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说理不应该滥用情绪化的语言——从“跪”这个字想到
在最近的公共讨论中,“跪”这个字十分泛滥,人们用它形容某些国家对美国关税措施的退让,有时候为了形容退让之彻底,还衍生出了“滑跪”这个词。从公共说理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是非常不好的。
首先,“跪”这个字简化了问题。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务,磋商、妥协和退让也是非常普遍的策略——正如强硬也只是一种策略,而不是唯一的策略。绝大多数国家都会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如果他们最终选择了退让,大概率是因为他们觉得退让更有利益(无论是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利益)。
假设你是一个卖凉皮的摊主,在当地一个繁华的小吃街摆摊,有一天小吃街的运营者突然向你宣布,摊位费从每月100块涨到每月1000块,“爱交交,不交滚!”你可以选择到另一个没有租金的商场门口摆摊,但你的收入会从每月3万元下降到1万元。在权衡利弊之后,你很有可能继续交1000元的摊位费。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把自己的行为称为“跪”吗?(我不会。)
假设你家附近只有一家超市A,超市老板将大米价格从10块提高到15块,并且说:“爱买买,不买滚!”你可以选择打车去较远的超市B购买,超市B的大米价格仍然是10块,但打车也需要花10块。由于大米是生活必需品,而且你着急使用,所以你很有可能选择在超市A购买。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把自己的行为称为“跪”吗?(我不会。)
这两个例子说明,无论是在买方市场还是在卖方市场,妥协和退让都不等于“跪”。在某些人看来是“跪”的行为,有可能是深思熟虑的明智之举。
其次,“跪”这个字打击了讨论。据我观察,越是简短的词语,越是有一种言之凿凿的笃定。当一个人在公共讨论中说出“越南跪了”(只是举个例子,也可以换成其他国家)这四个字,他会显得非常斩钉截铁、充满自信,以至于摇摆的旁观者都会觉得很有道理——尽管他没有提供任何逻辑、任何分析、任何论据。
由于“跪”这个字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任何为之辩护的观点都被打上同样的标签,甚至更加负面的标签。比如说“越南跪了美国”这句话认为越南是美国的奴才,而如果你反驳这句话,那么对方很可能只需要说“你跪了越南”,就将你变成了奴才的奴才——从人格上彻底贬损你,但依然没有逻辑、没有分析、没有论据。
传播学中有一个术语叫“沉默的螺旋”,意思是当一个人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反时,他可能因为畏惧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少数人”的观点会消失在沉默之中。
但是,如果少数人使用言之凿凿的负面情绪化语言(比如“跪”),那么极有可能,“多数人”的观点也会消失在沉默之中。
最后,“跪”这个字煽动了民族主义。讥讽他国的“跪”(退让),本质上是为了歌颂本国的“不跪”(强硬),这给一种外交策略赋予了英雄主义的色彩。但同时,它也变成了一艘难以掉头的大船,决策者很难根据理性和实际选择方向。
我不认为“强硬好还是退让好”存在一个标准答案,我也不认为所有的国家共享同一个标准答案,我的观点是,公共说理不应该滥用情绪化的语言,让人们无法思考另一种可能。
比如说——“我们应该选择强硬还是退让?”这是一个选择题;但“我们应该选择跪还是不跪?”这是没法选择的。滥用情绪化的语言,那么我们的思维中就不存在另一种可能。
除了“跪”这个字,公共讨论中的情绪化语言还有很多。有人总结了互联网六艺:当对方陈述观点时,无论观点对错,说“典”;当对方支持自己不支持的人或事时,说“孝”;当对方辩论或者开始细致解说时,说“急”;当自己难以理解对方表达的观点时,说“乐”;等等。
这些词语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通过贬损对手来强化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通过阐述道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它们在平时无伤大雅,但在讨论公共问题时,这些情绪化词语的滥用会使讨论无法进行。)
关于公共说理,我愿意推荐一万次徐贲写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这本书非常清晰地说明了我要表达的观点。徐贲认为,说理需要节制情感,在公共说理中“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是坏的语言”。他还认为,“公共说理的一个关键是用语言来进行独立的思考,而不是让现成的官话、套话和陈词滥调来代替我们思考。”试想一下,当许多人面对公共议题脱口而出的就是“跪”、“打脸”以及“典孝急乐绷赢”这些字眼的时候,他真的有在思考吗?
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在面对公共议题的时候,不要滥用情绪化的语言。但我也知道,许多人并不是在表达观点和探讨理性,而是在表达立场和攻击“敌人”。对这些人来说,就请当这篇文章没有写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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