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元康：面对平泽进，其实我慌得一比

2025年4月1日，又是一个春天。秋元康在三浦建太郎的墓前偶遇前来悼念的平泽进。在平泽进的面前，肥秋一向自惭形秽，深知自己在写过【川流不息】之后，便心怀梦想，但一路遗失，被宫藤官九郎调侃为梦遗者。而平泽进从未与梦想擦肩而过。

好在肥秋的一颗老deng之心尚未冷透，他永远记得在90年代第一次听到【Forces】和【Gats】，原来音乐足以让“金戈铁马”和“天地柔情”这两个词具象化。听闻平泽进即将以七十余岁的高龄在中国披荆斩棘，正式出道，肥秋自然得用一顿盛宴送行。在宴席上，肥秋抛来一个问题：“师匠，今年距离Windows 95发布也有整整30年了，您身为科技达人和器材达人，音乐圈这么多年来有哪一桩事件让您的印象最为深刻？”

就听见平泽进缓缓说出“U2”一词时……肥秋立马打住道：

“师匠，U2万万使不得！您别自降身份啊！在中华大地，女有户川纯，男有平泽进，您可是和户川纯平起平坐的男人啊！您脚踢涩谷系，拳打city泡泡！U2有什么逼格？被Radiohead按在地上摩擦，还不如中国的汪峰和五月天！”

“谁说U2不如Radiohead？知道《攻壳机动队》95年剧场版的美版片尾曲吗？不是想当然的傀儡谣，而是U2和Brian Eno合作的【One Minute Warning】，那意境之肃杀之苍茫，Burial搭上Arca才能勉强打个平手。近些年因为【恋におちて】而重新翻红的昭和歌手小林明子在其中担任女声念白。知道William Gibson的个人纪录片《No Maps for These Territories》吗？U2也有参与。另外每次提到采样，大家都会痛说嘻哈音乐和采样的家史，其实U2和采样文化也有一件趣事……”

以下便是由肥秋整理的平泽进口述记录。^_^

1992年，《Mondo 2000》杂志

在八九十年代，美国有一本科技杂志名为《Mondo 2000》，巅峰时期的销量大约在10万份，内容横跨虚拟现实、赛博朋克、黑客文化和技术乌托邦。在科技爱好者的心中，《Mondo 2000》的先锋性甚至超越如今大名鼎鼎的《Wired》。

1992年6月25日，《Mondo 2000》对U2的吉他手The Edge进行了一次突击式的电话采访。这次采访缘于U2的美国公关人员代表The Edge向《Mondo 2000》抛出橄榄枝，希望就U2的Zoo TV世界巡演及其对于高科技和卫星传输的运用进行一次访谈。

《Mondo 2000》的著名主编R.U. Sirius向来以机智闻名，从不甘居人后。如果只是一篇平平无奇的U2宣传稿，那就太无趣了。于是他临时起意，安排Negativland乐队的两位成员，也就是Mark Hosler和Don Joyce担任采访者。当时Negativland因为采样U2的作品，陷入版权纠纷之中，被U2的母公司Island唱片告上法庭。当然，他们两人的真实身份并未向远在都柏林的The Edge透露。

我还记得这篇采访中的一些段落：

M：关于版权问题和采样，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你们正在使用受版权保护的电视广播，并在购票观众的跟前进行现场转播。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D：你们遇到过法律问题吗？

E：没有。我很早就问过了，我认为并不存在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我不反对采样。当一个采样成为另一个作品的一部分时，没问题。如果采样是窃取和重复同样的创意——只是稍作改动——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这些影像。如果是现场直播的内容，最多也就是几秒钟的片段。我不认为这在本质上有任何……

D：所以片段化的方式是可行的。

E：是的。在音乐方面，我们会采样别人的作品，别人也一直采样我们的作品。我在舞曲唱片里听到U2的鼓点循环，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D：好的，这很有趣，因为我们也曾经涉及类似的情况……

R：实际上，也许现在该让我插句话了。你正在交谈的这两位，Don和Mark，除了是《Mondo 2000》的临时撰稿人之外，还是Negativland乐队的成员。

E：啊啊啊啊啊啊啊！（恍然大悟）

R：我知道他们曾被你的唱片公司起诉，但并不是被你个人起诉。我只是觉得我们可以就此展开一场对话……

注：U2的Zoo TV世界巡演包含两大特色。其一是东德时代的国民汽车Trabant在经过改造后，被悬挂在舞台上方，作为现场灯源来使用，算是对冷战结束的隐喻。其二是架设在舞台各处的大型屏幕墙，在屏幕上穿插新闻片段、“watch more tv”等讽刺标语以及乐队实时的演出画面。U2利用此举来呈现90年代初期电视媒体的泛滥，人类无法摆脱“没有信息就无法生存”的观念，但又为信息过载感到无所适从。

