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弗蒂·塔迪亚｜幻想的生产：导言

菲律宾的梦想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一九八六年菲律宾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及其家族被推翻后不久，一家电视台便向世界播报了一段他们在游艇上举办狂欢派对的家庭录像带，而就在刚刚，这家电视台还在播送着在他们跨台后菲律宾为期四天的狂欢。马科斯一家唱着《天下一家》，将满怀着热情与狂喜注入到了这首荣登榜首的世界援助曲之中。这段影像，连同有关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无数鞋子收藏的重复镜头与无尽的玩笑，将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统治者荒谬浮夸却又庸俗廉价的梦给浓缩了起来，将它呈现给国际观众们。在马科斯家庭为权欲熏心、追寻其宏伟幻觉的图景中，菲律宾则是一个为错位的梦给主宰了的国家（nation）。这是一个充斥着讽刺对比与悲剧矛盾的地方，在这里政治是一幅满是明星的壮丽景象，但它却是在一个就本质而言到处是饥荒与悲况的第三世界世界中所展开的。这是一个在第三世界中披着第一世界伪装的国家。

当然，各类讽刺共存在这个地方，而它的典型形象之所以会被理解，是因为人们假定看到它的人处在一个已经摆脱了这种无意识讽刺的地方（这样才能更好欣赏你自己的讽刺啊，亲爱的！）。[春王1] 毕竟有讽刺意味（一种有意而为之的表演）与身处讽刺境况中的状态（一种不知情的状态），完全是两种东西。这种针对第三世界生存境况的讽刺有着一段漫长的历史，凭借殖民地居民/传统住民承载着的外来现代性时所呈现出来的矛盾，这种视角以此来获取快感[春王2] 。这类图像在马斯费雷（Masferre）的镜头下随处可见，穿着丁字裤的伊富高（Ifugao）男子手持相机的照片，或是职业摄影记者抓拍的身着希贾布（hijab）的穆斯林女子在讲便携式电话的画面，其中的一部分快感无疑源于观看者内心中的某部分认知，即在这些未曾现代过的人手中所出现的外来现代性，其实是属于他们的。或者，至少是一种对观看者自身而言已然非常熟悉的现代性[春王3] 。

与人们可能预期的相反，不仅仅只有过去与现在的殖民者才持有这样的观点。它就部分而言也可以被当下与正在等待的后殖民居住者（无论是定居在后殖民地的人还是定居在这里的人，也无论他们是在新家园还是在故土）。他们同样能理解到这样一种讽刺：在马尼拉街头的孩子们穿着印有常青藤联盟大学校名或第一世界标志的T恤，而身穿这些衣服的淘气鬼根本无法理解它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能理解这种讽刺：“能完美唱出完美版美国歌曲（通常是过去的美国歌曲）要比美国人还多……[尽管]事实上除了这些歌曲外，他们生活的其余方面并不完全与歌曲所指的世界同步——那个最初孕育出这些歌曲的世界。”在读过时光旅行作者比科·伊耶（Pico Iyer）有关菲律宾人嗜于摹仿美国流行音乐的描述后，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便以这种讽刺的笔调描述了菲律宾人：“一个国族虚构出了一个美国，以使他们长久以来容忍着这样一位女主角存在：当她在弹奏钢琴时，马尼拉的贫民窟却不断地在扩张、发烂。[春王4] ”这是《贝隆夫人》与《悲惨世界》的邂逅。

可以确定的是，阿帕杜莱提到菲律宾人唱美国歌曲的意图与放送马科斯一家唱《天下一家》的录像时完全相反的。不断被曝光出来的有关马科斯家族文化藏品的图像（除了那些鞋子，还有西方“大师”俗气的劣等艺术品）是为了强调马科斯幻想世界的绝顶荒谬（egregiousness），以及他们因西方迷人之美与启蒙而派生出来的欲望与模仿展演中所带有的危害意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阿帕杜莱指出，绕过这种全球“美国化”的单向故事（在这种故事中菲律宾的“摹仿”只可能是被支配的信号），还存在着另一则更为复杂的全球文化流动与交换的故事，在其中摹仿的表演也可以被视为施动性的一种形态，或许它甚至是一种抵抗[春王5] 。然而这两种对菲律宾的阐述性使用都运用了第三世界的梦想，以它来对权力进行讽刺性的批判。对于主流的国际媒体而言，统治第三世界的梦想被用来服务一种针对专制权力的批判（讽刺揭露了欺骗）。对于阿帕杜莱而言，对第三世界属民阶层（subordinate）的梦想加以讽刺，则是为了批判人们对群众缺乏力量的假设，它进一步批评了西方的霸权权力（讽刺揭示了人们自身的施动性）。然而在这两则案例中，尽管二者都呈现出了西方与第三世界的梦想间所存在着的模糊界限，但讽刺作为一种批判却在梦想家与分析者间创造出了一条解释性的边界，即做梦的人与拆解他们梦想的意义与后果的人。关于讽刺为政治所带来的诱惑陷阱，我将在本书结尾处进一步讨论。在这里，我并无意提供一种与上述表述相对立的“现实”。 通过强调它们的典型形式，我只是想开启另一个视角，一个能够认识到这些表述本身也是“做梦”的形式[春王6] 。更重要的是，我想指出这种以讽刺嵌入其中的努力，它所做出的区别并不仅仅是重新发明了意识形态与批判意识之间界限。将他人的梦想作为讽刺表述出来，此举则对梦想与想象力在当今世界中所具备的新重要性作出了证明。

