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娱还在诞生更多金赛纶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庄佳怡 界面新闻编辑 | 张友发

关于金秀贤与金赛纶过往恋情的纷争近期屡屡登上热搜，这场关于韩娱产业内年轻女性处境的风暴还远没有结束。

2月16日，年仅25岁的韩国演员金赛纶被发现于家中自杀身亡。金赛纶的遗属称，韩国男星金秀贤在金赛纶未成年时就对她展开追求并与之交往。在金赛纶面临酒驾事件带来的经济后果和全网抵制时，金秀贤及其控股的经纪公司对她的漠视与追债，成为压垮这个25岁女性的最后一根稻草。

3月31日，金秀贤召开发布会，声泪俱下地表示自己确实在金赛纶成年后与她交往过，之后又起诉金赛纶家属损坏了他的名誉权，索赔120亿韩元（约为六千万人民币）。

许多网友对他的眼泪并不买账，将其哭脸制作成“来自假惺惺的你”梗图。还有网友回忆起多年前陈冠希在“艳照门”之后的发布会举止，称对比之下陈冠希就更有担当。在金秀贤还未被大范围讨伐时，与金赛纶合作过的演员元彬据传曾主动帮她还债，随后被证实是假新闻，但很多人依旧被元彬作为第一个出席金赛纶葬礼的圈内艺人，在灵堂内身着黑色西装低头拭泪的照片感动，称之为“韩国最催泪的温柔”。

在一场韩国娱乐圈对一位女性从未成年就开始的系统性剥削中，在双重标准与厌女文化一步一步将韩娱女性从业者逼入绝境时，人们讨论的落脚点仍是用一个坏男人的行径歌颂好男人的担当与温柔。如多年前人们对雪莉和具荷拉的自杀的讨论一样，对受害者所遭受的剥削的公共讨论归于沉寂。

金赛纶们的噤声为事件落下暂时的注脚，焦点被转移，话题被搁置，但剥削仍在继续。

01 童星文化：恋童癖与规训

韩娱对于未成年少女的吸纳、规训和惩罚，是造成金赛纶悲剧命运的起点。

金赛纶的母亲在21岁时生下金赛纶，之后又生了两个女儿。父母的早年离异，让母女四人相依为命。金母因巨大的生活压力患上了抑郁症，带着女儿们走上天台，想一死了之。后来其母回忆称，“大女儿抓着阳台栏杆，用哭得嘶哑的嗓子朝我喊‘妈妈，我错了，救救我’。我看到她过于用力而发红的小手才回过神来，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呀！是大女儿的悲鸣，给了我坚强活下去的勇气。”

从那之后，金赛纶扛起家庭的重任，每天奔波于各家娱乐公司试镜。因为没有人脉或资本，她只能接其他小演员不愿意接的戏，这些戏大多因为过于血腥暴力被定级为“未成年不得观看”。曾有网友戏称，金赛纶演的戏连她自己都不能观看。

金赛纶因为演技过人逐渐为大众所知，她在电影《孤胆特工》中的表现更是深入心。但过早进入成人世界和娱乐圈的名利场，也让她成为“狩猎”的目标。

据金赛纶遗属的爆料，金秀贤主动接近金赛纶时后者才15岁。金秀贤展开猛烈追求，金赛纶一开始的回应是“不要玩弄未成年”。在金秀贤反复承诺“真心喜欢”和“以后会结婚”之后，金赛纶才逐渐对他产生好感。

金秀贤让金赛纶进入自己的公司，让其在处于事业上升期时出演小成本网剧，还让她在公司里当免费的表演老师。分手后，他对当时在努力还钱的金赛纶发出催债的最后通知，威胁将诉诸法律。

即便被糟糕地对待后，金赛纶似乎还是下意识会保护金秀贤。分手后，她也会在信中问候男方“还好吗”，试图通过公开照片来取得联系时，金赛纶明明手中有无数确凿的证据，也只是选择了最模棱两可的贴脸照。

两人的关系中包含巨大的不对等，年龄的不对等意味着心智与权力上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又在二者娱乐产业中得到强化。

韩国娱乐产业中，不少女明星在未成年时就选择出道。比如15岁出道的雪莉，在偶像行业中的规训中长大，在突破了行业赋予她的清纯形象后，遭到大范围的互联网谩骂，最终患上抑郁症与社交恐惧症。2019年，雪莉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月后，同样年少出道的雪莉好友具荷拉也选择了自杀。

