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闻一 ：失业焦虑

《论公共财富》第六章

人终有一死，生死问题是头等大事，当我们无法解决生死问题的时候，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第二章已经说过。人类创造文明的动力来源于痛苦，如果对痛苦进行细分，那么必然囊括焦虑、惆怅、无聊、愤怒、恐惧、羞愧、怨恨、尴尬、失落、凄楚等感受。我们想摆脱痛苦，所以创造了璀璨文明。为了摆脱风吹雨淋的痛苦，创造了房屋、雨伞；为了摆脱跋山涉水的痛苦，创造了汽车、飞机；为了摆脱百无聊赖的痛苦，创造了艺术；为了摆脱被人轻视的痛苦，“创造”了身份地位……人没有痛苦就没有创造动力，这应该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幸福快乐就是摆脱痛苦的感受，没有痛苦的体验就不可能感受到幸福快乐。无聊的感受算不算痛苦？首先，无聊的感觉有程度上的不同，典型的无聊应该是“百无聊赖”，形容精神空虚、无所寄托，感到极度无聊的状态，这显然是一种痛苦，只是这种痛苦跟恐惧、饥饿、疼痛比起来不那么明显而已。如果是轻度的无聊感的痛苦指数肯定会更低，甚至感觉不到具体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如潜意识一般的存在。

叔本华认为，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摆动；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生于痛苦的一端；当欲望得到满足时，人又滑向无聊的一端。这是对“无聊”和“欲望”的认知不足。欲望的本质是“摆脱痛苦的愿望”。你想摆脱饥饿的痛苦，你就对食物有欲望。进食过程中感受到索然无味，就好比是无聊的食物，那么就会萌发对美食的欲望。对丑妻的“索然无味”，就会萌发对美人的欲望。对平凡状态的负面情绪也是类似无聊的痛苦，甚至平凡的社会地位造成了实质上的物质匮乏和人格受辱，就会萌发对权力和地位的欲望。那么人有没有快乐呢？从情绪感受来说是有快乐的，快乐是通过对比痛苦而产生的，犹如“云使月运”“舟走岸行”的错觉，因为快乐并非实有，而是实现“摆脱痛苦阈值的预想目标”而获得片刻的满足。什么是痛苦阈值？把痛苦的程度进行1~100的数值设定，假设100是极度痛苦，当我们的痛苦感受原本处于100的时候，这个感受焦点忽然消失了，这时候获得的感受就是幸福快乐，但是为什么此时的痛苦阈值不是0呢？因为人还有别的烦恼存在，只不过在当下的片刻，注意力和感受焦点都在“摆脱痛苦阈值”的满足中，这种“满足感”的体验无法长时间持续，当注意力和焦点转移到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时候，又会呈现痛苦的体验。那么最低痛苦阈值1是怎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先来看看“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人都在干些什么？他们会热衷于艺术、哲学、旅游等活动，这些都是消遣活动，或者说是无聊的活动。只是他们的无聊程度被这些消遣活动所掩盖，而没有呈现出“百无聊赖”的状态，如果禁止他们参加这些活动，百无聊赖的痛苦状态就会呈现出来了。那么有没有完全没有痛苦的人？就连“无聊”这种最轻度的痛苦都没有的人，有吗？或者问，有没有人处于没有痛苦的状态？有。这种没有痛苦的状态就是佛经描述的“清净”，那是解决了生死问题的人才能达到的状态，这种人不需要文艺和旅游这种消遣活动，虽然他们不拒绝、不反对这些活动，但是他完全不需要这些，这种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接触不到，因为他们不需要社交、不需要朋友、不需要“被发现”，这样的“无作人”通常呈现出世俗意义的“废人”状态，这样的人你如何能发现他。

只要刨根究底就会发现，焦虑、惆怅、无聊、愤怒、恐惧、羞愧、怨恨、尴尬、失落、凄楚等负面情绪感受都属于痛苦的感受，看似很庞杂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控制好“痛苦指数”，既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又激发了创造力。全民的痛苦指数控制在合理的范围，这种制度或机制，也是公共财富的范畴。鉴于人们面对失业问题造成的焦虑，对于激发劳动者参与劳动的推动作用，我们把这种痛苦概念精确到焦虑一词，把焦虑程度量化之后，我们可以用“失业焦虑指数”进行描述，便于对失业的深度理解和调控。

“失业”和“不从业”是两个概念，不从业不一定是失业，不从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持续收入不需要从业，另一种是没有持续的稳定收入，但是可以依托家人的经济支持，暂时可以选择不从业，这种不从业可以纳入失业率的统计。最需要关注的是确确实实找不到工作，或者因为工作收入无法解决日常基本开支而没有选择从业的失业者。所以按照痛苦指数进行排列的话，前者的失业焦虑指数比较低，后者的失业焦虑指数比较高。失业率统计的是失业人口比，而失业焦虑指数统计的是焦虑程度。这关系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稳定，如果失业问题已经威胁到基本生存，已经生死攸关了，那也不介意拿着刀上街挥舞了，必然造成暴乱；另一方面是关系到从业积极性，如果社会福利很高，失业完全没有任何焦虑，天天吃喝玩乐，那么浪费了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人的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是最大的生产力，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资源的高效配置需要相应的失业焦虑指数，如果这个最佳指数用0表示，那么失业焦虑指数的负数越大，焦虑程度越大，社会资源浪费越大；失业焦虑指数的正数越大，焦虑程度越小，社会资源浪费也越大，指数只有刚好为0的时候，资源配置才是最高效的。失业焦虑的本质是生存焦虑，所以不一定只有失业者才有失业焦虑，在职的工作者也有失业焦虑，当我们对工作前景评估不好的时候，即便眼下收入可观也仍然会有失业焦虑。所以失业焦虑指数的评估不限于失业者，还包含了在职工作者。

