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我是越来越喜欢家书了

聂震宁，著名作家、出版家、阅读学专家。曾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漓江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现任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阅读的艺术》《阅读力》等书的作者。

文 / 聂震宁

记得还在做插队知识青年的时候，我和一些插青都喜欢读中外文学作品，特别是那种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的小说，读完了就可以拿来在田头或工地上扎堆聊大天，互相争着说，补充着某些重要情节、细节，聊得不亦乐乎。

可是，私底下，我还会对那种情节并不曲折复杂的书信体小说感兴趣。那种小说通常是爱情题材，总觉得很受感动，心有戚戚焉。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曾有过恋爱，可却有感同身受的阅读快感。

记得最打动我的有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我第一次读的那个版本是郭沫若早年翻译的，译笔很是抒情。

小说描写少年维特爱上了一个名叫夏绿蒂的姑娘，而姑娘已同别人订婚。爱情上的挫折使维特悲痛欲绝。之后，维特又因同鄙陋保守的社会格格不入，感到前途无望而自杀。它是歌德作品中被他的同时代人阅读得最多的一本。

《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风靡德国乃至全欧洲，在当时的青年中间掀起了一股“维特热”，他们穿上维特式的蓝色燕尾服，黄色背心，讲着维特式的话，模仿维特的一举一动，甚至有的人仿照维特的自杀方式，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少年维特之烦恼》剧照 图源：网络

而这个爱恨交织，为爱而死去活来的故事，却是用书信娓娓道来，一咏三叹，读得我心里好生难过——当然，在那个感情相当粗糙的年代，我这样的读后感是无法与人言的。

当时我还知道外国文学史上另有一部著名的书信体小说即卢梭的《新爱洛绮丝》，作品描写的是平民出身的家庭教师和学生贵族小姐的不幸爱情故事，可是那时候怎么样也找不到来看，心里面好不遗憾。

待到我读到这部著名的启蒙主义小说，已经是2011年，商务印书馆把它收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出版，而我最初渴求阅读的心情已经基本平复。

我还喜欢过郭沫若早期的一部书信体小说《落叶》。这部作品由日本姑娘菊子致中国留学生洪师武的四十一封书信组成，也是一部让人心生悲凉的爱情小说。

自然，我也读过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这些书信写得很真实，有着鲁迅冷峻微温的幽默。不过，当时我却不太喜爱这部名著。也许是因为这部名著只是书信而不是小说。

鲁迅《两地书》

我知道这只能证明我的浅薄。可是，浅薄就浅薄，那时候自己就是那样的欣赏水平，没有办法。

我喜爱阅读书信体作品确实是从心底里油然而生的。分析起来，说明当时20岁的我比较渴求感情的表达和激荡。书信作品往往会有感情倾诉，所以被我暗暗地喜欢。因为喜欢倾诉感情的书信体作品，我连一些书中具有书信意味的内容都比较喜欢。

譬如捷克著名革命者伏契克的自述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里面有作者写于临刑前向妻子告别的那些内容，记得大意是：亲爱的，我们是再也不可能相见了，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背靠着背坐在绿色的草地上，在草地上游戏玩耍，都不再可能了，等等。读得我心里一阵悲凉。

后来越来越喜欢家书

我要承认，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我，喜欢阅读情书要远胜于阅读家书，因为家书大多数感情都比较含蓄蕴藉，一般情形下是不如情书来得感情激荡，而20岁的年轻人即使没有爱情也会心向往之。

后来，读到著名的《傅雷家书》，已经是1981年年底，生活·读书·新知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在读到《傅雷家书》前，我也很为家书这种亲情传递的形式所感动。那时候就为南北朝陆凯的诗《赠范晔》感动过：“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对唐人岑参的诗《逢入京使》也很佩服：“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最让我称奇的是唐人张籍的诗《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诗的奇妙处就在三、四两句：“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远行的诗人对家人“意万重”而“复恐匆匆说不尽”，家书写罢，却又忽然生怕信里漏写了什么重要的内容，又匆匆拆开信封来看。如果真的写上诗人记起了什么，补上什么，则诗的意趣必定大减，这个细节的妙处在于远行人感情上的“意万重”而耐人寻思。

我知道，说到家书，很多人必定会记起唐人杜甫的名篇《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平心而论，诗是好诗，大气磅礴，直抒胸臆，正面抒发了诗人的家国情怀。然而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前面三首诗对待家书的意趣。

回想起来，那时我对家书的接受，还比较多地停留在一个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的感觉上。虽然我也能理性地阅读一些古代家书名篇，如刘邦的《手敕太子》、司马谈的《命子迁》、诸葛亮的《诫子书》等，可也就是当作一般的古文去欣赏当中的名句和典故，有收获，但谈不上喜欢。

