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没有社科背景的人要做社会学研究，会经历什么（十五）

按：今年2月25日，我的这个研究开始了第二期的招募。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报名参加访谈。这无疑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有可能我需要继续调整研究计划，但是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可能需要重组这个专栏。还有就是，我发现我建立和维持关系的能力比想象中还差，对人际关系问题的担忧和对自身为人处世能力的怀疑，让我几乎没有勇气去进行第二期招募。并且我了解到，我在人际关系和与人沟通上的困难，也许与自闭症谱系障碍和成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关，而江西本地是没有可以确诊和治疗这两类神经发育障碍的医疗资源的，因此我打算今年5月去上海寻求确诊。

其实有很多瞬间，我想让研究就此停止，尤其是看到那些已经拒绝与我继续保持联系的、受访者的微信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到大最深层的恐惧，就是被人看作“毫无价值的、不被需要的人”，然后被抛弃，继续进行研究无疑会让发生这个情况的几率变得更高。但我更清楚：假如我就此放弃，那前期我所做的一切就彻彻底底地没有意义了，我也会真的成为一个没有产出的研究者，成为一个懦弱的人，而懦夫是不配得到尊敬和爱的。身为一个“民社”，我没有理由后退，且别无选择。我的痛苦也许永远不会结束了，但是我将继续前行。

在（十四）中，我们的“阿零2号”已经无比丝滑（划掉）地走上自己的“民社之路”。如我所愿，她没能进入社会学专业就读，而是选择了其他专业——但这不可惜，她想。毕竟和1号一样，她也知道入读社会学专业的代价，就是可能在大学毕业时面对较不乐观的就业环境。我们的2号和1号一样，也是一个乐观且务实的人，而且从小就没有得到资源倾斜的她，更明白女性比男性更需要率先解决生存问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她将在自己的大学本科生涯中，面对什么样的新挑战。

天空一声巨响，2号闪亮登场，啊不，降临大学校园。此时此刻，她已经顺利作为一名XX大学的非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入读了！面对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想起自己美丽的“社会学梦想”，她信心满满：我有能考上大学的智力，有能熬过高三的体能，加上高校提供的学习生活条件，我一定可以走好自己的“民社之路”！人生，易如反掌。

然而，她真的能够顺遂地在本科阶段继续探索社会学吗？短暂的欣喜之后，是接踵而来的难题——首先，2号突然发现：自己所在的学校没有社会学专业。从（十四）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这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2号已经做出选择、为了就业和生存而暂时放弃修读社会学专业的前提下，她很有可能会进入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就读，或者入读往往较为独立、高考时另设分数线的医学院。此刻，她的世界线瞬间发生变化，我给了她两个选择：如入读理工科，请进入（九）与“民社L”的世界线会合；如入读医学院，请出门左转去见（十一）的“民社C”，如果他愿意把性别跟你调换一下的话。

我们的2号乖乖去（九）找了L，又去（十一）找了C，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她并没有在两位前辈的世界线上找到自己的出路。几经辗转，她又回到我的面前：可是，我并没有修读理工科，我还是选了文科，我的大学也不是理工大学，而是师范学校或艺术院校。此时，我再次给了她两个选择：如入读师范学院，需进入（六）去找受访者H，或者去往已经被豆瓣封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的（七）来找大学时代的我，这里也许有你的道路；如入读艺术院校，直接到（十）去找到“民社W”，她的经历也许会给你一些启发——重要提醒：这两条世界线里面，你都不需要经历性别转换之苦，姐姐们都是很好的人。

这一次，我们的2号总算找到了一条适合她的世界线，顺利地走出了第一步。可是，不久后她又一次从世界线上回来了。这一次，她遇到了第二个困难：她告诉我，她似乎在一些社科相关的课程、讲座、读书会等活动之中被排挤了。因为她的母校缺乏社会科学的学术资源，她只能利用课余时间，以旁听其他学校的课程、报名学习网课、听讲座、参加线上和线下的读书会等多种形式“补课”，但这些场合似乎并不欢迎她。更气人的是，这种“不欢迎”甚至与她的“非专业身份”并无关系，而更多是基于她的性别的，因为好巧不巧1号也和她处在同样的场合里，她看见他水平与她差不多、说着类似的话语、发表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却比她更加受欢迎。

