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志摩／罗家伦

当民国六年我考进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当时不称学院而称科）读书的时候，志摩（原名徐章垿）在法科预科，他在哪一年级我记不清了。第二学期我住进北大的东斋，志摩亦住在东斋，我们开始有较多的接触，但是意气并不相投。我是穷学生，老是穿灰色爱国布的袍子，黑色爱国布的马褂。志摩是富商家里的子弟，穿浅蓝花缎的狐皮袍子。这还没有什么，可是志摩爱玩，他和一班纨绔子弟常常到八大胡同去逛，这是我们看不过去的。还有一件事，我和我的朋友们像傅斯年、段锡朋各位同样看不过去的，就是志摩常同当年北京政客们来往。志摩并送了一份很重的礼物拜梁任公的门，磕头行礼。梁任公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就是比我们还老一辈的人，也很少不曾受过他的影响的。可是他政治的生活，我们却并不以为然。我们那时候正开始在高谈文学革命，社会改造这一套，对于过去曾想利用现成军阀的政治上的人物，心里不敢恭维。听说志摩拜梁任公的门，是出于张君劢的主张，君劢的二妹幼仪是许给志摩做太太的，君劢自己就尊任公为老师。志摩的父亲是浙江海宁硖石镇有钱的丝商，老是希望儿子攀附政治社会上的权要，志摩自然亦受这种压力的影响。 在民国七年，志摩就自费留学到美国去了。他最初进克拉克（Clark）大学，那时候李济之亦在该校。据济之告诉我，志摩在一年之内英文之进步非常之快。他的父亲和亲戚要他学银行，所以他不得已而选经济，实非所愿。他住在一个人家，房东是两位老处女，待他很好。后来志摩有篇小说叫《两姊妹》，济之以为就是写这两位房东小姐。因为克大的同学中，有一位董时，号任坚，受了徐家之托，招呼志摩，于是董任坚居然管起志摩来了，志摩受不了，而离开董时，搬到济之处同住。第二年他转到哥大去，他在哥大的时候，正值英国拉斯基（H.J.Laski）在哥大讲学，那时拉斯基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辩才无碍，在政治理论上，颇有新的见解，文采风流，轰动一时。志摩对于拉斯基非常羡慕，并且爱听他的讲课。拉斯基结一条绿色的领带，志摩也去买一根绿领带。拉斯基上课时，在教室里把一张椅子掉过头来倒坐，拿手扶着椅子背开讲，志摩坐起来亦要把一张椅子掉过头去坐了谈话。有一个好刻薄骂人的同学常常笑他说：“拉斯基戴绿领带，他有三本书保护他，你的三本书呢？”但是，有幽默感的志摩并不生气。志摩天性温和，他毫不愿意用尖刻的话反攻。 不久志摩就到英国去了，进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他最佩服的狄铿生（G.Lowes Dickinson），就是三一学院的院士，以希腊文学著名，而且所写的英文非常美丽，名噪一时。他对志摩非常之好，后来志摩回国以后，还设法请狄铿生到中国讲学，他担任狄氏的翻译。剑桥是对于志摩文学上影响最深的一个地方，他文学的才华得到剑桥的培养，忽然像奇花吐艳，他许多写剑桥的文章是不愧名笔。这时候他家里不等到他的同意就把他的夫人送到英国去了，与他同行的是刘南陔夫妇。据刘氏夫妇说，这位徐夫人在上船以前，完全是一个中国旧家庭的少奶奶，但是在上海一上轮船，立刻有个重大的改变，表现出她平常暗地里学会的时髦。可是她的性格始终是一个富于办事才能、很讲实际的女子，后来她在上海办女子银行的本领，可以证明，然而，同志摩带诗意的天性，却是永远合不起来的。据一位英国政论家肯斯莱·马丁（Kinsley Martin，他是英国《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的总编辑），在一九四九年于新德里告诉我说，他同志摩当年在英国非常要好，他很佩服志摩，可是他永不知道志摩的太太在英国。后来他很惊异为什么志摩把太太藏得如此之严密。其实那时候志摩已经同他太太在闹离婚了。张君劢恰好也在英国，志摩自己不敢和君劢说这件事，再三托从前《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笔郭虞裳和俞颂华两人（他们是由研究系的共学社派到欧洲去留学的）去向君劢开口。君劢说：“哪里有这事，志摩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他们说：“你不妨把志摩找来谈谈。”志摩来了，君劢问他为什么要与他妹妹离婚，天真而面薄的志摩只是带笑说：“有这件事？我也不明白。”于是君劢大怒，严厉的责备郭、俞两人说：“志摩同我妹妹的感情很好，他自己都不说，你们为何要提出这问题？这一定是你们搞的把戏？”这却把郭虞裳、俞颂华二人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于离开君劢的地方以后，回来大骂志摩，说志摩不够朋友，发誓以后再不管志摩的事。 其实志摩绝不是叫他们上当，只是他以为诗人来安排这种俗事，有点不雅，志摩为了这件事很痛苦。