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扒：梵蒂冈教廷的千年财富利益网（4）

（前三篇文章点这里看：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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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多纳落网后，最害怕的人是卡尔维。

（卡尔维）

他先是向马鑫克斯求助，但彼时马鑫克斯正忙着给IOR救火：该行重量级高管之一的路易吉·门尼尼，因涉嫌非法货币交易被意大利警方逮捕。

（路易吉·门尼尼）

虽然门尼尼不久后便被释放，但此事对梵蒂冈影响极坏，因为门尼尼是当年诺加拉亲自组建的接班团队成员之一，地位不是马鑫克斯这类靠勾兑关系空降的人可比的。

门尼尼被逮捕，在外界看来，说明素来神秘莫测的IOR内部，势必是出了严重问题。

眼看马鑫克斯帮不上忙，卡尔维转向盖利求助。然而，盖利遇到的麻烦，比马鑫克斯的更棘手。

1981年，意大利警方加快了对盖利及其所在的P2的调查速度。那年三月，警方在盖利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大量重要证据，其中包括953名成员名单，及他们组织的各类复杂活动；与高级政客、法官、私营业巨头的转账记录；贿赂意大利国有机构、与阿根廷军官的谈判记录、向政党非法支付款项记录；盖利多次帮卡尔维及安行躲避警方调查的记录。

（盖利）

这里面，还有盖利悉心保存的意大利顶级政商权贵的不雅照，其中有一张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裸体晒太阳的照片。

盖利知道消灭证据为时已晚，于是通过瑞士跑路到了乌拉圭。

两个月后，警方公布了P2成员名单，其中有商界领袖、知名公检法人员、高级军官等等，还包括后来四度担任意大利总理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贝卢斯科尼）

这份被曝光的名单被外界认为是完整名单的一小部分，像马鑫克斯这样与之有紧密利益联系的人，必然是以秘密代号做掩饰的。

而马鑫克斯这厢，虽然经历了一茬又一茬的丑闻，但他在约翰·保罗二世这里却地位稳固，还在1981年9月被任命为梵蒂冈教皇委员会主席，成了教廷的大主管，管理梵蒂冈的一切日常事务。

（马鑫克斯）

迅速上位背后，是马鑫克斯数次为教皇处理的高度机密任务。作为极端反共人士，约翰·保罗二世上任后没多久，便与美国偷偷结成了极其紧密的政治联系。

为此，教皇帮助美国在各国煽动的反共示威活动，资助对共产主义国家工会的策反行动。1981年3月27日，波兰发生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反共示威活动，背后的支持者正是美国和梵蒂冈。

（约翰·保罗二世）

而拥有美国国籍的马鑫克斯，在华盛顿与梵蒂冈之间，扮演了非正式情报传递渠道的角色。在教皇的授意下，马鑫克斯通过秘密途径，在整个80年代里，把教廷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捐给各国的反共工会及反共运动。

在拉丁美洲地区，梵蒂冈亦与美国有高度利益重合：他们都想扶持当地的天主教独裁政权，以对抗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秘密的资金输送自然少不了。

卡尔维对这些行动很清楚，他曾在私下表示，这类资金流动如被曝光，“梵蒂冈就会崩溃”。

他没想到，先“崩溃”的是他自己。

1981年5月20日，卡尔维在他米兰的公寓被捕，罪名是违反意大利货币法规，违法出口价值高达5000万里拉的货物。

（卡尔维）

为了脱罪，卡尔维很快把IOR供了出来，并称自己只是中间人，梵蒂冈才是真正的受益方。相关证据保存在一家瑞士银行中，但由于瑞士当地法规限制，这些信息无法被调取。

为了尽快使自己脱身，卡尔维以50万美元的佣金，秘密聘请了一个很特别的“顾问”：弗朗西斯科·帕齐恩扎。

（帕齐恩扎）

帕齐恩扎曾从事情报工作，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政界和情报界都有大量人脉。虽然他不是P2成员，却与盖利在内的许多P2成员熟识。

