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反共政治历程（按年代划分）

1900年代（1900–1909年）

190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对无政府主义和激进左翼思想的恐惧开始显现。

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莱遇刺身亡，凶手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这一事件引发全国对激进分子的严厉打击。

1903年国会通过《移民法案》（无政府主义者排除法），禁止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外国人入境并授权驱逐激进移民。

1908年，司法部成立了一支专职调查激进分子的特别探员队伍（即日后联邦调查局的前身），开始对国内“颠覆分子”进行系统监控。这一时期的反共（广义上反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激进思想）情绪以政府立法和执法的形式初现端倪，为此后几十年的反共行动奠定基础。

1910年代（1910–1919年）

1910年代，美国的反共（反激进）情绪因一战及俄国革命而高涨。联邦政府在一战期间通过《1917年间谍法》和《1918年惩治叛乱法》，限制言论自由并打击煽动颠覆行为。这些法律被用来监视和惩处左翼人士，著名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等人因反战言论入狱。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美国当局更加警惕国内的共产主义思潮。

1919年发生了一系列由激进分子策划的邮包炸弹袭击，目标包括司法部长帕尔默在内的政府官员。帕尔默随即在1919–1920年发动大规模的“帕尔默突袭”，司法部探员在J.埃德加·胡佛协助下突击搜捕成千上万涉嫌激进主义的人员，并将众多外籍激进分子驱逐出境。这场第一次“红色恐慌”使191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全国性的反共狂潮，也标志着联邦调查机关全面介入国内反共行动。

1920年代（1920–1929年）

1920年代早期，第一次红色恐慌逐渐平息，但反共余波仍在政治领域持续。

各州纷纷通过所谓“刑事联合主义法”，禁止通过暴力手段倡导政治变革；在1910和1920年代，全国有数千人因发表与政府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被逮捕，数百人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刑。

这种高压政策下，即使和平表达异议也可能被视为违法。不少案件体现了当时的反共氛围，例如意大利裔移民萨科和万泽蒂因涉嫌抢劫谋杀于1921年被捕。他们是无政府主义支持者，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于1927年被处决；这一案件发生于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高度恐惧的时期，普遍被认为深受当时反共偏见影响。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FBI）在胡佛的主导下继续秘密监视左翼组织，在其政治档案中列管了数十万名“颠覆分子”嫌疑对象。

总体而言，1920年代的美国政坛虽然相对平静，但反共立法和执法措施仍对激进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团体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1930年代（1930–1939年）

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新政时期，美国国内政治光谱两极分化，反共思潮在保守派阵营中进一步发展。

国会于1938年成立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由德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戴斯担任主席），负责调查美国境内的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组织。该委员会一成立便引发党派纷争：支持者称其揭露了危害国家安全的颠覆活动，批评者则指责HUAC成为保守派打击罗斯福新政改革的工具。

HUAC在30年代后期开始传唤证人就“不美行为”作证，使一些政府机构和劳工团体中的进步人士受到怀疑和指控。

此外，1939年通过的《哈奇法》禁止主张颠覆政权的人在联邦政府任职，也是在反共压力下出台的法律之一。

虽然二战爆发后美苏结为盟友令公开的反共攻势略有缓和，但在1930年代末，美国已经出现了由国会牵头、以调查和限制共产党影响为目标的政治机制（如HUAC），为战后更大规模的反共运动埋下伏笔。

1940年代（1940–1949年）

二战和战后初期，反共运动在美国政治中迅速升温，进入第二次红色恐慌时期。

1940年国会通过《外国人登记法》（即史密斯法案），将“倡导推翻政府”定为刑事犯罪，为战时和战后起诉共产党人提供了法律工具。战时由于美苏同盟关系，国内反共情绪有所隐忍，但战后局势急转直下：苏联在东欧势力扩大、美国发现政府内部有苏联间谍案例，加剧了民众的不安。

