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祖鹤湄公撰写的《五知庄自叙训言》译本 禺草号汉阳
前年请“大冶宗谱公司”复制了二套，九世祖鹤湄公①亲笔所撰，传承三百一十年，保存完好的族宝-《五知莊自叙训言》。其做工考究，可以假乱真。我专程拿出一套给位于柏泉刘嘴30号的“柏泉张三异家族文化研究中心”，还图文并茂地付梓了《五知莊自叙训言》的对照本；柏泉街办事处在弘扬家乡传统文化精神的指导下，也付梓出了一批“柏泉古籍经典”，《五知莊自叙训言》自然闪现其中。 几年来，不少读者反映这套文言文读本， 诘屈聱牙 ，深奥难懂，为了让宗亲读懂鹤湄公所写的内容，传承家族文化，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张三异”之精神，特将《五知莊自叙训言·译本》全文刊载如下，望宗亲们喜欢：
九世祖鹤湄公撰写的《五知庄自叙训言》译本
我兄弟三人在康熙丙辰年（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开始分家过日子。这一年，先父太中宪公正好六十八岁。我之前生育了七个儿子，在临安官署的时候，就已经嘱托别麓二弟代我计算家中财产并进行分配，想要看到儿子们能早日独立成家立业，我打算在一旁看着事情顺利完成。因为要入朝觐见皇帝而前往京城，接着又被特别授予官职前往陕西任职，这样一来迁延了七年时间，分家的事情却还是没有结果。康熙庚寅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弟把家中房产的册籍仔细地进行梳理、分析，然后附寄给了我。并且对我说，我为儿子们分家的这一年，和先父太中宪公为我们兄弟分家的年份正好相同。 我因此，抚摸着这些册籍感叹道：这难道是上天有意让父亲为儿子分家，就如同祖父为父亲分家一样吗？而且这是想要让儿子们效仿他们的父亲，进而继承祖辈的家业，暗中显示出传承家业、开创和守成虽有先后之分，但道理却是相同的吗？于是我又重新核查这些册籍，对情况了如指掌，就像用烛光照亮一样清晰，像计算数字一样准确，于是便下定决心进行分家之事。只是边关路途遥远，还没来得及专门派人送信回楚地。恰好六月时我又接到特别旨意，被升任为中州观察使，需要急速前往赴任。到任之后，各种公文事务繁多，没有空闲时间来考虑家产分配的事情，就这样又拖延了五年。 屈指一算，我在临汝任职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年了，而我也已经七十二岁了。家族整体的分支分家之事不能再迟缓了，于是我对家产进行了如同瓜分玉石般的分配，参照以前的册籍再次确定了分配方案。并且追溯先辈们的美好品德和伟大功绩，一并写下这些训言，以此来昭示流传后世的心意。 创业固然艰难，守成也并不容易，如果既要守成又要开创，那就更加难以言说其中的艰辛了。先赠公恢浩祖只给太中宪公兄弟六人每人分了一石八斗的田地（一石等于六亩三分，武大简帛研究网）。太中宪公在外凭借教书来开创家业，刘、周两位太恭人在内凭借勤俭持家来操持事务。从戊子年（1708）开始起步，在秦、豫、闽、浙等地为官经历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创下这样的家业，向上能扩展先辈的功业，向下能开启后代子孙的发展之路。看看如今的土地和田宅，哪一样不是我父亲辛苦努力才得到的呢？哪一样不是你们的祖父积累下来留给我们的呢？他们所经历的甘苦，在祖父撰写的世业谱的序言中可以读到。他们留下的家业规模，我在写的泣血状以及行实中也有很详细的记载。翻看家族的谱牒就知道开创家业的源头，无需一一赘述。 只记得壬寅年（1662）（康熙元年）秋天，太中宪公补任邵武的官职，留下我们兄弟在家中学习。我当时十九岁，虽然父亲把家务交给了我，但他临行前只是再三叮嘱我要闭门努力学习。哪里想到卯辰年（1669、1670）（康熙八年、九年）西山进剿，军队的供应十分艰难拮据。乙己年（1665）（康熙四年）迁居到城里，修造房屋的事情我独自辛苦操持。双手既要在土木建造上操劳，精神又要集中在学习备考上。在灯光下读书，不管酷暑严寒，昼夜不停。幸好丙午年（1666）（康熙五年）我得以参加乡试中举，这年秋天，太中宪公也在闽地担任乡试的分校官，正好我中举的喜报传来，父亲非常高兴。后来我前往京城参加会试，可惜因为一些小病拖延，没有在春闱中取得成功。那时我急切地追求功名，在身体不适时就如同醉酒做梦一般，魂魄仿佛还在考场中应试。清醒后还记得两道论题，后来发现考场的题目正好和我记得的相契合。只是命运不佳，只能遗憾地回家，最终没能像父亲和我在丑年那样接连中举，这成为了我终身的憾事。 那年冬天，太中宪公任职期满，被升任为会稽的知府（二千石是对知府的别称），只是因为上级官员在交接记录上有误而被滞留樵川（福建昭武）一年。我在戊申年（1668）（康熙七年）夏天前往闽地，一直等到吏部的批复没有异议后，才跟随父亲一同前往越地赴任。
