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臀5次的女孩：几个陌生人骂我，说就算脱光都不看我一眼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故事前天就预告了，我们的作者侯小圣，曾在澳洲当司法社工，这岗位既负责社区安全的大事儿，也要照看当地老百姓生活上的鸡毛蒜皮。她想要记录自己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10位了不起的人——这些人都有“重度成瘾行为”。那些成瘾的方向千奇百怪——偷窥、抽脂、运动，甚至是性。她们最终在小圣的帮助下与其对抗，解决了人生的难题。（点击关键词，就可以看第一篇偷窥成瘾的故事）小圣说起这些成瘾的强迫行为，就像是埋在人内心的一颗雷。这些雷今天是她们面对的困难，却可能明天就降临到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身上。今天是她记录的第二位主人公，她的遭遇，我们当中就有很多人正在经历着，痛苦，且只能忍受着。

2020年3月，我的办公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位刚刚上大三的女孩。

她叫贝卡，穿着打扮符合我对白人女孩儿的固有印象，穿灰色运动套装，拿个巨大的水杯，长美甲，大运动包和几个毛绒绒的包挂，最明显的还是她过于丰满的下半身。

她的腰臀之间显然不是正常比例了，腰很细，臀部却如同一个南瓜。

异样的曲线甚至影响了她的行动。她步履缓慢地朝我走来，看起来有点虚弱，我甚至担心她如何能坐在椅子上。最终她还是坐下了，但臀部因受到压力而开始变形——那里有假体。

我们澳洲司法社工机构，相当于国内派出所，对当地老百姓的安全问题负责，甚至还要学习专业的心理知识。这一次，我们被要求评估贝卡的心理健康。

要求我们评估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整容医生，对方找到我们的时候，面无表情，就一个要求，别让这女孩再来做丰臀手术！接连做了四五次了，怕她在手术台出事。

但是贝卡又哭又闹，站在整容医院前台不愿意走。

如今这个女孩艰难地坐在我们面前，只为一件事：让我们出具她心理健康的证明，然后快快回到整形医院，继续下一次手术。

如果光看贝卡的脸，她跟她这个年纪的大学生倒是没有什么不同，她把眉毛画得很自然，头发绑成高马尾，两只耳朵上分别挂着四个小小的银色耳环。

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次的丰臀手术。

贝卡什么话也没说，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那是张社交媒体的截图，照片里的她穿着紧身运动外套，腰腹平坦，曲线分明。然而这张截图配文内容是几个话题和一串数据——“0.65”，“腰臀比”和“穿得宽松VS穿得紧身”。

腰臀比0.65，在我看来是一个近乎惊人的数字，那意味着这位女性是标准的“沙漏型”身材，正面看过去，她的腰会像一张纸被折进去两个明显的角。

但贝卡继续向我展示第二张和第三张截图，她评论区涌进了一群陌生人的恶意。

他们嘲笑她的比例不够完美，说看不出她穿宽松上衣和紧身半袖之间的区别，还有人说，她的腰臀哪有比看起来是1：1，即使脱光衣服也不会多看她一眼。

最可怕的是，有人从她主页别的帖子找到了她的学校，说准备去学校当面骂她。

贝卡很快删除了这条帖子。

但从那一刻起，她仿佛被钉在了镜子前，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腰臀比上。

“我本来就有时不时照镜子的习惯，走在外面也会对着商场玻璃看自己的身材，但是从被人在网上骂了之后就很少出门，就在家里琢磨怎么让自己变美。”

“我能在镜子前面站一个下午，对着镜子健身练臀，我想看到身材变化。”

那一天，她握着我的手，急切地说：“什么时候开始做心理测试？”能想象到，只要她得到我们的鉴定书，她会又一次地奔向整容院，抽脂丰臀。

“很快就开始”，我承诺她。

贝卡要在心理鉴定里，自述身体整形的全过程。

起初她在网上被人辱骂后，只是想通过健身，让自己变得更“完美”。

她查找各种练臀的方法，每天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变化。然而，健身带来的效果缓慢而有限，她尝试穿束腹裤，结果穿上，喘不过气，脱了，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比一开始更不满意。

“明明胸口到肚子都在痛，但脱掉束腹裤之后，我甚至觉得那些恶毒的评论也不是没有道理，镜子里的腰确实不够细，小肚子凸出，屁股干瘪。”