事实上，这正是阿帕杜莱通过菲律宾这个例子来强调的更大论点。正如他所写：“我们如今所生活的世界，其特点在于想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想象已经被社会化，进入了普通人的寻日生活。它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神话和仪式这些神圣领域，也不再局限于反应意识形态的领域或个体欲望的空间（阿帕杜莱称后两者为“幻想”），想象已经成为了创造新社会工程的核心力量[春王7] 。就如他所写的那样：

想象不再只是幻想（作为大众的鸦片，而真正有效的东西发生在别处）不再是单纯的逃避（逃离一个由更具体的目标与结构所界定的世界），不再是精英们的消遣（因此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不再仅仅是沉思（它与欲望与主体性的新形式无关），它已经成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实践领域，是“工作”的一种形态（既指体力劳动，也指文化组织下的实践），一个（个体）施动性位点与为全球所界定的可能性领域间的交涉形式……如今，想象已成为所有形式的主体能动性的核心，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事实，是新全球秩序的关键组成部分。

虽然我非常赞同将想象视为一种“工作”以及一种施动性的交涉形式的构想，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以文化来组织的社会实践，但我不太认同那种现代主义式的叙述，即想象是一种在历史中忽然出现的新社会力量。[1]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想象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要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2]如果说如今想象被社会分析者视为一种新的社会事实，那是因为这一段时间中，它在看似更具物质性的经济生产与国家权力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可我们只需看看电影（作为互联网的前身）资本化人的梦想的历史，就能明白社会想象早已是生产的一部分。[春王8] [3]我们也无需走远，只要观察现代国族的形成，就会发现想象早已是社群组织以及其屈从的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我的观点则在于：想象作为一种由文化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实践，其恰恰是政治经济本质性的构成部分。不只是国族主义，资本主义与国家统治都为想象所浸润。除非我们认为政治与经济结构完全是当权者的发明，若非如此，在这些“结构性现实”中看到想象所发挥出来的社会力量便有着重要意义——这要早于近来更为人可见的“文化主义”形式，如族群国族主义，以及通过电子媒体来对新型离散身份的积极构建。[春王9]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想象只是直到现在才进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那么他们——我们——就只是集体地对着别人的梦想做梦，由此陷入到了对我们和我们世界的想象。[春王10] 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做梦，而仅仅是在既定社会身份所赋予的刻板神话叙事中生活。随着全球化的到来，通过新的电信技术和不断增长的劳工迁移，（一些）人可以立刻即时接触他人对生活的想象，我们忽然开始以超越国族想象（即便不是重新发明这些想象）的方式创造性地梦想自身，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这些梦想加诸在世界之上[春王11] 。我并不怀疑世界的组织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而且这些转变既凭借新的社会想象形式而被表达出来，也是由它所促成的。但在我看来，想象的“新颖性”体现在它相对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而言的相对自主性，而非它的社会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社会想象以愈发充分地方式被私有化了，它作为被编码为文化数据库，被投资、被争夺，作为一种可以申请专利，因而也可被攫取的财产。这正是梦“新”的——也就是变化了的——重要性与施动性[春王12] 。

马科斯家族将他们庸俗化的梦与世界的力量相等同（“四海一家”），而“普通”菲律宾人唱着美国歌曲，显然对他们对世界所特有的怀旧之情从未被他们丢失，在洲际世界体系中这些感怀则深深地与资本主义的造梦厂（dreamwork）相牵连[春王13] 。这些梦想对想象实践的象征搬演，它既然有效影响了菲律宾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组织，同时也被这些组织所影响。如果我们将想象理解为一种「工作/产生效果（work）形式，那么我们必须将它视为一种被吸纳（subsumed）到生产普遍价值体系之中的工作。也就是它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可以认为构成菲律宾这个国家的物质想象也同样是一种劳动形式。由于菲律宾（作为全球劳动力的供应者）是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物质梦想既是作为造梦厂的政治经济国际秩序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一国际秩序——我称之为幻想的生产（fantasy-production）。“幻想的生产”指的是对一种累积并表征普遍价值的体制的想象，它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各自及集体在组织自由世界“系统”时所产生的影响。[春王14] 虽然使用“系统”来描述“自由”的秩序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将一种对自由有选择性的总体化幻想替换为一种遭受绝对制约的总体化幻想，而是要表明不同的民族国家四散且看似随意甚至是无序的行动，实际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协调和逻辑连贯性，它由此构成了一个有效运作的国际秩序（或是说一种治理术形式）。[春王15] 我使用“系统”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有效的视野，或是一种存在可能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整个国族的社会想象得以产生、培育和得到限制。对菲律宾人梦想的理解——无论是统治者的梦想还是被统治者的梦想——都不能脱离主导着现实领域的全球物质想象，因为这些梦正是在这个领域中所展现出来的。将这些梦想视为菲律宾臣民自主、自足的表达（无论他们是渴望还是抵抗世界权力），就等于忽视了造梦厂的全球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国际传媒体系作为我们解读世界的诸多源头则起到了构成性和范式性的作用。[春王16]