石巩寺鹤湄公“石巩”丈余大字倒悬穹顶上清晰可见
越地是浙东的重要郡县，我辅助父亲施展新的治理策略，没过几个月就得到了百姓的称赞。后来我准备回家再次参加会试，怎奈庚戌年（1670）（康熙九年）、癸丑年（1673）（康熙十二年）两次考试都没有考中。而且壬戌年（1682）（康熙二十一年）夏天遭遇了刘恭人去世的惨痛变故。乙丑年（1685）（康熙二十四年）春天，有权势的人在京城污蔑我的父亲，我在京城为这件事费尽口舌、疲惫不堪，正庆幸事情得以解决时，新的巡抚到了浙江。我听说他被一些谗言所迷惑，便日夜兼程赶到越地，希望能提前说明情况，化解他的疑虑。哪里想到我的努力刚刚有了一点进展，那些恶意的谗言却早已影响了他。当时二弟也匆忙赶来。太中宪公向来自信，没有丝毫局促不安的样子，他让我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因为祖母涂太恭人九十岁大寿，便留下二弟在杭城侍奉，派我侍奉母亲回到家乡为祖母祝寿。谁能想到，到家庆祝寿辰的时候，突然听到滇地发生战乱的警报。风声鹤唳，没有安宁的地方。而且外侮趁着这个机会肆意侵害，大盗在附近窥伺。我一个人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日夜不停，一整年都没有能安稳睡上一觉的时候。不得已，我想到深挖沟壕、高筑壁垒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时我住在乡下 。 外面纵横交错的田间小路附近的土地大多属于我家，于是我命令家人带着工具，测量计划挖掘的濠沟的宽度、长度以及四周的边界，用灰线标记出来。挖掘的土深达一丈左右，把挖出来的土依次堆积在濠沟里面，用来建造城墙和堡垒。计算所挖濠沟的宽窄、深浅，以及用工数量，核算工钱，做到没有丝毫隐瞒。又用灰线环绕一周，进行测量和计算，每深挖和拓宽一丈，计算出需要多少工钱，然后公开悬赏招募工人，三天就挖好了濠沟，接着打通到湖泊的通道，湖水立刻灌注进来，四周一片汪洋，还架起了一座板桥以便通行。道路的规划和防卫安排得井井有条，用来防范夜间的盗贼，让四处逃窜的家人终于有了安宁的居所，大大小小的家庭财产也庆幸没有丢失。到现在，相邻的人家都说，几十年来能在乡里安稳睡觉，都是靠开辟土地、挖掘濠沟的功劳。 乙卯年（1675）冬天，我再次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丙辰年（1676）春天，仍然没有考中。于是我勉强接受了官职，等到了吏部选拔的时候，从家里的来信中得知，父亲的事情已经得到昭雪，而母亲周太恭人却病得很重。我扔下行李，急忙赶回去侍奉母亲，给她熬药，过了三个月，无奈上天不加怜悯，母亲竟然离我而去了。 悲痛啊！我守孝刚满一个月，父母突然有了分家的命令，当时家里人住的地方几乎没有做饭的地方，我急忙搭建了几间茅草屋来遮风挡雨。父亲不容许我顾及家里的事情，让我北上赴任补缺。没想到因为一些先例，有势力的人都捷足先登，我在京城滞留了七年。后来遇到准许改任郡丞的诏令，我在辛酉年（1681）冬天才得以改任江西建昌的郡丞。虽然在那里辅佐治理了四年，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在省里审理钦部的各大案件。各位上司对于我所平反的案件，从来没有批驳过，而两江总督于成龙，每次接到我的详文，一定会批上赞语，看到我的名字，一定会加上三个圈，并且在详文内亲手写下奖励的话，一时间，我断案的名声被两江地区的人所推重。
峨眉山摩崖上鹤湄公丈余“佛都”二字闪现其中