除帕齐恩扎外，卡尔维的儿子卡洛，也为让父亲脱罪而进行了各种尝试。他找到了一份似乎可以证明IOR牵涉其中的文件，并将情况告知了马鑫克斯，试图对其施压。

这一冲动之举，惊动了许多人。马鑫克斯，以及后来知道了这一情况的帕齐恩扎，都严厉斥责了卡洛。随后，梵蒂冈的几名高级神职人员，及曾与IOR、辛多纳、卡尔维有过生意往来的商人，共同密会卡洛，并对他说：“让你的父亲保持安静，不要透露任何秘密，继续相信上帝。”

年轻的卡洛，当时没听懂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随着审判的推进，卡尔维愈发焦虑。6月，在他的坚持下，安行的两名高管与马鑫克斯等IOR高管见面，但IOR方面拒绝提供任何帮助；7月，卡尔维在狱中上演了一出拙劣的自杀戏码，足见其走投无路到了什么地步。

1981年7月20日，卡尔维被判服刑四年，另须缴纳1170万美元的罚款。随后，卡尔维被家人保释，等待上诉。

获释前，卡尔维曾与检察官会面，讨论过以合作换取撤销刑期的可能性。

这对他的昔日生意伙伴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安行及其董事，坚信卡尔维的法律团队能搞定接下来的上诉，散户们则透过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认为卡尔维背景不一般。总之，卡尔维不仅很快重掌安行董事会，该行股价在1981年下半年也一直攀升。

但卡尔维自己深知真相有多严峻。安行的许多海外子公司，早已无力偿还背靠背贷款和经年累月的债务。

然而以卡尔维如今的名声，想拓展新人脉难于上青天。他只好又找上了马鑫克斯。经协商，后者同意为安行写有效期到1982年6月的两封担保信，为该行日后开展业务提供背书，但同时也提出了许多附加条件。

这些条件里，马鑫克斯最坚持的一条，是卡尔维必须在接下来十个月内，在其商业版图中抹去梵蒂冈的一切踪迹。

毕竟，如果再不撇清关系，马鑫克斯连自己在梵蒂冈的地位都要保不住了。

走到这步境地后，卡尔维似乎也预感到了自己必将到达的某种结局。他尝试的所有门路都陆续失败了。1982年起，他开始频繁对家人说起自己危如累卵的处境：“我累了......我受够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说出来，把所有人的事都说出来。”

6月初，他托人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捎了封信，并在其中写道，安行背负的18亿美元债务（其中大部分由梵蒂冈银行担保），将会给教会带来严重破坏。他请求立刻与教皇见面，并欲向教皇提交一份重要文件。

教皇本人是否收到了这封信，至今无人知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卡尔维就跑路了。

此事一经爆出，安行股价大跌。作为该行的最大债务人，IOR也陷入了恐慌。经过与卡尔维名下空壳公司高管的紧急磋商后，IOR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翻脸不认人。他们不会承担这些公司的任何债务，也不会提供一毛钱的救助资金。

1982年6月17日下午，在安行工作了30年的卡尔维的秘书跳楼自杀。

秘书之死，仿佛是某种序幕：

第二天早上七点，卡尔维的尸体，在伦敦泰晤士河一座桥下的脚手架上被人发现了。

（卡尔维的死亡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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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之死，引爆了意大利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狂欢，真真假假的消息，如海啸般翻腾。

意大利央行不想给卡尔维的海外空壳公司擦屁股，拒绝了为其兜底5亿美元坏账的方案。8月6日，意大利财政部正式关闭安行，使其成为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破产案之一。

7月到9月间，包括门尼尼在内的多名IOR高管、曾协助卡尔维跑路的安行高管、在日内瓦被捕的盖利，分别在被捕后被提起诉讼。

为了救火，梵蒂冈与意大利官员及一个由国际银行组成的财团，组建了联合调查委员会，进行了为期几周的紧张谈判，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如梵蒂冈希望从安行破产事件中彻底撇清责任，需要支付数亿美元。

但梵蒂冈正背负着数千万美元的赤字。

教廷内部对是否要出钱存在巨大争议，但筹集资金已势在必行。为此，约翰·保罗二世宣布从1983年2月16日起，开始为期14个月的圣年庆典，通过该活动，数以百万记的教徒将涌入罗马，进行总计数千万美元的捐赠，并购买各类纪念品。教廷的财政压力将得到极大缓解。

