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念系列:《世界的苦难》
作者: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原作名: La Misère du monde 译者: 张祖建 出版年: 2017-1(原著1993)
第一代移民是危机发生以前来到法国的,面对当前的失业的打击,他们往往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自认为是住在法国的外国人(尤其是很多妇女还不会说法语)。他们的子女则情况不同,他们只了解法国,要求得到跟任何其他法国人一样的待遇。由于觉得自己已经有所归属,对于客观上尚未融入社会这一点,他们极难接受。他们觉得失业对他们不公平,对他们的打击大过其他法国人。他们欠缺资历、学业受挫全因文化方面的理由。他们揭露说,别的不说,雇主如今很不愿意优先聘用原籍外国的年轻人。而且,反作用之下,这些年轻人不自觉地加剧了被边缘化的恶性循环。他们觉得遭到排斥,倾向于采取某些行为方式,结果却是更加被排斥,同时妨碍他们博得一些不常见的友善表示。公共设施经常被破坏,他们的雇主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特殊的问题(盗窃、暴力等等)。 郊区的这种局面是一些过程的产物。这些过程的逻辑关系不在城镇内部,而在一些更加具有全局性的机制之内,例如住房政策和经济危机。因其如此,以社会工作者和教员为首,那些负责本地举措的人往往费力不讨好,因为全局性的机制总是使他们完成事情的努力付之东流。也正因为如此,设立“城镇事务部”无疑更多地属于一种“媒体政治”的办法,而非真正的解决之道。无论如何,这些郊区的局面之所以表现形式十分特殊(违法犯罪增多,破坏行为,贩毒,盗窃汽车,抢劫商业中心,等等),是因为这些负面的机制在同一个空间里累加。表面永远只能说明表面。法国北部的一个派出所把郊区的违法犯罪现象归咎于垂直式民居(塔楼),只因它跟水平式民居(独栋住宅)相反。然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并非那些被“码起来”的居民,而是积累起来的问题和难点。住房市场的运行状况和社会住房分配机构的工作机制所产生的效果之一,是对穷困群体进行空间重组,这些以移民为主的家庭聚居一地,招致一些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议论。另外,这些街区里还有一些所谓“底子潮”的家庭(有违法前科,至少在警察局备了案),它们是被省政府和社会服务部门分配来的。这种家庭为数相对不多(里昂市的整个贫民郊区约有数百个),它们没有生活来源,在法律的边缘上讨生活,把城镇化重点区域当成自己的领地。集中居住区设计得比较适合他们,由于故意建造在远离主要道路的地方,形成了与市中心隔开的名副其实的孤岛——一个并非人们乐意看到的后果。这些家庭里的一部分青少年靠某种地下经济获得生活来源,主要是盗窃,近来加上了贩毒。 最后,不能不说说比以往更难对付的当前的失业现象。近20年来,经济发展和销售链的普及使相当多的消费产品更容易获取。我们知道,在大型商业场所的偷窃行为并不限于生活无着的失业青年。何况我们也理解,对于越来越觉得在超市里“自便”十分正常的青少年来说,这种行为成了一个稀松平常的解决办法。盗窃甚至成了无所事事的青少年打发空虚时光的一项体育运动,甚至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因为团伙内部往往据此划分尊卑贵贱。毫无疑问,在失业青年的消费欲望与可支配的收入之间,差距从未像今日这么大。这一点或许能够解释,根据一举两得的道理,商业中心何以成为这些城镇青年的暴力行为的首选目标之一:这些遭到他们破坏和洗劫的场所切实象征着将其排斥在外的消费社会;同时,大肆劫掠也给他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这一点同样能够解释,汽车何以总是被盗、遭破坏和焚烧:在这些青少年眼里,汽车代表最典型的消费产品,是多种资本投注的对象(钱财的,还有情感的、社会的和时间的投注),它既是必不可少的代步和消闲的工具,又象征着接近和融入劳动市场。一旦找到稳定的工作和“入壳”(结婚)之后,汽车通常是他们购买的第一宗大件商品。 媒体“头版”刊登的暴力场面掩盖着平日的小规模暴力,后者每时每刻都会侵蚀这些街区的所有居民,连犯罪的青少年自己也是牺牲品,因为他们的暴力是对他们从小就遭受的隐藏更深的暴力的回答,这种暴力存在于学校、劳务市场、性市场等等。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些郊区里的“可怜的白人”以“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自认为身在“自己家里”,他们尤其对周边的移民孩子总在捣乱感到愤怒。这些不断发生的冲突有时的确很富戏剧性,也为报纸连载的社会杂闻提供了素材,它们怎么会不激起容易被人利用的愤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