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璟超：古中国的族群与秩序
一、三代：食盐、城邑与诸民族
中国早期的文明发祥地，按宫崎市定的说法，在于山西南部黄河转弯处的三角地带，即夏王朝都城安邑一带。更早的帝舜都城也在附近的蒲坂，帝尧都城也在黄河边的汾水上游的平阳。而安邑附近就是所谓解州盐池，可以带来盐利，提供人类生活和牲畜饲养的必需品。（按照《左传》记载，舜的子孙直到周武王时候还担任制造陶器的长官即陶正，宫崎市定推测多半是用来储盐的盐器。而由此掌握食盐贩卖的舜可能聚集了一股势力，得以逼退尧的儿子丹朱，掌握实权，完成所谓尧舜禅让。而取代舜的大禹治理的也可能不是庞大的黄河，而只是流入盐池的河道。在北方，所有水流都叫做河，南方则称为江。可能到战国，黄河水患才作为现实问题凸显，如秦国也只是修了一段郑国渠。而大禹治理小河的传说逐渐被宣扬为治理黄河的传奇，作为三代之治黄金世代的历史神话叙事的一部分被加以建构）当时的黄河上游黄土地带也还是肥沃，适宜耕种的。因此，不管农耕民，还是牧民，作为耕地、牧场与交易场所，这一地区都是适宜的，也就聚集了大量谷物和畜产，文明也由此萌芽。
有了土地、盐利，进而有了粮食、畜产，还修整了河道水利，物业丰腴起来，就会产生溢出的问题。据说一个叫仪狄的人发明了用宝贵的粮食酿造的酒，呈献给大禹，大禹发现其会导致乱性而加以禁止，但大禹的子孙却沉湎酒欲，最终亡于商汤。商人位于经常泛滥而需要不时迁徙的黄河下游，在当时估计属于相对欠发达地区。商的都城大概曾经在河南的偃师附近，靠近后来西周东都洛邑，这里靠近黄河，可以运用水运运输上游的解州盐，贩卖到东方的黄河下游，由此逐渐积累财富，却也导致后来者沉湎酒池肉林（例如农耕民族生产的谷物酒和游牧民族供给的肉类，至于酷刑等未必完全属实，孟子对此也有过辨明）反过来又被西边的欠发达地区的周人所灭亡，武周革命相当于重演了一次夏商革命。周人在古公襢父时代就是半游牧状态，到檀父时候开始在岐山定居，定居或自然想要进一步发展。到其孙子文王时候就开始进攻商朝，争夺提供生活生产必需品及可以谋利发展的解州盐池，失败后被囚禁七年。到文王之子武王，就联合羌人、彭人等几个夷狄部族，讨伐纣王，平定天下。这个天下大致也只是相当于盐池的生产、运输和贩卖区域，也就是山西陕西河南的一部分，尧舜和三代国都都在这一范围。
主要从殷商开始建造的城郭，人们过上定居的都市生活。到了周代，城郭生活更加普及。周公时期进一步向东方扩展，经营黄河下游，对原来隶属商的民众按区域进行整合，建立周王室的同姓功臣诸侯，拓展殖民地，所谓建国七十一，当中姬姓诸侯占了五十三（类似罗马人的氏族制度，所谓百姓一开始指的是周人分出的若干姓，相当于古罗马的Gens，如王室的姬姓。姓下面分为若干氏，按居住地、世袭官爵等命名，相当于古罗马的Familia。如此，贵族称呼就包括姓氏名三个部分，男子称氏和名，女子只称姓。到了后世，姓就在事实上消亡，与氏混淆在一起了。）。这个国字就是象征城郭的大口涵括里面的一个象征主权的戈，一个象征人口的口，一个象征土地的一。这些诸侯国平时向王室贡献土产，战时有义务率众从征，这就是西周封建制，是一种分配管辖与利益输送拱卫的机制。各国诸侯下面有贵族阶层，当中成年男子叫作士，有携带武器的权利，类似日本早期的武士阶层。贵族下面有自由民和奴隶，如被征服的殷商人就根据不同情况编入贵族、自由民和奴隶，也有像宋国这样，整个诸侯国都是殷商遗民（其都城所在地至今称为商丘。按宫崎推测，周人由于从半游牧的夷狄状态过来，相对于百年定居经营的殷商，缺乏经营贩卖食盐的经验，所以不得不对殷商后裔有所依靠）。
周公还在商汤都城附近兴建大规模的洛邑（可能也是为了重新分配聚集财富，也便于周公摄政统治。不过按宫崎说法，所谓周公可能是一种职位的泛称，周就是周围的周，犹如古希腊城邦的外墙。在城邦Polis中央一般还有一个叫Acropolis的空间，周围筑造保护它的墙，这道墙围起来的空间就叫做城。城的四周被街市环绕，街市外面还有一道墙，这道墙围起来的街市空间就叫做郭。比如洛邑，中央的城叫做王城，周围的郭叫做成周，统治成周的或许就叫做周公，类似后世的九门提督之类，拱卫紫禁城的大员，也符合周公摄政辅助的角色。而周公为控制征服的东夷之地，封土建邦，建立诸多封建宗法城邑，如东端的鲁国，南端的随国。或许是后世称呼方面，才把善于贩卖食盐的殷商民族称为商人，把营建成周城郭的姬周民族称为周人，在当时可能并没有准确的民族称谓，如希腊人的称呼，当时更多就是雅典、斯巴达等城邦名称）。中央是很宏大的内城，以宗庙为中心分布王侯贵族的宅第，环绕内城的是郭城，居住着自由民和奴隶。（这个格局到后来明清紫禁城还可见到）郭城外是耕地，由贵族的奴隶耕种。自由民隶属王室，在王田上耕作，缴纳一定比例的田租。后来人口增长，耕地不足，王室逐渐承认人们对土地的使用权，乃至混淆于所有权。此外的诸侯国也存在类似情况。但是洛邑一开始只是陪都，只是在周幽王时候，武王时期兴建的国都渭水边的镐京被犬戎攻破，才将政治中心迁到洛邑。
二、春秋战国：从都市国家到领土国家
在这一系列经营操作下，青铜器、战车战术、城郭都市生活等，以及周人武力和商人食盐贸易等文明因素逐渐累积成为周代文明，并在周边夷狄民族间传播。等到周王室衰落，这些受到周文明熏染的附近的夷狄也逐渐文明国家化，形成自己的国家系统，反过来挑战周王朝，如西边靠近镐京的秦国，盐池北方的晋国，东方紧靠鲁国（周早期的封建诸侯国）的齐国（虽然齐国姜姓出自辅佐文王武王的太公望，但齐桓公似乎与周王室属于不同系统的民族，因为其王室和臣僚屡屡出现同姓婚配现象，在严格封建周礼和氏族制度的周人看来，这属于东夷的淫乱风俗，或许原来的姜姓诸侯在春秋时期已经被异族取代，只是为了便于对外等原因继续使用齐姜的名号），南方紧靠随国（周早期的封建诸侯国）的楚国。这些新兴国家在经济上也与原来的盐池贩运网络区域存在区别，如齐国位于滨海地区，有自己的海盐和海产、海运，楚国在遥远的南方，自有长江水网与渔猎资源，也脱离北方旧有的盐池网络区域，同时又可以将南方的物产如象牙、珍珠等贩运北方，反过来交易而积累财富。
这些春秋时期的新兴部族因为受周代封建文明影响，建立的大抵还是都市国家，一方面以原来的氏族制为基础（周人存在与古罗马类似的氏族制度。古罗马就是由三百个Gens集合建立的国家，各个Gens又分为若干个Familia。罗马贵族除了个人名字，还有表示Gens的名字nomen和表示Familia的名字，类似后世欧洲贵族的名字中加了表示贵族家族的von、de等。Gens相当于中国的姓，Familia相当于中国的氏。周代男性贵族的名字也由三部分组成，姓、氏和代表个人的名，女子则只称姓。如鲁国卫国的国君以国民为氏，而姓则为姬，但因为女子称姓，姬逐渐指代贵族女子，男子后来多省略了姓，如鲁僖公叫鲁申，包括氏和个人的名。同姓之间则一般不通婚。），祭祀为中心，在某种阶级差别基础上维系族人结合体；另一方面开始出现都市市民的意识自觉，在历史斗争进程中逐渐扬弃上层权势支持的氏族制的内容，发展下层庶民（可能是被征服民族的后裔，没有姓只有氏）支持的都市国家新生活的内容。
这种氏族制度的内部区分以及祭祀等形成早期的礼教礼制。所谓宗庙就是同姓集会社交的场所，集会的契机就是对同姓祖先的祭祀。所用的祭器就是留存后世的青铜器，祭祀的仪式就是礼。当中不仅是礼仪，还有包含政治内容的所谓祭事。祭祀伴随着占卜，由此产生文字（如甲骨文、青铜器金文），而掌管占卜、文字和记录的就是史（所谓巫史传统，也包括由此形成的周易、尚书等经典）。后世的儒家经师、史官、官僚士大夫及以所谓德才、家世等标准选拔官员的各种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溯源于此。