癸亥年（1683）冬天，我借着奉命进贡贺礼的差事，顺路回家探亲。当时，刘太恭人在乡下养病，我拜见她之后，她就把几个儿子叫来，将自己置办的产业平均分派给他们，好像预先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似的。无奈朝廷的命令不可违抗，我只好勉强回到职守。不久，我参加甲子年（1684）的乡试，担任分房考官，等到放榜的时候，刘太恭人去世的消息传来了。我光着脚急忙赶回去，悲痛得不想活了。幸好找到一块好墓地，把她和周太恭人合葬在龙霓，祭祀和安葬的仪式也算是比较完备。守孝期满后在家居住，能够让父亲开心了三年。我想到自己已经对刘太恭人抱有终身的悲痛，何况父亲已经八十岁了，我怎么忍心离开他的身边呢？可是父亲催促我服丧期满后去补缺，不容许我留下来侍奉他，于是我在戊辰年（1688）春天北上。刚到京城一个月，突然听说夏逆叛乱。 当时是六月初四的傍晚，我正在别的寓所和人交谈，内阁的王公讳封溁派人送信来，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想到老父亲在家，年幼的孩子还需要照顾，他们一旦受到惊吓四处逃窜，一定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于是我急忙回到寓所，而我们家乡在京城候选的人，都来向我询问对策，挤满了门庭街巷。我犹豫再三，约定同乡写好家信后送到我的寓所，当时我准备了快马，命令家人日夜兼程回湖北，限定一个月往返，并分发各家的书信，要求立刻得到回信。两天后，我想到自己留在这里，不过是为了功名利禄罢了，而那些登高远望思念亲人的人是谁呢？浮名和微小的官职与至情至性的亲人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呢？我还值得留恋这些吗？于是在六月初六，我把行李寄存好，轻装回家探亲。一路上，晓风残月，苦雨沙尘，到了河南朝歌（鹤壁）一带，已经是人迹罕至，听不到鸡鸣狗叫的声音了。我忍饥挨饿，在野外住宿，骑马赶到信阳州，那里官兵和贼寇对峙，彼此僵持不下，我只好依靠南汝道署坚守等待了二十天，吃不下饭，真的是度日如年。我想自己从京城急忙赶回来，是为了看望父亲，现在两地隔绝，这样拖延下去不是办法，如果能见到老父亲一面，即使被贼寇抓住，死也甘心。可是又想到如果自己被贼寇抓住，又怎么能再见到父亲呢？我的心情十分复杂，难以言表。于是我找到李家砦一个姓李的人，我们过去相识，我给他六两银子，让他做我的向导。我穿着破旧的衣服，挑着担子，穿着草鞋跟着他走，让两个仆人各带二升炒米，跟在后面半里远的地方。我们涉过山川，越过山岗，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双脚红肿得像斗一样，走了十二天才到达柏泉。当时已经是三更天，桥门紧闭，我用力呼喊，又担心有贼人暗中窥探，只能小声地呼叫。过了一更天，才有守门的人答应，原来是新雇的仆人，听不出我的声音，等他唤醒老仆人，打开桥门时，已经快天亮了。我向老仆人询问，得知二房、三房的家眷都远避到白云砦去了，而父亲在南河头。二弟正好在这天早上到了柏泉，于是我们先见了面，彼此唏嘘，像被困的囚犯一样相对而泣。第二天，我出发到南河头的湖滨小屋去拜见父亲，当时已经是二更天，周围没有人迹。 我遇到了一个认识我的守夜人，在他的引领下，大家相见时都悲痛得哭不出声，彼此神情凄惨哀伤，只能用手势和眼神来表达心中的痛苦。接着，又由守夜人在前引导，我找到了家人。傍晚时分，
峨眉山摩崖
我环顾四周，对太中宪公说：“现在情况紧急，此地不能再停留了。” 一开始，中宪公还惊恐不已，询问原因。我只是说：“请您就听我的话，一定要在今天离开。” 于是我们把船停泊好，带着家人一起航行到了柏泉。而就在那天夜里，一群大盗已经急切地到我们原来居住的房屋中寻找张太爷了。幸好我们逃脱了这场劫难。当时我在柏泉还没有建造庄园，只有几间简陋的书屋，器具什么的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条板凳，才扶着太中宪公坐下，而我却突然疟疾发作，全身颤抖不已。幸亏贼人的威胁已经平息，但正发愁家乡的房屋都已成为废墟，难以安排归家之计的时候，十月初八日，我正拖着病体去看望太中宪公，家里的仆人大三去县里（汉阳府城三槐里）取粮食，回来时城门正四处起火，他在浓烟烈焰中夺门而逃，回来后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听后，突然出了一身汗，疟疾竟然痊愈了。