在过去6个多世纪里，这类圣年庆典活动通常每25到50年之间才举办一次，最近一次是在1975年，也就是8年前。但为了筹资，梵蒂冈也顾不得传统了。

不过，庆典活动没有带来太多喜庆气氛。马鑫克斯最得力的助手多纳托·德·伯尼斯在庆典开幕前几天，因涉嫌进行数百万美元的违法避税，接受了都灵检方的调查。

（伯尼斯）

同月，讲述梵蒂冈金融丑闻的记录片《上帝的银行家》在英国和美国播出。不久后，美国老牌新闻节目《60分钟》也针对这些丑闻制作了专题节目。

到了1983年3月，事态更加严峻。IOR因其在1972年向一家空壳公司提供的8600万美元贷款，成为刑事调查的对象。

约翰·保罗二世终于不想继续保马鑫克斯了。4月，他颁布了17项改革措施，削弱了一些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受此影响最大的是马鑫克斯，其行政权力大大受限。

5月，教廷与120家债权人银行达成协议，同意支付2.44亿美元的所谓“自愿捐款”，并以此从IOR的所有烂摊子里抽身。

意大利政府同意担保和解协议中的剩余数亿美元，但教廷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天主教不再是国教；教堂婚姻不再有法律效力；孩子不再需要强制上宗教课程；罗马不再是圣城（即该市今后可以合法开展色情行业）。

《纽约时报》对此评价道：“新协约是罗马天主教廷在意大利平民生活中影响力逐渐削弱的又一例证。”

教廷从中得到的唯一好处，是意大利制定了“千分之八”税，即意大利公民缴纳的所得税中，有0.8%会被分配给该国认可的12个宗教组织。教廷多了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但这对整个梵蒂冈的财政而言，是杯水车薪。1987年时，教廷的赤字增加至近8000万美元。另外，教廷的开支是收入的两倍，60%是劳动力成本，但神职人员的工资并不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支出用来支付养老金了。

为拯救财政，梵蒂冈内部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变卖黄金储备和不动产、聘请专业会计师事务所等等。但所有人都知道，问题的根源，在于马鑫克斯。

（马鑫克斯）

教廷高层开始秘密寻找接替马鑫克斯的人选，并最终看中了隆巴多商业银行的CEO安吉洛·卡洛亚。在梵蒂冈方面的苦苦恳求下，卡洛亚最终同意接受这个职位。

（卡洛亚）

马鑫克斯本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位置，但1989年4月开始，意大利方面又掀起了一轮针对安行和P2的大范围诉讼。尽管检方无法直接指控马鑫克斯等神职人员，但案件的被告们可以提供IOR在这些丑闻中的所作所为的大量证据。

1990年10月，马鑫克斯终于递交了辞呈。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卡洛亚进入梵蒂冈的路已完全铺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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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R的水太深，卡洛亚的位置并不好坐。

马鑫克斯在位时，常常可与约翰·保罗二世碰面，但卡洛亚与教皇见面的次数，要以“年”为单位。这在其他神职人员看来，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卡洛亚）

另外，马鑫克斯虽然走了，但他的老部下们没有。典型如伯尼斯，从来不把卡洛亚提的要求放在眼里，继续通过十数个可疑账户，进行不法资金往来，还为许多意大利权贵开通IOR账户。而这些权贵之所以对IOR账户趋之若鹜，是因为该行的税率极低（现金为10%，证券和股票为7%，而同期，意大利的银行收取的税率最高可达30%）。

人事关系只是最浅显的问题，马鑫克斯执掌IOR的那些年埋了太多雷，卡洛亚在后来的工作中时时会发现这些“惊喜”。

比如，IOR为可疑资金充当中转站的作用没有丝毫减弱迹象，从马鑫克斯离职，到1993年这段时间内，有约4亿美元的资金流入IOR，然后再流出到瑞士、卢森堡等银行保密制度极严密的地方；

