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 立 电 影 《女 生 宿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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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小光扛着摄像机,原本是要拍一个“很主旋律”的题材,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可是,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推开那扇铁门,他整个人惊呆了。
人!全是人!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高低不平,有的床腿拿砖头、铁桶垫着。
一个挨着一个的铺,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外墙上贴着“上门打针”、“见证收款”、“高价收药”、“招聘”等花花绿绿的广告,其中一张A4纸写着:住宿24小时:2元。
2元,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戚小光突然“心里汹涌澎湃”,尽管处在同一座城市里,这却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
这个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对农民工忙碌的场面一点儿也不陌生。他有时候也会想:夜幕降临时,他们像蚂蚁一样消失了,消失在哪里?这一次,他找到了“蚂蚁穴”,他决心拍这个“消失的故事”。
纪录片的名字很简单,取自这家旅馆阳台,蜘蛛网般的电线掩映下,一个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广告牌——女子宿舍。
“哭!哭当啥用,白扯!”
张燕秒拖拉着3岁大的小芳找到这个半米高的广告牌时,是14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母女俩第一次进城的时候。
14年后这个盛夏的午后,她们仍然住在这里。床还是那张床,连床板上垫的海绵、纸壳子都没变过,唯一不同的是,45岁的张燕秒两个月前腿坏了,再爬不了上铺,小芳已经17岁,不再跟妈妈挤在一起睡,住在另一张床上,也要单花一份钱。
张燕秒第一次坐在这间宿舍时,跟人哭诉自己的丈夫死去,扔下两个月的女儿,草房土地被占,日子过得“像腌渍的烂白菜”一样。14年来,几乎每来一个新人,都会坐床头哭诉一番,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被打、亡夫、子女不孝顺……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可不用多久,就有人敲着床板,不耐烦地呵斥:“哭!哭当啥用,白扯!”
当这些眼泪顺着老妇人皱巴巴的脸、少妇花样的脸,甚至孩子光滑的脸,滑落时,戚小光从没有给过特写,甚至哭得太凶的镜头,他会删掉,因为“眼泪只是她们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日子稍长些,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说这是“难民营”,说这里是“常驻大使馆”,这里的女人不是“天使”,就是“大使”。这里的女人藏龙卧虎,能“上天入地”。上天就是能上工地盖楼,下地是能“修地球”。
这里寸土寸金。躺下时,真正属于她们的空间也就比一个人略大。所有人下地时,属于她们的空间不及她们的一双鞋子大。行李压在各自枕头下,因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需要一个月支付10元。
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女人们用它解渴、吃药、洗头、冲澡——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
钱是每天算的,老板娘挨个收钱时,有的从餐巾纸里掏出两个钢钅崩儿,有的解开裤子从内裤的口袋里掏钱,有的从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扯出两张一元的纸票。
没有人会“阔气”地拍出一个月的住宿费。她们会像“候鸟”一样离开,一旦找到提供住处的打工地,她们就会搬家。等工地的活儿结束了,她们又会回到这里,寻找下一个打工地。这里就像驿站,像她们生活半径辐射开去的那个圆心。
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
宿舍楼下就是劳动力广场。严格地说,这不是广场,而是4条胡同构成的十字路口。这里距离繁华并不是太远,具体来说,距离火车站步行5分钟,距离长途汽车站步行4分钟,距离吉林市医院500米。
胡同里有朝鲜小吃,有卖90元一斤人参的老店,有叫“桃姐”之类的数不清的职业中介。天晴时,胡同里摆满了小黑板,有招聘司机专栏、保姆专栏、出国打工专栏。
把镜头往后拉,再往后拉,这个亮着4盏灯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就湮没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7层老楼里,湮没在这普通的巷道里,湮没在这400多万人口、满语意思是“松花江边的城池”的吉林市里。
“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相比这个2元一天的居所,打工的老板提供给张燕秒们的住处要“敞亮得多”。
到黑龙江种稻子时,她们就住在田旁边的露天大棚子里,能看见满天星星。在乡下养猪,就自己在猪圈旁垒房子,“要多大有多大”。
10月一下雪,女人们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厅刷碗,穿两双袜子套大胶鞋,站在到处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一天17元”。