后来派人去侦查得知，整个城池的房屋都已化为灰烬，而唯独我家的房屋还留存着。督抚司道等各级官员都啧啧称奇，认为这是我家积累阴德的结果。 回想当初盗贼刚兴起，我们仓皇逃窜的时候，正值六月炎热酷暑之际，每个人都仅仅是保住了性命。等到天气转凉，秋风萧瑟，该添衣的时候，大家却衣服破旧，连身体都遮盖不住，处境十分窘迫。这时，长葛县和我同年考中科举的何君派人带着四十两银子前来，我当即用这些钱购买了粗布，仅仅够制作每个人的棉袄、衬衫、被褥、裤子等物品，除此之外就没有剩余了。使者回去后把情况告诉了何君，何君又带着六十两银子，还准备了车马，来迎接我到他那里，认为我可以去京城等待补缺任职。太中宪公日夜催促我，并且让三弟去参加选官，跟随我一同前往。我拜别了父亲，匆匆踏上旅途。何君又为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服饰，兄弟几人一同前往京城。谁能料到我被补任到临安（云南建水县，时称临安府），与家乡相隔万里。二弟的选官日期还需要依次等候，临出发时他悲伤号哭，哭声感动了路人，询问得知情况的人都说：“这真是兄弟情深啊。” 大家都纷纷劝他不要如此悲伤。 等我回到家，父亲又对我说：“你补任后的俸禄不多，如果能早日升迁为太守，也足以回家慰藉我的心意了。” 我流着眼泪拜别父亲，拿着任命文书登上行程。抵达云南后，我去拜见上级官员，他们留我在省里处理事务。我尽力清理积压的案件，使得监狱里一下子空了下来。于是上级委派我代理大理府的官职。我听说大理的兵民向来多有冲突争斗，我就与提督以及其他文武官员们每天以平息事端、让百姓安宁为劝勉的内容。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在点苍山畔聚会，吟诗长啸，挥笔写字，在潜移默化中，那种争强好胜的风气和习性一下子就消除了。等到我卸任返回省里，不仅军民拦路挽留，就连提督以下的官员都到城外六十里的地方送别，他们流着眼泪，依依不舍。 回到省里后，我就参加了庚午年（1690）的乡试，担任分考官。当时鲁魁地区（鲁魁山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扬武镇境内）的土彝叛逆，上级官员派兵进剿，上奏朝廷并下令让我以迤东道的官职监军，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剿还是抚。我骑马奔赴新化营盘，看到各营士兵没有放一箭，却大肆掳掠。我很快了解了当地彝族的情况，就减少随从，深入彝族境内。
鹤湄公撰写《增补尚友录》
鲁魁地区的人向我乱射箭，我不为所动，派人去招抚他们也没有成功。第二天，我直接抵达彝族的聚居地，才见到一两个当地的头目来到面前。我开诚布公地安抚体恤他们，他们都磕头哭泣，诉说着自己的苦难。我答应向上级请求免除他们的死罪并释放他们。军队凯旋后，那些首领如亚为善、李从政、坝扁等大的头目四十名，小头目八十名，一同聚集听从命令，我对他们赏赐犒劳备至，还亲自与他们约定日期到军营接受招抚。众人高兴地送我出山，到了约定的日期，他们果然都跪着捆绑自己来到营门，我就分别给予他们犒赏。现在他们都来拜见总兵，我详细地向上级请示并请求禁止掳掠人口。很快接到命令班师回朝，留下我来安抚治理彝族地区的百姓。我传达命令给各营，不准带走一个民彝的子女。撤营之后，我逐一查点姓名，飞速发公文给所经过的州、县，按照姓名发文让他们到军营认领。这样过了三个月，统计发回与家人团聚的有三千多人，男女老少欢呼雀跃，声音震动山野。于是我带着彝族的头目回到省里，到官署听从命令，并呈上所绘制的鲁魁地区险要地图，以备日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务。上级官员答应为我向朝廷请示给予议叙奖赏。 恰好广南的土司因为争夺地界相互残杀不止，督抚两位官员就命令我代理广西府的官职，就近去勘察地界。我到任后，发出木刻文书约定日期，让大家全部集合。我先秘密侦查到原来地界的位置，亲自前往指示，划分地界并立石为界。没说几句话，当地的猓彝就信服了，永远消除了战争的隐患。回到官署不久，就接到调任福州知府的消息。