而下层的市民开放社交则以市（即店铺林立的商业区，大抵对应内城之外的街市城郭区域，也就是周公统治的成周。不过因为具有都市国家市民风俗，贵族与庶民的距离并未如后世贵族制时代那么悬隔。这种形态一直持续到汉代。）为中心展开。后世的江湖社会及民间文化也来源于此，如所谓小说家之流，也包括官府设置的采风之官，如诗经及后来的乐府等。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也可以看作将原来属于贵族祭祀教养的礼仪经义等推行开放到庶民大众层面（开始半开放的文字和学问就在史举办的私塾里面向大众举办，只是中国更多局限在从宗庙到半开放的私塾，而没有直接扩展到市，进入领土国家的统一帝国时代，学问很快又收归宫廷，压制了私学，偶尔如晚明讲学运动这样才出现一下，展现庶民化的色彩。此外主要就是保持战国遗风的秦汉时代还有一些现象，如吕不韦集结《吕氏春秋》后公布于咸阳市上，征求意见，或如贾谊到长安东市访问占卜设摊的司马楚之，王充在洛阳的市里站着读书治学。孔子也被视为所谓史官文化传统的一个代表，其少时习礼的经历也被流传，乃至后来有所谓六经皆史的说法，只是这个史的意涵可能有了不同。），并在这一过程中对经典进行了重新编订和诠释，诠释的记录即如《论语》《孟子》《荀子》《礼记》诸篇等。
这种变迁趋势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春秋时代由于战乱纷争的开始频繁，贵族子弟组成的军队不足以应付，需要扩充吸纳平民并加以训练，由此出现平民势力的抬头，乃至有所谓下克上的现象（吸收平民的常备军指挥官即将军日益威胁公室及贵族子弟军的指挥官司马的权势，如晋国的韩魏赵三位将军就日益强大，最终瓜分了晋国，且得到周天子承认为诸侯，由此拉开战国序幕。齐国的将军田氏也取代齐桓公以来的姜姓国君，建立田齐）。而另一方面还残留部族国家的痕迹，如国君的位子为大小贵族所共有，类似贵族共和。比如鲁国，与鲁公同族的三桓就左右着鲁国政治，三桓又分别受到各家家臣的控制。孔子则试图削弱三桓，提高公室的威信，同时推行有教无类，将原来贵族的经典教化给更普通的群体，或许试图由此形成君主与平民结合制衡贵族的一种新体制，显示一种趋时的识见。但在保守的鲁国，孔子最终没有改革成功。而其他一些国家则逐步实现君主集权的改革，所谓变法，最终形成所谓战国七雄。这些新兴崛起的诸侯国犹如古希腊世界的城邦，营建稷下学宫的齐国犹如雅典，兴兵峻法的晋国犹如斯巴达。
进入战国，由于各国已经扫清一遍战场，初步形成各自内部的君主集权和平民化结构（将军成为国君，由此形成国君而非贵族直接掌握军队的体制。另一方面各国内部也不再分封诸侯贵族，而是推行郡县制度，由中央直接派出官员治理），天下局势反而显得相对稳定，下克上的现象逐渐减少。这样一种变法整顿等于在各诸侯国内部形成一个个小帝国般的领土国家（取代原来春秋的都市国家），为后来统一的秦汉帝国打扫了一遍变革的战场。
三、汉代：从战国遗风到孝廉察举
不过诸国争斗的传统实际仍然延续到秦汉时代，如秦楚之争的延续。楚国原来被视为南蛮（蛮与苗族的苗发音近似，更可能溯源到印支半岛的孟族），相对保留宫崎市定所谓朴素主义的强悍因素，秦国灭楚时先由将军李信率军二十万（古代多为泛指夸大，以壮军威，未必是实数），就遭到顽强抵抗而惨败。之后派出老将王翦，发动全国甲士六十万才平定了楚地。而秦末起来领导六国叛乱的也是楚人项羽刘邦（楚国发祥地为湖北一带的南楚。战国后期，楚国重心东移，淮河流域的西楚和江南吴越之地的东楚逐渐富强。项羽刘邦都是西楚人，而项羽起兵则在东楚，用的骨干是吴人将士，所以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以及江东子弟，人惟八千这类说法。）而刘邦虽然一开始率领的是沛县附近的西楚子弟，但入据关中，接引秦人，并选择延续秦朝的新型法制统一郡县帝国路线，与项羽代表的六国旧贵族封建路线相对抗，相当于又一轮的秦灭六国或秦楚争霸，而汉朝建立后仍然出现吴楚七国之乱。而作为楚人的刘邦也同样在汉朝保留了楚文化，如吟唱楚歌《大风歌》，与更拘谨的中原贵族文化相比，刘邦的汉朝也更接近质朴放旷的楚国风尚，并体现某种庶民化色彩。到汉武帝时期，仍然盛行楚风辞赋（如与北方崇尚儒学经术的河间献王相异的淮南王，就集结一批楚风文学之士与南方道家者流，结集成《淮南鸿烈》并献给朝廷。汉武帝虽然表面推行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措施，但在内廷更崇尚的还是类似淮南王这套东西，以及与董仲舒等儒生相异的词臣如东方朔、司马相如。董仲舒外放地方与司马相如供奉朝廷也可作为对此的一种反映或隐喻。与政治上郡县与封建的混合类似，文化上也是北方儒法与南方文道的混合局面，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也成为后世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基本盘。而就汉代来说，要到之后的汉宣帝等时代，随着各项制度的推行成熟与地方豪族的配合转变，代表北方中原贵族的儒家经学文化才逐渐在实质上占据局面。）
——刘邦之所以战胜项羽，除了流俗所说，其善于用人，敢于让利外，更深层的是反映了其因势利导的实用主义（类似后来的曹操之于袁绍），比如其一方面利用秦人对楚人的反感（如项羽火烧秦宫），声称接续秦朝，得以利用秦人为兵，并据有秦地，利用其资源；另一方面又保留楚王分封的汉王名号，安抚感召六国贵族。其顺应的战国以来时势因素除了上层的秦朝帝国郡县法制，还有下层兴起的游侠集团等庶民力量（刘邦早年就是斗鸡走狗之徒，一面担任基层官吏亭长，一面与所谓游侠豪杰来往，所以两方面的见识都有。而项羽始终较为局限在六国旧贵族的阅历和环境里，包括其最后战败，到了乌江，宁愿自刎也不肯过江，也是因为所谓无颜见江东父老这类问题）。建立汉朝后，刘邦也采取分别制宜的策略，如在中央管辖的郡县推行类似秦朝的法制，而同时保留封建，分封诸侯，留存一部分山东六国的贵族遗风，包括王国内部的地方自治（吸取秦朝强硬推行质朴严酷法制，遭到山东六国贵族文教反弹的教训），有点类似罗马和英美的混合政体，带着一种政治智慧。
——由此也可见取代春秋旧贵族的战国新豪族仍然持续保持实力，陆续参与中央和地方层面的政权争夺。为了平定这股战国以来的不稳定力量，通过文景时代的削藩尝试和镇压叛乱，加上汉武帝时期推恩令、尊儒术等措施的推行，由战国诸侯逐渐转化来的地方豪族也转变路线，选择在新体制中争夺资源和巩固权势，例如从地方豪族子弟选拔人员担任中央官职的秀才孝廉制度及相关的经师家法、察举征辟等制度措施。
汉代的战国遗风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保留了部分上古都市国家的色彩，如一方面存在平等的市民权，一方面存在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区分。基于平等的市民权，贵族也需要积极投身保卫城邦国家这样的荣誉，或许受此风俗影响，汉代宰相之子也不能免除徭役。也因为古代城邦风俗的遗留，从原来城市国家转变来的郡国就成为一种地方自治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为了统一帝国的治理，必须发展官僚制。由此地方自治与中央治理两方面的需求结合而来，汉代的官僚选拔就主要依靠州郡长官察举征辟（包括从地方豪族中推举秀才孝廉，进入中央做官），州郡官员属于地方僚属，因此属于一种长官政治，是各个地方独立长官的某种集合体，带有某种地方自治色彩，这也可以说是古代地方城市国家的某种遗留影响（到了宋代，上下统属关系才变得明晰）。同样带有某种地方自治色彩的是对所谓乡老之类基层人物的借重，即由此形成的阶层序列是公卿大夫、上士、下士和庶民四个阶级。也因此带有平民色彩的贵族式运作（底子还是贵族或类贵族，只是带有某种古代城邦遗留的平民风俗色彩）。而地方上通过孝廉制度，则区分出参与中央政治的右族与未能参与的土豪等豪族内部阶层，形成地方上的贵族等级序列，而中央官场除了俸禄序列外，统摄全国贵族秩序的官品序列还要到三国时期才形成。