自1980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以来，Negativland一直活跃于旧金山湾区。虽然商业影响力无从谈起，但在西海岸音乐界的内部圈层中，Negativland已然是核心乐队之一，与the Residents、Henry Kaiser、Jerry Garcia等西海岸音乐界的门面担当有着广泛互动。在出道早期，Negativland以音频拼贴为创作基础，首张同名专辑和第二张专辑《Points》放到日后看来都是低保真感十足的杰作，因此他们经常被误认为是一支噪音乐队。在转投SST唱片之后，Negativland开始采样五花八门的媒体信息，化身为具备高度社会性的媒介艺术家展开活动。其音乐风格极为独特，很难被归纳到既有的音乐流派中。

在80年代中后期，SST唱片是美国独立厂牌的象征。Hüsker Dü和Black Flag作为招牌乐队备受瞩目。Sonic Youth和Soundgarden等乐队的相继加入，让SST唱片成为另类音乐的重要据点。1987年，Negativland在SST旗下发行《Escape From Noise》，除了先前提到的西海岸音乐界的门面担当助阵之外，甚至还邀请到Einstürzende Neubauten的成员Alexander Hacke。

两年后的1989年，Negativland通过一场恶作剧的社会实验，进一步揭露新闻媒体的误导性和煽动性。他们围绕上张专辑中的【Christianity Is Stupid】编造出一则耸人听闻的故事：一位16岁少年在听了这首歌后，残忍杀害自己的家人。Negativland将这个故事作为主题创作了一张概念专辑《Helter Stupid》，专辑封面即是一位电视主播报道16岁少年谋杀案的照片。结果，确实有媒体信以为真。

到此为止，Negativland这种扰乱媒体的行为还算是诙谐幽默，无伤大雅。然而，这支不愿在艺术表达上妥协的乐队，最终在1991年被人间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1991年的夏天，Negativland发行了一张名为《U2》的单曲碟。封面上绘制了一架U2军用侦察机，并且印上“U2”的大幅字样，而Negativland的名字则被缩小到不显眼的程度，让人乍看一下以为是U2的新作。在【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这首作品中，Negativland采样且戏仿U2的同名金曲，还穿插了一段罕见的录音，内容是美国广播节目《American Top 40》的主持人Casey Kasem轻蔑U2的言论：“这帮来自英格兰的家伙，谁他妈在乎啊？”

《U2》单曲碟立刻遭到U2的母公司Island唱片的强烈抗议。在发行后的短短两周内，Island唱片便以“商标保护”和“未经授权使用音乐”为由，分别在两家法院对Negativland和SST唱片提出诉讼。Negativland则认为这是Island唱片对于版权保护的滥用，决意全力抗争。但在Island唱片和SST唱片的双重施压下，Negativland被迫接受庭外和解，被起诉的Negativland和SST唱片为此损失掉7万美元。这张争议满满的单曲碟被全面召回，再加上Casey Kasem本人的声讨，至今未能正式发行。

与其说这是Island唱片单独采取的措施，倒不如说是整个唱片行业的联合打压。这场风波导致Negativland被迫离开SST唱片，之后以完全独立的立场，推动一系列质疑版权是非的项目。Negativland这种不顾一切的激进行为，恰好与计算机文化和网络世界中兴起的版权问题形成了同步联动。正因如此，《Mondo 2000》等科技杂志都在音乐领域之外积极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

Negativland顺理成章地建立好自己的官方网站，分享活动资料以及关于版权问题的各种资源。对他们而言，发行专辑不再是重要目标，反倒降格成针对全盘活动的事后汇报。

1995年1月，Negativland发表了一部由CD和手册组成的作品，名为《合理使用：字母U和数字2的故事》。这本手册厚达275页，详细记录了《U2》单曲碟事件的来龙去脉。Negativland在其中也声明了自己的主张：

“我们的文化环境，已经不再处于能够沿用版权制度确立之前的文化模式而顺利运行的状态。比方说，真正的民谣音乐已经无法存在。最初的民谣音乐是通过组合过去的旋律和歌词，创作出经久不衰的歌曲。而当旋律和歌词成为私人财产，民谣的创作模式便无法成立。我们正身处在一个因文化所有权和版权保护而几近窒息的社会之中……