我想榕城石鼓是我父亲曾经审理案件的旧地，如今我前去，看到父亲曾经的德政如甘棠树般留存，并且能够重新光大他的治理功绩，应当也是父亲心中十分高兴的事情。没想到得到消息仅仅十天，噩耗突然传来，我竟然不能回去慰藉老父亲，实现临别时他对我的期望，我真是肝肠寸断，即便死一万次也无法弥补我的遗憾啊。 壬申年（1692）春天，我爬着回到家乡，无颜面对家人，只能苟且偷生。急忙占卜寻找墓地，幸好这年秋天，把先人的灵柩安葬在白虎山（景德寺右则）。然而看着风摇树木，更加增添了我的悲伤，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又怎能有一刻放下呢？这一年我正好五十岁。我的长子天训已经二十三岁了，对于近十年的事情，他或许知道得比较详细，而对于十年以前的事情，他尚且没有听说过，更何况是次子坦让以及以下的孩子呢。当时他们都只有几岁，对于五十年来我作为儿子、作为臣子的经历，我的出处和大概情况，他们毫无听闻。所以我大致地向儿辈们讲述这些事情。 从五十岁以后，我闭门守丧，在家中生活了五年，仅仅建造了几间五知庄的房屋，土筑的台阶，房屋低矮潮湿，我不敢建造得过于华丽而留给后人。丁丑年（1697）我去补缺任职…… 我乘船经过抚州，因为顺路回家，就没有再去拜见那两位了，真是遗憾啊。等到船抵达滕王阁时，我先去拜见了上级官员，当时章江一带的人士都十分关注，说：“这就是当年在我们省里处理事务，被大家称赞如神明般的官员啊。” 船停靠在文昌桥时，不仅抚州的百姓前来迎接，就连建昌的男女老少也都来了，他们还说：“这是我们建昌昔日的福星啊。” 建昌和抚州相邻，哪里只是抚州的百姓有幸呢？ 我离开旴江（旴江发源于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驿前镇血木岭，流经广昌、南丰、南城、临川、进贤、南昌，在南昌市滕王阁附近汇入赣江，总长约四百千米。广昌段称旴江）已经十四年了，大家纷纷前来迎接，就像见到了老朋友一样，而对于百姓们来说，也像是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如果不是当年我深受他们的爱戴，又有谁会像孩童那样欢快地呼喊，去迎接来自邻郡的上级长官呢？
汉阳府衙门
我到任之后，一直奉行 “清、慎、勤” 的圣谕，以 “不贪钱财，做好官员” 的祖训来激励自己。在廉洁自律、带领下属、兴办讲学、整治奸邪、处理冤屈等重大政务方面，有记录我在抚州治理事迹的文字，而且在文献中也有详细记载可供查阅。还有公开刊印的舆碑文，以及为我修建的生祠、书院都还在，我怎么能一一向晚辈们讲述呢？但我一定要讲述的是，人生中得到国士般的赞誉很难再有第二次，而知己的恩情是不能忘记的。 我刚到抚州任职的时候，就得到了抚军马如龙大人的赏识。他对待我与对待其他各府的官员不同，他对我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我对自己的了解。不仅抚州辖区内的利害变革等事情对我言听计从，而且在全省的司法、钱粮等事务上，凡是有可行与否、疑难之处，必定让各府到抚州来会商之后才施行，于是我成为了各府的领袖，受到的知遇之恩之深，在当时是无人能比的。 而督院阿山大人在庚辰年（1700）春天总督两江事务，几个月后，忽然传来他对江南的司道官员说：“江西的好官只有一个，那就是抚州知府。” 起初我不明白他这么说的原因，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刚到江南任职，听说我治理有方、名声远扬，就秘密派遣亲信家丁到抚州来侦查，我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举动，他们都必定记录下来，甚至我每天吃的一蔬一饭，他们也都要写下来。他们还到省城去观察我的言语容貌，听取我的意见，就好像为我写日记、画写真图一样，然后才回去报告。因此，那年督抚共同上奏疏，以卓异的政绩首先推举我。哪里想到因为无人帮忙打点，吏部认为督抚所开列的事实相互矛盾，我的推举被驳回不准。两位上司知道我没有钱财去疏通关系，只能感叹做个廉洁的官吏实在太难了，而我却能安于道义和命运，从来没有丝毫的介意。从此，我坚守清廉的操守，时间越久就越坚定。 恰逢马抚军因病去世，天子把浙江巡抚张志栋大人调任到江西做巡抚。张大人清廉的操守和崇高的声望，早就被传为铁面无私、冰心玉洁之人。