贝卡每天一早一晚都要记录自己的身材数据，那时候她的腰围已经低于65cm，和臀围之间的比例已经接近0.6。我听到这里，比划了一下自己的头，她的腰应该甚至挡不住我的脸。

而贝卡还觉得不够，她开始考虑更快的方式，整形手术。

第一次手术她选择了臀部填充。

医生告诉她，这是许多模特和网红都会选择的项目，能让她的身材更符合黄金比例。术后恢复时，她难得地体会到一种安全感。被网暴以后，她入睡困难，每天睡前要花几个小时在手机上搜索如何练臀，直到眼睛酸痛无法注视屏幕才能睡着。

丰臀手术让她总算能安睡了。

伤口恢复好，一切都消肿的时候，医生说她的手术效果相当不错。医生给她拍了很多照片，还询问她，能不能把术前术后对比图作为宣传，发在医院的社交媒体上，贝卡一口答应。

她回到家，对着镜子拍了很多张，想要发到自己的账号上。但打开账号准备编辑的时候，她有点退缩，再次审视起自己的身材。

她说到这里，话语中一连带了几个“似乎”。

“社交媒体那些带完美身材话题的人，似乎都腰细腿长。”

“丰臀手术确实让我看起来腰更细，但似乎还不够完美。”

“我发现自己似乎有微微凸出的小肚子，大腿也有点粗。”

贝卡第二次来到整容医院，愿望是吸脂和再次丰臀。她的想法是腰腹要更瘦，臀围则是越大越好。她认为自己依然不够完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医院虽然问了她的意见，但是却始终没有把她的前后对比图作为宣传资料发出来，她觉得这就是她还不够美的力证。

贝卡的大学生活逐渐被这些手术和恢复期填满。她一开始还能正常上课，后来干脆申请了休学，朋友担心她，想到家里找她，被她用生病了的借口搪塞过去。

她的世界只剩下镜子里的自己，和软尺上的数据。

贝卡又接受了三次手术，其中一次是被迫的，因为她的假体移了位。医生告诫她，这样很危险，让她不要频繁地做手术，贝卡这次休息了三个月，这已经是她开始整形后间隔时间最久的手术。

每一次手术带来的满足感都越来越短暂，直至彻底消失。

她开始更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关于腰臀比的讨论，关注那些被吹捧为“完美身材”的人，她害怕别人盯着自己的身体，害怕自己不够好。

她的变化不仅仅停留在外貌上，她的步态开始变得奇怪。

因为骨盆移位，她的腰部力量似乎已经无法支撑上半身的重量，走路时只能像“唐老鸭”一样摇摆。她自己没有察觉到这些变化，或者说，她下意识地忽略了。

终于，连整形医院的医生都决定不再继续为她做手术，而是告诉她，医院有规定，你得先通过社工机构的心理评估，我们才会重新接待你。

如今她在我面前讲完这些，我不可能给她通过评估。

而且我怀疑她患上了一种相对罕见的强迫症。

我要给贝卡做的心理测试，其实是一份叫做“外表拒绝敏感性”的量表。

这份量表的问题设计得环环相扣，我递给贝卡一支笔，告诉她不用着急，慢慢选择。

我就在她对面，看着她仔细阅读问题。

“如果你的约会对象在餐厅里注意到了一个比你更有魅力的人，你的焦虑程度是？”

她毫不犹豫地勾选了最高的分值。

“你有多频繁地和别人比较外貌？如果发现自己不如别人，你会有多失落？”

她几乎每道题都选了最高分。

这说明，贝卡对自己的外表有很强烈的焦虑，这种焦虑已经影响到了她的生活。我在“躯体变形障碍”这一栏里做了个标记。

躯体变形障碍是一种心理障碍，患者会对自己外貌的某个部分，产生极端的负面认。比如在我的眼里，贝卡的明明有些地方是匀称的，但她看自己腰和腿，大脑里的讯号却是：不完美。

贝卡说，自己的焦虑来源于社交媒体上的恶意评论，但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几乎所有的强迫症状，或者说心理障碍，都能找到更久远的前因。心理障碍像油，会在对话或者相处里缓慢地渗透出来，汇聚在一起，结合行为和自述，最终找出根源。

