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凤祥、李开芳的英雄主义，也抵消不了北伐方略的错误 —— 054《刚朴诚拙曾国藩：第一名臣与晚清巨变》

第六节、悲情的落幕

在介绍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之前，我们不妨将天国北伐军的后续事迹交代一番，如果说咸丰三年底之前清朝方面一路损兵折将、丢城失地的话，那么到了咸丰四年之后，由于摊子越铺越大，太平天国的迅猛发展势头，就从西面与北面同时得到了某种有力的遏制。

咸丰三年底，为了围剿太平军，僧格林沁将大本营从涿州转移到了天津北面百里处的杨村，前线作战指挥事宜仍归胜保负责。在清军优势火力的打击下，太平军只得放弃了杨柳青，凭借坚守独流与静海两处城镇以待援。

此时太平军约有三万余人，可由于天气寒冷，再加给养困难，不少兵士竟被饿死、冻死。可即使面临着万分艰难的处境，太平军依然坚忍不屈，甚至还能主动出击将清军打得大败，显示出太平军斗志尚存。无能的胜保因为兵败被拔去花翎、降四级调用，咸丰皇帝又命僧格林沁移营独流，直接负责战事指挥。僧格林沁及其麾下的蒙古八旗，被认为是清朝的战略预备队、最后的王牌，可见咸丰帝是真的着急了。

当时太平军正在西线大力扩张战果，天京附近又受到清军很大的压力，杨秀清一时根本派不出人手来支援北伐军。眼见援军一时无望，粮草、弹药等补给日益匮乏，兵员折损也很严重，于是咸丰四年正月初八（1854年2月4日），北伐军决定突围南下。不过在突围之前，为了激励士气，北伐军高层想出了一个昏招，居然将抢掠来的女子赏给了那些有功的将士，有些人甚至被赏给了两个女子；太平天国初期之所以士气高昂、蓬勃向上，恰恰跟严格的男女分营有密切关系，此刻林凤翔等人却出此下策，虽然是出于无奈，但也算是饮鸩止渴了。

饥寒交迫、羸弱不堪的天国北伐军向静海西南的大城县方向突围，由于道路上的冰已经部分融化，到处都是淤泥，不免增加了行路的艰辛，而林凤翔等人担心追敌，严令将士在夜间疾行，以至于冻、累交加，白白扑倒了很多人。僧格林沁见太平军突围，便派出蒙古马队跟踪急追，缺乏火器及弹药、毫无气力的太平军自然无力阻挡骑兵的冲击，损失越发惨重，冻死、被杀与自杀者不计其数，估计至此减员已经过半，落入此等境地，实在是悲惨至极！

林凤翔等人只得率领残部暂时据守在了河间、任丘之间的一些村庄中，继续与清军苦苦周旋，并望眼欲穿地盼着援军前来。此时援军虽已上路，可尚在安徽境内；二月十一日，北伐军只得借着浓雾的掩护长途南下，占据了接近山东地界的阜城县。由于清军大举围困，林凤翔等人只得凭借一座孤城固守待援，在随后近两个月的攻守战中，处于绝对劣势的太平军依然在挣扎求生，在此期间第三号主帅吉文元阵亡。

三月十五日，首批北伐援军攻取了山东临清，此地距离阜城已经不足四百里，林凤翔等人似乎是看到了一线希望，然而残酷的现实是，随着越发远离天京，北伐援军自身也已成为了过河的泥菩萨。

从北方传递消息到天京，就历尽了曲折和辛苦，及至杨秀清乍一接到林、李二人的求援报告之后，竟一时抽不出人手。等到赖汉英等人率部救出了扬州被围的太平军，杨秀清便命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率领这支人马，再加上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又副丞相许宗扬的部队，组成了一支七千余人的北伐援军，于咸丰四年正月初八，也就是北伐军从独流与静海突围的这天，从浦口出发，取道安徽北上。途中他们与张洛行、李士林等人分别率领的两支捻军联手攻占了六安，又一路北上占领了颍上及河南永城等地，最后顺利渡过黄河，进入了山东地界，北伐援军连克单县、金乡、巨野等处，又于三月初三包围了临清。

