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讲座｜《Victimhood Nationalism--History and Memory in a Global Age》
《Victimhood Nationalism—History and Memory in a Global Age》（受害者民族主义——全球时代的历史与记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Jie-Hyun Lim是Sogang大学教授和历史学家。
1954年出生的Jie-Hyun Lim祖父曾是韩国共·产党重要人物，积极活动于日据时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Jie-Hyun Lim本科学习历史、硕士研究马·克·思主义，90年代作为客座教授，在波兰驻留了若干年。这些经历使他以跨国的视野来研究历史记忆问题，并对同样遭受过迫害的韩国和波兰平行并视进行比较研究。
斯坦福大学最近邀请Jie-Hyun Lim来作seminar，介绍他的这本新书以及他提出的“受害者民族主义”的概念，因作此笔记。Jie-Hyun Lim这样定义“受害者民族主义”：它是一种历史和记忆的叙事模板，通过继承祖先以‘后记忆’形式存在的受害者生活经历，赋予当今民族道德的合理性和广泛性。
这话挺绕，按我的理解翻译一下的话，就是指以过去的历史创伤和集体受害经历为基础，构建民族认同感、动员民众。
民族认同可以由多种方式来提升，比如珍视传统文化、提倡共同的价值观、通过习俗和庆典加强聚合感等，而把涉及大规模苦难、迫害或侵略的事件，作为民族认同的核心就是“受害者民族主义”，通过塑造一种“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强调本民族的受害地位，同仇敌忾之下必然万众齐心。
这么解释下来似乎是个很简单也没什么新鲜感的概念，更是我们熟悉的日常，但往往是日常更值得深入观察及讨论，Jie-Hyun Lim关注将记忆作为大众版本的历史，并由此延伸出去提出更多子概念、进行了更敏锐的思考。
比如：
“世袭的受害者身份”：大屠杀的创伤塑造了以色列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这一创伤以代际方式传递下去，每一代犹太人出生之际即继承了这一受害者身份。
受害者群体中的个体施害者：如扬·格罗斯的《邻居》一书中探讨了波兰人在二战期间对犹太邻居的迫害。由此引发讨论：一个群体是否全部属于“集体罪责”或“集体无辜”的状态。
“远距离民族主义”：海外的侨民群体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情感。这令我想到杰米·福特在《时光小旅馆》中描述的二战中中·日开战后，身在美国的他的父亲不允许他与日本女孩恋爱，而他出生在美国、从未回过中国、甚至不懂中文。父辈的民族情感与子辈的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
Jie-Hyun Lim注意到一些“受害者民族主义”出现崇高化的倾向，比如将受害者（victim）升华为牺牲者（sacrifice），受害者是被动而死，牺牲者则是主动献身，而牺牲者必然有一个献身的对象，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此时的叙述往往借鉴宗教牺牲的模版，“为主/信仰而死”类比为“为祖国而死”。被崇高化后，不仅受害者民族主义有了更高的道德优势，而且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从而屏蔽了对历史的深入挖掘和复杂性思考。
· 受害者民族主义的全球化
我觉得Jie-Hyun Lim最重要的洞见之一是他提出了“受害者民族主义”全球化的趋势。他认为2000年是全球记忆形成零年，这一年发生了若干大事件：
- 2000年，为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55周年，瑞典政府发起并主办了“关于大屠杀的斯德哥尔摩国际论坛”并发布宣言，该宣言强调了对大屠杀记忆的维护，认为这是全球性的责任。宣言将之从一个欧洲事件提升为一种全球性的道德责任，大屠杀记忆进入全球化时代。
- 2000年12月，妇女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将性暴力纳入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的范畴，标志着对战争中性别暴力问题的认识的重大转变。
- 2000年8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强制劳工赔偿的决议，设立“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对曾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工厂和农场等地遭受强制劳动的人员（包括犹太人、战俘、平民）进行赔偿，德国这种对历史罪行公开忏悔的方式，引发了关于如何将这段黑暗历史融入国家叙事，以及如何塑造未来的国家认同的讨论。也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影响，引发了关于战争罪行赔偿和历史正义的讨论，并为其他国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借鉴。
由此时起，关于历史创伤的记忆跨越国家、民族、文化，塑造起全球道德意识。
· 对民族化的批判
接着，Jie-Hyun Lim讨论了受害者身份如何在民族认同构建中被利用：
- 出现了不应出现的“受害者竞争”：比较谁遭受的苦难更多更重
o 数量上的比较：600万犹太人；30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30万广岛长崎原子弹死难者；630万乌克兰大饥荒死难者……
o 等级上的比较：集中营（（koncentracyine）vs. 灭绝营（obozy zagtady）；后天受害者vs.出生即受害者的民族
- 大屠杀记忆在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下被挪用和重新解释。
- 泛民族化以获得跨种族的受害者同盟：日本流行的叙事中将广岛和奥斯维辛并提，以便将日本人和犹太人共同作为白人种族主义的典型受害者
· 去语境化
已无战争经历的后代持续背负历史罪责是辛苦的，也有一些国家一直试图逃避历史责任，所以在二战已过去七十多年的今天，去语境化地解释大屠杀记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例如试图将普通德国人和日本人描绘成纳粹和军国主义的无辜受害者，从而淡化他们对战争罪行的责任；将德国/日本的苦难（如盟军轰炸、西伯利亚战俘）与犹太人的苦难（如大屠杀）等同起来，从而相对化犹太人苦难的独特性。
· 过度语境化
另一方面，通过夸大或扭曲历史背景，有时可将个体施害者转化为受害者集体，有时可为特定行为辩护。比如俄罗斯利用历史叙事，来强化俄罗斯民族与“集体西方”之间的对立。
最后，Jie-Hyun Lim揭示了宽恕在历史政治记忆中的复杂性。比如犹太教和天主教会在处理二战罪行的宽恕问题时就有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能带来新的冲突和紧张。
这个话题无疑是敏感的，Jie- Hyun Lim在seminar之初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座有没有谁亲身经历过二战？”同学哄笑，教授试图通过这个答案明显是否定的问题引起听众对自己复杂身份的觉知，并轻松气氛，但他的演讲结束进入问答环境后，提问者有来自巴勒斯坦的学生，有在美国出生到日本交换过一年的华裔学生……不难想象教室中的沉重空气和教授面对的挑战，这同时也揭露了在这类道德化很重的话题上，无论是平和客观的学术研究气氛，还是冷静富于思考力的大众，都是很难期待和企及的。教室之外的世界里，通过受害者民族主义，建构道德优越感，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作为强大的政治动员工具，激发大众情感，并为政治行动提供合法性的例子俯拾皆是。
Jie-Hyun Lim的受害者民族主义理论，为理解当代全球记忆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他揭示了历史记忆如何被民族国家和政治势力所利用，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议程，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审视历史叙事，避免被片面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探讨了受害者身份如何被“民族化”和“等级化”，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历史创伤，并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受害者。Jie-Hyun Lim对历史记忆全球化的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记忆文化如何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
历史值得铭记，铭记的终点不是冤冤相报无时休，而是历史悲剧不重演。当受害经历过度被强调，反而会阻碍和解，也会使各方难以承认自身的责任，引发今天世界各地的二元对立和战争冲突。Jie-Hyun Lim提醒我们：记忆构成大众版本的历史。更批判性地审视历史，才有可能达成对历史的多元理解，从而达成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