比如，1994年的一次警方审讯中，黑帮分子文森佐·卡卡拉供认说，马鑫克斯领导下的IOR，曾帮助黑帮洗了650万美元；

比如，IOR曾向阿根廷牧师多明戈·伊奇放款600万美元，供其推广宗教运动“光明基督”，却从未要求其进行还款；

比如，前CIA官员罗杰·多诺福里奥供认说，他与红衣主教卡勒斯·戈多通过IOR账户，非法转移了近1亿美元。

更严重的事还在后面。

90年代初，意大利爆发轰动一时的埃尼蒙特事件。在这桩商业丑闻中，一些意大利顶级实业家，因涉嫌向政界行贿数亿美元而遭到起诉。

梵蒂冈也牵涉其中，因为这些非法资金中，有400万美元流入了伯尼斯管理的基金会，有7500万美元是通过在IOR开设的账户流转的。

检方自然希望教廷配合调查。教廷内部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决定拒绝检方。配合调查带来的结果，远不止关掉一些非法账户那么简单，极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连锁反应。教廷高层对此心知肚明。

IOR是梵蒂冈不敢让外界触碰的雷区。

卡洛亚向教皇的秘书写了份备忘录，希望得到自上而下的支持，但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教皇对马鑫克斯、伯尼斯这类“危险人物”，一如既往地有一种莫名的支持。他不仅没有处罚伯尼斯，还任命其负责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伯尼斯可凭此享有外交豁免权，在很多层面上更容易逃避法律制裁了。

进入90年代末期，卡洛亚的“扫雷”工作仍在继续。

许多犹太组织发起法律诉讼，要求拿回他们在二战时被非法侵占的各类资产。1996年10月，一名大屠杀幸存者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对100家瑞士银行提起200亿美元的集体诉讼。该诉讼称，这些银行获取并转移了纳粹从犹太人处掠夺的黄金。随后，针对奥地利、德国、法国的银行的诉讼纷纷出现。

最初，梵蒂冈并未牵涉其中，但1997年，美国国务院解密了一份写于1946年的备忘录，表明克罗地亚法西斯战犯，趁着战后的混乱劫取大量财物，其中约有2亿瑞士法郎（约合现在的2.25亿美元）是在梵蒂冈保管的。

另有报道指控梵蒂冈在二战后建立了22个委员会，来帮助被通缉的纳粹战犯离开欧洲。

随着时间的推移，诉讼在各国陆续开花结果，但唯有梵蒂冈始终拒绝对此事发表任何形式的回应，甚至连在2000年之前公布相关历史文件的要求都不同意。除了教廷，无人知晓包括近200吨黄金在内的巨额资产的下落。

大屠杀幸存者得到的，只有教皇约翰·保罗二世2000年3月发表的一段用来安抚人心的声明。犹太人对这种不咸不淡的回应自然是不满意的。

在与犹太社群的拉锯战之外，IOR的金融丑闻仍在继续。

1999年，美国金融诈骗犯马丁·弗兰克尔被捕。检方发现，此人曾通过埃米利奥·克拉乔凡尼主教在IOR开设了一个基金会，并向其中转入5500万美元。IOR提供的便利自然不是免费的：这笔钱里，有500万美元是弗兰克尔上交给IOR的“过路费”。

（弗兰克尔）

每一则丑闻，都仿佛是对卡洛亚的无情提醒：虽然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近10年，但关于IOR，他不知道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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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起，卡洛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为不同层面的“客户”服务的“金融顾问”。他对友人说：“魔鬼总是潜伏着的、多面的、阴险的。”

他本意想表达梵蒂冈内部的复杂程度。不过，他没想到这句话在他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应验了。

美国调查记者杰森·贝瑞从80年代起开始关注神职人员的性侵行为，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的调查表明，神职人员实施性侵不是个例，而许多教区对这些人进行包庇，大多数涉事人员基本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处罚。

（杰森·贝瑞）

以他调查的路易斯安那州教区为例，这里的9个受害家庭签署了总计420万美元的秘密和解协议，另有11起涉及1.14亿美元赔偿金的诉讼悬而未决。

就美国而言，自1950年之后的五十年里，有4392名神职人员被控对10667名儿童实施了性侵害。施害者中，至少143人是惯犯，受害者中有80%是未成年人。

以贝瑞为代表的、针对神职人员性侵行为的调查和出版一直持续着，但这些文章和书籍始终未能映入主流媒体眼帘。直到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调查波士顿天主教大主教区性侵丑闻的报道，并因此导致五名牧师遭到刑事起诉，才终于将天主教牧师性侵未成年之事推到全美的注视之下（此事后来被拍成电影《聚焦》）。