当我谈论梦想时，我宽泛地使用这个术语，表示我们的行为也是愿望，而这些愿望的表达受到无意识的，或更准确地说受到了我们物质现实组织中的想象结构与逻辑的约束。在我的使用中，幻想表达的则是我们欲望行动的霸权形式。梦想是想象的具体运作，而幻想则是将作为工作的梦想吸纳到世界生产体系中的抽象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幻想是异化的生产手段，而梦想中的欲望行为则是活生生的劳动。[春王17] 正如马克思解释的那样，“生产手段显然是使资本与活劳动形成对立的有效形式。它们现在也表现为过去死去的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由于这一吸纳过程从未完全成功，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梦想从未完全被幻想生产所俘获，并且它也受到其他逻辑的塑造，而这些逻辑则听从源于自身的呼唤，因此梦想总是会超越幻想。[春王18]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正如梦想推动并进一步强化支配全球秩序的逻辑一样，它们也在推动的幻想的运作。

本书讨论的是菲律宾国族在幻想生产方面的实践，以及这一特定后殖民国族形构对全球系统性变革所做出的贡献——它导致了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国际劳动分工与跨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成（尤其是在冷战结束时出现的）。在本书中，我提议将菲律宾作为一个国族的政治经济战略视为造梦工作的一部分，它（即便有时是矛盾的）结合了国族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逻辑，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全球生产秩序。幻想的生产则为有关各国欲望行动的国际秩序赋予了名号，在这一秩序中，性别、性经验和种族不仅是其组织的构成性原则，也是实践效果的体现。[春王19]

幻想生产实践创造了一个共同想象出来的地理与历史——针对自由世界的地理与历史——而这些地理和历史则构成了幻想生产运作的基础[春王20] 。在多国族（multinational）时代的新世界秩序下，这一共同基础呈现出了一幅国际（共同体）场景，而其中的特权行动者形象则是以领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全球化的跨国时代中，这一共同基础已经成了一个全球（网络）的场所，而其负有特权的行动者形象是去领土化的资本流动。[春王21]

即使新的去领土化全球秩序看起来是去主权化的（以“经济”取代了“国家”），但它仍然在依赖并动员着那些对于旧有的、以领土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基础而言至关重要的主体化操作。正如我将要展示的那样，现在广泛接受的、彻底转变了的全球秩序条件实际上是对民族国家支配战略之形貌的重构，它是在适应因自身作用而导致的变化。这本身并不新鲜。在所谓的后殖民世界中，民族国家早已是国际间以及跨国事务的代理者及产物（无论它是否被人视为是帝国主义的）。本书对菲律宾的聚焦使我们能够看到，全球化的变革性进程，如“去国族化（denationalization）”和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在后殖民国家那一端的想象可能呈现出什么样貌，以及它们可能为该国族所拥有的资源赋予什么样的含义。它还能使我们理解一个像菲律宾这样“次要的”一个地方（country），在其受国族化影响的行动中如何为一个显然超越并优先于它的秩序做出贡献。它使我们能够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及其看似国家绑定的人民的想象工作角度，认真思考全球资本主义的成就。

当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辩称我们这些曾经（且依然）被殖民的国家必须主张“我们对想象的自由”时，他不仅是在为现在和未来辩护，他主要是在为过去辩护。从跨国主义的视角来看，国族正是过去的事物。在新世界秩序建立之前、全球化开始之时，探讨后殖民国家的想象，是在探究这一在全球霸权性的当下时刻之前那依然鲜活的过去，以发现被遗忘的其他梦想的创造性劳动。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为了在我们自己当下去解放这种被遗忘的创造性劳动，以便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想象世界。

解释梦想的方法

为了探究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想象维度以及菲律宾民族国家的实践，特别是在这些物质关系中对性别、种族与性经验逻辑意涵的组织，我将多个理论话语作为关键资源加以采纳。正如上文讨论说展示的那样，有关想象与梦想的“工作”及“劳动”，我大量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吸纳与异化的叙述。然而在这种努力中，我也遭遇到了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概念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时，它坚决抵制性别、种族与性经验这类范畴，它也因此限制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变革的政治想象[春王22]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我在批判建构菲律宾梦想的资本主义形式时极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但我也借鉴了其他理论，这些理论更加留心于社会生活与政治斗争的想象维度。