来钱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像男人一样筛沙子、捣灰、搬砖,一天赚70元。可这活儿,女人大多“吃不消”。
整个漫长的冬天,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着雪快些融化,春天来了,地里就热腾了。
春天,她们可以住到农户家捡木耳,捡完这家捡那家,“扫荡整个村庄”。一天干14个小时,赚上50元。
夏天,她们可以坐票价7.50元的长途汽车,去一个叫乌喇街的地方剪毛葱。在农户家里剪,一毛钱一斤,在地里剪,一毛二一斤。不消说,女子宿舍同去的6个女人都选择了多赚这两分钱。她们要天不亮,走6里地到田头。等到黎明来临时,剪刀的“咔嚓”声已经在田地回响了。等到三天后,她们的口袋多了近100元钱。
如果手脚够麻利,掰苞米也是不错的选择。一群人一字排开,边走边掰。在望不到头的大平原上,最快的人一天拿70元,最慢的人拿20元。
她们最最喜欢的还是在城里发广告,一天能赚65元。最暴富的一次,是老板娘带领大家去水泥厂种树,一天赚了95元,创了最高纪录。可再也没第二次了,人家说:“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戚小光不拍这些宏大的“劳动场面”,因为这些大家都看得见。他更愿意守在那个逼仄的宿舍,等人回来。
人回来了,没活儿干,也不打紧,到楼下站着。
劳动力广场上,人们天然地分出区域来。男人站在马路的一边,女人站另一边,穿着皮鞋、开着小轿车的雇主就穿行在马路中间,雇主喊一句“焊工、瓦工”,就有一群人围上去,讨价还价,报价低的抢了报价高的单,就会发生拳头之争。这是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儿。
冬天,雪花飞舞,找活儿的男男女女把手抄在袖子里,找工作的牌子悬挂在手小臂处,冻得直跺脚。戚小光就踱在这人群里,等他把机器从大衣怀里掏出来时,有人拦着镜头喊:“拍什么拍,电影都是假的,只有战争片是真的。”
张燕秒腿没疼之前,一直比较抢手,她不用站多久,就能找到活儿干。她关节粗大,看上去一身蛮力。
而她同屋,对角线床上的68岁的宋淑文,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她站在马路旁两个多月了,没有一个雇主跟她搭话,“她太老了”。
尽管出门前,她穿上了带花边的干净裤子,还用捡来的铅笔画了眉,用捡来的雪花膏,把脸涂得白白的,她跟人家说她只有“59岁”。
她有个秘密,连同住了十年的张燕秒也没告诉。一个月来,她的左眼疼得厉害,最初眯一晚还能好些,现在针扎一样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滴了快10瓶眼药水了,也没见好。
“现在盼一天黑一天,眼前越来越黑了!”她叹着气,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泪水,还是药水。
因为一只眼,她的雪花膏涂不匀,左脸黑一块白一块,她给空矿泉水瓶灌水时,对不准口儿,洒了一地。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眼睛的事儿,她怕消息传到楼下的市场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这些打工者私底下的生活,正是戚小光想要的东西。但宋淑文始终躲着他的镜头,她拒绝“照相”,她说:“出来打工10年了,人都以为我发了大财,见笑呀!”
“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镜头里一闪而过的,多半是那些皮肤皱巴巴、嘴角耷拉的中老年妇人的脸,唯独当转向皮肤紧绷、眉目清秀的小芳时,镜头停留了两秒,整个画面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
17岁的小芳,童年、青春期、少女时代几乎都跟这宿舍脱不了干系。14年里,她间或离开过女子宿舍。妈妈打工到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住过农户家、住过桥洞、住过火车站。
7岁那年,她被送到了乡下的小姨家读书,可二年级上学期一结束,因为家里没钱,她就被迫退学了。她的学历是“1.5”年级,尽管她很喜欢学校,她还记得班主任是个扎着马尾辫、爱穿米色西服、很有气质的女老师。
最近,她离开了女子宿舍,走时,她跟妈妈说:“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可她走得一点儿也不远,她打工的餐厅距离这个宿舍不过七八分钟的车程。她喜欢那家提供住处的餐厅,尽管床只是餐厅的几把椅子拼凑起来的,可那里能上网,能看电视,能听客人谈“世界杯”,她喜欢那里“飘着油烟味的自由的空气”。
这些,戚小光的镜头是捕捉不到的,而戚小光也没打算用任何旁白去解释,他只打算静静地用镜头“打量”这个孩子。
镜头里,她总是把妈妈甩后头老远,跟妈妈吵架,一副厌恶女子宿舍、不喜欢妈妈的样子。妈妈说,小芳长大了,心野了,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一心只想赚大钱”。
这个13岁就开始打工的姑娘,认为“自由价更高”。只要打工的地方能“提供住处”,她宁可工钱少点儿。
她一心想离开女子宿舍,她说这里的人都为下顿饭活着,她们眼里只有“钱!钱!钱!”。她讨厌劳动力广场,她说这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
在这条街里,她处处显出些许优越性。这张少女的脸只需在楼下的劳动力广场晃晃,不出10分钟,就能找到活儿。当然,凑上来的很多中年男人,不怀好意,介绍乱七八糟的工作。她也确实上过当。
晚上,有小芳的女子宿舍也多是热闹的。旁边的男子宿舍不断有人过来跟她唠嗑,请她吃饭,给她买“五六块一斤的超大号苹果”,夸她“有着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力”。甚至一个36岁的中年男人,求爱不得,写下血书:芳芳:你好,多保重!21点09分。