汉代学术体制也类似，强调家法宗门的经学，类似某种学术贵族，读经作官又通过察举征辟相连，有经学修为和家法宗门，才有被推举的依据和途径。由此，汉武帝董仲舒时代的独尊儒术不仅关乎学术文化变迁，也涉及整体制度的设计运作。不过相对于南朝的流品区分、限制胥吏升官程度的宋代止法和限制医师等伎术官跨界任职的唐代限格，汉代并没有太多贵贱限制，比如医术出众者还可担任校书官。
至多是存在可以从三百石的郎官起家的士，而不必如普通人那样从底层百石以下的少吏作起。而所谓士的来源则包括来自防卫匈奴要地关中六郡的上流阶级中武艺出众子弟（所谓良家子。良字似乎也带有贵族化的意味。郎字和卿字或也从良字衍生而来。所谓良家也就指代地方自治体-乡的代表者。良家子从小熏染关涉地方治理的家族阅历，也由此被视为具有进一步任官治理的潜能资质与背景保障。由此联系到乡品、乡官及察举征辟制度、九品官人法）、父兄为二千石公卿的有才能子弟/任子，以及救灾有贡献等捐纳之人，或长期侍奉大儒的门人和举孝廉考试合格者这样的学问之人。总之就是有一定德能又通过了某种渠道途径者，或者说有能力穿行通过社会网络之通道者，仿佛某种官僚制因素与贵族制因素的结合体。当然，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郎官作为天子宿卫，自然也要有多重考核与保障之人方能放心选任，如武官的羽林郎、虎贲中郎将，六郡良家子可为羽林郎，虎贲郎则为世袭武士。文官则为三署郎，如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的下级，可等待被派往他地，所谓“郎出治百里”（可以直接担任县长以上），类似一种储备干部的位置，不过到东汉则大多由更平民化的孝廉补任，不再是各种出身。相应的，在东汉，作为天子秘书的尚书也取代更贵族化的西汉三公，成为朝廷政治的中心。而尚书就从三署郎中选拔。由此形成从孝廉到郎官到尚书的逐级上升阶梯，并关联形成所谓察举征辟制度。
相对于士的上述上升通道，庶民原先只能作百石的少吏（令史也是百石，只是任职于尚书机构的尚书令史才享受两百石的待遇，且是从兰台或其他衙门选拔庶民出身并长期任职的书记。对于庶民，这个职位就是顶峰）。只有到东汉光武帝开始，才允许尚书令史转为士族朗官才可担任的长吏，如县丞和县尉，从汉章帝开始则可以任命为县长，也形成另一个中央地方的贯通流转管道。但因为与尚书郎之间仍然存在的鸿沟，也无形中造成士（可为郎官尚书）和庶民（只可为令史长吏，升任尚书丞相的极少）的断层。随着孝廉制度在东汉的发展，这一断层还继续拉大（东汉郎官不再是各种出身，而基本出自孝廉）。
中央三公和地方郡国可以举荐茂才/秀才（州）和廉吏/孝廉（郡），一般称为秀孝制度。其中郡和国推举的孝廉大多出身郡的僚属，即除了由中央任命的郡长官和副职太守、丞之外的功曹史、主簿等参佐。郡太守多为单车赴任（也是防止其形成地方割据），需要选拔当地豪族子弟依靠治理，由此地方豪族得以推举人员进入郡国政府僚属这个管道位置，且因为把持一方，无形中将此位阶逐渐变为世袭垄断，由此在社会地位基础上获得一种持续的政治地位保障。进一步再修习学问，便可进而成为知识阶级而构成中央官僚的后备军。如此官僚化的豪族被称为右族，将一代代子弟作为孝廉或茂才推荐到中央取得巩固文化政治地位的右族，就被视为冠盖或冠冕，如所谓九世孝廉之家、幽州冠族。这些冠族在积累运作中就容易产生具有更大代表性的人物，即所谓名士，借助于此又形成所谓清议，进一步巩固其对孝廉察举及更大政治社会利益的舆论掌控。——当然也越来越出现类似《汉书黄霸传》的情况，如营造名声以攀爬谋利，进而编织网络维系人设等操作（参见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类似于今日的各类文化传销与邪教式观念舆论操控。而另一些无法挤入这条中央士途的人员及其背后的地方豪族，则凭借其他途径曲折挤入中央政界。由此也促成两者为争夺中央权位等而陆续发生对抗，形成所谓清流和浊流之分，后来引发所谓东汉党锢事件，背后实际是不同地方势力集团的争持。或许也是在这种积累与争斗的过程中，某种贵族化的底子与力量也曲折的发展壮大（或者说是对官僚制度的贵族化运作），并在魏晋两次变革后最终导向中古贵族制的历史轨道。
如刘备早年任州郡官僚后又向大儒卢植问学，取得某种士族加持，进而得以皇族后裔身份上朝觐见，获得进一步认可，由此获得的某种名望也相当于东汉的所谓名士，其获得后世某种正统认可或许也来源于此。而关羽张飞则更多停留在任职僚属一段，虽然陆续也积累了一些名望，这就构成后来三人及带领的地方豪族队伍势力的结合和其位序。而曹操之所以看重刘备，有一部分原因或许也在于刘备虽然自居皇族后裔又有某种士族身份加持，似乎属于清流，却仍然看似平等的与普通地方豪族代表关张结义（或许也因为其实际出身类似浊流的地方商贩），体现一种不同于袁绍而更接近曹操浊流出身和实用思路的寒族做派。
但汉代底子仍然是某种类贵族，只是带上古代城邦的平民化色彩，在逐渐消解这种风俗遗留后，最终没能发展出成熟的官僚制，反而逐渐滑入贵族制的历史轨道。（也因此导致帝国无法有效统治，出现崩解，同时也可说政权崩解危机导致东汉的平民化官僚制无法继续发展，出现纷乱和转向。）原本在战国汉代逐渐消解的士庶之间的阶级区别（汉代规定可赐民以爵），又以吏民之别的形式再现（汉代的吏即后世的官，享有一定特权）。东汉以来，吏这类的官位又逐渐被特定家族如地方豪族把持，形成士族这样的特权阶层（如不被编入保伍、不经考试获得官位、不被征发兵役，产生新的士、庶对立，持续构成六朝隋唐社会的特色。相应的，原本来自古代都市国家的庶民的市民权逐渐被严格限制，沦为不完全的市民，在施行的保伍法等制度下被编入官户、杂户等类似九品官的九等户，或沦没为地方豪族庄园经济下的客户等，形如网格驱动。文教风俗也在这一长期沦陷中积累恶化。
相对于政治制度的困境，经济情势也出现问题。如果说三代文明的一大基础是食盐和青铜，那么春秋战国以来的繁荣，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来源于沙金和铁器。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另一种不同于食盐的流通性矿产即沙金被逐渐开采，并运输集中到发达地区，进而形成一种经济交流网络。数量多而低廉的沙金支持着战国西汉的全国市场，造成宫崎所谓上升的景气时代。而随着开通西域，沙金反而流向文化更发达的西亚，随之则逐渐出现不景气的趋势。——汉代货币制度以铜铸五铢钱为本，黄金为辅，一斤黄金固定兑换铜钱一万，所以黄金和铜钱的总量就是流通货币的总量，黄金减少则货币流通量不足，影响经济运行。——王莽推行的新政，其中包括应付这一困境的新经济政策，为了增加货币供应量，赋予了白银货币价值，这是汉武帝尝试又失败的措施，王莽则重蹈覆辙。之后又改铸铜钱，将五铢钱分为大钱和小钱，以便降低货币比价，变相增加货币总量。但国家并没有提前掌握铜矿，导致旧钱和劣质货币仍然流通。