有一天，他在一个中国饭馆里同几位朋友闲谈，这几位朋友都跟他说，你单是吵离婚，而不想法把你太太有所安顿，是离不成的。于是天真的志摩居然认真的问计，他们说：“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大家谈得随便的时候，志摩又提出找谁做替人好的问题。于是大家想到志摩的好朋友哲学家金岳霖还没有结婚，最好让志摩办移交给她。哪知道隔开一堂屏风，金岳霖正在那边吃饭，于是金岳霖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饭桌前面叫声：“嘿！”满座为之大惊，但是这班有风趣的人，彼此都不在意。志摩在英国的时候，到过欧洲大陆好几次，法国、德国、瑞士，都有他的游踪。有好几篇文章，像《翡冷翠的一夜》等，都是极美的作品。最后，志摩要回国了，回到英国摒挡行旅，忽然遇到一位女文学家叫曼殊斐尔（Katherine Mansfield），是一部著名短篇小说《园会》（Garden Party）的作者，亦是英国文学家麦瑞（John Middleton Murry）的夫人。曼殊斐尔对志摩的才华非常欣赏，而志摩对曼殊斐尔却是一见钟情，于是想变计迟延归期，逗留了若干时期，他自然还是回国。大约两三年之后，曼殊斐尔不幸香消玉殒，欧洲文坛上都很哀悼，说是英国文学的一件损失。志摩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格外伤心，因为志摩是富于感情，又是常常留恋在幻想里面的人。 一九二四年，志摩为了看泰戈尔的病到印度（泰戈尔在中国的时候，志摩自告奋勇做他的翻译，一位面如冠玉的青年书生，同一位白发银须的老诗人发生了诗意的情感。后来他听说泰戈尔病重，于是借了旅费，到印度去探望），顺道再游欧洲。他知道曼殊斐尔葬在巴黎，所以他一到巴黎，就打电报给麦瑞，问他夫人葬在何处。麦瑞回电告诉他墓地以后，志摩亲自到墓前献了一束玫瑰花，不胜唏嘘！探泰戈尔的病和吊曼斯菲尔德的墓，同样都表现志摩感情的丰富和孩子的天真。 志摩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尤其是注重英文诗的一课，他很想创造许多中文白话诗的格调，他想在各种英文诗中替中国新诗找出几条途径，颇成一时风尚。可是以后并没有得到很多的结果，大约与志摩的早死也有关系。当时北京的一般留学生颇羡慕十八世纪法国沙龙的风尚，有一个幽雅的集会场合，由漂亮而有点文艺修养的女士们主持，集合一般爱好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的男女，喝喝咖啡，谈谈风雅（虽有冒充风雅者在内亦不在乎），从这里面得到一点心灵的解放，乃至得到心灵的束缚亦不在乎。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志摩竟设法筹到一点经费，办了一个新月社，召集了一般要求心灵安慰的人，自以为是在法国十八世纪的沙龙里。为了发表他们的作品，于是办了一个《新月》杂志，志摩在这里面曾经发表过不少的作品。可是就在这一个为求灵魂安慰的沙龙里，使它的发起人——志摩，得到了最大的灵魂痛苦，讲到这里，话又说长了！ 不问是志摩在离婚前或是离婚后，他心里唯一爱的对象是林徽因（林长民的女儿）。徽因身材修长，明眸皓齿，在她少女时期神光焕发，风韵极佳，能够写中国短篇文艺作品。她父亲带她到英国去读书，能操一口极流利的英国式的英语，志摩对于她是颠倒备至，可是她小时候已由她父亲许配给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了。思成在清华读书，骑机器脚踏车进城遇险受伤以后，身体的发育颇不健全，他后来研究的是建筑，虽然有天资、有造诣，可是远不及他父亲的才华四溢，豪气纵横。因为林长民和梁任公同属研究系，而且林是奉梁为党魁的，有这种政治的关系，更加上早年定下的婚约，所以徽因不能不和思成结婚。结婚以后，他们两人同时到美国去学建筑，思成学的是建筑的设计，徽因学的是内部的装饰，虽然两个人在学问上像是分工合作，可是两个人的性格却极不调和。他们回国以后，同志摩同在北京，志摩和徽因间的感情不期然而然地浓厚起来。等到后来，梁任公说话了，他叫人通知志摩说：“叫志摩不要胡闹!”于是志摩被迫不能不退出是非之场。这是使志摩心碎的一件事。 在这时候，恰巧新月社里面有一位女士陆小曼常常来参与，她能唱昆曲，画几笔简单的画，娇小婀娜，颇惹人怜。她是王赓的太太，王赓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军事学我不知道，他英文很好。他对于小曼的生活常常要干涉，而小曼自己喜欢这样，要出风头，她的母亲亦鼓励她如此。她们母女两人一方面讨厌王赓的古板和拘束，一方面碰见儒雅风流的志摩。她们还以为志摩富于资产（其实志摩自从离婚以后，他的父亲早已限制，有时甚至断绝他经济的来源），颇有舍彼就此的企图。这件事的主动，据说还是小曼的母亲，她们频频的向志摩诉苦，说是王赓虐待她们，于是志摩最初不免就有怜惜之心，又因为他受了不能和徽因相爱的刺激，于是被小曼母女把他俘虏了。