（《聚焦》海报）

这个报道成了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随后，多家媒体揭露美国许多大教区的性侵和包庇行为。这些指控很快突破国界，爱尔兰、澳大利亚、法国、英国，都开始出现对当地神父性侵案的报道。

教皇必须出来走两步了。

2002年3月，约翰·保罗二世首次就这些丑闻发表公开讲话，内容大意为部分神职人员的行为背叛了圣职的恩典。讲话里完全没有任何对受害者的歉意。教皇认为这些案件的责任方，是当地教区，而不是梵蒂冈。他不认为梵蒂冈必须介入。

（约翰·保罗二世）

教廷如此强硬的反动态度，其实并非出于道德层面考虑，经济因素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若教皇松口承认教廷的错，那么全世界范围内的几千件诉讼，将给梵蒂冈带来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

以俄勒冈波特兰教区为例。该教区由于无力支付5300万美元的和解金，在2004年申请破产。

这些性侵案，转移了外界对梵蒂冈金融丑闻的注意力，但这不代表问题就不存在了。每年有550亿美元的非法资金通过IOR进行了转移。2000年之后，但凡与“洗钱天堂”相关的排行榜，其中必有梵蒂冈的身影。

2005年4月2日，约翰·保罗二世因病去世。但梵蒂冈的丑闻汪洋，没有丝毫退潮的迹象。彼时，美国教区已向性侵受害者支付了8.4亿美元的庭外和解金（2012年这一数字升至22亿美元），有三个教区因此破产。丑闻打击了教徒的热情，其捐款减少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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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19日，本笃十六世当选新教皇。

（本笃十六世）

多年后，维基解密公开了当时美国大使馆对这位新教皇的态度。他们在一封发到美国国务院的秘密电报中表示，这个新教皇是个宗教强硬派，对勾兑政治关系毫无兴趣，有逃避对困难问题做决策的倾向。他的核心团队构成很单一，都是七十多岁的男性，其中许多人连电子邮箱都没有。

新教皇的做事风格，对处理梵蒂冈的烂摊子显然没有益处。他自然也没有对IOR进行任何人事变动。

本笃十六世不仅无功，连无过都没有做到，在公关方面昏招频出。

在雷根斯堡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中，他引用了14世纪拜占庭皇帝的一句话，抨击穆罕默德只会散播暴力。一语激起千层浪，十几个国家发生了暴乱，中东极端组织甚至扬言要杀了他。

在全世界范围内神职人员性骚扰案仍未尘埃落定的情况下，本笃十六世及部分高级神职人员，在2010年圣诞节观看了四个半裸男舞者的表演，一时间引发了大量议论。

（本笃十六世观看表演）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重创了梵蒂冈。教徒捐款急剧下降。教廷的财务状况，从2006年的盈余310万美元，变成了2007年的1350万美元的赤字。

2008年10月，正当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向来低调的卡洛亚，接受了天主教杂志的独家专访，表示梵蒂冈的资产依旧安全，IOR不发放贷款，坚持清晰、简单、道德的保守投资。他还说，金融危机是贪婪的结果，美国的一些高级神职人员“太迷恋华尔街了”。

他的这份笃定，很快被打脸了。意大利记者吉安路易吉·那奇的书《梵蒂冈S.P.A.》不久后出版。书中，作者将他在过去十年里收集的IOR违法资金往来情况尽数写出。

（《梵蒂冈S.P.A.》封面）

这足以令外界对卡洛亚的工作能力产生质疑。在许多人看来，卡洛亚要么对这些事知情但无能为力，要么压根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2009年9月23日，卡洛亚在重压下辞职。接替他位置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埃托·戈蒂·特德斯基。

（特德斯基）

起初，特德斯基的路走得比卡洛亚顺利不少。上任三个月后，教廷与欧盟签署了一项新的货币公约，将梵蒂冈每年可铸造的货币总量，从140万欧元提升至230万欧元。年底，旧金山第九巡回法院驳回了1999年犹太人提起的夺回纳粹黄金的集体诉讼。至此，特德斯基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了。