当镜头里,血淋淋的血书在上铺展开,小芳从上铺跳下来,快速消失掉时,整个画面一下子快“窒息了”。
小芳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天一亮,她就出门,她一分钟也不愿在宿舍多待,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她踩着雪在空旷的街上游荡。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吧,她玩飞车游戏,飙车时紧张得哇哇大叫,上网,认识了几个“很远很远的朋友”。她像画画一样,学会了写26个英文字母。
在她眼里,网上的世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纯洁多了。但她不敢玩太多网上游戏,“那会让自己在现实里活不下去”。她迷上了神话题材的电影,人瞬间能成为“富人”,能获得很多种“武器”,能有无穷大的“力量”。她不相信灰姑娘,不相信一见钟情,她讨厌看韩国偶像剧,“太假太假了”。她爱玩网上一种结婚术的游戏,新人在一个叫巴岛的地方度蜜月,那里四面环海,开满桃花,“美极了”。
她伸出涂着绿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做V状,比画着两个方向,“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可瞬间,这个幻想着穿婚纱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跟妈妈一起吃饭。
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娘“孙二娘”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尽管她抠门得厉害,为了省电,她8点半就嚷着熄宿舍灯。她的口头禅是:“拿钱来!”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来屋子暖和一会儿,她伸手要“一元钱”。她像守财奴一样,四处捡旧衣服,鞋子,堆在自己的小屋,隔上一段时间,在宿舍开一次展销会,三块五块卖给住客……
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
女人们常常为争水、抢马桶、丢了镜子这类小事争吵不休,老板娘就像“太平洋警察”一样,主持公道,平衡中间的关系。她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住客留下来”。
这段时间,上面查身份证很严,屋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第二天,看她睡在马路边,老板娘又把她“捡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老板娘说。
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她早就想好了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给救助站打电话,给110打电话。
可14年来,许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电话。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老板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铺,连床单都没有换,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
5年间,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出现在戚小光的镜头里,可一两次后,再也没出现过。戚小光找了很久,等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了,“也许她们有人不在了。”戚小光声调悠长地说。
眼睛越来越差的宋淑文也想过死。她甚至想好了要买很多很多的安眠药,跟老板娘告别后,到外面找一个角落“永远地睡去”。可就在她坐在楼下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时,一个路过的年轻小伙递给她两个菜包子,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晚上,女人们也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有人会像《二人转》里一样转手绢,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她们为“毛泽东时代到底好不好”的话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宿舍有姐弟恋,大家会笑她“武则天,老有魅力了”。
拍着拍着,女人们在笑,镜头后的戚小光却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让他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装着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很忙碌的样子。
“这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戚小光说,“就像你我一样。”
宿舍里还住着两位不用付房费的成员——一只被称作“企鹅”的鸭子,一只爱吃火腿肠叫“笑眯眯”的黑猫。
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世界,它们成了住户们的精神支柱。鸭子的主人穿3元钱一件的衣服,却花10多元钱买了一个包,把鸭子装在里面。一天中,她最幸福的时光是,她吃一口柿子,鸭子吃一口。有人来串门,说“炖了鸭子吧”。这个女人大声说:“还是先把我炖了!”