例如我才用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为的是呈现出在国际交换所搬演出来的主观性动态。我在此所使用的“幻想”源于斯拉沃斯·齐泽克（Slavoj Zizěk），他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这两套理论话语结合到了一起，从而将理解意识形态为“一种建构着我们社会实在本身的（无意识）幻想”。无意识是一个以象征结构化了（无意识的）意义领域，该领域塑造并调节着我们的欲望，我们“在实在中”行为的模式。在其历史性的具体表达中，幻想作为一种想象的框架存活在实际的物质实践中。“[春王23] 幻觉”因此并不属于观念、意识与信仰那一方，即“认知（knowing）”那一方，而是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属于“践行（doing）”的那一方。这种有关意识形态幻想的构想使我们能够看到“想象”在看似客观的实践与政治经济结构中的“运作”，这些实践与结构决定并构成了大部分社会生活与国族的现代史。因此，幻想并不是“与工程与行动相脱离的思想”。相反，“它从根本而言就是外在的，在人们实际、有效的程序中得到了具体显现。”

虽然我自己依靠着幻想及其他源于精神分析的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将精神分析的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就如许多学者曾论述的那样，精神分析兴起的历史条件与帝国主义是相同的。或者说得再坚决一点，精神分析既是帝国主义史的的产物和工具，也是有关其臣民主体的理论。这并没有使我忽视它所蕴含的分析力量，就像我不会忽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分析力量那样。[春王24] 换句话说，对精神分析的历史性的承认让我得以理解它的对象和逻辑（即欲望的主体和欲望力量的动态），它不仅仅是历史上偶然的产物，也不仅仅是有限的社会形态的产物。这些对象和逻辑也应被视为由精神分析所编码实践所产生出的话语产物与效应，它如今可以作为技术来塑造甚至来设计社会形态——不仅仅是它们所起源的社会形态，也包括其他社会形态。

理解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起源”使我能够将它们的分析操作视为在世界中运作的历史与社会技术。或者正如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大都市理论体制作为一种生产强力与分层工具来认识，诸如菲利宾这样的边缘社会形态都历史性地臣服于这一体制。齐泽克在对分层逻辑的论述中将其视为特定历史幻想与认同的构成基础，而它的获取是跨历史的，对此我并不苟同。取而代之的是，我认为对这种本体逻辑的取得处在现代帝国主义的历史时期之中，并受其限制。当然，这段历史时何时开始又是何时结束的，并非是一个毫无异议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则是，以全球时间性角度来看，这段历史始于十九世纪末，横行于世界的西班牙帝国与葡萄牙帝国的力量不断衰弱，而他们所实现的严格且严格的阶序形式（以领土为基础的殖民统治）也随之衰落。这一开端也已美帝国的崛起所标记出来，它在殖民统治的新形态中有着突出表现，这种同志的典型特点便是将资本作为其殖民占有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核心。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及冷战的兴起使地缘政治发生了重大转变，但现代帝国主义史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并且到如今才向着某种结束靠拢（至少就国际政治的地缘政治尺度是如此）。

我所谓的“幻想的生产”是一种生产与指称化（signification）的模式[春王25] ，它的历史与我所描述的帝国主义史相对应。我曾在其他地方讨论过十九世纪晚期国族的“俄狄浦斯化”，我以此旨在说明一种对国族进行象征建构的过程，它将国族作为现代的主体，以同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进行竞争。在这种帝国主义的造梦厂中，人们剋看到后殖民、自由世界系统中的“性经济”初步形成。然而，我认为，我在这里分析的主体化逻辑和欲望行动秩序，则始于二战后通过亚洲和非洲的去殖民化，正式“治理”个别民族国家的组织和实践。从经济角度来看，自由世界幻想（Free World fantasy）的生产和指称化模式，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机构于一九四四年成立）所宣传和追求的“发展”规范理想和战略而呈现出来。在政治上，它表现为由联合国代表和实施的国际法律秩序的结构和理想。

承认幻想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性，也意味着我们同时要承认它构成主体的动力。[春王26] 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此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一同挑战了支配文化普遍且本体性的自命不凡，也挑战了它在维持压迫性社会秩序时所扮演的角色。我依赖于这些工作——例如贾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安格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特蕾莎·德·劳拉提丝（Teresa de Lauretis）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工作——以批评那些主体性与社会关系的文化逻辑，这些逻辑在国内以及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流行着。这些社会理论都极大促使我们理解了性别、种族及性经验在建构社会关系时所发挥的支配性作用，它们不仅仅在个体层面上发挥作用，也同样在如国族这样广泛的集体层面上发挥作用。

将性别、种族与性经验作为民族国家内及民族国家间组织政治与经济实践的原则，我的解释依赖于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国家权力的理解，即将它作为一个指称系统。性别、种族与性经验则由权力与生产的社会关系所组织起来的指称范畴。虽然它们看起来在实践性的物质关系中仅仅占据次要位置，但在本书中，我将性别、种族与关系的逻辑作为这些实践性物质关系的本质组成部分。生产系统确保并践行了特定的表征模式与指称符码，它们由反过来又作为梦想与欲望的媒介而加以运用。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的论述同样涉及到了脱胎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西方经济必须被视为一个由生产、权力与指称系统构成的制度。这三个系统在十八世纪末聚集到了一起，它们与资本主义及现代性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应当被视为文化形式，人类存有借此被塑造成了生产的主体。这种经济不仅仅（甚至是原则性上的）物质实体，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生产，一种生产特定类型的人类主体与社会秩序的方式。”幻想生产则认为主体的生产及其在主观上的动力学运作依靠的是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而这种政治经济恰恰脱胎于帝国主义的支配文化。除此之外，“经济学中的东方主义”在世界“发展”工程中持续存在，父权制、性别歧视、恐同症与种族主义的逻辑深刻影响着后殖民民族国家的积累与权力实践（它接过了世界系统因而不宣的规则）并从其中产生。