我发现，贝卡除了焦虑于自己不够美，她也总是忍不住和别人比较。从她坐下的那一刻起，到我们做完这些量表，她不断地打量我和我的同事，和我们比较了无数次。

“你这头发是自己留的，还是假发？”她突然问我。

“我自己的。”我说。

贝卡点点头，眼神越过我看向空气，好像突然开始发呆，“我一直想留那种长发，”她又去找手机给我看她想要的效果，图片上的女孩头发浓密发亮，像光滑的丝绸。

贝卡无不惋惜地说自己的头发得花很大功夫打理才能像这样，因为她天生发量少。

没人接话，咨询室变得很安静，除了我的钢笔划过纸面的声音，我记录下贝卡的行为。

贝卡开始自言自语，语气里带着不甘：“我也想去护理头发，但现在没钱，整容手术花了很多钱。”顿了顿，她又补充，“我小时候头发还是挺多的，后来嫌洗头麻烦，剪短了。”

头发的话题戛然而止，因为她突然注意到我的同事，同事是波兰人，天生一双绿色的眼睛。

“你的眼睛戴了美瞳吗？”贝卡问。

同事表示这是天生的。

贝卡自己有一双蓝眼睛，在我看来已经很独特和漂亮，但是她似乎总是能主观地找到自己不如别人之处，然后陷入焦虑。

我非常想知道，除了被网络霸凌以外，让她陷入躯体变形障碍，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贝卡一直问我她的测试结果，似乎觉得这是一种考试，她需要通过得分来判断自己是否通过。

我没法给她一个“考试分数”，她追问：“我是不是不能通过测试了？”

我说不是，刚才做题坐了那么久，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你可以活动一会儿或者去等候区那个沙发上待一会儿。

她拒绝，又说：“我没事，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特殊？”

这是社工机构，我在心里想，到处都是特殊的人，但还是官方地回答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贝卡不依不饶：“说你没整容过吧？你以为我很想整容吗？”

我抓住她转瞬即逝的自白：“我以为你很想，所以你实际上不想吗？”

也就是在这一刻，贝卡跟我说出了，她陷入这种强迫症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听完以后，气得拳头都要攥紧。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似乎就注定要活在别人的目光之中。”

“家里的人在我出生时，第一眼就失望了。”

贝卡的母亲相貌平平，而父亲英俊挺拔，腿长头小，头发也非常浓密。因为有女孩像爸爸的客观规律，亲友们都希望这个新生的女孩，能继承父亲的优点。

然而贝卡完完全全遗传了母亲的一切，她唯一像爸爸的地方是近视。

于是，从小到大，她听到最多的评价就是：“不都说女孩应该长得像爸爸吗？你爸爸那么好看，我们一直以为你也会很好看，结果你完完全全随了你妈。”

这种遗憾甚至被量化了，“腕线过档”这个准则在全世界都通用，贝卡小时候站在镜子前，尝试模仿电视上刚学来的舞蹈动作，妈妈说：“你像个可爱的海星。”

她长大才意识到，妈妈在说她胳膊短腿也短。

大人们会说：“我们本以为你会继承你爸的长腿，结果你不光长得像你妈，连身材也是。”

这些话伴随了她的童年。

童年时期的贝卡并不理解这些话的深意。她只是个孩子，还不懂“美”或者“不好看”意味着什么。但大人们说得多了，她也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比例，时尚杂志上说，贝卡不是那种直上直下的H型身材，而是有明显腰线的A型。

她开始想，这或许是自己唯一的优势。至少，她有腰。

在成长的每个阶段，新的目光都会落在她身上，带着新的审视。

上小学后她开始发育，身高却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蹿得飞快。于是，家里又多了一条评价：“别人都长高了，你怎么还没长？” 贝卡告诉我，那种审视不仅仅是疑问，而是又一次失望。

进入青春期，新的凝视落在了体重上。

家里开始控制她的饭量，怕她发胖，说如果青春期胖了，以后会更难减下去。

我也经历过青春期，其实我想告诉每个人——青春期的身体有自己的规则。

饥饿在这个阶段几乎是无法忽视的存在。我上高中时，早上吃过饭到学校上两节课，就得吃零食，不然没法承受这么大强度的学习。青春期的消化和代谢速度比成年之后快多了。

贝卡给我看她的高中毕业册，照片上她比现在还要瘦，肩膀很窄，锁骨突出，戴着牙套。她的身材并不胖，甚至可以说是标准偏瘦。

贝卡说她养成了“瘦子的习惯”，到现在也饭量很小，有时候明明很饿，吃了几口就饱了，因为从十六岁到今天，家里人的话一直在耳边回响：“你没遗传到爸爸的美貌，该长身高的时候也没长起来，要是再胖了，你就完了。”