在近两个月的作战中，北伐援军的进展非常顺利，也受到了沿途各种江湖势力、反清武装及流民、贫民等的支持与加入，队伍也很快膨胀到了四万多人。曾立昌等人不懂得对这些人加以整编或改组，也不对其进行有力的纪律约束，这样的乌合之众在诱惑或压力面前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临清是运河沿岸的一处商贸发达、地位突出的重镇，咸丰君臣也担心南北两路北伐军成功会师，于是便命僧格林沁分出了一万多人，由胜保、善禄二人率领，会同山东巡抚张亮基前赴临清，此时正赶上太平军三面攻城，张亮基便督促手下的团练前去解救，但胜保与善禄军都只是作壁上观。

经过十三天的围攻，太平军居然攻克了临清，然而不幸的是，就在破城前夕，城中的知州张积功晓得大事不妙便将城中寄存的粮食、火药等物付之一炬，仅仅留下了一座空城给太平军。若是不贪图城中之物，北伐援军在数天之内就可以到达阜城县一带，与林凤翔等人取得联系与声援，可是一场艰难的围攻战之后，他们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消耗了自己的实力，又浪费了宝贵的时机，更将自身也置于被清军包围的危险境地。不过，临清城里还有很多百姓，那些中途加入的成分复杂的太平军红了眼，此时便大肆抢掠起来，曾立昌等人都无法制止；本来曾立昌等人在行军作战时都乘坐大轿子，不知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早就带了坏头，关键时刻也就难以树立威信。

三月二十一日，曾立昌试图率部西走，但被清军阻拦，只得退回城中。这里需要交代一个事情，即在这前后张亮基正与胜保互相参劾，张氏自然参的是胜保畏敌不前，但太平军反陷入了不利，胜保也就意外地得了理，他则称张亮基取巧冒功，咸丰帝偏袒胜保，于是下诏训斥张氏欺罔，并追论他当初赴湖南巡抚任时不急趋长沙，及至去了湖北也但求自保，实属居心狡诈，最终将其革职并发遣戍守军台（即驿站之类）效命。不过到了次年，时为给事中的毛鸿宾等人为张氏鸣不平，咸丰帝才下诏将张亮基放回，不久又命他前往安徽随办军务。

曾立昌等还试图突围，但被胜保所部所截击，此时的太平军也是一支饥饿之师，再加上军心涣散，因此战斗力非常低下。好不容易到达了临清西南几十里处的清水镇，当晚趁着清军人困马乏，便前去偷袭其营垒，总算是暂时打退了清军。可是，此时的太平军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曾立昌主张继续北进与林凤翔等人会合，但陈仕保、许宗扬等却主张南下，事实上也就是逃命！想要逃命的人占据了上风，经过一场混乱、狼狈的大撤退，四月初八北伐援军终于抵达了江苏丰县，此时全军已经仅剩下了几千人。

胜保追兵再次尾随而至，在突围东走时，太平军又被大水所阻，在抢渡时很多人都陷入了泥潭而成为清军弓箭的活靶子，身为主帅的曾立昌本人也因逆水而亡。最后逃出者仅剩下了两千多人，四月十七日已经进入安徽境内的陈仕保又战死了，许宗扬便领着这支残军经来时的颍上、六安等地幸运地回到了天京，此时这支人马可能仅仅只剩下了区区几十人。由于损兵折将，许宗扬被关进了设在东王府的大牢。

北伐援军的惨败，固然是由于杨秀清选将不当，但主因也在于方略失误。如果北伐军全军覆没，至少会对杨秀清的个人权威有所损害，因此他也不得不想办法加以补救。为了接应两路北伐军，杨秀清还想再继续加派援军，一路由于浦口失陷而未能起行，另一路由燕王秦日纲率领，行至舒城时因遇到清军有力阻挡便干脆折回了。