在她讨论“‘现实政治的’非西方与‘想象性的’西方之间”所存在着的主导性二元对立时，周蕾（Rey Chow）认为：“由于西方不仅拥有幻想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掌握着幻想的符码，因此非西方不仅被夺去了对工业与商业生产的控制权，也被剥去了生产想象生产的权利。”就如周蕾所说的那样，我也将“非西方”——在此便是菲律宾——的主体戏剧置于前台，以试图“扭转”这种不对称的关系。我想强调的仅仅是，虽然西方掌握着幻想的符码，但非西方在这种对想象的霸权性生产模式中也同样积极有意地参与者（该模式凭借西方所掌握着的符码而得以叙述）。在他们的“现实政治的”行动中，非西方的后殖民民族国家表明他们已经子一定程度上流利掌握了西方的幻想符码，可以充分运用这些符码来使得以其中的精英追寻欲望，不过它却牺牲了大多数人民“想象的自由”。我并不是否认非西方人也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梦想。然而我想要谴责的就如恩古吉·瓦·西翁戈（Ngugi wa Thiong）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后殖民主义国家时常摧毁这些梦想，并把人民的生活变为梦魇。”

为了简略展示一下菲利宾幻想生产的早期运作，让我以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P. Romulo）为例，他是菲律宾最著名的政治家，曾参与了联合国的世界项目中。罗慕洛首次在世界舞台亮相是作为美国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副官，一九四四年的莱特岛登陆解放了日据菲律宾，麦克阿瑟由此戏剧性地兑现了“我将会再次回到这里”的承诺。一九四四年他向美国国会发表了第一次讲话，当时作为菲律宾驻美常驻专员的罗慕路[春王27]

向“那名无名的战士以及像他一样，将美国精神的第一原理到了带了菲律宾的人予以敬意。”罗慕洛自认为他的发言是在为整个国族国族的梦想发声：

尊敬的议长，二十八年前的今天，在这个讲台上，美国人向菲律宾人民许下了自由的承诺。

在那一天，美国国会通过了琼斯法案，保证（pledged）给予菲律宾独立，这份契约在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

我并不打算回顾菲律宾人在美国占领初期与美国的斗争，也不强调美国用了三年半的实际战斗才征服菲律宾的事实。最终，我们并非被枪炮征服，而是通过美国在菲律宾展示的民主理念。美国教师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教育方法。公共卫生、道路建设、政府培训——这些都由美国给予我们。渐渐地，我们对美国的感觉从愤慨和怀疑转变为信任和忠诚。

这种忠诚通过琼斯法案的通过得以巩固……

琼斯法案是我们的胜利。你们让我们在这个讲台上赢得了它。这是一个承诺，美国履行了这个承诺……

我们菲律宾人也履行了这个承诺。你们给了我们琼斯法案，我们给了你们巴丹。而巴丹与科雷希多是我们出于对美国的忠诚和信念而做出回报。

在那片染血的菲律宾半岛上，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坟墓旁相见，那里埋葬着他们儿子的遗体……

我们将在那个共同的坟墓旁相见，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从那座坟墓中，诞生了一个梦想。

其他人那为世界认可的普通文明和人类神圣权利的梦想而死。

罗慕洛接着又列举了那些为这个普世梦想而死的人，这个梦想通过美国民主的案例得到了充分体现：耶稣、亚伯拉罕·临客、美国联邦下的第一任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以及来自马尼拉的一个名为何塞的男孩，以及来自密苏里的另一个名叫乔的男孩”，他们为了同样的梦想死在了巴丹半岛。这次演讲是罗慕洛为争取美国支持菲律宾“独立”和“民主”而发表的众多演讲中的第一次。