可到底什么是“完了”？没人告诉她答案。

她只知道，她不能胖，不能矮，不能不好看，哪怕这些大多不是她能决定的。她的世界被这些看不见的标准挤压得越来越狭窄。

直到高中毕业，她考上了墨尔本大学。

按理说，这本应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任何一个澳大利亚本地人，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孩子而言，顺利完成初中、高中，高考，最终考上大学，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就了。墨尔本大学对于本地生来说也需要是优等生才能考得上。

我不敢想象她一边挨饿一边学习，究竟付出了多少辛苦。可在她的家庭里，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她的外貌就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

她的家人仿佛一直带着某种执念：“女孩应该像爸爸，而你不是。所以你让我们失望了。”

前因找到了，但多亏后果还没到彻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什么是不可挽回的地步？就是贝卡再这么不断地做整形手术，她只会完全损害自己的身体，比如遇到术后感染，或者腰椎脊椎和尾椎完全变形，随着她长大老去，她会越来越痛苦。

我要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让贝卡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恢复健康。

贝卡每次来，还是会追问我测试什么时候出结果，自己能不能再去医院做下一次手术。我说这个测试是分段的，你需要来六次，每次做一个，都通过了我会联系你的医生。

她很不开心，我想带她去参加强迫症患者们自己的互助会，她说自己不想去。

贝卡说害怕被人盯着看，我说你可以进行变装，或者我们机构有玩偶服也可以借给你。

我们为案主准备了很多玩偶服，是在心理剧上用的。玩偶服的反馈很好，案主们穿上它会更放松，更容易表达，而且玩偶服看不出身材，别人只会觉得你是熊或者熊猫。

我完全明白，贝卡怕人指指点点她的身材，她来我们机构总是穿着不同的运动套装，我猜测是因为这种套装既不过分地勾勒身材，也不会太宽松。只要站起来，贝卡就会背上她的大包，挡住自己的肚子，即使在我看来她根本没有肚子。

我以为玩偶服会让她压力小点，能好好参与互助会，但是我忽略了她在互助会里有个天然的死对头：信息强迫症患者小帕。

小帕患上的强迫症，让她对信息收集极度沉迷，说难听点，就是偷窥犯。我甚至看到她在偷拍别人，然后用浏览器搜图。我只能让她把偷拍人家的照片删干净。

万一她对贝卡这么做，肯定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贝卡和小帕第一次碰面时，气氛还算融洽，因为贝卡穿着熊猫玩偶服，圆墩墩地坐在地上，每个人都过来和她打招呼。有玩偶服的遮掩，贝卡甚至同意另一个案主合影的要求。

两人刚开始坐在一起，还聊了会天，互助会开始后，贝卡听到小帕说如何分析别人的表情和语气，对方任意一点变化都会注意到。

贝卡瞬间站起来换了个位置。她最讨厌的就是被观察。

屋子里有一瞬间的冷场。小帕坚持把自己的话说完，说如果她的好朋友最近减肥变瘦了，她会觉得她是要换新男友了。贝卡再次站起来，挪到了离小帕最远的角落。

我站起来让下一个人继续分享，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来。

同事绕到贝卡身后问她怎么了。贝卡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声音洪亮地说小帕离谱，不仅仅是讨厌她的行为，而是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个人恶毒低劣，不配存在。

小帕也被激怒，说你藏在熊猫里面干啥？我原地起跑一把拉住了她，避免她再说下去。

小帕甩开我，扭头就走，这场互助会临时宣布结束。

原本这是一场帮助强迫症患者们打开心扉，知道自己所在意的，并非外界所注视的活动。然后因为小帕这个特殊的存在，进一步激起了贝卡的应激反应。

在贝卡的第二次咨询里，我带来了关于依恋关系的量表。

万幸，到目前为止，她对所有的测试都很顺从，在她眼里，我掌握着她还能不能继续变美的大权。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外貌认知有偏差，但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普通人，只有少部分人坚定地认为自己特别丑，因为同时凑齐了来自父母，同学，同事，伴侣，陌生人对长相这件事的恶意。

很巧的是，贝卡就在这少部分人里。

贝卡在亲密关系那部分举棋不定，我说怎么了？题目有不清楚的地方？

她低着头，声音因此闷闷的，没回答我的问题，倒是反问我：“你男朋友出轨过吗？”