不过,戚小光的镜头里很少有这样的“花絮”画面。他的镜头似乎总是在等待更残酷、更真实的东西出现。
终于有一天,他正在拍摄,屋里的两个女人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等他过去阻拦时,已经来不及:一个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个人的腹部,瞬间血流如注。他把女人抱起来,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医院,这个受害者最后脾摘除。他留下了3000元的医药费。
那一夜,他身心疲惫,内心充满了自责,惭愧,“如果我不为了镜头,早点跳出来,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纪录片真他妈的残酷,我他妈的废了!”
镜头捕捉了这场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
宿舍住着一些无事可做的女人,她们从不打工,她们对着过道里拿透明胶粘着的一面大大的破镜子,浓妆艳抹,她们只想在楼下熙熙攘攘人群里,找个有钱的“饭票”男人,嫁掉。
这个狭小的宿舍充满竞争,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的“男朋友”一块西瓜,年老者就会认为年轻人要抢走她的“老头”,一通大骂。有的年老女人几个月没吃一口菜了,却舍得去温州人开的美容院,花50元文两道黑黑的弯月眉。
他们眼里,这里没有爱情,“柴米夫妻,没柴没米怎么做夫妻。”末了,他们会住到阳台那个每天7元的“夫妻间”。
说到底,“夫妻间”就是一个布帘子隔开的双人床,床上有封面起卷儿的《上海的爱情魔方》、《一只老鼠的艰苦奋斗史》,和几本武侠小说。
打开戚小光的录影带,就能看到一个男人对着镜头说:“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身肉!”
张燕秒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对戚小光的机器,抱着脑袋四处逃的样子。后来,她一边手撕烧鸡,拿啤酒瓶子喝酒,一边对着镜头流泪,说自己的新年心愿。
老板娘也常说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她抱怨生意远不如以前了。1996年,这个靠摆烟摊讨生计的离婚女人在劳动力广场开了第一家旅馆,第一晚只来了2个人,第二晚上6个,第三晚上10个。10天后,生意出奇地好。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搁床板睡,起夜上个厕所回来都没地方了。那时农村苦,出来打工的人多,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苞米两毛一斤,猪肉2元多一斤,贱得厉害!”
最近几年,农村好过些了,打工的少些了。附近一下子又开了20多家旅馆,一楼好门面的都改造成了“时尚旅馆”,带电视机的一天30元,带电脑的40元。这让她“腹背受敌”。
起初,看着戚小光的机器总在她宿舍晃来晃去,她也抱怨“整这玩意儿干啥,不如给大伙儿找活儿干”,时间久了,她和张燕秒一样,对着镜头,就像对着老友的眼睛。
她们坐在床头,说自己活得多么“不得意”、多么“埋汰”,给女儿的嫁妆只能是“充充话费”。新年那天,还有人在镜头里说了“新年快乐”!
5年来,戚小光在这个片子里越陷越深。冬天零下30摄氏度,为了拍她们出门打工前忙碌的场面,他把5斤重的机器揣在大衣里,5点钟坐最早一班公交车,穿过松花江来宿舍拍片。这些女人对着镜头伸懒腰,打哈欠,穿衣服,解裤带看钱,刷牙,涂口红……
他请这里的人吃饭,给小芳生活费,帮她找工作,希望她走出这个宿舍;他给生病的人买药、看病;儿子高考出成绩的那天,他还在女子宿舍忙活……
有一年的年三十,他给老板娘钱,让她做一大桌子菜给大家过年。尽管他很清楚,他“干预”了镜头,这是拍纪录片的禁忌,但他没办法只拍她们吃馒头就咸菜的场面:“那画面太残酷了。”
随着戚小光的纪录片素材越拍越多,女子宿舍也在慢慢变化。
前年,老板娘在女子宿舍旁边租房子,又开了家“男子宿舍”,4元一天。女子宿舍的价格,则提到每天3元。
如今,老板娘决心用一生所有的积蓄把宿舍买下来,“要把宿舍开到自己80岁”。旁人说,这个精明的商人赌的不是房价,而是赌这群人不管怎样,也走不出这里。
几乎每个人离开这里时,都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回这个‘猪圈’了”,可不用多久,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回到这里。甚至有人出嫁了,跟丈夫吵了架,还会再回这个“娘家”住几晚。
如今,戚小光正在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他早早想好了“尾声”,那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交待”,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他希望片子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他希望每个看到片子里的人,产生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我一定会躲在银幕边,大声地笑,这比得什么奖都欣慰!”说这些时,戚小光笑出了声。(图片由戚小光提供)
戚小光扛着摄像机,原本是要拍一个“很主旋律”的题材,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可是,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推开那扇铁门,他整个人惊呆了。
人!全是人!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高低不平,有的床腿拿砖头、铁桶垫着。
一个挨着一个的铺,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外墙上贴着“上门打针”、“见证收款”、“高价收药”、“招聘”等花花绿绿的广告,其中一张A4纸写着:住宿24小时:2元。
2元,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戚小光突然“心里汹涌澎湃”,尽管处在同一座城市里,这却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
这个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对农民工忙碌的场面一点儿也不陌生。他有时候也会想:夜幕降临时,他们像蚂蚁一样消失了,消失在哪里?这一次,他找到了“蚂蚁穴”,他决心拍这个“消失的故事”。
纪录片的名字很简单,取自这家旅馆阳台,蜘蛛网般的电线掩映下,一个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广告牌——女子宿舍。
“哭!哭当啥用,白扯!”