看起来，2号似乎正在经受着许多女性研究者在学术领域的独特困境：从入门到开展研究，整个学术场域都在隐形地拒绝女性的加入。相较于同等水平的男性，在课程中她更难以发言，她的发言时长可能更短，她的发言也更容易被打断；在讲座中，她更难以获得与讲者互动的机会；在读书会上，她的见解更容易被质疑和无视；在网络社群中，她更容易被言语攻击和性骚扰……在我所访谈的“民社”之中，女性受访者们也报告了类似的问题：W在与受访者交流时经历了性骚扰，L在选择研究主题时需要刻意避免某些基于性别的研究主题。

（十）的截图，W所经历的性骚扰

L对一些研究主题的刻意避免

而我身为女性，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于2022年开始自学社会学，曾经参加过公众号“社会学理论大缸”从2023年至今的所有网络理论课程。我无意在此批评公众号主理人孙宇凡老师及其团队，在公众号内容推送、课程安排、活动安排和社群管理的设置，也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在我看来与其说我遇到的这些问题是团队对公众号、社群等媒体矩阵的管理问题，不如说是父权制及厌女文化在每个对社会学充满热情的个体身上的投影。事实上大缸在性别平等、社会阶层、交叉性、多样性等复杂议题上的处理方式，已经是同类社科自媒体和课程产品中做得较好的了——但我依然在课程学习和社群交流中，感受到了许多来自其他学员、推文读者和网友们显然是基于性别的恶意：

选自“社会学理论大缸”某一期推文评论区

选自“社会学理论大缸”另一期推文评论区

b站社会学理论大缸的视频下的评论

不仅如此。在我自学社会学之初，曾经向豆瓣上的一些社会学学生寻求帮助，询问他们如何入门社会学。大多数网友对我都很友善，愿意耐心解答我的问题，但也有男网友打着“讲解社会学知识”的名义来性骚扰我：

打着讲解社会学知识的名义性骚扰的男网友

这也并非我和我的受访者们的孤例。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全球女性在科研中的占比不到33%，且只有不到4%的女性能成为科研领军者，如何看待这一现状？”高赞回答中，频频出现“生孩子”、“带娃”、“怀孕”等等关键词，似乎“家务劳动”是阻碍女性科研的绊脚石：

高赞回答1

还有的高赞回答，干脆直接否认女性科研困境：

高赞回答2

更有高赞回答，直接暗示经济条件较好的女性是“高级技师”：

高赞回答3

也许会有人认为：这仅仅是女性“研究者”的困境，而“阿零2号”才刚刚入门，这与她有什么关系？她大概率还未婚未育，还在大学读书呢，有什么机会结婚生子家务劳动？非也。女性研究者的困境，折射到她的身上，是社会对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自我教育、写作和创作等创造性活动的整体性的贬抑：当整个社会“默认”即使是女性科研者都会因为婚姻、生育而阻碍科研事业发展，“默认”女性的科研困境并不存在，“默认”女性的成就都基于她的性价值和生育价值，那么能够分配给像2号这样初出茅庐、还在探索之中的女性研究者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她会得到更少的学术资源，更少的经济支持，却面临更艰难的学术“破冰”，更低的社会期待。

如果说2号在此时的困境还只是无端的恶意、性骚扰和被忽视，而她毕竟还是一个学生，受到了学校的保护，虽然说自学和参加学术活动的体验不是很好，但还不至于坚持不下去。大多数“民社”们的研究道路，也就仅止于此：截至目前，在我所招募的第一批受访者中间，只有我自己和W确定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其他人要么已经满足于做一个社会学爱好者，了解社会学的理论和已有的研究，要么就是我无法通过可靠途径得知其研究进展。可惜吗？不。对于他们来说，能坚持到这里已经很好了。我们的2号也大概率会停在这里，对于她来说，在经历了短暂的“不适应”和部分恶意攻击之后，她终于在社会学爱好者的圈子里面扎下脚跟。