最佳失业焦虑指数的评定标准并不是恒久不变的，会随着科技水平、政治体制、文化环境、发展目标、国际关系等因素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最佳失业焦虑指数的评定标准可能会大不相同。失业焦虑的本质是生存焦虑，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人往往会很激进，但也有个别人会特别颓废。在国家受到侵略，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奋起反抗，也有少数人选择投降，这就涉及到个人的思想行为模式，这跟教育、文化方面有关。所以失业焦虑指数用以测评资源配置效率是否绝对准确？当然不是绝对准确，肯定会有少数人在失业的情况下不去找工作而选择乞讨。我们把失业焦虑指数作为统筹工具，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意义，具有比较可靠的规律性和准确性，虽然不是绝对准确，但也普遍准确。

随着科技发展，人工智能的应用，能源问题的解决，社会福利必然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在未来社会，甚至会有很多人一辈子不必工作而生活的很好。虽然这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可以预见这是迟早的事，必然会实现的。那时，人们会发现失业焦虑指数正数无限大，也就是说已经完全没有生存焦虑了，人在吃喝玩乐中虚度年华，只有极少数科学家、工程师在工作，绝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都白白浪费了。即便人工智能可以像人一样学习、思考、创造，人彻底退出了社会舞台，像牲口一样被豢养着。我并不是说人非得靠自己生活才有意义，我要说的是，现在对社会的概念将会被重新定义，那时候曾经的社会科学全都不适用了。

我们反观现阶段，很多国家因为吃了时代红利，发展得非常好，但他们以为自己是因为制度优越、科技先进、法制完善、文化进步所以才实现国家富强，实现高福利社会，事实上，制度、科技、法制、文化只不过是时代红利的结果，或者说是长期的和平带来的红利。用第三章所说的“国运”概念来解释会更加准确，那就是，制度、科技、法制与和平稳定的社会“同时发生”。而有些国家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但是曾经有比较长久的和平稳定，为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战后可以迅速崛起。而有些国家纯粹是因为放弃主权，依附强国，用主权交换科技和市场，而实现快速崛起。当一个国家全世界没有敌手的时候，就会认为自己哪哪都对，国家的强大就是因为哪哪都做对了，完全不需要反思些什么，随之标榜的进步文明，以高福利的形式向世界宣示。当他国以艰苦卓绝的意志力赶超了自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资源配置效率已经无法快速提升了，国民的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都在习惯性的浪费了。

国民的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的浪费，不完全由失业焦虑指数控制，有些是财富再分配的机制出现了问题，国民的焦虑感并没有实现有效的推进资源配置。比如我在第四章所提到的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问题，官本位主义造成了创业门槛提高，作为培训工作的实际劳动者，只能在他人创办的培训机构工作，当这个培训机构的管理制度出现问题的时候，激励制度完全失效，劳动者再焦虑也无法激发应有的创造力。如果降低创业门槛，让每一位培训工作者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焦虑就能有效推动创造力。原本被投资人获取的利润，也被市场的作用下分配到每一位培训工作者的手里，当培训从业者获利越多时候，焦虑指数的正数就越大，这时候就会有更多人进入这个行业，当培训从业者过多了，焦虑指数的负数加大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人退出这个行业。如果财富再分配机制出现了问题，会导致激励关系发生改变，焦虑感并不能有效推动资源高效配置，大量国民的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都被浪费了。

如何实现焦虑指数有效对应于资源配置效率，在于调控经济关系和福利制度，而经济发展的公共设施和必要条件，是为整体经济发展赋能的。有些发达国家发现工业空心化的时候，已经有大量国民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了，不过这也不完全是高福利造成的，虽然失业焦虑指数确实没有把控好，但经济关系没有处理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因为资金、资质等限制无法参与到创业市场，只能跟资本方、资质方发生经济关系，致使焦虑指数没有投射出相应的创造力，焦虑感没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当我们说到国防工业的时候，往往是指狭义的国防工业，比如制造航母、战机、导弹、枪支方面，而实际影响国防的工业是广义的国防工业，即战时的国际关系、外贸关系、经济状态、战争状态下，能够为军队和全社会民众提供工业产品的工业。所以低端制造业也是国防工业的一部分，况且许多武器的研发制造需要低端制造业作为支撑。而低收益的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和保持，对失业焦虑指数有很严格的要求。我们如果不够警惕，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问题，不只是失业焦虑指数会控制不好，可能还会发挥运用不好，即经济关系处理不好。眼下正值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阶段，很多行业都会衰退甚至消失，失业焦虑会越来越严重，失业率也会越来越高。财富再分配问题难以找到合理的形式去实现，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官本位主义不遏制，只考虑让自己的监管工作简单好做，不考虑大局，就会造成很多人无法参与到创业市场，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于此同时，失业焦虑也无法有效推动生产力和创造力，造成大量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都浪费了。造船、造车特别需要依赖规模效应，所以很依赖资本，此外的很多行业，其实完全可以分割下放到创业市场。比如餐饮行业，应该通过提高税收的方式限制特大规模的餐饮行业的数量，把创业机会分割出去。对于监管单位而言，监管一家有100名厨师的餐饮店确实比较容易，而监管100个小餐饮店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确实大不一样。然而这两者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大不一样的，鉴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应该运用“公共财富”这个统筹工具，衡量监管成本和社会效应之间的比值，采取最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