小曼同王赓离婚以后，同志摩结婚，这件事遭受他家庭强烈反对的。他们的婚礼在当年北京欧美同学会举行，梁任公亲自出来证婚，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连名带姓的叫一声徐志摩，又叫一声陆小曼，讲一段话，再叫一声徐志摩，一声陆小曼，再讲一段话。如此者数次，最后问，有人反对没有？那天志摩离婚的太太张幼仪女士在场，许多眼光随着她，她却有这雅量，不说反对两个字，这是当时大家乐于传诵的一件事。其实任公这一次很不自然的动作，恐怕亦别有用心吧！志摩是一个感情冲动的人，可能他对于陆小曼有一个时候发生过浓厚的爱情，可是他内心中爱的寄托，凡是真知道他的朋友，都感觉到仍然集中在他理想化的徽因身上。他所写的《爱眉小札》，虽然指的是陆小曼，可能陆小曼只是林徽因的投影。 在民国十五年以后，志摩同徽因的爱情又高度的强化起来了。志摩为此搬到上海，来避免北方那种不愉快的环境，因此，志摩违反他自己的心愿，在不愿意教书的大学教书。这时候小曼因为别有所好，加上抽上了大烟，同志摩感情和生活上发生了极大的距离，数度酝酿离婚。同时在北方，据朋友的观察另一方面也有这种迹象。可是志摩在这时候因为家庭封锁他的经济（他父亲把全部财产给张幼仪和志摩同她生的儿子），又加上小曼的挥霍，穷困非常，于是乎一件最大不幸的事件因此发生——就是志摩的死。 志摩在民国二十年困居上海，朋友们都知道他穷。八月间蒋百里在北平要卖一所房子，念到志摩的穷，想为他取得一笔中介费，大约有两千元左右，于是打电报到上海叫志摩到北平去一趟。志摩认识的欧亚航空公司一个朋友，慨然送志摩一张免费飞机票，志摩匆匆地在第二天就起飞。当然志摩这次北上，并不说是为钱，还是要去看他心爱的人。哪知道飞机在泰山附近触了山头，人机俱毁。真是奇怪，他死的消息是我在南京第一个发现。我记得那一天中国国民党开某次的中全会，我到南京中央饭店去看何思源，在他房间里闲谈，忽然山东教育厅有一个急电给他，他放一边，说：“我们谈天吧。这电报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不必如此，我来替你翻吧。”于是半开玩笑似的把电报拿了过来，从底下一个字翻起倒翻上去，翻到一个“死”字，“死”字上面是“摩”字，“摩”字上面是“志”字，我为之大惊！知道志摩所乘的飞机在泰山区域撞山，这个电报是教育厅来向何思源请示如何替志摩办理后事的。我当时实在是悲痛万分，不料一代才人得到这样的惨死！ 于是我替何思源拟了一个电报给他的主任秘书王子鱼（名近信），叫他预备一副泰山柏木的棺材为志摩装殓，同时又把来电的消息通知上海徐家。这是我最后替志摩尽的一点责任——多么悲惨的责任！ 志摩死后，朋友们为他悲痛的很多，因为志摩并不是人家所想象的浪漫文人，就是我当年在北京大学时候，最初对他不良的印象，亦是错的。因为志摩实在是一个没有容心也没有机心的人，只能说他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的爱，也是孩子式的爱。他虽然造成过若干错误，但是决不出于机心，所以大家知道他的人，都是原谅他的。 他非常羡慕英国文学家雪莱（Shelley），下意识中藏着一个雪莱，不知不觉地要想模仿他。他总想和雪莱一样找到一个像雪莱的爱人玛丽·戈度文（Mary Godwin）一样的女性，可是他两次的婚姻遭遇，却是给他心灵的痛苦，而不是快乐。他爱情的对象，永远像海上三山，船要到的时候，又被风引去！他仰慕雪莱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在英国的时候，见到英国的大文学家哈代（Thomas Hardy），他和哈代拉手的时候，他感到全身震动，为什么？因为哈代同曼莱地斯（George Meredith）握过手，曼莱地斯又和另外一位文学家（我一时忘记了他说的名字）握过手，而这位文学家又同雪莱握过手，所以他同哈代握手的时候，感到间接同雪莱握手，所以有此震动。这个故事太可笑了！或者有人笑他是趋于虚荣心，可是若是你看见志摩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所表现那严重的态度，你可以了解纯粹是一股孩子气。唉！志摩，可爱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志摩死后，挽他的诗文很多，其中有一副最漂亮，而最可以安慰志摩的，要算杨杏佛作的一联： 红妆齐下泪，青鬓早成名。最怜落拓奇才，遗爱新诗双不朽。 小别似今朝，高谈犹昨夕。共吊飘零词客，天荒地老独飞还。 （选自《罗家伦文萃》，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九年，原载《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〇〇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