1947年，总统杜鲁门在政治压力下颁布行政令建立联邦雇员忠诚审查制度，要求审查所有政府雇员的政治忠诚。在1947至1956年间，超过500万联邦职员接受忠诚审查，约2,700人被解雇，另有逾12,000人因畏惧调查而主动辞职。

同年，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举行针对好莱坞影业的听证会，传唤电影界人士调查其政治倾向；十位拒绝合作的编剧和导演（“好莱坞十君子”）被控藐视国会而入狱，并遭业内黑名单封杀。

1948年，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在国会听证中受审，引发全国瞩目。与此同时，司法部以史密斯法案起诉美国共产党领导层，11名主要领导人于1949年在纽约受审并被定罪。

上述事件使得40年代后期的美国政治笼罩在对共产党渗透的疑惧之中：联邦行政部门、立法委员会和司法机关多管齐下，推动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反共举措，为50年代的反共高潮埋下了伏笔。

1950年代（1950–1959年）

1950年代是美国反共运动的顶峰时期，呈现出全民反共的政治狂热和制度化压制并行的局面。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国会在1950年通过《内部安全法》（又称麦卡兰法案），尽管杜鲁门总统认为此法违反宪法而予以否决，国会仍以二战后的反共高涨情绪推翻否决使其生效。该法要求共产主义组织向政府登记备案，成立“颠覆活动控制局”监督其成员和资金，并授权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时逮捕拘留涉嫌从事间谍或颠覆活动的人员。

此后几年，政府进一步加强法律手段：1954年又通过《共产党管制法》，直接取缔美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合法地位，将其定为非法。

在立法严打的同时，麦卡锡参议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调查运动。麦卡锡于1950年声称掌握国务院内隐蔽的共产党名单，在国会和媒体上大肆渲染联邦政府被共产主义者渗透的危险。“麦卡锡主义”随之成为反共偏执的代名词。

在1953–1954年，麦卡锡担任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主席，对陆军等政府部门展开无所不及的听证调查，许多公务员和军官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受到指控和毁誉。麦卡锡的极端行为最终引发同僚反感，1954年底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正式谴责了麦卡锡的不当行为，使其声望一落千丈。

随着麦卡锡被谴责和共产党在美活动日渐转入沉寂，50年代末反共狂潮逐渐消退。

然而整个50年代，反共思维已深刻影响美国政治：从法律架构（忠诚宣誓、黑名单）到社会氛围（告密与猜忌），都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1960年代（1960–1969年）

1960年代的美国，反共主题依然是政治论争中的重要元素，但焦点开始与民权运动和越战抗议交织在一起。

尽管麦卡锡主义退场后国会的反共听证活动有所减少（HUAC在这一时期影响力下降，并于1969年更名为内部安全委员会），“反共”标签仍被广泛用于打击不同政见者。

例如，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经常指称民权运动领袖受共产主义操纵，以图削弱黑人民权诉求的正当性；一些保守政客也将反对越战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斥为“亲共分子”。

联邦调查局在胡佛的领导下继续将反共作为情报监视的重要理由。胡佛将任何挑战现状的抗议都视作潜在的颠覆行为，甚至暗中污蔑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是共产党人，并对其进行骚扰和抹黑。

FBI自1956年起实施的秘密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在60年代扩大范围，针对包括民权运动、反战组织、“新左派”学生团体在内的广泛目标进行秘密监视和破坏，理由是这些群体可能受共产主义影响。

1960年，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在旧金山举行听证会时引发大规模校园抗议和冲突，显示出公众对麦卡锡式手段的抵制情绪日增。

总体而言，1960年代美国国内的反共斗争逐步从公开的国会听证转向秘密的情报打压，并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紧密纠葛：反共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用来削弱民权和反战运动的道德感召力，但也激起了更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方面的反思。

1970年代（1970–1979年）

1970年代，美国国内反共政治逐渐走向衰落和收束。

随着越战在1973年结束、美国社会厌战情绪高涨，以及美苏进入缓和阶段，反共已不再是压倒一切的政治议题。国会方面，延续几十年的反共调查机制相继终结：众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在1975年被正式裁撤，参议院的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也于1977年停摆。