张燕秒拖拉着3岁大的小芳找到这个半米高的广告牌时,是14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母女俩第一次进城的时候。
14年后这个盛夏的午后,她们仍然住在这里。床还是那张床,连床板上垫的海绵、纸壳子都没变过,唯一不同的是,45岁的张燕秒两个月前腿坏了,再爬不了上铺,小芳已经17岁,不再跟妈妈挤在一起睡,住在另一张床上,也要单花一份钱。
张燕秒第一次坐在这间宿舍时,跟人哭诉自己的丈夫死去,扔下两个月的女儿,草房土地被占,日子过得“像腌渍的烂白菜”一样。14年来,几乎每来一个新人,都会坐床头哭诉一番,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被打、亡夫、子女不孝顺……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可不用多久,就有人敲着床板,不耐烦地呵斥:“哭!哭当啥用,白扯!”
当这些眼泪顺着老妇人皱巴巴的脸、少妇花样的脸,甚至孩子光滑的脸,滑落时,戚小光从没有给过特写,甚至哭得太凶的镜头,他会删掉,因为“眼泪只是她们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日子稍长些,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说这是“难民营”,说这里是“常驻大使馆”,这里的女人不是“天使”,就是“大使”。这里的女人藏龙卧虎,能“上天入地”。上天就是能上工地盖楼,下地是能“修地球”。
这里寸土寸金。躺下时,真正属于她们的空间也就比一个人略大。所有人下地时,属于她们的空间不及她们的一双鞋子大。行李压在各自枕头下,因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需要一个月支付10元。
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女人们用它解渴、吃药、洗头、冲澡——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
钱是每天算的,老板娘挨个收钱时,有的从餐巾纸里掏出两个钢钅崩儿,有的解开裤子从内裤的口袋里掏钱,有的从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扯出两张一元的纸票。
没有人会“阔气”地拍出一个月的住宿费。她们会像“候鸟”一样离开,一旦找到提供住处的打工地,她们就会搬家。等工地的活儿结束了,她们又会回到这里,寻找下一个打工地。这里就像驿站,像她们生活半径辐射开去的那个圆心。
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
宿舍楼下就是劳动力广场。严格地说,这不是广场,而是4条胡同构成的十字路口。这里距离繁华并不是太远,具体来说,距离火车站步行5分钟,距离长途汽车站步行4分钟,距离吉林市医院500米。
胡同里有朝鲜小吃,有卖90元一斤人参的老店,有叫“桃姐”之类的数不清的职业中介。天晴时,胡同里摆满了小黑板,有招聘司机专栏、保姆专栏、出国打工专栏。
把镜头往后拉,再往后拉,这个亮着4盏灯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就湮没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7层老楼里,湮没在这普通的巷道里,湮没在这400多万人口、满语意思是“松花江边的城池”的吉林市里。
“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相比这个2元一天的居所,打工的老板提供给张燕秒们的住处要“敞亮得多”。
到黑龙江种稻子时,她们就住在田旁边的露天大棚子里,能看见满天星星。在乡下养猪,就自己在猪圈旁垒房子,“要多大有多大”。
10月一下雪,女人们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厅刷碗,穿两双袜子套大胶鞋,站在到处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一天17元”。
来钱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像男人一样筛沙子、捣灰、搬砖,一天赚70元。可这活儿,女人大多“吃不消”。
整个漫长的冬天,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着雪快些融化,春天来了,地里就热腾了。
春天,她们可以住到农户家捡木耳,捡完这家捡那家,“扫荡整个村庄”。一天干14个小时,赚上50元。
夏天,她们可以坐票价7.50元的长途汽车,去一个叫乌喇街的地方剪毛葱。在农户家里剪,一毛钱一斤,在地里剪,一毛二一斤。不消说,女子宿舍同去的6个女人都选择了多赚这两分钱。她们要天不亮,走6里地到田头。等到黎明来临时,剪刀的“咔嚓”声已经在田地回响了。等到三天后,她们的口袋多了近100元钱。
如果手脚够麻利,掰苞米也是不错的选择。一群人一字排开,边走边掰。在望不到头的大平原上,最快的人一天拿70元,最慢的人拿20元。
她们最最喜欢的还是在城里发广告,一天能赚65元。最暴富的一次,是老板娘带领大家去水泥厂种树,一天赚了95元,创了最高纪录。可再也没第二次了,人家说:“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戚小光不拍这些宏大的“劳动场面”,因为这些大家都看得见。他更愿意守在那个逼仄的宿舍,等人回来。