我把问题抛回去：“说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经历要和我分享吗？”

在贝卡的描述里，她曾交往过的两个男朋友，都在恋情中移情别恋，爱上了身材更好脸更漂亮的女孩。他们向贝卡提出分手后，很快就和新女友在一起了，贝卡在学校里遇到他们，自己会先尴尬地躲开。

我觉得这里面也许有水分，贝卡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拿别人和自己比较的人，而亲密关系是完全不可控更没法量化的，很少有人动物性这么强，看到更美的个体就瞬间移情别恋，而且也要对方看得上他才行啊！

而贝卡也没有在朋友这里获得她想要的自信和支持。

她说过去她很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聚会，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做的菜到某个朋友家里去，她们共度一天，不仅会拍很多照片也会录视频，但当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的时候，虽然会提到她，但照片里总是没有她。

贝卡认为朋友们选择没有她的合影是因为她不够好看，因为只有好看的人才值得被展示。

贝卡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好看，那我一定就是丑的，我要变美。

“我不够美”或者“我很丑”的想法，我听过很多遍。有些案主有焦虑或者抑郁倾向，会认为只要自己变漂亮，其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就会变好，生活里的一切就会好起来。

他们中个别人会花几年时间去整容，然后摇身一变成为加害者，开始霸凌他们认为不好看的人，好像在为过去的自己出气。他们会在办公室里嘲笑同事的外貌，在网络上做外貌判官，评价发自己照片的人太丑了不如自杀。

同样，会有人渴望变美，但惧怕整容手术，于是他们的选择是假装不在乎，并且嘲笑和美有关的一切。

我曾经在家庭咨询里，见过暴跳如雷的父母指责自己的女儿爱化妆是可耻的，并且坚定地认为涂口红就会影响大学顺利毕业。这位父亲至少说了几百句“长得好看根本没用”，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时机插话进去，问他，“你觉得自己长相如何？”

他语无伦次地威胁要投诉我，要求马上更换社工，然后自己拉开门跑了。

他的吼叫声短暂地消失在另一间咨询室里，很快我的同事也被他威胁要投诉，我们在走廊上碰面，我说实在没来得及告诉你发生什么了，他就冲进去了。

同事说:“他喊着你侮辱他就冲进来了，我只问了一句具体侮辱了什么？他好像更生气了。”

谁也不知道，那些在网上辱骂贝卡的网友，对贝卡相貌指指点点的亲友家人，他们将“外貌评价”这根刺扎进贝卡内心时，他们自己的心里，是不是也埋着多年前别人留下的刺？

我拯救不了所有人，只能救贝卡，此刻也只想救贝卡。我要教会她一套方法，当外界那些“刺”有意无意扎过来时，她能反手接下，给人狠狠捅回去。

我下定决心，目前对贝卡的介入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先教会她反击。

想面对自己的问题，就要先从了解病的名字开始，我告诉她，她的强迫症状是一种躯体变形障碍。这种病症会让人格外注意自己外貌的某个部分，并且越看越不顺眼，想改变它。

有的人反复照镜子，时刻都要确定自己的外貌，有的人可能会反复走进整形医院，比如你。

贝卡坐在我对面，她几乎从来不直视我，这会儿目光又落在我头顶上，哪怕是在她问我头发是不是真的的时候，也没勇气和我对视。

她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沟通，从最基本的对话方式开始。

如果对话是一把尺子，贝卡一会儿在最左边，无论是谁对她的负面评价她都全部听进心里，然后改变自己；一会儿她又跑到最右边，比如攻击小帕，对我和同事的外貌做出不怎么礼貌的比较。

我问她，“你有没有想过，被人评价的时候，你可以拒绝这种评价？”

她愣了一下，似乎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她罕见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移开，“怎么拒绝？”

反击和拒绝在我们看来很简单，但是贝卡要从头学起。

我告诉贝卡，对外貌的焦虑，直至发展到躯体变形障碍，这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的病，很多人都有。它会让你对朋友的语言，约会对象的态度，甚至陌生人无意中的行为产生过度焦虑，你会内耗，会因为对方的某个无心之举而陷入自我怀疑。

贝卡做整容手术的钱有一部分是父母给的，他们支持她去“让自己变得更美”。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就认为女儿不够美，从她出生没遗传爸爸的外貌开始，他们的失望就开始了。

