太一样。

以最近新出版的两本书为例，《当我生的是男孩》作者奥蕾莉亚·勃朗是一位养育一个男孩的母亲，她担心的是如何在一个充斥着性别歧视和过度性化的社会环境里，养出一个能够摆脱传统男子气概束缚的男孩？长大后的他怎样才能够活得更自由，“既不歧视异己，也不畏惧平等”？

纪录片《成为你》（Becoming You，2020）画面。

同样忧心忡忡的还有另一位父亲。这些年来，他眼看着三个儿子长大成人，但焦虑不减反增，甚至从为三个男孩忧心演变至为数以百万计的男性愁眉不展，以至于在2022年出版了《掉队的男人》（中文版已于近期出版）一书。作者理查德·V.里夫斯发现男性作为学生、作为劳动者以及作为父亲正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而日趋极端的文化政治讨论正在让男孩和男性处境持续失焦。

男孩和男性真的“掉队”了吗？究竟是什么让这位父亲如此焦虑？以及为什么即便是在一个父权制逻辑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中，男性的困境其实也无法被真正关注与讨论？在社交媒体浸润现实生活的今天，关于这一话题的正常讨论的缺失正将越来越多年轻男性推向网络极端厌女思想的隐秘角落，而这也从另一个维度解释了为何性别议题在当下仍然无法突破同温层的隐墙。

撰文 | 申璐

来自学校、家庭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关于男性“掉队”的担忧实际上由来已久。早在2015年左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当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罗列了有关男性（及男孩）的一些相当“严峻”的教育事实——

“在经合组织研究的全部64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女孩在校表现都优于男孩；

青少年男孩在数学、阅读或科学方面达不到基本水平的可能性比女孩高出50%；

15岁的女孩平均每周花5个半小时做作业，比男孩多出1小时，而男孩则花更多时间玩电子游戏和浏览互联网；

女生在教育领域的优异势头在中学毕业后依然存在。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全球女生的入学率增长速度几乎是男生的两倍。女生占入学学生的56%，高于1985年的46%。到 2025年，这一比例可能会上升到58%。”

在影视剧中，大学课堂上的女生也普遍多于男生。图为《教授》（The Professor，2018）剧照。

十年之后，全球踏入了当时报告中预测的2025年。而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正在引起更多欧美国家的担忧，相关现象在校园中被称为“男孩危机”（瑞典语，Pojkkrisen）或是“男性漂流”（Men Adrift）。作为全球被认为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冰岛，似乎最先感知到了水流的变化。冰岛阿库雷里大学校长埃约尔夫·古德蒙松曾透露，学校中目前77%的本科生都是女生，“冰岛的大学正在使出浑身解数扭转教育上的性别失衡”。

掉队的男人

7.4

[英]理查德·V.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 / 2025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掉队的男人》

在《掉队的男人》中，里夫斯还补充了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数据差异。以数学科目为例，在美国，四年级时男孩领先女孩6个百分点，到八年级结束时，这个差距缩小为只领先1个百分点。在高等教育阶段，一些学科诸如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确总体仍偏向男性，但即使在“STEM”领域（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本科学位已经有36%授予女性（相比过去涨幅明显）；然而在传统认知中更偏向女性的学科里，比如教育和护理等，男性表现却没有同等地增长，而后者可能在未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些数据当然不足以论证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相关报告只是在相当笼统的层面统计两个性别的整体表现，但统计的触角始终没有真正深入那些不被看见的地区和人群，且获得学位的数据变化仍然不等同于学位提供给两性的真实收益与机遇变化。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位父亲如此忧心？里夫斯称他看到的是这些数据背后的趋势：“如今大多数年轻女性被反复灌输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大部分女性想要以此获得经济独立……女性相较之下对自己的未来有更明确的目标，更加渴望成功。当女孩们不得不与外在世界的厌女症作斗争时，男孩们却在和内心的动力不足作斗争。”

《小别离》（2016）剧照。

一旦带着“焦虑”的目光开始审视，局面总是比想象中更加严峻。教育领域的失衡只是某种伏笔，里夫斯注意到劳动力市场男性的经济财富状况才是岌岌可危。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下滑了7个百分点，从96%下降至89%，且其中最大幅度下滑出现在25至34岁年轻男性群体中，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工作年龄段”。对于工作中的男性而言，男性的实际时薪中位数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高，此后便一路下降。

这里无需罗列更多的数据，里夫斯试图明晰的不过是两性的工资差距在缩小。与教育领域相似，这些数据的说服力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上看实在有限。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在《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中也已经详细分析了在男女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工资歧视”为何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这不是本篇文章的讨论焦点，何况里夫斯本人也并不否认女性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去做，而书中字里行间流露的毋宁说是，一种快被赶上的“紧迫感”？（缓缓敲出一个问号）——“随着经济阶梯下降，通常是男性在苦苦挣扎”。