司马谈《命子迁》中要求儿子司马迁“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诸葛亮《诫子书》中教诲儿子诸葛瞻“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都是流传很广的名句。

最有意思的典故则出自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刘邦少壮没有好好学习，后来常用“我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为口头禅傲视读书人，可是，在给儿子刘盈的家书里，却能毫不掩饰地深悔往年自喜读书无用并鄙薄侮辱读书人的错误，且以尧舜为例，以自己治理朝政的切身体会，告诫儿子要任人唯贤，要做称职的太子，要勤于读书习字，凡奏疏报告要自己动笔，不要让手下人捉刀代书。

家书中写道：“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作为开国皇帝，有这样的反省和家教，也算是不容易了。

曾国藩像

20世纪80年代后，先后读到《傅雷家书》《曾国藩家书》等，算是对家书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解，越来越喜欢起家书来了。

对于书信文体，明代学者徐师曾在他的《文体明辨·序》中有分析：“盖尝总而论之，书记之体，本在尽言，故宜条畅以宣意，优柔以怿情，乃心声之献酬也。

若夫尊卑有序，亲疏得宜，是又存乎节文之间，作者详之。”书信体文章尚且以说理宣意为主要功能——“故宜条畅以宣意”，何况家人间“尊卑有序，亲疏得宜”，家书的写作也就更要讲究一些。不过，在家书亲疏得宜的基础上，总归有书信的“优柔以怿情，乃心声之献酬”的感人一面。《傅雷家书》中大翻译家傅雷先生与钢琴家儿子傅聪不仅谈文论艺，还谈生活和恋爱，谈做人和修养，甚至于儿子写错字，父亲也会当作一件大事地指出并耐心分析纠正。

傅雷在家书中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要有艺术和人格的尊严，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在家书里，傅雷还跟儿子抒发情感，他写道：“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就醒，翻来覆去睡不着……”多么朴实真切的爱子之情！父亲所有的爱凝结成一句话：“只要你能坚强，我就放心了！”读来真让人鼻酸。《曾国藩家书》则与《傅雷家书》有所不同。

前者出于政治家、朝廷重臣之手，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诸如：修身、齐家、为学、治军、政事、处世、用人、交友、理财、养生等各个领域，是其一生治政、治家、治学、治军的主要思想的集中反映。

在很多的书信中，曾国藩特别注意总结自己在各个方面的得失，用自己的经验教育诸兄弟，教育子女。虽然其中说理施教多于感情抒发，可也能让读者从其谆谆教诲中读出他内心感念兄弟子女的温润亲情。

也许是随着自己年岁和阅历的增长，这些年我对于情书做成的小说的喜爱渐渐淡漠，可对于家书做成的读本却越来越喜欢了。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很多媒体重新发表革命志士林觉民的《与妻书》，可以说动人心魄，催人泪下。为此我还专门去到福州三坊七巷的林觉民住宅凭吊这位千秋义士。

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中华书局出版了《重读抗战家书》，一时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中国好书”。在这部书里，我们读到了一批抗日英雄的血泪家书。

其中有“为国战死，事极光荣”的戴安澜将军，有“誓志为人不为奴”的赵一曼女士，有“愿拼热血为吾华”的左权将军，有“尽忠报国，取义成仁”的张自忠将军……还有许多普通士兵的感人家书。

秦墓出土“黑夫木牍”

尽管士兵和将领身份不同，然而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愿望：保卫家国，赶走侵略者；他们都有最真实的情感：热爱国家，眷念亲人。他们的英雄事迹和血泪文字，做成了中华民族又一部自强不息的英雄史诗。

需要提倡的是家书文化

我是越来越喜欢家书了。

然而，不曾料到，眼下似乎家书已经很不时兴了。其中原因相当复杂，有人认为主要是媒介迭代造成的结果，我却认为是信息时代造成的文化形态变异。2005年，曾经有过一些民间文化保护机构发起抢救和保护家书的活动，取得了一些抢救、保护的成绩。

可是，家书的写作依然是日渐其少。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如今各类信函中私人信函严重减少。读报载的一个资料，2004年上海人的私人信函不足当年全市信函总数82亿件的10%，而1994年时这个比例还是90%。至于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比例大幅度的缩小显而易见。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不是人们越来越不用书信联系，而是联系的方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是后面我要讨论的。现在，我以为，我们亟须讨论的是，是否需要保护和传承传统的家书文化。