我之前在课堂上，始终没明白什么叫做有些支持是负面的，这下是真懂了。

我建议贝卡就从和父母的对话开始正式反击，在她做了几次整容手术之后，父母会夸她漂亮，但依然带着比较，说她和小时候比好看多了。

我在咨询室里带着贝卡练习，让她问父母，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的外貌，攻击自己的外貌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贝卡不敢，她问我：“怎么发？”

她把短信界面打开：“你跟我说发给他们什么，你说一句我写一句。”

我说你平时怎么跟你爸妈说话？

她谨慎地写下“你们好”，然后抬起头期待地看着我。

我说你最希望他们之后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她的这条信息写了很久，贝卡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每敲出一个字母，好像都下了很大决心。

“你们好，我的社工说我生病了，因为你们总说我长得不像爸爸，希望你们以后别这样了。”

她按下发送键之后光速关机，说要不我今天不回家了吧。

我说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陪你，就当家访，但是我不能每次都跟你一起回家。你回家之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联系我。

她艰难地点头，我那天多值了一会儿班，晚饭时分她给机构打电话，问她需要我现在过去吗。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激动，贝卡说爸妈还没回家，但是回复她信息了，说回家之后他们一起聊聊，他们还在短信里道歉。

我向督导申请，本来在伦理和职业道德的约束下，通常不允许我们向案主透露自己的类似经历，以保持专业性。但面对这个案子，我说，“我可以提供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好办法。”

贝卡说自己过的是被凝视的一生那天，我联想起自己在国内的经历，在心里笑了。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被凝视的一生。

认识贝卡的那年我26岁，在我这二十多年的人生里，我对凝视这件事已经习惯到无感。

上高中的时候，我和那时候的朋友们一起去游乐园玩，我们一共八个人，我和其中三个女孩坐在同一辆车上。

因为从小长得胖，坐车分配的时候我往往属于副驾驶。

那天我穿了一件v领的短袖，扭过身子和朋友们说话的时候，觉得司机频频看向我，我最初以为他在看我这侧的后视镜，直到我注意到朋友们的表情——她们互相看了看彼此，露出那种我至今都很厌恶的看热闹式的暧昧神情。

每当这种表情在别人脸上出现的时候，意味着我需要检查我身上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是吃早餐的时候酱蹭到脸上了吗？还是裤子拉链忘记拉好了？还是什么别的，我以前没发现过的问题？

我转过去目视前方，司机也收回了目光，而我听见其中一个朋友小声问另一个，“露了？”，通过车内后视镜，我看见另一个朋友点了点头。

就像一场随堂测验，我终于知道了答案是什么，我的领子本来是正常开口，但一转身那个v字会被拉扯着向下，露出更多胸部的皮肤。十几岁的我无法处理那一刻的心情，只觉得羞愧难当。陌生人的目光和亲近的人们的目光构成了凝视的盘丝洞，把我关在其中。

贝卡惊恐地说这也太过分了，这个司机应该被抓起来，你的这些朋友们也很不好。

我说那天我们还是玩了一天，拍了很多合影发社交媒体，每个人发的照片都有我，这是你之前说想要的那种友谊吗？

贝卡摇摇头。

而更多的被凝视的时刻是意想不到的。

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我家小区的收发室老大爷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年轻时是档案管理员，退休后发光发热，为小区做贡献。

老小区人车不分流，信件包裹堆积如山，他一个人处理得井井有条。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也会邀请他去，我们这些初高中的小孩，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他会把自己煮的茶叶蛋硬塞到我手里，让我拿着路上吃。

我叫他谭爷爷。我高中某个周末出门玩，穿了一条短裙，他拉开收发室的窗户和我打招呼，然后说：“闺女你平时穿校服我还没发现，你这腿真粗！”

我愣在原地，谭爷爷已经把窗户关好，继续看他的报纸。

应该发火吗？听起来就像是老人对孙女开的慈祥玩笑，最多就是缺少一点边界感，何况他不是还给我茶叶蛋吃吗？

但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伤心和愤怒？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腿，我在运动会上跑接力赛，参加格斗训练的时候，好像没有人说过它的不好。科普节目说大腿粗直观地反映了心脏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志。但健康的腿似乎和美丽的腿不可兼得，这是为什么？

贝卡又问我：“报警了吗，或者我找社工倾诉这些了吗，有人像我听她说话一样帮助我吗？”