在这篇演讲中，可以提炼出一九四四年美菲关系中占支配性地位的许多典型幻想：美国的“自由”同菲律宾的“领土”通过双边交换所达成的共同盟约；拥护“美国的民主理念”，将其作为普遍的善；作为对独立“礼物”的回报，菲律宾将回馈给美国兄弟般的忠诚和信任；并且菲律宾和美国梦想就本质而言是相同的。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在罗慕洛的叙事中看到对美菲关系混乱及暴力史的主流解释。在这种幻想中，美国民主对菲律宾的“良好征服”致使两国因共同理想的相互认可并由此在太平洋战争中联合对抗日本。菲律宾的反殖民斗争则以《琼斯法案》的通过达到了高潮，它的实现也与历史命运的履行完全吻合。罗慕洛的叙事幻想不仅仅是修改了菲律宾更加棘手的殖民压迫暴力史，同时也依照美国人能够理解的跨大洋术语表述了菲律宾的革命欲望（“只有美国人才能理解我们菲律宾领导者的民主梦想”）。这也是一种带有意志的预言，是罗慕洛未来在世界政治领域达成实际成就与行动的知道逻辑，“梦想从那座坟墓中诞生了。”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一九三四年的《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案》（Tydings-McDuffie Law）规定菲律宾将于一九四六年独立（而该法案得到了美国反帝国主义、保护主义与种族主义势力游说的结果），菲律宾实际在物质层面得到了美国的「保证/画押（pledged）」，然而菲律宾仍然出现在了美国战后新国际秩序蓝图中。在这一蓝图中，有两个问题处在视野前沿：经济繁荣和政治安全。在菲律宾，这两个问题通过几个互惠条约得到了处理：贝尔贸易法案、军事基地协议和军事援助公约。除此之外，自由贸易问题也与安全问题紧密关联在一起。它们是费率对“美国忠诚与信心”对持续证明，是保证“自由”对担保。

在一九四六年通过的《贝尔贸易法案》保证了自由邦时期“自由贸易”协议能够继续延续，该协议允许菲律宾无限制滴进口美国制造的商品，并免除关税，并且菲律宾的农产业（糖、烟草、椰子油、大麻[hemp]）只能向美国出口。《贝尔贸易法案》的立法使这种不对称的交换关系在菲律宾独立后仍旧延续了下去。这种“自由贸易”已经使那些本土统治阶级变得更为富有（他们与前殖民者及投资当地产业的美国公司进行合作），并由此摧毁了地方的生计经济，迫使他们转而支持用于农业出口经济的现金作物。通过对一九三五年菲律宾宪法中“对等待遇修正案（Parity Amendment）”的强制修改，《贝尔贸易法案》还赋予了美国投资者与公司与菲律宾公民等同的经济特权与权利，好让他们能所有并开采菲律宾的自然资源。该修正案还将菲律宾比索与美元挂钩，“旨在让美国资本在菲律宾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除了这些经济回报外，菲律宾还需要给美国支付领土回报，以换取菲律宾独立以及与美国共享的民主梦想。军事基地协议（The Military Bases Agreement）（1947）和军事援助公约（the Military Assistance Pact）（1947）分别规定了在费率领土上建立美国军事基地，期限为九十九年，同时美方将为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后勤、技术与情报上的支持。由此，美菲在战后的双边“特殊关系”得以确立，“共同盟约”也得以实现。这些关系成了菲律宾精英统治阶级与美国经济政治势力长期合作的基础，这种合作曾剥夺了菲律宾人民掌管自己历史命运的真正自由，并将继续剥夺。

在整个推动过程中，罗慕洛在菲律宾和美国之间扮演着调停者，他的所有外交行动都是为了促进实现两国所提倡的共同命运。罗慕洛不仅仅是《联合国宪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1945）的签署人，还曾担任过联合国大会主席（1949-50）、菲律宾驻美国大使（1952-1962）并在可能是菲律宾共和国历史中最为腐败的两届政府内担当外交部长——埃尔皮迪奥·基里诺（Elpidio Quirino）（1948-1953）与费迪南德·马科斯（1966-1986）。罗慕洛在担任这些不同的职务时不断在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展开一项又一项的协议与事务，以保证两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利益：从战争赔偿到军事基地足迹，从拓展“对等待遇权”的贸易协议到涵盖菲律宾所有产业的协议（一九五四年贝尔贸易法的修正案），再到持续确保美菲军事联合行动的条约；从与美国长期的财政贷款与援助（这些都是为菲律宾政府泛滥的寻租行为提供了经济担保），到支持美国冷战目的的区域军事安全协定（SEATO, 19540）。在这些双边裁决中担当中介角色，罗慕洛不仅以此履行着他在美国国会讲话中所深情表述着的美菲关系幻想，在调节区域与世界的军事合作中（除了在SEATO的通过中发挥了作用，他还曾于一九五四年及一九八〇年两次担任了联合会安理会主席），他还帮助奠定了亚太共同体在当下幻想的地缘政治基础（See Chapter 1）。

在他获得普立兹奖的自传作品中，罗慕洛写道“英雄不朽的种子”流淌在他菲律宾的血脉中，“这是[他]男子气概的印记，也是[他]作为人类的尊严象征”。他写道菲律宾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与美国体育精神与公平竞争给他带来了深切的原始满足，而二者则成为了他外交实践的一部分。并且他也写到了他个人争取尊重与尊严而做出的斗争，这场斗争则是他使自己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个“予以丰满的国族”待遇的缩影。作为国族的代表，罗慕洛在这些叙事中展现出来了特定的男性品质，这恰恰展现出了在国际关系中所性别化了的性别主体动态，在他作为菲律宾政治家的职务则发挥了推动作用。也就是说，虽然这种男性化的姿态看似只是个人性格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二战后菲律宾政治经济关系系统所造成的主观性效果与规范性理想。在政治上，菲律宾现在是一个正式独立、拥有主权的国家，是联合国所代表的自由国家兄弟会的创始成员。在经济上，菲律宾是一个不发达的新殖民地，寻求在由政治军事大国美国主导的跨资本主义国家系统中获得竞争优势。换句话说，菲律宾的民族国家现在是自由世界中的一个小角色，这意味着它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行动场域中运作，这个场域持有特定的主导性别假设和隐含意义。我们必须在这一场域中来审视罗慕洛所表达的菲律宾国族身份的象征理念与主观理念。