但是，如果她没有就此停步，还是继续向成为一个研究者的前途而迈进呢？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她将会更加具体地认识到社会学各个方面，那些她读过的理论、了解到的研究方法、接触到的人群、注意到的社会现象……乃至她过往生命中所有的情感、经验、思考、判断，都将在这一刻发挥作用，参与一场名为“社会学研究”的神奇转化。坏消息是：那些曾经阻挡她的障碍，也许会变得更加烦人。

抛开那些用于描述和解释社会学研究的专有名词：质性、量化、民族志、扎根理论、p值……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摆在2号面前：再复杂艰深的社会学研究，也需要研究者的表达能力，也就是无论研究最后以什么方式呈现，都要求研究者能够选择一种最为恰当的表达方式（如写作、电影、摄影等等），将研究的目的、意义、过程等方面告知被研究者，甚至是学术界和公众。而以2号的“学生身份”，她缺乏很多进行大型研究的资源。这方面的反例是潘绥铭教授于2000年主持的完成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那是潘绥铭教授在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并取得了举国上下各有关单位的支持之后，才能完成的壮举，并且还能在2006年与2010年进行重复调查。这就几乎从根本上断掉她仅凭一己之力做量化研究的道路了。

同样的道理，她也缺乏进行在研究方法及呈现方式上“创新”的资源，这方面的反例是人类学纪录片《蒙古草原，天气晴》的创作过程：日本摄影师山田和也带领专业的拍摄团队利用充足的资金、政府的支持等资源，得以两次探访作为田野调查点的小女孩普洁一家，甚至有办法资助这个家里唯一的遗孤，也就是普洁的弟弟读到大学，体现了人类学的伦理关怀。而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唯一可以不需要依靠任何他人而充分利用上的资源，就是自己的大脑和文字。因此，如果她要进行社会学研究，就最可能会采用写作研究计划的方式，将脑海里关于研究的构想表达出来。

但研究计划不同于其他工作计划。如果将研究计划写作分步骤进行拆解，大致可以分为确定研究主题、阐述研究意义、文献回顾和综述、寻找和强调研究的创新点、选择合适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评估研究的可行性、制定研究执行计划和时间表、决定研究最终呈现形式及处置方式等8个步骤。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隔壁的1号都还没有她这么快地上手自己的研究呢。

然而，与1号一样，2号可能在第一步“确定研究主题”上就遇到难题。在2号的眼中，她所生活的世界几乎必然是“千疮百孔”的，不仅因为它本身就内蕴了无数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因为此时的2号还有着一双大学生“清澈而愚蠢”的眼睛。当然，这也不完全是贬义词，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作为一名学生的必然：在她的眼睛里装了太多社会学家前辈创造出来的理论、呈现出来的经验，即使是再翔实的记载，也大概率是有局限的。与大多数人对“非虚构创作”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预期和想象不同，研究者并不会因为被赋予了“客观中立”的先在立场而变成一架毫无感情的摄影机，忠实但无所选择地记录下田野里发生的一切，学界对研究者“价值无偏性”的要求也像是宛如物理学中“绝对光滑表面”一样的理想状态。

甚至即使单纯从理论上审视“价值无偏性”，部分社会学学者也会对此发出质疑。如马克斯·韦伯从研究过程方面提出研究者的价值观必然会影响研究问题的选择：“决定科学边界的并非事物的‘实际’关联，而是问题的概念关联。当人们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时，一门新的‘科学’就诞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13，P32-34）；尤尔根·哈贝马斯则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实证主义忽视了知识生产的利益导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自我理解……压制了知识与人类对自主性和责任的兴趣之间的联系”（《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P198-205），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放的认知兴趣”，呼吁反思研究者对技术控制的兴趣；米歇尔·福柯更是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角度解构了学术研究“独立于政治权力”的神话，宣称“话语并非仅仅转移斗争或支配体系，它本身就是斗争的对象和工具”（《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3，P27）……这些都会影响到2号对自己即将要进行的社会学研究的判断，此刻她宛如手握多把有力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