逝去的年轻生命们没有改变现行的结构。金赛纶去世一个月后，韩国MBN电视台推出女团选秀节目《UNDER15》，节目以“挖掘未成年k-pop神童”为卖点，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抵制。

韩国的偶像产业一贯热衷于吸纳未成年女性，现行女团成员也以年龄小为大众所知，大热女团NewJeans和BABYMONSTER出道时成员平均年龄16岁，最小的团内成员出道时仅14岁。

韩国娱乐行业为何如此偏爱未成年少女？答案可以从行业的发家史中寻找。

1997年，韩国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在压力下韩国政府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而援助往往是有条件的。IMF通过灵活就业、结构性调整、自由竞争与引入外资等条件与谈判，将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带入了韩国。新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与“自负盈亏”的原则经此一举深度渗透进了韩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次年，金大中胜选，成为韩国总统。他提出“文化立国”的政策，而后韩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等一系列条文法规，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法律上提供了绝对的保障，并拨款资助文化产业。

由于韩国本土市场狭小，金大中政府遂积极推进韩国文化出口海外。在这一过程中，韩国的文化产业不再以“给后代留下遗产”为目标，而是彻底商品化，一切以市场为导向。

以偶像行业为例，大型制作公司们发展出了一套流水线步骤，标准化生产偶像“产品”，造就了著名的K-pop行业。学者金久用曾在《从工厂女孩到韩流女星：发展主义的文化政治、父权制与韩国流行音乐产业的新自由资本主义》一书中，将K-pop产业形容为新自由主义与父权制的杂交产物。

虽然在新自由主义的韩国社会中，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取代了儒家文化，但金久用认为，儒家的父权主义仍然具有影响力，其中的性别歧视仍然作为残余因素发挥作用。

正如韩国在其快速工业化时期动员和部署年轻温顺的女性工人进入资本积累的底层，通过试镜到训练再到出道，今天的K-pop偶像被塑造成听话、有纪律和性化的劳动力，由K-pop行业的男性企业精英直接制造，以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和需求。通过在荧幕上呈现平滑的、被性化的女性形象，K-pop产业为女性观众们也设置了视觉形象标准，教导观众们成为像偶像一样好的人，又用商品作为线索，动员个人成为新自由主义消费的稳定力量。

K-pop产业最初就是面向青少年创立。20世纪90年代，歌手组合徐太志和孩子们(Seo Taiji and Boys)的成功标志着韩国流行音乐的开端，也凸显了韩国韩国娱乐群内一个显著的变化：青少年逐渐成为最重要的音乐消费群体。1996年，徐太志与孩子们的突然退役，让青少年偶像界出现了一片空白。娱乐制作人李秀满抓住了这一关键机遇，于1989年创立SM娱乐公司，并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偶像团体。为了在年轻时就出道，练习生有的在小学五、六年级便会进入公司训练，从年少时就身处这个体制内的偶像，在严苛的训练和新自由主义的规训下，常常内化了产业对偶像的标准而不自知。

在2020年的韩综《Running Girls》里，15岁就出道的歌手宣美说：“我们都太早出道了，我们都是这样，太早就进入社会工作了，本来青少年是自我完善的时期，我们那段时间却都在车里度过了。”

对于这些进入流水线的少女们，韩娱有着完善而细致的规训标准。偶像们必须长期控制体重，发型发色要根据回归造型进行改造。除了外形，偶像们也必须内化产业对自己的标准，不许恋爱，必须上进，心怀粉丝。

雪莉曾在纪录片《致真理》中说，“我在进入娱乐圈时，人们常常对我说，我那时不觉得荒谬，‘你是一件产品，你必须成为面向公众最精美的一流产品’。就算大家不说我是产品时，我也会把我当做产品来对待，我必须做到他们希望的那个样子。”

02 娱乐圈的双重标准与厌女文化

如果说过早地被暴露在有害环境中为韩娱数位早逝女星的悲剧埋下了伏笔，那么大规模谩骂与网络暴力，则进一步将她们推进了深渊。

2022年，金赛纶酒驾撞坏路边变压器，导致数家商户停电一事被曝光后，网友们纷纷声讨，认为曾经的“天才少女”已经堕落。在金赛纶为了偿还巨额债务到咖啡馆打工时，她打工的画面被拍摄下来发布到网上，人们质疑她“作秀”，随后她被咖啡馆辞退，失去了谋生的手段。