我说：“没有”。

“我那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考大学，这些事我需要自己消化。”

而且有这些困惑的不只是我。上大学之后我和新的朋友们聊天，几乎每个女孩都能说出自己身上哪里不够好看，而在我看来已经非常漂亮的女孩，还是觉得鼻子不够高，皮肤不够白，甚至脚不够小。

我说缠足制度已经废除很多年了，女同学叹口气，说女生38码的脚也太大了，不精致。

我对着自己39的鞋码再次感到疑惑，原来在这些凝视的标准里，我和精致美丽相去这么远。

作为一个美丽的女孩，被人说腿粗就应该尽量避免穿裙子，因为脚大，就需要做一些攻略买显脚小的鞋子，穿v领上衣出门的时候应该时刻自我检视。因为你的朋友只会看热闹而不会提醒你，即使陌生的司机在趁机偷看。

贝卡把两只手都伸过来握住我的手，虽然她还是不愿意直视别人，整个人低着头。

但她努力大声地对我说：“我觉得你很可爱很漂亮！！！”

她对自己不满意到了生病的地步，但她为了安慰我，愿意这样夸我。

我已经长大了，行为认知科学教会我行动和语言共同构成的反击，才叫反击。我已经学会训练自己反驳那些评价我身体的人们，也会把这些教给贝卡。

贝卡的情况需要配合服用抗焦虑药物，我陪她去找医生开处方拿药，告诉她怎么记录自己的症状变化，不舒服就立刻联系机构。

从第四次咨询开始，我和同事带着她做减压治疗，贝卡对自己的身体又陌生又厌恶，我们拖了一张沙发放在咨询室里，让她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开始想象身体的各个部分，再描述给我们。

她想象中的自己头发稀疏，眼睛无神，后背很厚还驼背，说到腰的时候她长长地叹气，说无论怎么努力，顽固的肥肉就是在腰上不肯消失。

贝卡闭着眼睛说：“我一直以来都很难过，外貌上没有任何突出的优点，还被人嫌弃。”

但我看到的贝卡体重标准身材健美，眼睛又亮又分明，和她眼中的自己截然不同。

我带来了一些吸毒面容的合成画像，在贝卡讲完话睁开眼睛之后递给她：“这个叫做双眼无神，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吗？”

她掏出手机打开前置摄像头，看看自己又看看那些画像，又不确定地看看自己。

她没说话，但是第一次没有攻击自己，而是摇了摇头。

贝卡在减压治疗里，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的部分越来越少，她已经不再说自己双眼无神，用词程度也变轻，她之前说自己的肚子“塞满肥油”，到了第六次咨询，已经变成了感觉自己肚子“凸出”。

但是更重要的，她还要学一件事，就是骂人。

发过短信后，父母和她聊了很久，他们向她道歉。第二天上学之前，她还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信留在餐桌上，表达了对他们一直以来评价她外貌的伤心，父母没有再回复她，但是从那天起，他们开始注意自己的用词。

贝卡不能做剧烈运动，有些时候上下楼梯多了都可能造成她腰部的剧烈疼痛甚至引起低烧，她从来没和父母说过这些，这次也一起在信里说出口了。

妈妈不再每天早上盯着她看然后说她现在变得很美，而是有点担心地问，这会留下后遗症吗？如果再发烧我们去医院看看。

贝卡难得地体会了被关注外貌之外的东西，她的家人似乎也是第一次意识到，比起追求外貌上的美，牺牲健康是不值得的。

我和同事跟贝卡一起做练习，我和同事从社交媒体上找到了大量真实恶毒评价，评价的烈度从低到高，我和同事演绎，让贝卡先做观众。

第一条评价看起来还好，是“我觉得你如果再瘦一点会好看。”

我说：“不，我对自己很满意”。

第二条是“美女这个话题和你真没什么关系。”

我说：“闭上你的嘴，谁知道你没人的时候是不是四条腿走路”。

同事强忍不笑场，贝卡眼睛瞪得圆圆的，脸上全是“都是单词怎么还有这种组合”的惊愕。

我和同事也算做了个小范围的数据收集，我们在美女相关的话题下抓取了几万条评论，先初筛一遍数据，把正面评价和发情的筛出去，留下负面的，又按不同的类型分类，发现攻击别人外貌这件事也实在是毫无新意，总结下来一共只有不到十种类型。