理解性别差距

7.8

[美] 克劳迪娅·戈尔丁 / 2025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当学校和工作场所危机不断，家庭成了这份“焦虑”达到不能承受之重的“最后一根稻草”。里夫斯发现，父亲在家庭中也开始失去自己的传统角色。如今美国41%的家庭由女性养家糊口。男女之间经济关系的转变似乎太过迅速，以至于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角色文化还停留在原地。许多男性发现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一辈原本还有一条可以遵循的清晰路径：工作、娶妻、生子和养家。而当男性一旦失去“养家”的身份，既有的文化惯性并没有帮助他们重建与家庭的新的连接。

透过这些对比，不难发现这位父亲的担忧其实最终都指向了一种“文化层面的滞后”。当既有的男性剧本逐渐瓦解，男性的意义组成和身份来源范围似乎在持续“收缩”。这意味着关于男子气概的公共话语会在千万次私人实践中反复失效，而对于任何一位“仍活在过去”的男性而言，这都会带来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安全感。

《男性，女性》（Masculin féminin，1966）剧照。

识别问题之后：滑向厌女的焦虑

遗憾的是，这种失效所引发的怒火往往指向的是性别的另一端。

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劳拉·贝茨通过卧底大量网络社区发现，那些在现实中感到幻灭的男性可能会被越来越深地引导到一个叫作“网络男性空间”的地方。那里如今已经是一个由网站、博客、论坛、播客、“油管”（社交网络平台）视频和聊天室组成的庞大网络。失意的男性可能会在寻找应对生活问题或孤独感的答案时偶然接触到这一群体，社群的发帖中充斥着“男性的男子气概、他们的生计乃至他们的国家都在受到威胁”的恐惧言论。于是，某种觉醒时刻开始降临，“以前他被迫相信，这个世界以对他有利的方式运作，但它实际上对他极为不利。而真相是：男性才是当今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的真正受害者”。

隐秘的角落

9.0

[英] 劳拉·贝茨 / 2025 / 译林出版社

《隐秘的角落》

在贝茨看来，新加入的成员起初并非都抱有相似的观点，但这些言论引发了一种防御性的“膝跳反射”。当人在现实世界遭遇挫折，内心升起自我防御机制时，下意识最想跑去的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完全颠覆了特权叙事，男性圈告诉男性，这不是你的错，关键在于如何恢复原先基于权力和控制的理想男性形象。讽刺的是，这种理念既代表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的社会标准，许多男性就是在这样的标准下感到幻灭才来到这里，它同时又代表了以一种更加极化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

《正常人》（Normal People，2020）剧照。

这也是该群体的自相矛盾之处。“处于男性圈一端的群体应对另一端的群体所承受的、最严重的伤害负责，那些最竭力巩固僵硬且父权至上的性别刻板印象的人，正在扼杀那些最需要摆脱这种观念的人。”贝茨认为，这是该群体真正的症结所在。

虚拟世界的极化也在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中催化“怨恨”的政治。以美国为例，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时，在男性选民中取得24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出口民调中最大的性别差距；即便在2020年失利时，他也仍然赢得了大部分男性选民的投票。这些年，助长民粹的怒火涉及方方面面，但其实都与性别有所关联。里夫斯认为，这背后潜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市场。特朗普的多数选民都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活不断变糟，并且性别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类现象并非只出现在美国。在德国，尤其是东德，男性在政治上正在持续右转。德国萨克森州融合部部长佩特拉·科平曾直言：“在东德地区，我们出现了男子气概危机，这推动了极右翼立场。”在地处东亚的韩国境内，认为韩国存在比歧视女性更严重的歧视男性现象的20多岁韩国男性，是之前的两倍。

“男孩和男人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但这是经济和更广泛的文化的结构性转变，以及我们的教育体制的失败所导致的，而非任何有意为之的歧视性行为。”尽管里夫斯在书中已经试图保持“中立”，多次强调对性别平等目标的坚持，且重申“女性运动的成功并未导致男性社会身份的不稳定性”，然而一旦进入数据解读的深水区还是陷入了某种粘连的自证中。其中的问题在于，当男性的现实问题与女性处境的变化并列对照时，“掉队”的结论伴随升起的总是一股无法释怀的“委屈”，以及试图再次“赶超”的较劲，又碍于政治正确的红线警醒而出现了许多类似“建设更加男性友好的教育制度”之类的怪异表述。实际上这本是两个无法对照的话题。正是当前的舆论环境未能准确回应男性遇到的现实问题，以至于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催生了一个危险的真空地带。

掉入言说的困境

为什么即便是在一个父权制逻辑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中，男性的困境其实也无法被真正关注与讨论？