特德斯基曾致函位于巴黎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简称FATF，是七国集团为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而设立的政府间机构），表示IOR已准备好严格遵守该组织的标准。这一表态，意味着IOR今后将接受FATF的审查。

2010年12月30日，本笃十六世宣布成立梵蒂冈金融信息管理局（简称AIF）。该机构是梵蒂冈史上第一个内部监督和执行机构，只向教皇汇报工作。

事情似乎有了些好转的眉目，但好景不长，铺天盖地的丑闻再次袭来。

2011年年底，本笃十六世与他最亲信的几名顾问，进行了一场秘密谈话。这场谈话，一方面要讨论梵蒂冈的金融改革事项，另一方面，是要商讨越来越严重的“同性恋游说”现象。

所谓“同性恋游说”，是指一些神职人员为取得晋升，主动或被迫与高层发生性行为。教廷在这方面有悠久历史，早在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的间谍就收集过大量相关资料。

还没等教皇的团队商量出个所以然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出版过《梵蒂冈S.P.A.》的意大利记者吉安路易吉·那奇，在2012年1月再次将炮火对准梵蒂冈，爆料了教廷内部的腐败和用人不当等问题。

（那奇）

由于那奇的爆料涉及太多私密问题，教廷知道一定有内部人士在向外泄密。梵蒂冈马上开展了查找间谍的行动。与此同时，意大利警方开始根据那奇的爆料对相关神职人员展开调查。

四个月后，那奇将这段时间里进行的爆料整理出版，书名为《教皇本笃十六世的秘密文件》。该书甫一出版，便成为意大利畅销书。

（《教皇本笃十六世的秘密文件》封面）

正当这本书热卖时，梵蒂冈终于抓到了内部爆料人：本笃十六世的长期私人助理保罗·加布里埃尔。他的落网原因是，一个梵蒂冈高级神职人员，在那奇的书里，发现了只有自己和加布里埃尔才知道的机密信息，遂将此事进行了上报。

（加布里埃尔与本笃十六世）

在后来的庭审中，加布里埃尔坦陈自己泄密的原因，是因为对梵蒂冈内部的种种腐败和堕落景况忍无可忍。他说他希望通过外界的监督，令教廷重回正轨。同时，他还为本笃十六世说了好话，认为这个教皇并非有意不作为，而是被蒙在了鼓里。

加布里埃尔最终被判18个月监禁，不过，几周后，他就得到了教皇的赦免。

19

由于泄密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另一件重大人事变动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就在加布里埃尔被身份被爆的前一天，也就是2012年5月24日，特德斯基被IOR董事会扫地出门。

（特德斯基）

几个月前，特德斯基偶然发现了一些在他看来极具爆炸性的信息：IOR为黑手党、意大利高官、贩毒巨头开设了许多账户。

为此，特德斯基编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并打算将其交给教皇。此事如提前败露，特德斯基将自身难保，因此他一直低调行事，数次向教皇的秘书提出面谈申请，却始终未能得到回应。

还没等见到教皇，特德斯基就在5月24日的IOR季度会议上，被董事们联手投票解职。惹怒这些建制派的原因很简单：特德斯基这些年给梵蒂冈引入了太多金融法规。

6月，特德斯基接受了意大利检方的调查，并提供了大量证据材料。梵蒂冈慌了，眼见堵不住特德斯基的嘴，于是他们安排许多心理治疗师向媒体爆料，试图将特德斯基抹黑为说话不靠谱的精神病患者。但这一做法，反倒令媒体的报道热潮不断升温。

7月，欧盟委员会的反洗钱监督机构Moenyval发布了针对梵蒂冈的241页评估报告。据这份报告，IOR有超过3.3万个账户及83亿美元资产，其经营合规性在过去这些年虽有所提升，但用于内部监督的机构AIF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为此，9月，梵蒂冈通过外部招聘，任命瑞士反洗钱专家瑞内·布鲁哈特为AIF负责人。