在这种制度消解与倒退趋向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生活也呈现衰败与哀伤的色调，如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那样（如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这样的乐府诗）。按宫崎的说法，在这样表面仁义道德，实则无止境堕落的时代，世态格外残酷，即便权势人物如曹操也是悲歌多有，此种感伤时事的诗风一直延续到唐朝，如后来的时事诗。在宫崎看来，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这不单是一个丑恶的时代，还是一个日趋丑恶的时代。东汉后期以来从制度到文化的衰败感，也预示了接下来数百年的晦暗与纷乱，形成中古中国持续数百年的政治与文化基调。——类似于北宋又重现的一种倾泄而下的数百年颓势。北宋之于隋唐，犹如东汉之于秦汉，士声鼎沸而时代倾颓。如今的文化传销与社会乱局（当中又配合对政法、传媒、企业、政府、高校、社区、协会等各领域各层面的布局勾结与关联操弄）则难免又是一轮征兆。
四、魏晋：九品官人法与中古贵族制
东汉贵族化的官僚体制无法应对黄巾叛乱，出现军阀混乱争权的局面，其中出身浊流施行实用主义的曹操逐渐取得北方的胜利。其总是从战胜的敌军和地方豪族中选拔真正有用的人才，而不顾及所谓望族和名士（相对于袁绍对此的倚重），并采用新的屯田政策供养这支挑选出的精锐部队，并逐渐形成作为诸侯魏国公的邺城小朝廷。——相对来说，刘备早年则通过问学大儒卢植，向汉朝廷争取中山靖王后裔的身份来积累士和贵族一般的名望，并出任刺史这样的地方长官，显然与曹操有所不同，更多延续汉朝旧制，从而获取资望来积累发展，也因此其后一直以兴复汉室的旗帜相号召——为了贯彻魏国意志，摆脱洛阳的汉朝廷及其贵族化官僚的拖累，最终走向汉魏革命，并为了安抚、挑选原有汉朝官吏及重整魏国官僚位阶等考虑，而由魏国尚书陈群等人设计推行九品官人法。——历来史论多以为刘备诸葛亮据益州图中原乃先天难为之局。然就当时人思之，未必无成功先例可为示范，如汉高祖刘邦即先为汉中王，据巴蜀而北入关中，进而出关征战中原，最终定鼎天下。武侯说昭烈之对策，亦如出一辙。《隆中对》中即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也可以说，刘备、诸葛亮不止在名义上声称继承汉统，而且在实际战略上也未尝不是在效法汉家旧事。刘备自我期许或者诸葛亮寄望于刘备的，未尝不是缔造西汉、东汉之后的第三个汉朝，犹如汉高祖那样重新开国，汉光武那样重整汉室。当然，蜀汉最终没能如汉高祖那样夺取汉中乃至逐鹿中原，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时势不同。汉高祖据巴蜀夺三秦之时，中原尚未稳定，项羽仍面对东面的田齐等诸侯势力，故刘邦得以乘机进占汉中；而诸葛亮之时，曹魏已统一北方一段时间，经营汉中也已数年，故司马懿采取以逸待劳，坚壁清野的策略，对抗诸葛亮而终获成功。
所谓九品官人法，即在郡国设置中正，参酌乡里评判，给管辖区内的人物（包括汉朝廷的旧官僚在内）确定一到九品的等级，上报政府，作为任命官员的品级，即所谓乡品九品。有点像汉代孝廉制度的某种改进版本，同样是地方推举，只是更明确，定明了品级。也相对更公平，不再是郡长官推选僚属，而是从当地人中挑选另设的更中立的中正来评定包括郡长官在内的当地人物。汉魏革命时，汉朝旧官僚就根据其被评定的乡品在魏朝新政府中适配新的官品位阶。（这种汉代孝廉魏朝乡品影响下的清议还衍生出魏晋南朝时期的清谈，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公卿以下到郎吏为止的现任官僚都成为被审查的对象（郎吏以下的僚属则实际成为不入流者，例如后世衙门捕快之类）
同时还存在性质不同的官品九品，是来源于汉代按照秩（俸禄）数量表现的官僚等级，如三公为万石，其次为中二千石，直到下层的佐史。魏朝开始在这个汉代俸秩等级之外，加上一到九品的官品等级。三公为第一品，直到县尉秩二百石的第九品。在推行的过程中则由此淘洗原有人马，例如汉代居于三公幕后，比三公幕僚长的长史秩俸还低的作为天子秘书的尚书在魏朝走向前台，成为朝政中心，其品级也超越三公的长史，变为第三品，长史变为第六品，三公成为闲置（制定九品官人法的陈群本身就是魏国尚书，自然也考虑与己有利的规定。而其夫人的弟弟荀恺因为其父荀彧自居汉臣，其家族在曹魏不受重视，荀恺只成为八品散职中郎，也因此在魏晋革命时支持司马懿，最终在西晋一朝升到三公之一的太尉。而曹魏功臣华歆之子华表则在曹魏时期成为上品，担任中正总头目司徒，位列三公。当然，这种父子相继的现象本身也是汉代任子制度的影响。）。乡品九品以这一官品为前提。
作为淘洗现任官员临时措施的九品官人法到后来固定下来，就变为对新任官员的审定。也因此，原先乡品评定的品级不能马上对应于新任的起家官职，如乡品二品的士人初任官职即起家官可能是六品，逐渐积累资历能力后，才上升到二品官。乡品更多影响的是起家官即仕途的起点，也由此影响最终仕途的前景。本来为了摆脱汉代门阀贵族化的孝廉官僚而推行的中正乡品却也因此成为豪族及士人等争夺的一个新焦点，即争取乡品和中正，继续把持仕途，然后反过来通过任职的官员乃至名士影响乡品清议，操控相关舆论，进一步巩固对仕途的把持。因为孝廉制度仍在存在，只是出现一些变化。地方推举的秀才和孝廉及第者，在魏晋时期通过中央考试后仍然被任命为郎官，只是不再有三署，而是匹配为七品的议郎/县令或八品的中郎和郎中（即乡品三品或四品的对应起家官，例如西晋时期的望族名士陆机就担任过尚书殿中郎，并可对被推举为秀才的后来名士纪瞻进行策问）。秀才成绩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秀才相对于乡品二品，如西晋的温峤、担任太常博士的潘尼等便是。此外，汉代以来还存在与作为常科的秀才孝廉不同的临时性的制科，并被魏晋继承，如所谓贤良、方正、直言、寒素等科（如晋代的索靖得到贤良和方正两个方面的推举，也参加两科的考试，然后做到驸马都尉，只是这个驸马并没有后世作为公主夫婿专任起家官的意味，只是朝见天子作为奉朝请官的三都尉之一），也是由公卿等推举。犹如后世的科举出身与特恩军功等的区别。另外还存在太学试经制度。即太学的学生通过试经考试，刚够及第者堪比乡品四品（相当于丙等秀才），可以任命为八品的御史台或尚书省台官。
而另一方面，原来作为常科的孝廉却在晋代逐渐被九品中正制度的衍生产物所取代，只剩下空壳。（例如魏末司马懿在诛杀曹爽前后，还在自治的郡一级之上，作为中央监察区划的州一级也设置可决定郡中正任免的州大中正——州大中正则由司徒府任免——进一步收纳裁定乡品的权力，加强制度的中央集权趋向，作为地方自治产物的孝廉也由此走向消解。这同时也可说是司马懿为了魏晋革命，加强集权统治，削弱和控制汉魏以来发展的地方豪族及关联的曹魏原有贵族的一个举措。与其后来镇压淮南叛乱的性质和底色其实一致。）
这个开始于魏朝的官品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如后世有所谓一品大员、九品芝麻官的说法），延续一千七百多年。而原本作为汉魏革命时淘洗汉朝旧官僚等临时措施的中正评定的乡品九品和中正（当时也是考虑原有汉朝孝廉制度的存在）经过数百年的变迁（例如变为对新任官员的考核），到了更趋向君主中央集权的隋朝便消失了。
新政权建立，就要新陈代谢，换一批人，或者变着法吸收旧人，为新朝所用。人太多，就要立一个规矩，以便适用推行，逐渐就成为一套组织制度，如曹魏代汉，就形成一套九品中正制度，或者按宫崎的说法，九品官人法。