在林凤翔、李开芳等人这边，援军是已经指望不上了，他们只能依靠自身仅存的力量来求生路了。也就是北伐援军撤退至江苏丰县的四月初八这一天，林凤翔部从坚守了近两个月的阜城突围东走，于当晚进占运河沿岸的连镇。

连镇被运河分为了东连镇与西连镇，由于大运河运输之便，太平军得以在短期内补充了一些军资和粮食，并且还强化了防务，尤其是在运河上搭建了一座连接东西的桥梁，这些准备都为长期坚守打下了基础。此时这支天国北伐军还剩下一万多人，可是由于他们的骨干毕竟都是广西老兄弟，一贯能吃苦，又身经百战，所以在士气方面还是很高的，清军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五月二日，李开芳率领麾下部分精锐人马突围南下，试图前去接应北伐援军。林凤翔率部继续坚守在连镇，在此后的多次战斗中，太平军都取得了一些胜绩，清军的士气日渐低落；但清军的补给线是畅通的，他们可以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法，等待补给匮乏的太平军自行消耗。可是僧格林沁又担心太平军突围，为此日夜悬心，脾气也变得很差。后来有一位当地的七十多岁的老童生给僧格林沁提出了一个建议，要他利用连镇是洼地这一不利形势，调集人力，在连镇周遭修筑高墙土堤、挖掘深沟，对太平军形成严密的封锁线。

僧格林沁于是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是由于林凤翔的无学无识，尤其是身边没有一个可靠的智囊，他对于清军的这番举动居然没有做出太强烈的反应。因为此前的一系列胜利，林凤翔也没有想到南逃，所以他就一直在连镇坚守了下去。到了十一月间，天寒地冻，僧格林沁又下令给土堤上浇水，使得它变成了一道高大的冰墙，如此一来太平军就更难突破了。此时，连镇的内外联系也被清军给切断了，林凤翔的处境日趋不利。

随着封锁时日的延长，连镇里的太平军吃饭问题开始变得日趋紧迫，由于老兄弟及新兄弟之间的待遇不平等，又引发了太平军内部的一些混乱。林凤翔此时才开始尝试突围，但都没有成功。到咸丰五年正月间时，太平军不能不忍痛杀掉了马匹充饥，再到后来连人肉也开始吃起来了。此时僧格林沁又经咸丰帝默许，对俘虏、降众开始采取宽容政策，这一招相当凑效，前后投诚者竟达三千余人，占到了被围太平军的一半，其中清军还成功招降了湖北籍的太平军勇将詹启纶。不过到了僧格林沁认为大局已定时，又开始采取了不再接受投降者的杀戮政策。

僧格林沁将投降的太平军编组为“义勇”，让他们参与对林凤翔残部的围攻，由于日渐不支，林凤翔便放弃了西连镇，仅带着一千多饥疲不堪的兄弟坚守在东连镇。咸丰五年正月十九日（3月7日），清军向东连镇发起了总攻，最终连镇彻底失陷，林凤翔本人被俘。

七天后林凤翔等人被押赴北京献俘，次日便被押赴菜市口凌迟处死，面对这等千刀万剐的非人酷刑，目击者称林氏“眼光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1】，展现了一副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再说李开芳这边，当时他所率领的这支人马约有六百多人，但可谓是百里挑一的能战之士，且全都是骑兵。冲出连镇后，李开芳部疾行三百多里，于两天后占领了山东高唐州，此地距离临清只有几十里地，但此时北伐援军已经南撤一个月了，曾立昌、陈仕保也都已经死了。

在太平军刚刚到达高唐时，胜保统帅的清军追兵就赶到了，李开芳没有选择继续南下，他想等待林凤翔部一同撤退。在此期间，李开芳曾两次派人给林凤翔送信，告知他援军已经无望，可突围南走，但信件都被清军所接获。