等到他到了江西，他的风度更加严厉刚毅，让人望而生畏，说话都不敢应对。他发布的革除火耗、禁止送礼、削减监价等告示，说出来就必定执行。等到各下属官员去拜见他时，他必定拿出告示来追问，没有人敢不唯唯诺诺。我因为他的告示中有一两件事不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到民情的赞同或反对，对商人和百姓不太方便，就不畏惧地直言陈述其中的利弊。当时在座的人都担心我会触怒他，哪里想到他虚心听取，点头微笑，就按照我说的修改了告示。从此，我就得到了他的青睐，就像当年马公对待我那样优厚。 到了癸未年（1703），又逢考察官员政绩之时，巡抚的奏疏先发出，总督的奏疏随后呈上，仍然首先推举我为卓异。其他被举荐和因八法被参劾的人，有很多矛盾之处，导致督院因为司道官员贤能与否的报告册送得太迟，专门上奏疏一概进行参奏。吏部商议后准备将我降职或罢黜，江西的官署一时间几乎空了。我奉命接受总督的檄文，代理臬司的职务，几个月后，又奉命到京城去接受皇帝的召见。
柏泉张三异家族文化研究中心铭牌
甲申年（1704）夏天，我到达京城，恰逢皇帝到口外避暑，到了九月底，我才得以瞻仰皇帝的容颜，在朝廷上与皇帝面对面奏对，距离非常近。皇帝多次注视着我。恰逢陕西榆林道有缺员，我就承蒙皇帝特旨立即补授这个职位，并且还赐予我蟒袍一件。我自己思量，我有什么才能，有什么德行，能够得到上级长官的赏识，又承蒙皇帝在朝堂上的恩赐，两次被推举为卓异，获得爵位服饰的荣耀，晋升为监司。如果不是祖宗的功德，怎么能得到这样特殊的恩遇呢？ 于是我顺路回家去拜祭祖先的坟墓，以表达我的孝心。在乙酉年（1705）正月初，我日夜兼程赶赴陕西，先在西安到任，然后从陕西前往榆林，路过乾谷驿时，忽然有几十上百人在道路旁边迎接拜见，他们说：“我们都是延长的百姓，深受太中宪公您的大恩。如今见到您，就像见到了当年延长公的面容一样。十几天前我们就盼望您到来，无奈城里的官府不理解我们迎接您的心意，出示禁令阻止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迎接您，向您诉说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想着报答您的恩德，多次请求将您崇祀在名宦祠中。上级长官因为没有人主持这件事，所以这个盛典还没有举行。如今您荣耀地来到这里，正好可以满足大家的心愿，向上请求让这个祭祀的盛典更加光彩。” 欢呼声震动大地。我说：“先中宪公离开延长已经五十年了，他深厚的仁德恩泽，竟然还有人爱慕不忘啊。” 有明经樊人龙等人详细地讲述了他们亲自见到先中宪公的容貌、受到他的恩遇的始末，一边讲述一边…… 有个名叫涕子的人也流着眼泪向我道谢。随即有两位老妇人慌慌张张地跑来，禀告说自己的儿子不孝。我因为还没有下车，就问她们为什么这么急着来告状，而且这里有当地的官府官员，她们这属于越级控告，便挥手让她们退下。然而这两位老妇人一边哭泣一边诉说：“我们一个是以前衙门差役朱文的女儿，一个是以前捕快田一德的妻子。我们都感激太中宪公的恩德如同高山一样深厚，一直想要在道路旁边迎接拜见他。如今各自都被儿子阻拦，几乎不能来迎接大人您，所以一路号哭着跟随而来。” 我停下车子安抚她们。过了不久，延州的士人百姓准备好呈文前往官府衙门，请求允许尊崇祭祀太中宪公，并制作了神主牌位前往榆林来请我。我快马加鞭进入延州城，就看到太中宪公捐出自己的俸禄来赔偿公粮的匾额高高悬挂着，修缮学校和庙宇的碑文雄伟地矗立着。西街的生祠里香火还像当初一样旺盛，前来迎接神主牌位的男女老少拥挤不堪，许多人扶老携幼，俯伏在地，跟随着神主牌位啼哭号叫。我在进入庙宇，闻到祭品香气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对太中宪公的怀念之情，悲伤不已。而之前那两位老妇人，又上前瞻仰叩拜，抽抽搭搭，悲痛欲绝，我也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会如此。当时，众人急切地奔来祭祀，一同放声大哭，哭声震动了整个学宫。太中宪公留下的仁爱之情竟然如此长久地感动着人们，以至于达到这样的程度啊！当初如果我没有任职榆林，怎么能够亲自捧着神主牌位，亲身参与这盛大的祭祀典礼，亲眼目睹百姓的真实情感呢？ 