分裂与统一，只是政治的表面现象。历史学也是一种关于力量关系的学问。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必定存在着要求统一和希望分裂的势力。前者强则社会走向统一，后者势力大则走向分裂。前者如与中央政权联系，具有世袭官位的门阀倾向，从而支持朝廷的贵族，后者如拥有实力但缺失与政权接触机会的在野的豪族。在宫崎市定看来，汉帝国维持四百多年，是因为要求统一的向心力强力作用的结果。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当中必定发生了特别的问题。
不过豪族也是在统一帝国和平时期发展的，向上接近则成为贵族，向下则兼并土地、占有依附人口，如中古时期的庄园经济。当时被视为殖民地的南方也因为豪族的扩张开发也发展起来。但也由此导致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对基层社会与民众的控制，客观上造成离心力的增强。但在豪族影响下，汉代社会也接续战国，进一步出现某种平民色彩。曹操的崛起也可以说是得到地方豪族的支持——相对于袁绍的四世三公的贵族门阀色彩，所以其政策也呈现某种所谓寒族化平民化色彩。而开发南方的新豪族也支持形成了南方的孙吴政权。蜀汉政权虽然声称要恢复汉朝统一帝国，但实际是依靠地方豪族支持的流寓政权。后来的东晋虽然占据吴地，却更接近蜀汉的流寓政权模式，同样是外来流寓势力与本地豪族势力的结合。只是为了抵抗更为可怕的北方蛮族，南方豪族才支持流寓贵族。在这些流寓贵族中，接续兴起的琅琊王氏和谢氏，确立其前列位序，之后的家族就由此逐级划定，由此逐渐巩固形成南方的贵族社会，九品官人法也在此中延续。当中如中央政府的尚书即掌管各家族的谱牒。直到刘宋才出现较大的变动。
由于南方政权与北方局势关系密切，如在抵抗前秦的肥水之战中建立功勋的谢氏因此崛起，而作为该战役获胜原动力的北府兵也因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同时崛起还有其他的武将势力如桓温桓玄。而之后平定桓温之乱以及北伐获胜的北府兵统帅刘裕也终于变革了东晋政权，建立相对于南方贵豪政权更为寒族化也更为武备化的刘宋。不过南方贵族却似乎同样欢迎晋宋革命。因为刘裕这样的强力人物显得足以维系贵族秩序及其既得利益结构。
但流寓南方的不仅是贵族门阀，还有所谓迁入的流民。南方政权对其的处理也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些流民南下，有些形成村落，从事耕垦。有的为豪族收容，成为隶民。这些被称为侨民或新民的人与原住民还是不免发生一些冲突，成为秩序治理问题。只是作为流寓政权，南方一开始对其处理较为宽大，为其设置所谓侨郡、侨县。但这些侨民对郡县无义务而只是享受权利，如选举权，可以按本籍地名义或取得望族资格或被推举为秀才孝廉，担任官职。相比于登录为黄籍，需要负担郡县徭役的本地居民，侨民登录临时性白籍，不服徭役（这点又有点像满清八旗，毕竟南朝也是北来皇族贵族为首的政权），也因此产生非议。针对于此，东晋王朝对不断南下的流民逐渐严格，采取所谓土断政策，要求流民取得与本地居民一样的本地户籍，承担相应义务。这样容易引起抵制的政策自然需要强力人物的推行，一次就是大司马桓温在位时期，一次就是刘裕担任太尉执掌政权的时候（虽然避开了像晋陵这样存在徐、袞、青三州有实力流民的地方）。也是通过土断，南朝加强对地方人民的掌控，刘裕才得以举行空前的北伐并取得一定胜利。
这些地方豪族因为支持南方地方政权而上升到朝廷贵族，也由此得到满足。如琅琊王氏及谢氏，接续出现支持东晋的王导、谢安和转投刘裕的王弘、谢晦，乃至宋齐革命时支持萧道成的王俭都延续了贵族在南朝变乱中的政治地位。——但是到宋齐革命时候，谢詘拒绝向齐帝交出玉玺，导致谢氏在齐朝后不如王氏而衰落。——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虽然试图论证贵族共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但实际仍可说延续到之后。或者说，后来没有那么明显，逐渐达不到共治的程度，而属于某种政权合作，如仍然有某种军阀皇族与一流贵族的联姻。共治或合作的对象从北来流寓皇族变为寒族军阀，而寒族军阀皇帝也日益加强摆脱贵族的措施，如施行近侍政治，任用非贵族非军功出身有才干的人员。而贵族为了维系地位，则在九品官人法（即根据家格在一定范围内任用官吏）——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靠近皇权的中央层面的尚书和吏部逐渐掌握相应的中央人事权力，取代汉魏时期发挥察举征辟作用的州郡中正。但另一方面，在战乱频繁中需要地方设置重镇，州府开辟庞大机构，中正转而投入地方人事新任务，成为地方长官辟召的幕僚，失去在九品官人法中运作核心官职的功能。因此宫崎认为中古制度应称为九品官人法而非九品中正制度。——竭力区分贵族官位与庶族官位/所谓流品，犹如后世官员和胥吏的区别。
而支持曹魏的豪族军阀也逐渐形成新贵族，并力图打倒支持汉朝的旧贵族，例如支持曹操但反对禅代的荀悦。也由此最终促成曹丕代汉（相应的首都也从曹魏的邺城迁到东汉的洛阳，代表两朝合一），为防止变革期间的纷乱，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将东汉的察举征辟及乡品风议等制度因素吸收改进）。随着新法度从临时措施巩固为长久制度，这批曹魏新贵地位稳固，持续到二三代开始松弛武备，追逐宫廷风流，成为文人，于是出现何晏王弼夏侯玄这样的清谈玄学和曹植王粲潘岳这样的诗赋辞章。相较于汉代经师的平民化色彩（包括扬雄王充这样的思想议论家都显得更平民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新的贵族化文化趋向。——清谈本身也与九品官人法结合，成为贵族的特权。贵族根据清谈来获得乡品中的上品，由此得以从高官起家。因此也加剧了清谈的贵族化色彩及其意趣，并由此向贵族制度演变的倾向（就如今日的露脸上版面机会）两项结合，逐渐积累成势，门阀由此形成。门阀在形成过程中，基于贵族本身的争斗性，或者说资源分配的争夺本能，当中又逐渐区分出不同等级的家格，称为门地，门地的高地称为流品，由此形成一种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形态。——虽然仍然有某种经史传统持续，但更凸显的还是这种具有时代性新贵族色彩的新理论和新诗文。
接下来的魏晋变革，同样为了稳住旧有势力，争取贵族群体支持新朝，也制定了承认其旧有特权的五等爵制度。此后的宋齐梁陈各朝也在汉魏革命模式与魏晋革命模式之间进行操弄。刘宋的刘裕依据军功取代东晋，之后又被另一军阀萧道成取代，建立齐朝。但齐朝因为宗室内斗，只持续了二十四年，就发生齐梁革命。取代者萧衍被拥入国都建康，展开了持续四十八年的统治，就是梁武帝。作为布衣起家、文武双全的人物，这次进驻型革命受到社会欢迎，在他统治时期，九品官制也发生新的变化，重新区分出六品以上的九品、七品以下的流品，以及武官独立的官品系统，即所谓十八班、正从九品。在看起来仍然贵族化的制度基础上，开始出现一些更倾向九品官人法建立初衷的强调个人才德的措施，如将选拔用人从地方中正转归中央吏部，在首都建立培养寒族的学馆，置五经博士，考试合格录用为官。贵族子弟则另设国子学。由此在原有分流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知识文化取向的氛围，引导贵族也参加考试，以个人才能进入官场为荣，实际成为隋唐科举制度的渊源。（可参考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一方面是该文提到的学问文献经过上百年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出现各种总结性的文化事业，另一方面也可说是引导以促成社会形态的变化）