所谓家书文化，第一位的是“家”的文化，然后才是“书”的文化。

“家”的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举足轻重。何以见得？请看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一个人成长的轨迹和社会的使命，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经典《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中间“修身”“齐家”显然占有最基础的作用。

古人说的是，一身不修，何以齐家；一家不齐，何以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说，家庭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发挥着统一全家人思想和行动的作用，不仅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状态，而且可以为家庭成员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为此，“家”文化的建设发展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基础部分。形成良好的家书文化便是夯实中华文化重要的基础手段。

然后再看“书”的文化。

所谓家书的“书”文化，指的就是家庭教育的文化理念和举措。中华民族追求“齐家”，就要树立家庭教育和沟通的新理念，建设学习型家庭。以“齐家”为目标的家庭就要认真经营“书香文化”。

家庭生活不能仅仅是财富生产和物质消费，更应该是家家有书读，户户有特色，追求文化品位、精神享受、艺术修养，书香伴人生，书声奏和谐。

在《论语》中孔子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意思，那就是君子要修身养性，完成一生的成长，基本上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入则孝，出则悌，也就是说传统的孝悌之义；第二个就叫作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也就是与各种家人交流态度要谨慎友好；第三个阶段叫作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说每个人只要行有余力，就要加强学习。

那么，在家庭中，行有余力就要有“书”的学习和奉献，其中也就要通过家书多交流、尽责任。家庭最重要的是家教，是家风，是家传的一些不可改变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也就是在很多传统家书中反复强调的东西。

在信息时代，当前人们的沟通绝不只一种书信往来，而是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与其现在提倡写家书，还不如提倡家书文化。提倡重视家庭建设，提倡家庭成员保持诚信、友善，相亲相爱，互敬互助。这是传统家书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启示。

家书文化给人们带来认识的沟通，教育的帮助，审美的愉悦。正如傅雷先生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所说的：“孩子，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这儿得到的少。”这就是家书双向沟通、双向帮助的功能。

对于家书帮助家人之间沟通感情，可以从许多古今家书中体会得到。因为家书通常是真实可信的。我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对于2009年入选中国最具华夏文明符号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之一的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与龙岗秦墓的发掘，尽管为研究秦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方面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重要资料，可是对于那里发掘的最早的木牍家书，我坚持认为是最具文化意义的考古新发现。

两件木质的“木牍”，一封从淮阳捎到云梦家中，是名叫“黑夫”和“惊”的兄弟二人写给其母的；另一封是“惊”写给“衷”的，其中有三个“急”字，是急于向家中要衣要钱的。

家书中有对从军生活的描述，有对母亲的问候和家人的挂念。这两件木牍给我们带来的真实感、趣味性，远超其他一些公文文书的发掘。只用一片木牍，就让我们回到二千多年前的秦时明月，回到公元前数百年的真实生活细节之中。

我们提倡家书文化，不仅提倡的是良好的家庭文化，还提倡的是家庭文化的书写。有了良好的家庭文化及其书写，优秀的中华文化将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正确对待数字时代的家书

我们提倡家庭文化的书写，恐怕已经不能奢望大家都拿起毛笔和八行信笺来进行书信的写作。数字技术的发展只能继续向前而不可能倒退回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去。书法的进行已经主要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行为。

有的部门呼吁抢救家书，如果为的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当然无可厚非，可是一旦耸人听闻地高调宣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情书卖价惊人，大画家黄宾虹、徐悲鸿的家书市场拍卖价多少，从而呼吁人们多写家书，造福于后人，这就实在是舍本求末了。我们呼吁要保存发展家书文化，乃是保存发展家书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亦即是优质的家书内容而不主要是名人的书法。在家书文化中，内容才是根本，书法只是形式，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颠倒过来的。

最后，让我们再来澄清一个认识。在数字技术已经进入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今天，在普通人家的沟通已经主要在“两微一端”中进行的今天，我们的家书显然也将主要在这样的传播技术中写作和传递了。

今后我们要做的只是顺应潮流，更加重视家庭文化的建设，重视家书文化的发展，提倡人们多写家书，无论是用现代的数字网络传播还是继续做传统的邮路传递，都要把家书的写作进行下去，美文的家书、图文的家书乃至音频视频的家书，尽可以进行制作。

只是恳求大家注意保存好所写的家书，不要轻易删除，有关出版部门还可以适时组织优秀数字家书的出版，形成更广泛的交流。我们要永远记住，“家书抵万金”，可不是要把家书的书法作品卖出万金价格来，而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亲情的友善沟通抵得过万千黄金。书写家书的朋友，大家珍惜吧！

注：本文节选自《阅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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