榆林是朔北地区的重要关隘，与河套相邻，塞外的各位王子都只听从道台的命令，道台的地位和权力如同开设府署的官员一样。榆林所管辖的区域有一半属于军队。这里是长城的关键锁钥之地，公文繁多，事务繁杂，但我以安抚治理为原则，以安静镇守树立威严，使得打更的刁斗声都听不到，响马盗贼也销声匿迹。偶尔遇到荒年，我采取合理的措施调配粮食，百姓没有挨饿的景象。镇守的协将和将领们都对我既敬畏又心怀感激，争先恐后地表达敬意。只是这里黄沙漫天，白草摇曳，冰冻的沙漠寒冷刺骨，西风中传来画角的声音，我的鬓发也像落了雪一样斑白。我多次请求退休，然而文武官员和军民们向上级呈文挽留，没有批准。我前往省城当面陈述，总督和巡抚也不答应，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了六年。我三次得到晋升，三次被列为按察使的候选人，或许是因为时机还未到，所以我长久地留在了朔漠之地。等到被列为河南按察使的候选人时，天子在询问各位大臣：“你们知道榆林道的张某人吗？” 众人都回答说不知道。皇上沉思了很久，私下对亲近的人说：“这个人没有朝廷内部的援助，一定不是善于钻营的官员。” 于是特别下旨授予他河南按察使的官职。 我接到任命之后，从榆林直接前往任职的地方，只带着两三个僮仆，行李简单稀少。路上的人大概都没有想到我会成为观察使这样的官员。我一进入辖区，就严格禁止接受任何馈赠，不贪恋下属的一粒米、一棵草。一时间，众人都对我的威严感到畏惧。只有陕州的州牧送来二十个螃蟹，我欣然接受了，之后却懊恼了好几天，直到现在还嘲笑自己被口腹之欲所累，这大概是因为我向来坚守自己的操守吧。
东西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柏泉张三异传说铭牌
自从到任以来，公文堆积如山，我常常点着油灯工作到深夜，每件事情都亲自裁决。因为刑律法令关系重大，关乎百姓的生命，我唯恐有丝毫的不恰当，所以不能不谨慎对待。太中宪公曾经在宛郡（南阳）担任郡丞，宛郡的士人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像延州的百姓一样，纷纷请求尊崇祭祀他。并且把六月十五日作为太中宪公的生辰，在辛卯年（1711）的这一天，众人捧着神主牌位进入大庙，诗歌声此起彼伏。就连曾经在会稽（绍兴）旧地任职、如今在中州的士人也纷纷响应，送来的卷轴很多。这更加让我相信太中宪公的政绩不仅仅在一个县城或一个郡是这样，而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只是我的长子向来很有文采，却改变志向急于求进，很快就担任了州牧，远赴广西象州任职，他原本并不满意这个职位。后来各位上级官员称赞他才能出众、敏捷通达，将他调任横州。可惜他还没有到达任职的地方，就在途中因病去世了。这实在是天意，又能说什么呢？ 如今我的两个孙子刚刚过了童年，我正忙于朝廷的事务，没有时间去逗弄他们，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只是家里人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内外之间虽然没有什么矛盾，但大树长大之后树枝必然会分开，况且我一直希望他们各自成家立业，能够继承先辈的事业，开拓未来，这个想法已经有很久了。虽然长子遭遇了不幸，但我的六子坦让、十子天谟、十二子坦諤在癸巳年（1713）的万寿恩科中一同考中举人。只有八子坦议多次呈文参加考试，然而在定榜的时候，因为名额满了而落选。考试结束后，恰好遭遇母亲去世，这难道是让人顺心的事情吗？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第二次成功，第三次就会有所缺失吗？还是上天故意抑制他，以成全他悲痛哭泣的诚心呢？ 古人说：“人就怕不知足，已经得到了陇地，又希望得到蜀地。” 何况这一年，皇上正逢六十岁大寿，我亲身受到深厚的恩泽，荣耀惠及三代，五彩的诰命如同云霞般艳丽，星星般光辉。我的十四子又承蒙皇恩，进入国子监读书，期满后被授予七品京官的职位。八子虽然在乡试中落选，但我又得到特旨，升任河南布政使。皇上的恩泽深厚，我每天都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急切地想要报答皇上的恩情，鞠躬尽瘁。