决定性的转折来自于1975年的“丘奇委员会”调查。以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为主席的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系统揭露了FBI、CIA等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对美国公民实施的大量非法监视和干预行为，包括FBI长达15年的COINTELPRO秘密行动。

调查发现，FBI曾针对民权运动、反战团体等实行“高度组织化的私刑式计划”，严重侵犯了公民言论、集会等宪法权利。这些曝光引发公众哗然，直接促使国会在1976年通过《情报机构监察法》等改革措施，加强对情报机关的法律监督。

1970年代中后期，在水门事件冲击下，美国民众对政府权力的质疑达到高点，此前反共运动中过度执法和践踏公民权利的问题也开始得到平反和纠正。例如，几年前遭定罪的一些共产党人获得平反，一些违宪的州反共法律被司法裁决废止。

总体来说，1970年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反共不再是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议题，美国政府开始反思此前几十年反共运动中对民主和自由造成的损害，并着手修复法治与权利保障机制。

1980年代（1980–1989年）

19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反共立场在美国外交和国内政治话语中再度高调出现。

里根政府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在对外政策上积极遏制全球共产主义扩张。这种强硬反共姿态也反映到国内政治领域：保守派政治人物经常以反共修辞争取民意，如强调强化国防、反对“社会主义式”的社会政策等。

不过，与50年代不同的是，80年代时美国本土的共产党力量已十分弱小，国内鲜有公开的共产党活动。

尽管如此，执法和情报机构仍延续了对激进左翼团体的监控。例如，里根时期联邦调查局曾秘密调查支持中美洲左翼运动的民间组织（如萨尔瓦多人民声援委员会CISPES），指称这些反战反干涉团体与中美洲的共产主义游击队有牵连。

FBI特工被授意寻找该团体从事武装颠覆的证据，并暗示其核心成员抱有共产主义理念。

这一系列调查最终在1988年被媒体和国会揭露，证明FBI对合法政治活动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渗透侦察，引发舆论对情报机关的再次批评。除了情报领域，反共仍是共和党保守派凝聚选票的重要论述之一：里根及其盟友将自由派对社会福利的支持描绘成“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此在意识形态上塑造对比。

在1988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攻击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为“自由派的典型”，隐含的标签之一也是软弱、不够反共。

可以说，80年代的反共在国内更多体现为政治象征意义上的姿态：尽管共产主义在美国本土已无实质威胁，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立的符号，“反共”仍被用来论证保守政策的正当性和爱国立场的必要性。

1990年代（1990–1999年）

1990年代是美国20世纪反共历史的尾声。

随着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冷战结束的事件接连发生。苏东阵营的瓦解意味着美国长期面对的外部共产主义威胁消失，美国国内的反共政治运动也失去了主要目标和动能。

冷战胜利的自信使美国政界把注意力转向其它议题（如经济改革和反恐怖主义等），反共已不再是选举动员或政策辩论的中心话题。立法方面，国会开始清理那些过时的反共法律条款。例如1993年国会废除了《内部安全法》中大部分尚未失效的条款，正式取消了要求共产组织登记等规定，因为“到1990年代，共产主义威胁已不再相关”。

尽管1954年的《共产党管制法》等极端立法名义上依然存在，但实际上业已失去执行意。整个90年代，很少再有美国政治人物公开以“反共”为主要纲领；只有在个别场合，政客可能将对手的自由派政策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作为攻击手段，但这种陈词滥调的效力也今非昔比。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并未完全放弃反共话语的遗产。一些保守派团体继续对残存的共产党国家（例如古巴和中国）持强硬立场，反共意识形态仍影响着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舆论态度。然而在国内政治层面，反共已渐趋式微。

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的党派斗争更多围绕经济繁荣、政府伦理、国际警察角色等议题展开，而曾主导半个多世纪政治生活的反共意识形态正式退居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