但梁武帝这种开阔又复杂的性格虽然使其可以开展改进贵族制的政治文化事业，却也影响其军事外交政策出现优柔寡断，造成晚年政治破绽，如面对侯景叛降问题的处理上，最后陷入困境。之后虽然还有简文帝等几位梁朝皇帝，但实际其领土已经陷入混乱。收拾局面的是两位新的强力人物王僧辩和陈霸先。最终陈收取众望，取得胜利，建立陈朝。
但陈朝也面临多方压力。在北方，胡族国家在原有氏族制色彩的原始贵族制基础上，为有效统治华北，逐渐吸收汉族制度文明因素。作为宗族代表的胡族君主，原先并不能将国家视为皇家私产，而是作为部族宗族全体的共同财产。这种种族意识在各族内部及各族之间都深刻存在，也导致北方处于内外纷争不断的局面。而对于人口多数的汉族，为了控制以便其纳税和服役，则采取承认其县乡小范围自治，并以更大团体加以控制的手段，也包括以有实力的汉族团体为豪族乃至贵族，利用其经济实力与乡村控制力加以笼络。贵族不仅有垄断和糜烂的一面，能够长期存在，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相对流民和胡族具备一般来说更稳定的德操风度和文化教养，可以维系伦理-社会秩序，并且贵族之间互相联姻，交流，形成广泛的关系网，对于统治者来说有充当外交官与情报官的价值。（如南朝的大诗人庾子山就被作为使节出使北朝，并最终被留下任作高官。包括南方战乱中逃亡北方的贵族如晋宋之际的司马家司马休之和太原王氏王慧龙。可见北方胡族也需要利用此点，也因此需要承认内部汉族的部分自治与贵族化。或者说，北方在中央层面更多保留胡族体制，在地方则具有浓厚汉族体制色彩。）具有类似功能的还有当时四处传法并形成宗派网络的佛教僧侣。
北魏就吸纳了如宋齐革命之际流亡的宋王室刘怺和琅琊王氏王肃之类的南朝人物，受到当时南朝流行的流品思想影响，在北方汉族人物崔浩等推动下建立一种类似的九品新官制，与稍后南朝梁出现的新官制几乎相同。到孝文帝时代，选举权就逐渐转移到吏部尚书，如同南朝，而中正也沦为地方州郡的属官。只是这些汉化改革措施得利的只是少数迁居洛阳等地的上层鲜卑贵族与部分汉族，大多数鲜卑下层民众则被派遣戍边北方，仍然属于未汉化的鲜卑人。由此也引起一些反动，乃至出现孝明帝时期的北边六镇叛乱，导致华北再次陷入大混乱。类似东晋，北魏贵族无力镇压叛乱，导致强力军阀崛起，如北魏末期的尔朱荣。尔朱荣被暗杀后，宇文泰和高欢各自率领鲜卑军团拥立不同的魏帝，分别占据长安和邺城，建立西魏和东魏。此时南方则处于梁武帝的相对稳定统治时期。只是之后东魏发生军阀内讧，侯景叛离东魏，南下梁朝，最终却又发生叛乱，导致梁朝灭亡，大批王侯士族反过来逃亡东魏。之后高氏篡政东魏，建立北齐。北齐文化因此也受到南方流亡者的影响，形成一种文学、时髦的文化，包括在首都邺城建立类似梁朝士林馆的文林馆，官品上也接续汉化的北魏，九品以下设流外勋品，人事任免掌握在中央尚书与地方州郡长官手里，中正只是掌管贵族谱牒作为顾问，只是因为贵族主义的发展趋向，才出现争夺中正地位，竞争门阀高低的情况。同时为了扩张君权的需要，也发展考核个人才能的考试制度，如秀才孝廉和廉良科目，乃至天子到朝堂监考，犹如隋唐科举先声。另一边的西魏也被篡政，建立北周，却在贵族反抗与汉人苏倬等影响下更倾向效仿不同于堕落的魏晋贵族制的周礼古制，形成另一种复古经学文化，所形成的流外也更接近官僚制，整体不以门阀取人，而以才能。两边政权或说两种汉化模式的胡族国家也接续争斗。从人口资源上，北齐优先于北周，却因为贵族内讧，逐渐衰落，最终被迟缓贵族化而保存战斗力的北周讨灭。但是占据充满南朝文化的北齐领土和人口，北周也迟早要消解其复古体制，被大的南北全面整合的历史趋向所卷带而去，即走向后来的隋朝。到隋文帝时候就废除了其所接续的北周政权的排斥贵族流品的官僚化六官制度，恢复北魏的九品制度，不过却保留了强调功勋选材的北周勋官制度（杨隋和李唐皇族本来都属于所谓八柱国十二将军之类的功勋军阀贵族）。同时隋文帝对地方行政也进行重大改革，将州郡县三级简化为州县二级。中央任命新的州官，原来由州刺史辟召的旧州官包括中正等则安排为无实务的乡官并逐渐废除。由此，最终完成中央集权的新官制在统一帝国内的推行，并为下一阶段科举官僚制取代贵族门阀的新征程奠定基础。
而在这一过程中，南方被北齐占了江北，北周占了四川，梁朝余党建立后梁占了荆州。陈朝境内则经过侯景之乱，人口土地荒残。旧有贵族在战乱中逐渐衰落，地方土豪与中央武将呼应，形成军阀政治。但也因此减少改革贵族制的阻力，恢复汉代的任子制度加以发展（即根据父亲官职而非家族家格来决定后代官品，有点介于世袭门阀与科举官僚之间的意味），也以此来吸纳支持中央政权的功臣，建立天子为中心的新贵族，包括吸纳梁朝学馆培养的寒族人才。但局势始终严峻，最终统一北方的隋朝打下了陈朝。
五、隋唐：君主集权与科举制度
征服南方的隋朝需要大批下级官吏，同时伴随着中央集中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需要拥有大量任官资格的人员，因此不能不通过科举式的制度选拔人才。由此，在通过常制的贡举之外，也频繁颁布临时诏令选举人才，相当于后来的制举，只是一般是命令五品以上官员推举，还不等同后来的科举。事实上隋朝形成的是通常的贡举和临时的制举区分并行的状况，显示出某种时代过渡性。更进一步来看，隋朝也类似秦朝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开创性却短暂的统一帝国。同样都来自相对落后的关中地区，人们质朴，可以施行严酷法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征服天下。但之后仍然按此严酷法制治理先进地区，最终都导致叛乱失败（隋炀帝征高丽途中发生叛乱，虽然被镇压，但大量武器因此流入民间，也促成后来北方更大的反乱），当中感受最深切的便是山东和江南习惯贵族门阀社会文教的旧贵族，当然还有普通民众。（例如在南朝或受到南朝影响的北齐，贵族不服徭役。而承继关中北周的隋朝则统一要求税役。北周攻陷江陵时曾将南朝士庶十几万充作奴隶，配给建立军功的王公军士，剩下的配属官府，充作官户，或叫杂户，沦为贱民。犯重罪处死者的家属也被充作奴婢。这些严酷措施都被隋朝继承。因此最后发生叛乱时，不仅有山东豪族领导，还有庶民和贱民加入，乃至包括北周八柱国后裔李密、李渊这样的中央贵族人物，犹如山东六国对秦朝的反叛。之后的唐朝也犹如汉朝，同样从关中出发再次征服天下。而出身北周军阀的李唐皇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接续隋朝制度政策，只是加以某种改进，如对山东和江南贵族的某种妥协容纳，比如容许原来北齐王室的高士廉和梁朝王室萧瑀、陈朝王室陈叔达作为山东和江南贵族的代言人存在，当然还有山东贵族中最有名望的崔、卢二氏。同时也有助于其借助突厥势力。唐朝开国时的长孙无忌便是隋朝对突厥外交官长之子。而为了制衡山东江南贵族，隋唐中央逐渐开展官僚科举制度。当中也仍有新的争衡，如贵族社会流行的文学影响下的考核诗赋的进士科官僚，与任子出身的官僚的区别与争斗，这种贵族制与官僚制并存的局面也类似汉朝，当然也是延续北朝时期胡族君权支持的官僚制与华北汉族贵族制的争衡进程，从汉到唐，可以说是贵族制的孕育到衰落。在这一长时期属于上层贵族，下层官户、杂户、部曲、奴婢区分的阶层社会。而最终还要经过唐末大乱，旧贵族被彻底扫除后，在北宋才形成一种新的贵族式的官僚士大夫的特权阶层。