简而言之，罗慕洛所表演出来的象征理念与主观理念都是动员物质制度的工具——外部贷款、财政与军事援助、国家权力，超国家的司法秩序与国家贸易协定——这些理念则是组织的重要编码。在这一方面，罗慕洛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模式，它积极维持并且推动了这些自由世界幻想编码的国际化。我并不是说这种国家民族主义没有给美国利益带来麻烦或是对它加以抵抗，因为对任何对而战后时期的历史回顾都向我们表明，国家权利的巩固与双边“协定”的达成都经历了不均衡、激烈正常与暴力的进程。然而，正是通过自由世界（“对等待遇”、“自由贸易”、国族与地域“安全”，以及之后的经济“保护”与“控制”）编码的运作，即通过在一个新兴的国际交流共同体中交换象征性和物质流通物，菲律宾民族国家则促成了这种幻想情景对其他国族梦想的有效把持与挤碎效果。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这样一则案例：菲律宾作为自由主权国家的正式政治地位与作为一个独立国民经济体的经济地位都是讨价还价的手段，它被用起来取得确保竞争性本土权力与资本增长的条件。作为交换，菲律宾“自由”地将领土与军事力量投入到了冷战工程之中（例如遵循罗慕洛的建议，在朝鲜战争期间基里诺总统派遣了五千名菲律宾士兵去为美国军队提供支援），菲律宾政府因此不仅获得了政治与军事回馈，而且还收到了大量的财政报酬，这些财政报酬则成了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国家与地方精英之间长期寻租侍恩庇关系（clientelist relations）的基础。通过赋予美国企业“对等待遇”权与其他特权，菲律宾地方精英以此为交换确保了他们在农业出口产业中的垄断地位，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农民工人逐步增长的剥削。当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与巨额赤字开支共同引发严重的外汇危机时，民族主义再次成为实施进口与外汇管制体系（1949-1961）的手段。然而这些控制措施仅仅推动了奢侈品制造行业的发展，并增加了渎职和贪污的场所。依赖补贴的进口资本商品与原材料，以及政府相关企业不曾退却过的腐败，双方对产业所施加的一系列限制又导致了又一场国际收支危机，这场危机最终得到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政策——恢复自由贸易、取消控制并贬值比索（1962-1972）。反过来，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和劳工动乱为武装活动主义者与革命运动的持续壮大点了把火，它最终导致美国对费迪南德·马科斯的独裁政权对支持（1972-1986）。

虽然这只是简要地对极其错综盘旋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快速总结，但我想指出的仅仅是，在整个国家政策的变迁中，“主权”、“安全”、“发展”这类理念并不仅仅是空谈，通过菲律宾的政治组织代表，这一切都在实际中落实了下来。也机会说，菲律宾国家对国际幻想的编码部署与操弄，从根本上确保了对绝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生活的系统性剥削及压迫。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编码本身并不具备施动性，是资本主义世界系统与统治精英们的贪婪梦想造就了无数菲律宾人已然生活并将继续生活其中的宛如噩梦般的生活然而我自己的观点则是，这些幻想编码是世界系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它也是马科斯这类第三世界暴君贪婪庸俗梦想的重要组成。它们并非是与自主运作的代理者无关的手段，它们还操练着一种捕获了我们实际想象的迷人物质力量。因此就在我写作的此刻，当掠夺性的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施压，要求对伊拉克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时，菲律宾副议长劳尔·冈萨雷斯（Raul Gonzalez）引用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国际军事合作的条款，从而表明菲律宾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冈萨雷斯作为菲律宾国家代表所说的那样，“这个国家不像打仗并祈祷着和平，但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并且联合国支持，那么我们就必须遵循条约的义务。”这些国际幻想符码在联合国具体显现了出来，而正是这些菲律宾本社曾帮助创立并扩展的符码的异化，使这些条约将菲律宾行动的可能性限定在如此灾难性的结局当中。此外，正如本书其余部分将展示的那样，对符码（作为被异化的社会代理者）的组织受到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逻辑影响，对它们的实际调用和动员将对其所涉及的社会群体产生特别的后果。以这个视角来看，在罗慕洛参与奠定当今亚太地缘政治幻想的基础时，他所持有的男性气概与兄弟情谊理念对于解释过度承受的负担而言有着重要意义，菲律宾为了自身国族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背负着深重负担。

