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随笔#幕末长州 - 第二章 长州藩登场 第一节 西南雄藩的抬头

嘉永六年（1853年）6月，以佩里来航为象征的外部压力，对正处于崩溃边缘的幕藩体制造成了巨大冲击。当历史步入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便不可逆转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当时正处于向帝国主义过渡前夕的全球网络之中。正如林子平在《海国兵谈》中所言，从江户日本桥至中国、荷兰的航路已无国界阻隔，如今被资本主义的锁链紧密串联起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圆形的地球第一次作为一个完整的全球市场展现在世人面前。这远远超出了日本幕藩统治者的想象，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久三年（1863年），萨摩藩士伊地知正治指出，蒸汽船的发明已使万里之遥变得近在咫尺，即便幕府不下令开港，外国船只也必然出现在日本周边，这番言论展现出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认知。幕阁内阿部正弘将此事视为超越"锁国祖法"的国家重大危机，遂广泛征询从大名到陪臣、浪人等各阶层的应对之策。此举一方面旨在将这种危机意识扩大到底层，另一方面则试图借此重塑幕府为核心的体制。因此，幕府也破天荒地将外交问题奏报给长期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的朝廷。

然而此时，幕府的目的与现实却大相径庭。回顾天保改革时期幕府推行"上地令"的失败颇具启示，该政令企图通过置换封地的方式收回江户、大阪周边土地，最终却无果而终。理论上幕府拥有可任意调动大名的"转封权"，上地令就是此种权力的变相行使。但即便由幕阁水野忠邦亲自操刀，该政策也难以贯彻。同样象征幕府权力的"参勤交代"制度也棉铃瓦解，文久年间便得到放宽，因当局预见到若再继续维持原制必将出现公然违令者。可见，维系幕府权威的各项制度基础正在逐一崩塌。

庞大的天领，也在百姓一揆中摇摇欲坠。幕府垮台前夕的大政奉还时期，坂本龙马曾断言，即便保留将军职位，只要将江户银座迁至京都便足矣。这恰恰印证出当时幕府的全国统治实权仅剩货币铸造权。早在佩里来航七年前的弘化三年（1846年），面对法国军舰的琉球来航，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就致信老中阿部正弘强调，"虽自东照宫（德川家康）以来天下属德川所有，但实则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他警告若不能及时应对外患，外样大名等必将自行其是。事实上，当时各藩尤其是西日本大名已开始无视幕府的贸易管制，自主开展经济活动，如前述的长州近畿贸易及之后的萨长贸易，正是如此。

所谓"锁国"，并非将日本与世界隔绝，而是指幕府独占长崎这个对外窗口的体制。当以大阪为"天下厨房"、通过长崎垄断对外贸易的幕藩体制基础被打破时，开国政策必然导致旧体制难以为继。更何况井伊直弼大老的独断专行，最终酿成万延元年（1860年）樱田门外之变的惨剧，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大久保利谦教授指出，幕阁中阿部取代水野后，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幕藩体制的公（朝廷）、武（幕府）、武（雄藩）三足鼎立格局（『史苑』二〇の一）。这种权力平衡体系下，将军与大名的"纵向关系"被三方势力的"横向关系"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长州藩在安政时期制定的三大纲领中，特意使用"信义"这一横向伦理概念来定位与幕府的关系，颇具深意。肥前藩士中野晴虎在《方今形势论》（『方今形勢論』）中也主张，若肥前、萨摩、肥后、常陆、尾张、长门等六十余州中的大藩各立将军，则小藩为副将，如此则民心可定，这种构想与上述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朝幕藩三方的角力，亦即幕藩两大武家势力围绕一个公家权力中心展开博弈，构成了幕末政局的基本图景，京都就此成为暗斗的舞台，此时雄藩与幕府逐渐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故当越前藩谋臣桥本左内于安政四年（1857年）构思德川统一国家蓝图时，将越前、水户、萨摩、肥前、尾张、因州、宇和岛、土佐诸藩设想为幕府支柱。无论是左内提议作为支柱的藩国，还是中野提议的可立将军的藩国立，除个别例外，均在大藩之列。但"雄藩"的内涵绝非仅指规模庞大，更指那些在幕藩体制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中，率先觉醒并成为未来统一国家杠杆的藩国。

奈良本辰也教授借鉴恩格斯、兰克（译者注：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德国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的理论，对"雄藩"作出精辟界定，“雄藩是，在封建割据体系中既能割据一方，又有着自我瓦解基础的倾向。作为建设与统一的杠杆发挥作用，且具备坚定指导理念的藩国（『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这种作为封建割据代表却同时推进其基础解体的自相矛盾，正是雄藩的首要特征。前章所述长州藩从天保改革到安政改革的转型历程，完美诠释了这一特质。萨摩、土佐、肥前等西南雄藩虽具体形态各异，但基本都遵循相同的发展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雄藩得以成势的关键在于"具备坚定指导理念"，但这种理念绝非直线贯彻，而是充满迂回曲折甚至反复挫败。西南雄藩的崛起史，堪称一部挫折与转型的编年史。它们正是在不断试错中逐步迈向政治中枢。接下来，让我们以"航海远略策"为线索，考察长州藩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