（布鲁哈特）

布鲁哈特在业内声名响亮，曾一手将列支敦士登从洗钱天堂变为经合组织白名单成员。因此，招聘布鲁哈特这样的人，也是梵蒂冈对外释放信号，表明这个深不见底的城市国家决意认真整顿其金融体系。

但有一个人已经不想跟他们玩了。

2013年2月11日，本笃十六世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将在2月28日退位。这一举动，使他成了六百年来首位主动辞职的教皇。

（本笃十六世）

关于他的动机，外界有诸多猜测，但总归绕不过他在位这些年来需要处理的不计其数的各类丑闻。心力交瘁下的主动让贤，再合理不过。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向来不愿生事的本笃十六世，却在距卸任还有13天时，任命了新的IOR负责人：德国人恩斯特·冯·弗莱伯格。

（弗莱伯格）

20

2013年3月13日，方济各当选新教皇。

（方济各）

在公共形象管理方面，这位新教皇展现出了极强的天赋。他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截至今日已有近1900万关注者），会公开拥吻脸部畸形的人、为女犯洗脚、邀请流浪者共进早餐庆祝生日、与婴儿和游客自拍，甚至出演电影。

他非常懂得如何安全地取悦“粉丝”。他对同性恋、堕胎等话题非常包容，这使得他人气飙升。

一番运作下，方济各迅速走红。他入选2014年《时代》百大影响力人物，并在2014年、2015年连续当选《福布斯》全球权势人物榜第四名。

这给教廷带来的直接利好，是教徒捐款大幅增加。很多人都觉得，方济各是一个会带来新气象的教皇。

但持这种想法的人得到的只会是失望。

在当选教皇前，方济各不止一次发表过反同性恋言论。他如今的开明，只是一种自我形象包装策略，他绝不会采取任何实质措施挑战传统。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曾在2013年7月向方济各发出请求，希望得到梵蒂冈性侵案的调查结果的详细信息，但吃了闭门羹。

不过，正因他如此精明，所以他深知，在梵蒂冈的财务问题上，透明化监管是大势所趋，走反动路线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他上任不久，便颁布了两项教皇法令，旨在加快审查速度、实施更加透明的监管制度。

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方济各当时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是关闭IOR，改为依靠其他国家的银行，还是继续推进他的前任全都做失败了的系统性改革？

从他的行动来看，方济各想做到的是后者。6月26日，他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来对IOR进行全面审查。不久，他在罗马会见了六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天主教金融家。他向这些人列出了教廷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向他们寻求帮助。

方济各也未能逃过梵蒂冈的“经典剧目”——金融丑闻。就在他开完这个会两天后，梵蒂冈会计师那奇奥·斯卡拉诺就因帮助友人逃税2620万美元被捕。随后，IOR的法律顾问米切尔·布莱亚蒙特因涉嫌内幕交易接受刑事调查。

但改变确实也在发生。IOR开设了官方网站www.ior.va，并发布了年度报告，解释了IOR是什么、做什么。方济各不断加强AIF对教廷内部的监督权，同时，同时，他又安排他的心腹秘书阿尔弗雷德·薛雷卜主教来监督AIF。

（方济各与薛雷卜）

2014年是方济各证明自己改革决心的一年。1月16日至31日期间，他对IOR高层进行了大洗牌，进入2月后，IOR、AIF、APSA已全都是愿意紧随方济各的政治路线的忠臣。

稳妥完成这些动作后，方济各终于在4月宣布，他不会关闭IOR。不过，三个月后，他在自己的这幅“作品”上补了一笔：他任命法国人让-巴普德斯蒂·德·弗朗索为IOR总裁，取代了德国人恩斯特·冯·弗莱伯格。

（弗朗索）

不久，IOR发布了2013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改行在过去一年里，关闭了约3500个账户，其中有许多是违规开户的。这些账户，正是困扰IOR数十年的诸多丑闻的源头。

原属IOR负责的投资工作，被拆分给新成立的部门——梵蒂冈资产管理部负责。从今以后，IOR将主要为雇员、天主教慈善机构及宗教团体提供支付服务和顾问服务。

不知马鑫克斯是否还认得出现在的IOR。

（本系列完，本文2021年7月首发于我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