我告诉贝卡，如果有人说你丑，你就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了这么贱也可以投胎成人，下辈子注意点；有人说你身材不好屁股不够翘，不要哭着删照片，而是要告诉对方我拉的够你吃饱就行了，不要放下筷子就骂娘。

“最关键的还是不要怕，没什么可怕的，在捍卫自己这件事上没人能为你伸张正义，你得支持你自己”。

我说：“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自己强得可怕，想找人练习？”

贝卡一边笑一边用手支着自己的腰，她说你不知道，我有时候坐久了再站起来腰伸不直，跟被人打了一样酸，我也不敢笑得太厉害，一笑我感觉腰和肚子还有肋骨就痛。

我问她那个一直想问的问题：“你要带着这些东西（假体）过一辈子吗？”

陪贝卡去医院取假体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再过几周墨尔本就要限制出行了。

那时候疫情开始迅猛地传播，虽然暂时没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但准备封城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贝卡给我们机构打电话，请我陪她去医院。

新闻越来越密集地报道疫情，贝卡和我说她不想再遭受身体上的痛苦了，到时候发烧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

我欣然答应，这次陪她去整形医院，终于不再是第几次丰臀手术了，而是恢复她本来的样子。

我在手术室门外等着，医生告诉我们局部麻醉就可以，贝卡原本的手术切口可以沿用，会避免她再产生新的伤疤。

取出的假体因为被人体组织浸润太久，原本的底色有点发黄，贝卡告诉我医生还取出了一部分组织，有点血肉模糊的。

她术后需要在医院暂住几天，这几天她只能趴着，避免臀部受力，直到包扎也结束，她才和家人打电话，告诉她们，自己已经取出了填充物。

她妈妈在电话那头沉默。

我每天下班过去看她，贝卡恢复得挺好，没有淤血也没有发烧，医生说因为填充物让她的肌肉组织扩张得太大，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不自然的凹陷，等到三个月之后可以去健身房锻炼锻炼，直到恢复正常。

我有点担心，问她能接受吗。

贝卡还趴在病床上，把头别过来，冲我露出一个笑容。她说你知道吗，趴久了也有点腰疼，但没之前疼。

我说那是因为你吃了止疼药。

贝卡回家之后不久，墨尔本就开始大封锁。

限制出行，建议如果要去超市或者市场最好只派一个人去，我们要工作必须申请工作许可，随时会有人查证件。我和同事们见面不再拥抱，而是换成互相碰碰胳膊。

贝卡只能在家里锻炼，她说她之前在健身房学习的动作终于派上了用场，爸爸对她花了钱做整容手术又花钱取出来了这件事有些不满，但因为那封信，他也没再评价贝卡的身材。

我想起陪她出院那天，我和同事扶她在后座上趴下，我尽可能慢慢地开车，不突然刹车，到家的时候，她的邻居们惊异地看着我们架着贝卡，贝卡虚弱地跟他们解释她刚做完手术。

其中一个邻居在我们走向前门的时候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又去整容了，也没变美”。

贝卡抓着我的胳膊，转过来看着他们，我感觉到她深吸了一口气。她被评价了十几年了，反复鞭打自己一路走到了今天，此刻她一定要说一些什么。

她说：“滚，闭上你们的嘴”。

小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长舒了一口气。她说自己和贝卡聊天的过程里，就像是在和过去二十多年来自己的经历去对话。甚至，是在直视曾经自己遇到过关于外貌的凝视。“曾经我觉得那种目光有实体，能够扎穿我的身体和自尊，但陪她走出整容医院那天，过去的经历突然变得很轻。”所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又哭了一遍，随着贝卡的解脱，她才感受到解脱。她欣慰于贝卡对邻居的反击，意味着这个女孩，终于勇敢地面对那些凝视与对她身体的审判。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恶意不会再对女孩构成伤害，贝卡眼中的自己也不再“变形”。最后我问小圣，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读者说的，大家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直视憋在心里。她说有三句实用的话要告诉大家。前两句是被审视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出反击。不用第一时间觉得羞耻，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认真的询问，去克服内心中产生的耻辱感；这两句分别是：“为什么你要评价我？这样会给你带来好处吗？”“为什么我要觉得羞耻？这样会给我带来好处吗？”我问她不是说三句话么，这只说了两句啊，她说，要给所有的有类似遭遇的无论女孩男孩都说一句：“我觉得你很可爱很漂亮！！！”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