到两晋南北朝，随着分裂政权的持续，地方豪族逐渐贵族化，形成新门阀，由此产生这一时代较为浓厚的贵族化色彩，一直持续到隋唐，则出现新的再平衡过程，如新的科举制度的逐渐形成。到宋元才又重新呈现较明显的平民化色彩，豪族的形象逐渐隐没（虽然并未真正完全消失，仍然以某种地主宗族的形态存在，如大儒陆象山的家族就属于南宋地方武装化地主宗族），旧的门阀贵族则主要被新型的知识贵族即科举官僚制产生的士大夫所取代（虽然仍有某种类似门阀化的倾向和色彩，如所谓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如果说唐朝是中古中国贵族文化结出的最后一个硕果奇葩，那么同时代的西亚，却是在代表西亚中古贵族文化的信仰拜火教的波斯王朝趋于灭亡，信奉新兴伊斯兰教的大食（阿拉伯人）的阿巴斯王朝兴起的时代。作为后起势力的阿巴斯王朝建都巴格达，致力于吸收翻译古希腊、波斯、印度等周边文明的先进文化成果，展开中古阿拉伯的文艺复兴。这种新兴伊斯兰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极其浓厚的近世色彩（从印度到欧洲的中近东区域自古就形成一个庞大的商贸和文化网络，参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而不甘臣服于阿拉伯人的波斯贵族及其民众则有一部分通过所谓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之后，阿拉伯人也追赶而来（如与唐军开打的谈罗斯之战），中国人将其称为波斯人和大食人，合称为胡人。胡人善于经商，在唐朝中国作为商业资本家积累流动财产，活动十分活跃（这种大资本商业的经营方法或许也由这些波斯人、包括受伊朗系文化影响的回鹘人传授给了中国人）另一方面，则是自南北朝以来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及其文化资料——当然也受到印度境内教派争斗的影响——也给了中国思想文化一种长期的新刺激。而作为两方面的交汇点，西域在中古特别是隋唐时期就成为一个历史风采浓郁的区域。在这种西亚和南亚文明变迁的影响下，唐朝社会与文化也出现一种异样的新光彩（参见滕固《唐代文艺复兴》一文）。
六、宋代：经济统制与文化新潮
如果说唐朝推行的科举制度仍然薄弱不成熟不完善，从制度到文化整体仍然较多延续中古六朝的传统，所谓政府更多是贵族联合体的性质。其整体控制力或帝国实力也存在被后世夸大的成分，例如频繁出现的宫廷政变与藩镇叛乱，其实际控制力可能还不如东汉。那么到后来的宋朝在政局稳定性上反而表现更佳（在宫崎看来，宋朝也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如汉唐那种开放外贸与豪贵联合为格局的以商业统制为手段、经济为重心的中央集权制度，成为后世王朝的基础模板。这种统制倾向同样表现在其政治军事制度的设计上，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在消解中古地方豪族庄园经济结构，形成统一市场体系的同时，也较大程度上消解了皇位篡夺的现象，并且在官府主导下开展交通、经贸等建设运行（隋唐以来，关中土地损耗严重，逐渐依赖山东江南，由此需要发展运河漕运，到宋代则可说是以运河为中心的经济时代。此后宋金元明清的定都，都不能不选择靠近运河的据点，如开封、南京、北京，就像上古三代时期定都在靠近食盐生产贩运区域或处于网络节点的地方。），且对民众开放，促进国内商业活动，增加都市财力，进而促成所谓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发展与宗教改革式的思想潮流，某种人性自觉意识也在不同于魏晋贵族清谈的形式下进一步发展出来。只是相应于此，也陆续出现压制自由企业，将商人吸纳到官府机构经营的情况，包括后来的明清海禁与朝贡、织造局、十三行、洋务企业等。
七、日本与中国：从僧人到浪人
中古时期的遣隋使、遣唐使及留学僧、留学生，日本明智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获取情报、文献及物产、资料，这一优良传统延续发展到近代，即明治以来外派欧美的使臣、留学生，同样回国促进了日本本土文明的建设发展。
另一方面，在近世时期则出现如明朝所谓倭寇浪人，虽然按宫崎市定的说法，走私贸易的利润实际并不高，其作为海盗的性质恐怕较低，更多是与中国民间社会联络，助力反抗官府压迫的所谓日本江湖人士，即所谓浪人，而因为其来源于武士阶层的流散，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以及与中国海盗如王直等联络结合，因此形成倭寇的历史形象。而这一传统也延续发展到近代，即介入近代中国变革运动的浪人和军人，如黑龙会和军部，具体人物如宫崎滔天、平山周、北一辉等，乃至进入满洲、满铁、关东军的各色人物。这两种正反传统又都主要来源于日本的两个团体，即僧侣阶层和武士阶层。
即便是中古留学僧侣传统，也存在各种复杂的历史状况和面向，例如日本僧侣之间在国内和国外的竞争等情况。如唐朝时候（日本仁明天皇时期），日本具有很大势力的比睿山延历寺（由日本天台宗开山祖最澄大师建立）在传承到最澄的徒弟圆澄之时，虽然其品学兼备，但因为没有留唐资历，不具备另一大山头高野山弘法大师空海那样从唐朝学来的真言密教学问，压服不了僧众，乃至一些比睿山的学问僧都下山去跟空海学习密宗教理。于是圆澄便派遣圆仁、圆载等同门前往唐朝学习，而日本官府也提供了大量旅费学资（一般都是日本奥州出产的沙金，每个人资助额有几百上千两。当时唐朝一斗米售价才六七十文铜钱，而一两沙金可兑换铜钱七贯五百文，因此这笔钱是足以富裕生活及广交应酬的。日本本身自然资源不足，但金矿却是有的，也很懂得利用自身优势去交换获取其他资源，包括拥有大量山林木材可以用来造船，因为当时渡海经常出现事故，船只人员耗损比例也是颇大。本身日本寺院就有很大势力财力乃至武力，与皇室及贵族又有很多关联。官府也想通过僧侣这一具有某种国际普遍网络及文化沟通性的群体取得先进文明讯息，帮助推进日本社会发展，有点类似中古魏晋南北朝中国的传法僧侣，充当某种外交情报官的角色，因此资助多多。当然，僧侣也因为某种程度垄断了这类外交网络和文化资讯，而在日本社会逐渐形成其比肩贵族和武士的地位。）
话说四十五岁的请益僧圆仁（德才兼备，年纪阅历较丰厚，随身准备了从比睿山僧众收集的经典疑问三十条，这也是派遣的主要目的，当然，原先主要是要前往天台山。）和三十岁的留学僧圆载（年纪较轻，准备长期滞留唐国，接受严格中国佛学训练）来到唐朝中国（由此也可见日本对此的布置周密与恰切）终于到达唐文宗时期的扬州地界。当时镇守扬州的淮南道节度使却是不喜欢佛教的李德裕（后来牛李党争的大人物），对于日本僧侣请求签发前往天台山的通行证的要求一直推诿，最后在日本使臣斡旋下才只签发了留学僧圆载在大唐内地旅行的许可文书，而要求请益僧圆仁打道回府（等于允许获得初步表层的阅历知识，而不许进一步探问更高深的学识）。等到次年，使臣藤原等在长安完成朝贺使命，准备回国，圆仁也只能跟随从扬州，准备接着登船回国，并将三十条疑问和一部分学费沙金托付给得以留下的圆载，自己前往楚州准备坐船。不过圆仁作为选拔来唐的德才兼备之人，并不愿意就此放弃白费，因此在船只驶离淮南道辖区后，在使臣默许下，就托病在山东登州下船，开始一场北中国的冒险之旅，却也一路得到各地官府许可，先后参拜五台山，进入长安城，在大唐也滞留了十年之久。而圆载则凭借许可文书一路南下，到达台州的天台山国清寺。当时此处僧侣多达一百五十人，全国聚集来的僧众也有三百多人，确是天台宗的大本营。圆载入山参拜长老高僧，请求解答带来的未决三十条经义，之后获得答复，即至今留存日本的《圆唐决》和《澄唐决》（以圆澄法号拆开命名）不过圆载在此学习唐语之后，却逐渐被中国的世俗生活吸引，相对于当时日本僧侣的粗鲁（例如为争座次大打出手），中国的礼教仪式更为含蓄，虽然实际也不乏更为阴险的部分。圆载借助学得的唐语和携带的大量沙金广交应酬，获取声望，乃至在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期跟随还俗，下山娶妻生子，过起世俗生活。几年下来，按宫崎市定的说法，没有意识到繁华中国文明背后暗藏的许多陷阱，在同辈恶僧的唆使下陷得越来越深。最后学资也耗费大半，圆载只能让随行的僧人仁好回国申请官府再次资助。