人回来了,没活儿干,也不打紧,到楼下站着。
劳动力广场上,人们天然地分出区域来。男人站在马路的一边,女人站另一边,穿着皮鞋、开着小轿车的雇主就穿行在马路中间,雇主喊一句“焊工、瓦工”,就有一群人围上去,讨价还价,报价低的抢了报价高的单,就会发生拳头之争。这是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儿。
冬天,雪花飞舞,找活儿的男男女女把手抄在袖子里,找工作的牌子悬挂在手小臂处,冻得直跺脚。戚小光就踱在这人群里,等他把机器从大衣怀里掏出来时,有人拦着镜头喊:“拍什么拍,电影都是假的,只有战争片是真的。”
张燕秒腿没疼之前,一直比较抢手,她不用站多久,就能找到活儿干。她关节粗大,看上去一身蛮力。
而她同屋,对角线床上的68岁的宋淑文,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她站在马路旁两个多月了,没有一个雇主跟她搭话,“她太老了”。
尽管出门前,她穿上了带花边的干净裤子,还用捡来的铅笔画了眉,用捡来的雪花膏,把脸涂得白白的,她跟人家说她只有“59岁”。
她有个秘密,连同住了十年的张燕秒也没告诉。一个月来,她的左眼疼得厉害,最初眯一晚还能好些,现在针扎一样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滴了快10瓶眼药水了,也没见好。
“现在盼一天黑一天,眼前越来越黑了!”她叹着气,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泪水,还是药水。
因为一只眼,她的雪花膏涂不匀,左脸黑一块白一块,她给空矿泉水瓶灌水时,对不准口儿,洒了一地。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眼睛的事儿,她怕消息传到楼下的市场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这些打工者私底下的生活,正是戚小光想要的东西。但宋淑文始终躲着他的镜头,她拒绝“照相”,她说:“出来打工10年了,人都以为我发了大财,见笑呀!”
“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镜头里一闪而过的,多半是那些皮肤皱巴巴、嘴角耷拉的中老年妇人的脸,唯独当转向皮肤紧绷、眉目清秀的小芳时,镜头停留了两秒,整个画面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
17岁的小芳,童年、青春期、少女时代几乎都跟这宿舍脱不了干系。14年里,她间或离开过女子宿舍。妈妈打工到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住过农户家、住过桥洞、住过火车站。
7岁那年,她被送到了乡下的小姨家读书,可二年级上学期一结束,因为家里没钱,她就被迫退学了。她的学历是“1.5”年级,尽管她很喜欢学校,她还记得班主任是个扎着马尾辫、爱穿米色西服、很有气质的女老师。
最近,她离开了女子宿舍,走时,她跟妈妈说:“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可她走得一点儿也不远,她打工的餐厅距离这个宿舍不过七八分钟的车程。她喜欢那家提供住处的餐厅,尽管床只是餐厅的几把椅子拼凑起来的,可那里能上网,能看电视,能听客人谈“世界杯”,她喜欢那里“飘着油烟味的自由的空气”。
这些,戚小光的镜头是捕捉不到的,而戚小光也没打算用任何旁白去解释,他只打算静静地用镜头“打量”这个孩子。
镜头里,她总是把妈妈甩后头老远,跟妈妈吵架,一副厌恶女子宿舍、不喜欢妈妈的样子。妈妈说,小芳长大了,心野了,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一心只想赚大钱”。
这个13岁就开始打工的姑娘,认为“自由价更高”。只要打工的地方能“提供住处”,她宁可工钱少点儿。
她一心想离开女子宿舍,她说这里的人都为下顿饭活着,她们眼里只有“钱!钱!钱!”。她讨厌劳动力广场,她说这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
在这条街里,她处处显出些许优越性。这张少女的脸只需在楼下的劳动力广场晃晃,不出10分钟,就能找到活儿。当然,凑上来的很多中年男人,不怀好意,介绍乱七八糟的工作。她也确实上过当。
晚上,有小芳的女子宿舍也多是热闹的。旁边的男子宿舍不断有人过来跟她唠嗑,请她吃饭,给她买“五六块一斤的超大号苹果”,夸她“有着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力”。甚至一个36岁的中年男人,求爱不得,写下血书:芳芳:你好,多保重!21点09分。
当镜头里,血淋淋的血书在上铺展开,小芳从上铺跳下来,快速消失掉时,整个画面一下子快“窒息了”。
小芳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天一亮,她就出门,她一分钟也不愿在宿舍多待,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她踩着雪在空旷的街上游荡。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吧,她玩飞车游戏,飙车时紧张得哇哇大叫,上网,认识了几个“很远很远的朋友”。她像画画一样,学会了写26个英文字母。
