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监狱的交叉记忆（1）

感谢小虎老师

感谢《波士顿书评》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会继续，写出一切

1，

照片一看就没有任何摄影学基础，构图杂乱，焦点不明，一个十八线县城千人一面的广场，千人一面的喷水池，千人一面的跳舞大妈，但是右下角有块条石，镌着四个大字：监狱广场。

现在只有这块条石能提示，那是我度过大半个童年的地方，自从四十年前离开，我很少想起它。监狱是幽闭，广场是开放，这两个南辕北辙的词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不搭调的荒唐，但也是最直接的现实——这个广场属于江西省第四人民监狱。

我的童年很快乐，没有高墙铁网的阴暗记忆，那类记忆有的话恐怕也是属于长辈的。父亲说，在我两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抱着我，到监狱里去办事；忽然间警笛大作，有犯人越狱，狱警们抄起枪就往外跑，空气里都是上膛的声音，他急坏了，到处寻找躲藏的地方，最后紧紧搂住我，蜷缩在狱警办公室的桌子下面。

我当然不记得这事。我最早的人生记忆，应该是在此一年以后，是个晴天，我赤脚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带我来的有母亲、吴阿姨，或许还有梅央姐姐，挎着小竹篮来挖河蚬，青蚬子小小的，藏在沙下，洗净了，姜丝过油，无论爆炒或炖汤，都十分鲜美。细沙混杂着碎云母片，像宝石一样闪烁。水面如镜，一艘渡轮在河中央缓缓驶过，荡起的波纹一层层推到岸边，慢慢没过我的脚面，那感觉犹如一只清凉的手在爱抚，妙不可言；水退回时，那只手突然暗暗一拉，差点将我拽倒。

2008年的夏天，我带着三岁的儿子回厦门探望父母，临走前一天，忽然起了执念，要带孩子去看看大海。那是一个酷热的正午，整个海湾空寂无人，站在海天苍茫间，小小的孩童沉默不语，似乎这片水域太过浩瀚，完全超出了他的视觉经验。碧色海浪远远的卷过来，到了岸边转成素白，浪花淹过他的双脚，小孩惊讶地低下头看，海水退去时，他圆圆的小脚趾忽然用力屈曲，抓进沙层。我扶住他，蓦然想起了三岁的自己，现在我们两人，都拥有了对世界的共同体验，犹如叠映。

那条河叫西河，属于赣江的支流。人们从不管那个地方叫监狱，就称之为西河。你在哪工作？西河。西河有个车今天要去城里，有人要搭吗？西河太偏僻了，公交车不到，码头的渡轮，两三天才一班。父亲在回忆文章里说，1970年，他和母亲于厦门大学毕业后，已经在江西鄱阳湖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了一年多，等候正式工作分配的通知。

这一年的冬天，通知到了，报到的单位是“南昌市4460信箱”。遵从军代表的安排，他们等了几乎一天，才等来接他们的一辆运煤车。我猜在等候的时间里，他们一定反复推测过这个神秘的信箱到底是哪儿，保密单位是一定的；也许他们曾心怀幻想，既然是保密单位，那会不会是某个核心的、高层的机构？

运煤车一路开，越开越偏僻，越开越是肃杀的荒郊，最后开进了铁网森森的大墙，青灰的岗楼，严酷的电网。父亲一回头，看到母亲哭了。他安慰母亲：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经做过囚犯，咱们是读中文系的，到这样的地方，说不定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呢？

以我对母亲的了解，若不是当时太难过，她一定一万个白眼翻过去，她可不想做陀思妥耶夫斯基，谁要做那个悲惨的作家啊，她上这儿不是来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的，而是她的人生就要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度过。

他们被分配在监狱子弟学校做老师，学生们都是狱警、管教干部和军代表的子女，我长到6岁时，也进了这个学校读书。西河孤悬野外，交通不便，这些孩子不可能跋山涉水到城里去上学。父母亲去的时候，那所学校只有小学，因为两个大学生的到来，才增设了初中部。

第二天，他们领了教学任务，去往总务科，分发教材教具的人斜着眼说：

“你们两个，只能领一套教材教具。”

“为什么？”

“反正你们是俩口子，共用一套就行啦！”

父亲瞠目不知所对，母亲反唇相讥：“好啊！反正我们是俩口子，以后上课只要去一个人就行了！”

对方顿时哑了。

这件事情，父亲在回忆文章里从来没有写过，是平常聊天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一个人会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决定了他会是什么样的作者；又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决定了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材料。父亲并没有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后来确实凭借写作，从监狱远走高飞。他的行文，有着荷花淀式的淳朴和白杨礼赞式的歌颂；他喜欢听圆舞曲和进行曲，为人力所能创造的奇观而惊叹，赞美高耸入云的塔吊和横跨天堑的钢桥；手机铃声从不更换，永远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点没错，他的世界只有阳光，就算有阴影，也只许出现0.01秒，马上就会被阳光驱散。

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至少并不总是这样。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写的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和一个犯人交往的故事，小说的结局，是犯人被绑赴刑场，就在枪决前，突然开来了一辆车，下来几个戴白口罩穿白大褂的人，在犯人衣服上的某些部位，用粗笔画了两三个圆圈，然后跟行刑的战士耳语一番。文中说：“我一时不解，忽然反应过来，忍不住握紧拳头，浑身发抖。”

当时我年纪小，思来想去，不明白文中的“我”到底“忽然反应过来”什么。等我长大了，偶然想起这篇小说，自然懂得他所写何事，就开始遗憾，为什么他从写这样的故事，转了个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那本杂志后来找不着了，那篇小说，也许连底稿都没有了；我们的家实在是搬了太多次，他们用了9年的时间离开西河，又用了14年的时间离开江西，这一路丢掉了多少东西啊，终于回到厦门，那是他们度过大学生涯的秀美温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