因此，本书的核心关注点是自由世界的幻想符号在当代菲律宾政治和经济中实际运用所造成的性别化、种族化和性化意义与后果。为了理解菲律宾幻想生产的动力学，我将关注一系列代表着当代菲律宾国族形构的现象，包括卖淫经济（prostitution economy）、国内工人大量外流、城市重建、推翻马科斯独裁政权的民众起义，以及试图介入这些社会境况的艺术、诗歌、历史叙事和电影等表现性作品。我分析了幻想生产的规范性场景和实践性及理想性范畴（例如，“发展”和“增长”、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依附”和“主权”等）如何显著塑造这些不同类型活动的主观和社会意义及其后果，进一步探讨它们如何在其允许的梦想形式中限制历史性变革代理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我勾画了国家想象的主导轮廓，这种想象推动并规范了菲律宾经济从卖淫产业向国内劳工出口产业的转变，以及菲律宾国家从一个专制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t）国家向一个表面上是自由经济的精英民主国家的转型。

虽然我所提到的这种幻想生产似乎是一个由单一的、进化进步逻辑所主导了的统一系统（我所主张的恰恰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世界是如何被表述出来的，以及它要求如何如何行事），我并不打算减少或忽视所有的失误、内部冲突、失败以及成功的反抗、差异化、独特性和充满混乱与偶然性的事情，这些正是构成这种幻想历史的运动的基础。本书的许多内容正是致力于幻想生产的残余，我指的是它的运作所遗留下的无法同化的残骸，以及它们使历史偏离当前胜利者方向的潜力。例如，在第一部分，我对民族国家危机管理角色的研究揭示了一些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实际上，民族国家正为控制这些力量而努力）。

因此，本书不仅对幻想生产进行了批判，还追求替代性想象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不正统历史变革可能性。虽然我以对幻想生产及其历史规则的意识形态批判为起点，但我也开始朝着另一种文化分析和历史的方向发展，这种分析和历史并不完全被必要性或权宜之计（expediency）的经验所束缚，而是冒险相信可能性。为此，我试图理论化并展示遵循那些与与欲望主体逻辑相切（tangentially）并逃离了它的梦想实践的重要性，以便书写和创造其他历史。像边缘性（marginality）概念一样，相线性（tangentiality）指的是对现存秩序的政府权力至关重要的东西，但却超出了它赋予了价值的范围。然而，不同于边缘性，切线性并不指代那些预先且持续地被排除权力领域之外的职位、地点或身份（它是支配逻辑的工具和结果）。换句话说，它并不指代一种生产性压迫的产物-对象。它指的是那些被用来构成普遍结构（如“国家”）实质内容的力量和运动，但在其边界的每一个点上，这些力量和运动又朝向其他地方，既超越了其普遍功能，又未能完全实现。因此，我所称之为“切线性”的，是那些被用来构建霸权主体与反霸权对立的集体梦想力量和运动，但它却逃避普遍与普遍化形式。

以本书的一个案子为例，反对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1972-1986）统治下霸权性的“强人”政权（这个政权策划了国家的“卖淫”经济以及菲律宾劳动力的“女性化”），而反霸权点“女性化”民众起义则象征着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领导的崛起。然而在这两个敌对的国族代表主体间——它们在一九八六年“EDSA革命“这一电视事件中的戏剧性对抗，创造了国家和国际的“历史”。在我看来，诺拉·奥诺尔的追随者几乎完全由下层阶级女性组成，她们的主观发明则为人民对力量的表演设置了一个舞台，从而为推翻马科斯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些被剥夺权利的女性的生活创造，为后来的阿基诺政府下劳动的重新组织提供了主要资源，阿基诺政府监督了国内劳动力出口产业的国族化。如我在最后一章所展现的那样，正是在诺拉·奥诺尔这个角色形象所展现出来的切线性社会运动中所捕获到的异端、“女性化”的力量，它通过新社会逻辑（sociality）的生产来为这个新国族及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提供燃料，并加以塑造。

然而，这种切线性社会运动的出现（正如福柯提醒我们的，出现“总是发生在缝隙中”）并非“人民”的自发和纯粹的自我呈现。它是幻想生产本身构成性矛盾的副产品，这些矛盾宣称其梦想的特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由阿基诺代表的暴动社区取代了国家的位置。以这种方式，切线性运动是辩证斗争的无序产物（和未被承认的中介者）。然而，它们也是从“历史”中脱落的部分，历史正是通过辩证方式形成的。

“跟随”这些运动不仅仅是将多样性与异质性民主地修复回世界当中。我既推进又偏离了世俗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这些历史将这种修复视为自身的终极目标——而我本人所提出的是一种异端的视野，即追寻受阻的历史以及尚未成型的历史。这种遥望远方的追求并不必然由乌托邦的希望所推动。相反，它们是解放性创造行为，以追求不可能却又平凡的信仰。如果文化批评要参与历史摆荡的波动中，走向与幻想生产的支配性目标相切的方向，它就必须关注活生生的社会运动中不按规矩出牌的的梦想行为，比如菲律宾人对新口味的梦想，以及对新生获的尝试。因此，《幻想的生产》在结尾去探索这些梦想行为的潜力，将其对历史进行解放性重述的实践与理论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