而如果具体到每一个经验研究之中，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导致的视角差异、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研究发生的年代带来的结论滞后性、不同语言文字之间转译造成的信息熵……等等因素，都足以让呈现在她面前的经验世界与她所认识到的世界之间，产生巨大的偏移和错位。极端情况下，部分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甚至会依靠研究所呈现的经验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而“家喻户晓”，如《菊与刀》的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就曾被质疑“如何能从对二战中日军战俘的观察研究中得出来对整个日本人民族性的论断”。基于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差异，研究者要想隐瞒或剪辑掉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不利的操作，或者是为了迎合某种社会思潮而刻意歪曲事实、夸大经验现象的程度，可谓易如反掌。甚至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就是建立在打破通常的研究伦理规则和可能对受访者造成了身心伤害之上的，如洛德·韩非瑞斯的《茶室交易》，其受访者和田野调查点所涉及到的所有人几乎从未得知他的研究目的，也并没有获得来自研究对象的同意。

可想而知，如果2号得知这些研究背后“丑陋的真相”，她一定会深深质疑：社会学研究对于她和其他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她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问题？几乎我访谈的所有研究者，都声称他们并不能够一次性决定自己的研究主题，而是要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反思，结合自身兴趣和专业背景，整合所能够动用的全部资源，最终敲定一个可以尝试的主题。比如说在（九）中L声称疫情期间她开始对政府管理机制产生兴趣，想要做理论研究，但疫情过后又因为对研究“实用性”的推崇放弃了纯理论，转而做经验研究：

L的摇摆与选择

又比如在（十）中，W的研究主题就受到了自己在复习考取性别研究硕士的经历的影响：

W在考研失败后选择做性别和性的研究

甚至这种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经验，也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民社”，C和P也抱怨过难以确定自己的研究主题，最后他们都一度选取了与自己的切身经验、专业背景相关的研究主题：

C最后选择了医学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与他的专业背景可以有机结合

P的研究兴趣并不十分固定，但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达过要写作珠宝行业民族志的想法

然而，虽然“难以明确研究主题”是所有社会学研究者的难题，但是身为女性，2号还是有可能在这件事上再挨一刀：基于（十四）中阐述过的，她可能曾经经历过的性别歧视，她有更大的概率做性别研究，或者是将女权主义认识论纳入她的研究的“理论工具箱”之中。这其实是一种很方便也很有效的做法，女性由于自身性别和经验，在结合女权主义的研究中天然具有一定的具身性和基于具身经验而来的正当性，在旧有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经验研究中引入女权主义视角，也可以为研究带来创新点。

但这往往是有代价的：在研究中，研究者的女性身份带来的具身性和正当性，也需要经过反思性监控的检验。即使是在性别研究中也是如此，2号需要反复确认，自己是想要研究“女性的经验”，还是“经验中的女性”，这将决定她在多大程度上将研究定位为“女性专属”。何况，她也可能对除了女性研究之外其他的性别研究议题有兴趣，比如说男性研究、酷儿研究等，这时候她需要更多地反思身为女性的优势和局限性，而这很可能会持续到研究全过程结束，并且很难令她自我感觉良好。

即使2号不做性别研究，情况也不会更好。舍弃性别研究的可能性，但保留将女权主义方法论和女性视角引入经验研究的可能性，意味着她要在研究主题中充分体现女性的参与，而这有可能会挑战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以异性恋男性为研究主体的惯习，让她遭到一些质疑与批评。质疑与批评可能会以看似与性别无关的方式呈现，如“合理质疑”研究中的变量过多，原因与现象之间体现不出较为明显的逻辑关系，从而让她自我怀疑加入女性视角是否是错误的决定。但倘若她决定只采用男性视角、男性案例、男性受访者、男性数据，也会受到“缺乏女性视角”的批评，两相比较，我们的2号完全处在了骑虎难下的境地。

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内，有一个完整体现了这种似乎“专为女性研究者设计”的双重困境的案例，那就是郑雅君老师的教育社会学研究《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发表后，围绕着其研究设计、田野点选取、抽样方式等方面引发的争议：郑雅君在第一轮招募受访者时出于简化研究自变量的考虑，仅仅招募男性大学生作为受访者，而剔除了大量女性受访者的经验和数据；在第二轮招募中，她似乎意识到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又在第一轮招募的基础上吸纳了部分女性受访者作为补充，但这种“亡羊补牢”式的做法并不能帮她抵挡住研究发表后铺天盖地的质疑，许多读者和同行质疑她两次招募的标准不一，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或是批判她缺乏性别平等意识，没有意识到女性名校学生有着独特的困境。