雪莉在生前曾交往比她大十几岁的男友，穿衣风格突破了此前公司安排给她的清纯形象，因此被评论为“不知羞耻”。她在ins上发布不穿内衣的日常照，醉酒直播，网友们又把这种行为称为“女疯子”。

与之对比，同样是违背了观众们心中的良好印象，韩国男明星们却远远没有遭受到同样程度的谩骂与惩罚。

男子组合帝国之子成员文俊英和申彗星都曾两次酒驾，H.O.T.成员安七炫、水晶男孩李宰镇和金贤重也都因酒驾被捕，但并没有在网络上遭到同样程度的网络暴力。甚至只要男明星道歉，大众就能够很快原谅他们。2024年青龙奖颁奖典礼上，演员郑雨盛为自己私生活混乱，非婚生子道歉，他的这番回应甚至获得了现场演员和观众的热烈掌声与欢呼。

这种对于男女明星的双重标准，背后是韩国无孔不入的厌女文化。

上野千鹤子曾在《厌女》一书中指出，现代父权制社会将女人分化为两种，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的人；“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的人。

K-pop产业曾有这样的分化。曾经的Apink、GFRIEND和宇宙少女等团体就是以清纯风格著称，而miss A、AOA和Girl’s Day等团体则主打性感风格。不同的风格满足不同的男性幻想，清纯少女们身穿水手服做出可爱的动作与表情，性感女团身着短裙扭臀甚至试探性拉开裙子开衩的拉链。而在有些时候，女团的风格更接近中文互联网流行的“纯欲风”，即圣女与荡妇的结合。

她们的歌词都唱着同样的内容——与男性恋爱的体验与情绪。这种产业制定的风格也对偶像形成规训，所以“清纯”的雪莉不能够不穿内衣并穿着性感。

在女性主义浪潮兴起后，K-pop也试图打造更多风格的女团来面向女性用户。少女们在歌中唱着“性感还是可爱都由我决定”的歌词，但实际上她们的风格由公司决定、由市场决定、由K-pop机器决定，唯独不由她们自己决定。

厌女在韩国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如今韩国二十多岁的男性厌女情绪尤为高涨。如前文提到，韩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制根深蒂固，但如今至少在许多表面上，女性看似拥有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她们同样能够上桌吃饭，同样能够接受教育，同样出门工作。

新一代的韩国年轻男性由此觉得社会平等已经实现，然而社会上的韩国女人却仍然在要求更多的权利，这让男性们感到尤为不公。他们认为，女性不用去部队服役、不用承担扶养家人的义务等等，都是女性获得的“惠泽”，为何还要来剥夺自己的既得利益。

眼下韩国社会竞争激烈，失业率高涨，生育率低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并不理想，加剧了年轻男性的厌女情绪。和平学与女性学研究者郑熙真曾表示，“一旦男性集团内部竞争深化，差距扩大，位于下层的男性就会倾向于把怨气撒在女性身上，而不去针对那些位于金字塔顶端难以看到的最上层既得权利群体。”

在金秀贤召开发布会一个星期后，事件又有了进展。韩国娱记爆出金赛纶当街与男性举止亲密的视频，试图说明金秀贤服兵役期间，金赛纶交往的另有其人，又有第三方机构鉴定金赛纶遗属公开的聊天记录中的男人不是金秀贤。对此，金赛纶家属晒出证据表明金赛纶当时正与一位女性友人在一起，而娱记晒出的视频很可能是恶意诬陷。

双方交锋不断，现实正在悄然改变。据韩媒ChosunBiz报道，截至当地时间4月9日下午4时，已有超过5.4万人同意了《金秀贤防治法》的请愿，该请愿要求将现行未成年性自主决定权从16周岁提高到19周岁。在韩国，国民请愿若在公开之日起30天内获得5万人以上同意，便会提交至国会相关常务委员会审议。

未成年性同意年龄是金赛纶事件的关键之一，却不是该事件暴露出的唯一问题。个人的是非对错固然重要，我们却不能在漫长的扯皮推诿中，忽视了结构对于个人的不公与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