在她眼里,网上的世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纯洁多了。但她不敢玩太多网上游戏,“那会让自己在现实里活不下去”。她迷上了神话题材的电影,人瞬间能成为“富人”,能获得很多种“武器”,能有无穷大的“力量”。她不相信灰姑娘,不相信一见钟情,她讨厌看韩国偶像剧,“太假太假了”。她爱玩网上一种结婚术的游戏,新人在一个叫巴岛的地方度蜜月,那里四面环海,开满桃花,“美极了”。
她伸出涂着绿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做V状,比画着两个方向,“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可瞬间,这个幻想着穿婚纱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跟妈妈一起吃饭。
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娘“孙二娘”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尽管她抠门得厉害,为了省电,她8点半就嚷着熄宿舍灯。她的口头禅是:“拿钱来!”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来屋子暖和一会儿,她伸手要“一元钱”。她像守财奴一样,四处捡旧衣服,鞋子,堆在自己的小屋,隔上一段时间,在宿舍开一次展销会,三块五块卖给住客……
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
女人们常常为争水、抢马桶、丢了镜子这类小事争吵不休,老板娘就像“太平洋警察”一样,主持公道,平衡中间的关系。她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住客留下来”。
这段时间,上面查身份证很严,屋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第二天,看她睡在马路边,老板娘又把她“捡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老板娘说。
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她早就想好了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给救助站打电话,给110打电话。
可14年来,许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电话。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老板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铺,连床单都没有换,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
5年间,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出现在戚小光的镜头里,可一两次后,再也没出现过。戚小光找了很久,等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了,“也许她们有人不在了。”戚小光声调悠长地说。
眼睛越来越差的宋淑文也想过死。她甚至想好了要买很多很多的安眠药,跟老板娘告别后,到外面找一个角落“永远地睡去”。可就在她坐在楼下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时,一个路过的年轻小伙递给她两个菜包子,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晚上,女人们也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有人会像《二人转》里一样转手绢,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她们为“毛泽东时代到底好不好”的话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宿舍有姐弟恋,大家会笑她“武则天,老有魅力了”。
拍着拍着,女人们在笑,镜头后的戚小光却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让他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装着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很忙碌的样子。
“这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戚小光说,“就像你我一样。”
宿舍里还住着两位不用付房费的成员——一只被称作“企鹅”的鸭子,一只爱吃火腿肠叫“笑眯眯”的黑猫。
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世界,它们成了住户们的精神支柱。鸭子的主人穿3元钱一件的衣服,却花10多元钱买了一个包,把鸭子装在里面。一天中,她最幸福的时光是,她吃一口柿子,鸭子吃一口。有人来串门,说“炖了鸭子吧”。这个女人大声说:“还是先把我炖了!”