豆瓣短评赞数第一的评论直指其抽样的问题

另一高赞评论也在质疑性别抽样问题

那么，如果2号并不打算在自己的研究中加入任何与女性和性别有关的理论或视角呢？她的情况会好一点吗？答案也不会太乐观。也许她会在“确定研究主题”上勉强过关，但是她可能栽倒在“阐述研究意义”和“文献回顾和综述”上。前文我已经阐述过了，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认识论或者仅仅是性别视角，都可能成为2号的研究中“天然”的创新点，但如果她决定舍弃这些创新点，就必须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已经浩如烟海，你又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到那时，她曾经读过的所有前人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会在写作的一瞬间化作“影响的焦虑”给她重重一击：她必须时刻提防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的同类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论和呈现方式上的“雷同”，甚至仅仅是“相似”都可能引来质疑。

更糟糕的是，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阐述的、身为文学创作者的焦虑还能用“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对前驱作品的强力误读”来逐一解套，在文学生产和接受的领域里，创作者甘心做个二流作者而不断生产主题单一的商业作品的选择还可以被允许和接纳。但学术生产是更加残酷的，正如在米歇尔·拉蒙特的《教授们怎么想：学术评判的奇妙世界》中所言，“学科文化对不同形式的合法性给予优先权——有些看中方法的精妙性，有些则奖励理论的大胆创新，但二者都受到关于‘什么是真正社会学’的隐性偏见中介”（《教授们怎么想：学术评判的奇妙世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第三章“学科文化的差异”）。研究者时刻被学术界对研究方法、理论创新的无形标准push着，必须绞尽脑汁生产出符合学术标准的内容，不断用更奇特的研究主题、更边缘的研究对象、更新颖的研究方法……来装点自己的研究成果。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对于2号来说，无疑是又一个巨大的打击，她必须想办法让自己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挤进这道窄门，才能获得其他同行、预期中的读者和研究对象甚至公众的承认。

至于在文献回顾和综述上，这看上去是整个研究计划写作中最为机械的、“不需要动脑子”的部分，只需要研究者有一个足够丰富、足够准确、足够权威的数据库，并且掌握在受过严格的学术写作教育者看来“最基本”的文献检索、甄别和归纳技能，就能胜任这个任务。然而，就连这个过程，对于2号来说都可能是无比艰难的：不要将她的学术条件想得太好，尤其是不能对标那些位于“顶配”级别的社会学强校的条件。她可能身处一个职业学院，或者是省属二本院校，或是民办本科……这些高校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定位并非学术研究机构和和高等教育机构，而可能仅仅具有后者的功能，每年获得的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也较少，无法支持校方为师生提供图书馆、数字书库、机房、高效的网络、加速器、免费数据库等学术硬件。或者，她可能身处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校方获得的经费大幅度投入实验室和研究所的建设，而没有足够资金支持人文社科研究所需基础设施的建设。

因此，她可能只能利用每月生活费购买学术数据库的入口，或者查询和购买所需的学术专著，或者是干脆大海捞针在网上寻找质量良莠不齐的在线资源……这还没有要求她具备文献检索、甄别和归纳的心智技能，而这些技能的教学也不是所有的专业的培养方案都会涉及，或者是有所涉及但只出现在大三或大四，学生们即将毕业需要撰写和提交毕业论文的时刻。这就让她彻底没辙了，面对着浩如烟海的文献，她也无从下手进行检索，只能望洋兴叹。

但或许你会说：是的，这的确是2号的困境，可是这与她的女性身份有什么关系呢？换成1号的男性身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根本不值得单独拿出来大书特书。非也！在（十六）中，我将阐述：为什么在研究中同样的困境，对2号这个“女性民社”的杀伤力，会比作为“男性民社”的1号要大？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