今时今日，一种驱使我们自然而然走向Remix文化的潮流，正以“合理使用”主义为基础，在版权法的范围内模糊地显现出来。根据“合理使用”的法规，仅在讽刺或者注释等特定情况下才允许自由挪用。目前，这些规定被保守地解读，主要用于压制众多“侵权者”。如果现行法律中“合理使用”的条款能够扩展到不限理由，允许任一部分被使用，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Negativland着重提到的“合理使用”，正是美国版权法第107条法规。这条法规允许在特定情况下，未经版权所有者的许可，可以自由使用其原作的部分内容。但与其说这是一条严格的法规，不如说是一种达成一定共识的伦理准则。判断某种使用是否“合理”的标准，实际上是要依据具体个案，与原作进行比较，从使用目的、使用的内容比例以及对外影响等多重角度进行审视才能确定下来。正如Negativland所指出，这是一条非常暧昧的法规。

当年默认达成的共识，并非针对判断标准，而是关于使用者的伦理立场，即如果使用者认为自己的使用属于“合理”，就不必向版权所有者寻求使用许可。这一共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尤为突出，研究机构压倒性认为“合理使用”是一项必须守护的权利，以保障学术研究的发展。

Negativland充分尊重“合理使用”的价值，将其视为对抗传统版权法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在文化行为和文化所有权的领域，应当消除“合理使用”所包含的暧昧性，并主张放弃“是否合理”的价值判断。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诸多事件已证明，这并非是一种跳跃性的，不切实际的讨论。

当采样技术刚刚出现，并被用于创造节奏音轨时，它显然展示出音乐形态的全新维度。大概是在1985年，当时15岁的LL Cool J问Quincy Jones：“音乐家和歌手是怎么看待我们？”老人家很震惊，这帮嘻哈小将居然不认为自己是音乐家或者歌手？哇！年轻人真的拥有不一样的音乐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采样被纳入版权保护之下，采样的使用费不断攀升，获取使用许可的商务流程也很是繁琐。据Cibo Matto透露，她们在创作完成《Viva！La Woman》这张专辑之后，为了清理采样的版权问题，足足花费掉半年光景。

然而，我们又见证到DJ通过自由拼接各种唱片，创造出另一种同样崭新的音乐形态。实际上在俱乐部这样的空间里，乐迷在聆听时完全不会在意版权或版权所有者到底是谁。在这样的聆听环境中，乐迷早已切实感受到根本不存在“是否合理”的价值判断。

1999年，Cibo Matto

当我在90年代中后期窥视网络空间，也抱有相同的感受。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以被共享和自由使用为前提，形成了庞大的资源群。谁是某一条信息的发布者，也就是版权所有者，已不再是重要问题。信息在共享与对话中得以孕育更新才具有意义。互联网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律的系统之上。关于“合理使用”和互联网的问题，我在1995年向Negativland官方网站的运营者David McConville征求了意见，当时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担任研究员，如此回应道：

“版权法愈加被单纯用于助长版权所有者的经济利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克林顿政府的知识财产运营小组所发布的绿皮书。在这份文件中，【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筹划对现行的版权法进行大量修改。其目的是让社会为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做好准备，但是这份文件却要求废除“合理使用”……互联网正在给现行的版权法带来诸多变化。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重新评估当前对于知识产权的看法，网上有许多精彩的报告。如今我们正在让Negativland官方网站链接这些文件，整理成一个与法律相关的资源集合，供所有人使用。”

在一个不再流通具体实物，而是仅仅交换和共享数据信息的世界中，传统版权法要么成为障碍，要么沦为形式化，这种状况在现实中大量出现。在各种情境下，“合理使用”应当被选择并受到尊重，成为版权的替代方案。

当然，并非一切都以共同体的方式在运作。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网络付费服务的出现和各大网络企业的登场，所谓“私有化”的浪潮便开始侵蚀网络空间。我早已预见这一趋势必将持续发展，与“合理使用”产生对立。就个人而言，与其在这种对立中寻求折中方案，我觉得考虑更具游击性的手段，才有与现实共存的可能性。

“合理使用”的存在，依赖于每个人在各自的处境中以各自的方式进行参与。在互联网对“所有”这一概念产生巨大变革的90年代，Negativland在探讨“是否合理”之前，就投身于由此产生的剧烈摩擦中，这是他们作为艺术家所选择的奋力一击。过去这三十多年，泛滥的数据信息不断在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版权”这两个字。

倘若我们对“版权”这两个字，对“原创”这两个字锱铢必较，别说是民谣音乐，整个音乐世界将干涸掉多少涌动的活水？Roberta Flack和Donny Hathaway的合唱金曲【Where Is The Love】，夏威夷双人组Steve & Teresa慧眼独具，单取第一句旋律，吟唱出让天地清明的【Catching a Wave】，这是音乐世界不可消失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