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清军，太平军发挥自己夜战、近战、肉搏战的优势，多次以少胜多。胜保眼见不能取胜，只得采取了以水灌城的法子，但由于天下大雨而弄巧成拙，反把自己的营垒给淹了。无奈之下，胜保又运来了重达一万五千斤的大炮，将高唐的城墙给轰塌了两三丈，但清军怯战竟然没有一个敢冲锋在先的。清军又以挖掘地道爆破的形式轰塌城墙五丈多，可还是没什么成效。由于攻城不力，胜保被革职留营，及至连镇被攻克之后，胜保也被发遣到新疆效力，由僧格林沁负责继续围攻高唐太平军。

见到僧格林沁的到来，李开芳猜测连镇已经失守，林凤翔军已经全军覆没，因此在坚守了九个多月之后，李开芳决计突围南走。咸丰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就是连镇陷落后的十天，李开芳率部冲出高唐南门，于当晚进抵五十里外的山东茌平县冯官屯。及至清军赶到之后，双方发生了一场激战，清军被击退，但太平军也阵亡了二百多人。

清军以炮火猛轰冯官屯，导致屯内的房屋几乎被全毁，粮食等也被焚毁，太平军只得转入了地下。这支人马虽然仅剩下了四百多人，可他们都是从天京北上时的那些老兄弟，又是经过挑选的，因而三万多清军还是拿他们没有办法。咸丰帝于是进行责问，僧格林沁只得回复说太平军“人心团结，毫不疏懈”——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人马越是精干、关系越是亲密，那么军队的凝聚力就会越强，反比人马众多、成分复杂的时候战斗力还要强得多！

偏偏又有一人出来向僧格林沁献计，要他挖掘沟渠以水淹太平军，僧格林沁欣然采纳，加紧命人挖渠。到三月底时，整个冯官屯已经变成了水乡泽国，粮草、弹药也被浸湿了，李开芳只得尝试突围，可未能冲破清军防线。清军也没能攻陷冯官屯，此时僧格林沁又故技重施，展开招抚攻势，从四月初一到十一日，十天里先后有十六人出屯投降，可是到了十二日这一天就有两湖籍将士二十多人投降，次日又有一百四十多人投降。

不过考虑到之前已经投降的太平军将士存在反叛现象，加上这一次天国北伐军基本被消灭殆尽，所以僧格林沁违背了承诺，将投降的太平军都给悄悄处死了。为了生俘李开芳以邀功，僧格林沁便打着爱才的幌子极力招降李开芳，三月十六日彻底绝望的李氏便带着剩下的八十八人乘船出降，随后就被清军控制了起来。至此天国北伐军被扫荡殆尽，咸丰帝将僧格林沁的功劳视同再造大清，因此恩赏其以亲王“世袭罔替”，跻身荣耀无匹的“铁帽子王”之列。

李开芳实际上是怀揣着侥幸心理进行伪降，表示可以前去招降瓜洲、扬州一带的太平军将领，但被僧格林沁将计就计（从后来看，清方确实有成功招降太平军大将的事例，可见李开芳应该不是真心要归降的）。李开芳很快就看出了僧格林沁的用心，不由悔恨起自己的诈降之举。《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当时留在僧格林沁营中效力的革职直隶布政使张集馨见到了被囚的李开芳，当时有人认为从表面上看李开芳不像是诈降，张集馨却道：“观其双眸，知其险毒，枭獍系恶鸟兽，其凶狠在性，不在形也。”

被押解到京之后，同样经过一番审讯，十天之后李开芳等人同遭凌迟处死，受刑时他们仍显出一副不屈之态。据史料的记述，在菜市口受刑时，李开芳“已被数刀，犹能仰首张望”【2】，还有说法称：在刽子手正在捆绑其他死刑犯时，他还一脚踢死了其中一位刽子手，挣扎着想要逃生，在场的兵丁们因吃惊而却步，几位武官一起上前用枪刺倒了李开芳，方才制服了他，临死前其人依然相当凶横，大声向人喊话，心里相当不服气，大意是：自从天京到这里，就没有打过败仗，自己是无敌的，遭了小人的暗算才骤然落到这般境地【3】。八年之后，太平天国分别追封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三人为王，并令其子孙世袭，可此时的天国已是风雨飘摇、自身难保了。