不过,戚小光的镜头里很少有这样的“花絮”画面。他的镜头似乎总是在等待更残酷、更真实的东西出现。
终于有一天,他正在拍摄,屋里的两个女人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等他过去阻拦时,已经来不及:一个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个人的腹部,瞬间血流如注。他把女人抱起来,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医院,这个受害者最后脾摘除。他留下了3000元的医药费。
那一夜,他身心疲惫,内心充满了自责,惭愧,“如果我不为了镜头,早点跳出来,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纪录片真他妈的残酷,我他妈的废了!”
镜头捕捉了这场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
宿舍住着一些无事可做的女人,她们从不打工,她们对着过道里拿透明胶粘着的一面大大的破镜子,浓妆艳抹,她们只想在楼下熙熙攘攘人群里,找个有钱的“饭票”男人,嫁掉。
这个狭小的宿舍充满竞争,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的“男朋友”一块西瓜,年老者就会认为年轻人要抢走她的“老头”,一通大骂。有的年老女人几个月没吃一口菜了,却舍得去温州人开的美容院,花50元文两道黑黑的弯月眉。
他们眼里,这里没有爱情,“柴米夫妻,没柴没米怎么做夫妻。”末了,他们会住到阳台那个每天7元的“夫妻间”。
说到底,“夫妻间”就是一个布帘子隔开的双人床,床上有封面起卷儿的《上海的爱情魔方》、《一只老鼠的艰苦奋斗史》,和几本武侠小说。
打开戚小光的录影带,就能看到一个男人对着镜头说:“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身肉!”
张燕秒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对戚小光的机器,抱着脑袋四处逃的样子。后来,她一边手撕烧鸡,拿啤酒瓶子喝酒,一边对着镜头流泪,说自己的新年心愿。
老板娘也常说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她抱怨生意远不如以前了。1996年,这个靠摆烟摊讨生计的离婚女人在劳动力广场开了第一家旅馆,第一晚只来了2个人,第二晚上6个,第三晚上10个。10天后,生意出奇地好。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搁床板睡,起夜上个厕所回来都没地方了。那时农村苦,出来打工的人多,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苞米两毛一斤,猪肉2元多一斤,贱得厉害!”
最近几年,农村好过些了,打工的少些了。附近一下子又开了20多家旅馆,一楼好门面的都改造成了“时尚旅馆”,带电视机的一天30元,带电脑的40元。这让她“腹背受敌”。
起初,看着戚小光的机器总在她宿舍晃来晃去,她也抱怨“整这玩意儿干啥,不如给大伙儿找活儿干”,时间久了,她和张燕秒一样,对着镜头,就像对着老友的眼睛。
她们坐在床头,说自己活得多么“不得意”、多么“埋汰”,给女儿的嫁妆只能是“充充话费”。新年那天,还有人在镜头里说了“新年快乐”!
5年来,戚小光在这个片子里越陷越深。冬天零下30摄氏度,为了拍她们出门打工前忙碌的场面,他把5斤重的机器揣在大衣里,5点钟坐最早一班公交车,穿过松花江来宿舍拍片。这些女人对着镜头伸懒腰,打哈欠,穿衣服,解裤带看钱,刷牙,涂口红……
他请这里的人吃饭,给小芳生活费,帮她找工作,希望她走出这个宿舍;他给生病的人买药、看病;儿子高考出成绩的那天,他还在女子宿舍忙活……
有一年的年三十,他给老板娘钱,让她做一大桌子菜给大家过年。尽管他很清楚,他“干预”了镜头,这是拍纪录片的禁忌,但他没办法只拍她们吃馒头就咸菜的场面:“那画面太残酷了。”
随着戚小光的纪录片素材越拍越多,女子宿舍也在慢慢变化。
前年,老板娘在女子宿舍旁边租房子,又开了家“男子宿舍”,4元一天。女子宿舍的价格,则提到每天3元。
如今,老板娘决心用一生所有的积蓄把宿舍买下来,“要把宿舍开到自己80岁”。旁人说,这个精明的商人赌的不是房价,而是赌这群人不管怎样,也走不出这里。
几乎每个人离开这里时,都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回这个‘猪圈’了”,可不用多久,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回到这里。甚至有人出嫁了,跟丈夫吵了架,还会再回这个“娘家”住几晚。
如今,戚小光正在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他早早想好了“尾声”,那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交待”,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他希望片子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他希望每个看到片子里的人,产生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我一定会躲在银幕边,大声地笑,这比得什么奖都欣慰!”说这些时,戚小光笑出了声。(图片由戚小光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