一定程度上，这与男子气概的本质有关。历史学家让-雅克·库尔蒂纳指出，从古至今，理想的男子气概一直都是一种不可抵达的“过去完成式”，是生命体对集体历史的投射，是男性曾经在历史中拥有但已经不再拥有而又被要求仍要追寻的理想。这意味着相关叙事中总有一种不断回看的怀旧色彩。但正如里夫斯所看到的，20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已经动摇了昔日的统治逻辑，当重活逐渐开始交给机械完成，“打斗”则大多外包给专业人士，男子气概的本质是渴望统治，这点似乎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男性自小被灌输的铁律仍旧坚固，这意味着困境与脆弱是不应该存在的，即便确实感知到了，也要在反复的自我鞭挞中“咬牙证明”。

《奇迹男孩》（Wonder，2017）剧照。

“这样的男性气质的代价非常高昂。尤其是对那些以这样的刻板印象为标尺成长起来，却又从未实现过这一遥不可及的理想的男性。”教育学博士西尔维·艾拉尔这些年一直在研究男孩被传授男子气概的方式。这回应了里夫斯在其书中观察到的现状，即处于经济阶梯底部、来自平民阶层的男孩一旦脱轨，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更低。在这套逻辑的证明链条中，违规和暴力始终是两个主要驱动力。

这的确是底层男性面临的真实困境。但西尔维·艾拉尔提醒说：“他们的确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不要忘了，这些代价首先是由别人付出的。”违规与暴力的受害者还有很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场真正的男性运动始终在酝酿。正如劳拉·贝茨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场运动涵盖了真正为解决男性生活的许多现实问题而斗争的社群，他们意识到传统的男子气概对男性的伤害同样很大。但这场运动经常被其他充满仇恨的男性运动掩盖，或是在日趋极化的性别议题舆论场上显得左支右绌。

男性的衰落

7.8

[英]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 / 2020 / 湖南文艺出版社

《男性的衰落》

现如今，关于男性处境的讨论在整个舆论场上都处于相对尴尬的位置。里夫斯试图在书中发出一种所谓更“中立”的声音。他观察到在男子气概这个问题上，以进步主义自我标榜的人士和持保守立场的人士都陷入了个体主义陷阱，前者认为男子气概是问题所在，而后者认为男子气概是解决方案，不过双方都倾向于赞同问题出在个人层面，而非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问题。更加遗憾的是，一种隐隐的担忧弥散在本被寄予更多希望的进步主义人士当中——似乎承认男性面临的困境会以某种方式削弱为女性所做的努力。

这些都在不同维度上印证着观察家玛格丽特·米德在1975年留下的担忧：“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整个转变过程发生在极为糟糕的怒火之中，由此衍生的大量敌意本身就对良好结果的出现产生了威胁。”

《在法国米歇尔是个男性名字》（In France Michelle is a Man's Name， 2020）剧照。

尾声：“我们这一代养大的男孩”

《奇迹》（2011）剧照。

也许争论的答案仍在虚空，然而“我们的孩子”正在成长当中。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父亲和那位母亲的担忧。

在《掉队的男人》中，作为父亲的里夫斯给出了一些他认为的解法。比如考虑到男女大脑发育节律的性别差异（男性前额皮质通常比女性晚两年才成熟），让男孩推迟一年入学，这样他们在进入初高中时就会“大一岁”，相较而言男孩整体被留级的可能性会更低以及成绩会更高。在师资方面，里夫斯发现美国中小学男性教师数量普遍不足，他建议尤其在英语等科目中招募更多男教师给男孩上课，因为“男老师倾向于对男孩及其能力有更积极的看法，同时还能提供一些榜样性的效应”。此外，他还提出要多多引导男性进入“HEAL”行业（健康、教育、管理和文字工作），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他认为这些职业是属于未来的，这里蕴藏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广的经济前景。

当我生的是男孩

8.1

2025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当我生的是男孩》

在《当我生的是男孩》中，作为母亲的奥蕾莉亚·勃朗关心的更多是具体的“这个孩子”。她看到了儿子将在一个由性别刻板印象塑造的世界中成长的不易，她希望教会他如何感受和表达自己的脆弱，如何正确地表达爱，也能勇敢地接受被爱。她希望他成长得自由自在、充实开朗。她没有那么斩钉截铁，她有很多担忧和顾虑，会忍不住经常思考，如果自己把孩子培养得与性别规范背道而驰，他会不会感到困惑……即便有如此多的期许和忧虑，她仍然反复提醒自己要记得询问孩子的意见，要了解他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把自己“现成”的想法强加给他。

重要的是，她希望始终能向他展示另一个世界的可能。

哪怕这些意味着可能会“掉队”，但母亲这些回环往复的絮语，似乎在隔着岁月的长河告诉他：“别怕……”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申璐；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