虽然将天国两路北伐军给镇压了下去，可是仅仅僧格林沁的蒙古八旗就损失了八千多人，这支人马虽比一般的八旗、绿营略强些，但也展现了清朝正规军战斗力孱弱的一面，其中也包括了僧格林沁本人将帅之才的匮乏。五年之后，当英法联军大举来犯时，这支被咸丰帝依仗作护国基石的武装，不待摸清敌情就冒冒失失地猛打猛冲，结果轻易间就被更强大的炮火、更训练有素的军队给打垮了！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假使天国北伐军也能像后来的李秀成那样通过同西方交易获取一些先进的装备，并且补给线有所保障，那么凭借其顽强的斗志及丰富的军事经验，那扫平北方还是不难的！只是可惜他们不待充分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盲目地转往外线，最终被愚蠢的战略决策给近乎白白地牺牲掉了（曾国藩后来对后勤问题的认知也越发深刻，曾指出那些负责筹饷的官绅们“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

这里我们不得不再补充一句，即在补给匮乏的情形之下，全军北上完全是一种冒险的、投机主义的方略，即便侥幸能够占据北京，可是如明朝在占据元大都后，依然同残元势力征战不休，试想依托华北的太平天国能够站稳脚跟吗？在必须冒险的情况下去孤注一掷，这是无奈的选择，但假使有更好的选择，那么选择稳妥、稳健的路线，便是决策成熟的表现。

除了北伐战略本身是一个大错误之外，其实洪、杨急于北伐本身也算是一个大错误（或者还可以再加上西征的一部分行动），因为这就让太平军失去了一个整顿、训练的宝贵良机。在朱元璋渡江之前，他曾经蛰伏于滁州地区近两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强化了自己的军政领导班子，尤其是完善了对军队的整编与训练，大大提升了其纪律性与组织性，此后在作战中朱家军几乎从无败绩。但太平天国不是这样，由于战略冒进及骄傲自满的心理，使得太平军所担负的作战任务过于频繁，从而忽视、耽误了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及各类人才的挖掘与培养。在早期，太平军与清军在陆军武器方面差异不大，但水师方面差距就非常明显，这恰恰是杨秀清等人盲目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表现，这也让太平军吃了大亏。

当然，如果说北伐纯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的话，那西征倒多少有其必要性，只是假使太平军从一开始就不放弃武昌、安庆等地的话，那么也断不至于再去吃这种回头草。但是即便西征，以后见之明来看，其实也没有必要急着去攻打湖南，在实现了对武昌等地的占领之后，其实太平军就应该暂停下来好好整顿一番了，好好地消化一番既有的宝贵战果，没必要继续急于大力扩张，与其冒险深入湖南，不如等着湘军主动上门，发挥自身内线作战的优势。总之，这其中的经验教训还是不少的，值得我们细细琢磨。

从立脚南京到开启北伐战争，朱元璋用了足足十一年的时间，其中一个主因便是朱元璋一贯采取稳扎稳打的方略，可是太平天国仅仅用了两个月。相比朱元璋当年，太平天国的发展速度也显得过快了，诸如杨秀清等人也来不及多加思考、学习及总结经验教训，他们本来就寡学无识，再加上缺乏虚心及身边缺少出色的智囊，难免要栽大跟头。然而，此时天国手上的牌还有很多，咸丰帝君臣也还有很多错误要犯，若是洪、杨等人就此汲取教训、提升自我，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1】潘士安《玉珍河钓徒见闻杂记》

【2】龚洤《耕余琐闻》己集

【3】参见张守常《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