而北上的圆仁则一路拜访高僧大德，学问日益精进，进入长安后还跟随青龙寺高僧学习了弘法大师空海都没有学到的真言秘诀《苏悉地大法》（也因此回国后，在圆澄圆寂后被任命为延历寺新一任座主，其直系弟子也逐渐把持山门要职，在日本佛教界乃至日本朝廷形成很大权势地位）。只是当初预备回国，大部分学资给了圆载，此时缺少盘缠，也只能联系日本国内，托便船捎来沙金二十四两，却又被身在港口附近的圆载借走，圆仁不得不二次求助国内，第二年才通过再次往返的仁好带来分配给圆仁和圆载的数百两沙金。（也可见日本国内对此的支持力度，人力财力的支持与各方面的周密布置）
不过在唐文宗去世后，其弟弟唐武宗即位，将扬州的李德裕召回担任宰相，次年改元会昌，逐渐开始弹压佛教，如大规模整理僧籍，要求僧尼还俗，解除寺院所占庄田。在这一运动中，圆仁逃离长安，南下扬州，却不被允许乘船回国，只能再次北上，在山林野地中跋涉千里，再次来到山东登州，然后在此坐上新罗国的商船回到日本。之后，圆仁将十年经历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为珍贵史料。而同样被会昌灭佛运动波及的圆载，则干脆跟随天台山其他僧人一起还俗，在山下县城置地娶妻（也许就是之前传言交好的小尼姑），过上俗世生活。不过武宗死后，其归心佛教的叔父唐宣宗即位，开始恢复寺院，还归僧尼。圆载却就此过上僧俗两重生活，还继续修书回国，申请继续滞留和资助，日本官府却以为其求学志坚，继续资助了一百两沙金。可见入唐求法僧在日本国内受到的重视。这种超越僧职、僧位，延续到死后的名望光环却也吸引了其他人接续尝试入唐。在唐宣宗时期，比圆仁小二十岁、比圆载小六七岁的学问僧圆珍在文德天皇时期也经历暴风雨渡海来到中国（随身还携带了官府资助多位留学僧的五千两沙金巨款以及日本政府授予圆载传灯大法师位号的辞令），在福州连江县登陆，接着北上台州，到达天台山国清寺，但联系圆载后却逐渐看清其面目，之后便前往附近越州的开元寺去听讲《法华经》，然后准备前往长安。圆载则一直推辞，宁愿待在山下县城，等了许久时日才一同前往长安，到了长安两人终于又爆发激烈争执。本来不通唐语的圆珍在翻译丁雄万（之前随圆仁来过长安）陪伴下巧遇圆仁老师青龙寺的法全和尚，得以入寺观礼，之后还遇到另一位留学僧圆觉（属于不同于比睿山天台宗的真言宗一派），颇为投缘，因此住到一起，还一同在法全和尚哪里学到与圆仁一样的三部大法，即胎藏界、金刚界和苏悉地，最终带着大量经卷图书回到日本。
而其同门师兄圆载则自行投宿旅店，游荡一番后又南下回到天台山下县城家中，却因此赶上当地一场叛乱，作为浙东观察使的名将王式为了有效镇压，使用了归降唐军后被流配浙东的吐蕃、回鹘等蛮族武士，结果叛军对当地掳掠过后，取胜的官军中的蛮族武士又破坏了一遍。在这一变乱中，圆载似乎也被弄到家破人亡，最后有人见到其孤单一人，流落长安街头，至此滞留唐朝有了二十多年，还在此见到来访的日本真如法亲王一行，亲王也拜访了青龙寺法全和尚。不过到此时，日本已经对唐朝佛学掌握不少，学僧林立，自成体系。因此亲王对当时中土的文化程度也不再过于仰视，而认为不必再度派遣留学人员（有点像近代日本学习西学，最终形成自己一套新文明体系，独立培养人才，形成谱系），之后则南下广州，乘船转往天竺，大概想进一步追溯源头，只是感染疾病，途中死于新加坡一带。而随从亲王访问的僧人宗叡则带回大量典籍，包括最早流入日本的唐代雕版书籍《唐韵》《玉篇》（近代日本佛学也多深入古代印度哲学及原始佛教，从而在上千年积累与近代西学更新后成为世界佛学的一大重镇）。而圆载之后也多少醒悟，因此也收集了几千卷儒家佛教典籍打算带回日本。由于其习惯交游，却也因此认识不少唐代文人，获得一些至今流传的赠别诗，如皮日休的《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以及陆龟蒙等人的赠别诗，唐朝朝廷也赏赐紫衣表示尊宠。（人们发挥优长，着力持久之处往往也是其最终收获之处，而缺失之处或迷执之处最终也是其陷落之点）但是圆载最终还是没能回到日本，而是和船只、典籍一起在海难中沉入海底。而比他晚来的同门师弟圆珍则作为天台宗三井派园城寺的开山祖，从比睿山独立出来，形成与延历寺相当的势力，入寂后被追谥为智证大师。
当日本开始自足于自身佛学、文明运转之后，中国逐渐陷入唐末五代的晦暗纷乱。之后中国迎来较为稳定的宋元时期，日本与宋朝还有经济文化来往。但之后日本却也逐渐走向另一种军阀混乱，即来到室町幕府时代。在战乱中流散出来的武士有一些则逐渐形成所谓浪人，乃至变成明朝面临的所谓倭寇。
明朝施行朝贡贸易，对船只数目、次数、人员等都做出限定，《大明律》也严格禁止私自出海贸易。一开始是在临近首都南京的太仓设立相应管理机构市舶司，考虑距离首都太近，之后又改为三处，分别是负责日本贸易的宁波、琉球贸易的泉州、南洋贸易的广州三个市舶司，并由宦官担任提举进行管理（虽然日本贸易十年才允许一次，但日本当时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却满足于与明朝的这一正规朝贡贸易，其实也严禁日本沿海居民的走私等行为，打击取缔海盗）。但是沿海民众仍不时突破限制，开展面向日本南洋等处的走私贸易（主要是江浙盐商和福建米商。本来贩卖私盐就有成熟庞大的地下组织，关联所谓漕运漕帮，转为海上走私，从经验人力组织等方面都不太困难，结合东洋豪族武士，便成为骚扰日剧的倭寇。除了日本人，参与走私的外国人还有当时的葡萄牙人等）。而朝廷武备也逐渐废弛，海岛卫所大多迁回大陆沿海，撤空后的海岛便成为突破两国禁令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如无法获得朝贡贸易份额的西日本地方豪族、除将军近侧豪族、寺院之外的普通大名、巨商派出的走私团伙）共同的走私基地，因此所谓倭寇问题还不等同于近代日本政府正式的侵略，而更多是失控的两边地方社会产生的问题。但也因为日本方面中央与地方的这一争执，导致一个具体的导火索，即嘉靖年间，日本内部有两大势力都向中国派出朝贡使，争夺朝贡贸易的利益份额，结果当地宦官接受贿赂，偏袒一边，导致另一边大打出手，杀伤中国官员，劫掠四周，抢夺中国船只逃回日本。纷乱过后几年，明朝政府却也关闭了宁波的机构（对于明朝，大多是宁波北京的一些经纪人获得部分利润，满足不了更多群体，也影响有限），日本方面正规的朝贡贸易由此中断，导致原来的商人只能转为非法走私的倭寇。但是按宫崎的说法，这些大多还只是为了贸易获利，而非单纯劫掠，因为后者产生的利润实际并不比单纯走私贸易高多少，还要冒着被官府追捕的更大风险。因为，宫崎认为日本浪人介入军事冲突，更多是出于某种江湖好汉的侠义热血，赞助中国地方民众或者说江湖帮派，助力反抗官府的压迫。而他们的主要活动目的仍类似葡萄牙人，只是建立贸易据点，从事贸易获利，实质可能更接近后来清朝的鸦片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