我唯独痛恨那些贪图功名利禄、不敬畏廉耻的人，他们不为子孙后代考虑丰厚的生计。而我一直小心谨慎，唯恐辜负了我的君主，玷污了我的祖先，所以对于购置田地房屋这些事情，我没有什么想法。近年来，我用清廉的俸禄结余，加上家里节俭积攒下来的钱，购置的房产与先辈留下的产业相比，大概可以增加一倍。如今把这些产业按照先后顺序分成七份分给子孙，这样我自己剩下的也就不多了。然而我不把大量的财物留给后人，而是把清白的品德留给子孙，这样子孙们得到的也不少了。 当初太中宪公凭借一石八斗的基础，辛勤努力地创建家业，然后传给了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又遵循先辈的教诲，积累财富，再传给你们。能够保有先辈的事业，别人看了会说我凭借一部经书继承祖先的遗志，不依靠后台的援助，不擅长钻营求官，却能在圣明的时代多次受到皇上的恩宠，得以僭居二品官位，登上通奉大夫的高位，使家族荣耀，扩大了根基，认为我既能守住先辈的事业，又能有所开创。却不知道太中宪公和我的父亲早早离世，我没能来得及好好奉养他们。更何况我没有机会参加上苑琼林的宴会，也没有听到皇帝传旨召见的荣耀，这尤其让我这个做父亲的即使年老了也感到后悔。太中宪公从担任延州的官职，到后来升迁为宛郡的司马，我从担任榆林道的官职，到后来升迁为河南的按察使和布政使，这似乎有一种暗中的契合。虽然我们的爵位和品级与过去稍有不同，但谁又能知道不是太中宪公在天之灵默默地保佑我，启发我的思想，引导我的行为，才让我有一天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呢？
宜黄县棠阴镇白竹村崖岭组“玉泉井”三字出自鹤湄公之手
坦让已经前往葵州担任副职，我和其他儿子也都各自有所建树。我所恳切嘱咐你们的是，要坚定地树立志向，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在仕途上努力奋进，永远坚守清白的操守，以此来显扬先辈的功绩，使我们家族开创和守护的良好声誉在后世发扬光大。这就是我对你们这些儿子们的深切期望啊！至于如今的财产分配，不过是在平地上添加一筐土而已。你们要记住，当初你们的祖父并不担心那一石八斗的田地少，丙戌年（1706）分配产业的时候，你们的父亲也不在意分得的财产多。如果因为分配财产而一心经营家业，在钱财和粮食的事务中忙碌奔波，那就辜负了祖父传家的世代训诫，这样怎么可以呢？儿子们要恭敬地听从我的话，不要忽视啊！ 这篇记写于庚寅年（1710）的孟冬，文章完成于乙未年（1715）的季冬，当时我七十三岁。 是由老人鹤湄亲自书写的。
鹤湄公墨宝
注：
1.张伯琮（1646-1731），字璧九，号鹤湄，汉阳县丰乐里（今东西湖区柏泉农场）人。三异长子。自幼聪慧，20岁中举，经考试授中书舍人，初补江西建昌同知，改任云南临安同知。上司非常器重他，将他留在省城协助案件审理。任满，提拔为福州知府，因守父丧未到任，起补江西抚州知府。在抚州，他拒绝馈赠，革除陋弊，鼓励农耕，周济贫困，治内民风转化。以两次政绩考核“卓异”，转任陕西榆林道。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升任河南按察使，清廉严明。不久，就地转任布政使，后又就地转任巡抚。他督促官吏，勤政为民，著有《豫省奏议》。康熙五十八年（1719），告老还乡。张伯琮于书无所不读，兼习佛教理论。工书法，尤以擘窠大字驰名。曾在峨眉山摩崖石壁上书“佛都”二字，字径十尺，江西宜黄石巩寺悬崖上“石巩”二字大丈余，观者赞叹不已。张伯琮有7个儿子。长子天顺、次子坦譲、三子坦议、四子天谟、五子坦諤、六子坦谏、七子誾。其中坦譲、天谟、坦谔三人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同榜举人，坦让官至汾州知府，天谟任奉新知县，坦谔英年早逝。长子天训，字伊庭。孝友承家，勤俭律己，博闻强记。以明经任象州知州，善政多端。上官嘉其绩，调横州，廉能勤敏。竟不永世，乡里惜之。三子坦议，字恪斋，由岁贡历官甘州、兰川等府知府，延榆绥兵备道。六子坦谏，以明经起家，任汉中府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