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后的战斗之四：一生唯一的最后的紧紧握手 | 作者 徐景洲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与父亲紧紧地亲切地握着手——昨天我去看望他时，他慢慢地把手伸向我，我也把手伸向他，我们长时间地把手握在了一起。

年近九旬的父亲，半年前中风不语，卧床不起。昏睡是他的常态，清醒时偶尔会喃喃说些听不太清的词语。母亲说，他时常说的最清楚的两句话，一是叫给我打电话，二是叫我的小名。父亲为什么只想着我？为什么只记得我的小名？虽不得而知，但至少表明，在他垂暮时光，在他混沌脑际，还顽强地坚持着一丝若即若离的情感牵挂，好像越飘越远的风筝，他用无力的手，拉扯着。

父亲性格内向，少言语，见左邻右舍多微笑而不语，对自己子女也少语言交流。而他那双宽大有力的手，在我的印象中，从没有亲切地抚摸过我们，更不用说亲切地握手了。留在记忆中的，是我们调皮时，那毫不留情的掷肉有声的打屁股的巨痛。他是所谓的“通关手”，一巴掌下去，屁股立马就会勃起五道血印子。说实话，我们小时很怕他，而他，也因为工作关系，极少在家，让我们有种莫名其妙的陌生感。又因为他是革命老干部，动辙就训我们“变修了”，特别是嫌我好读书，不爱劳动，说我“不像劳动人民”，脑子里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直到我大学毕业了，他才与我有了许多交流，喜欢与我谈天说地，说古论今，夸我最懂事。这时，他已离休多年，步入老态，不再吝于感情的表达，但紧紧地亲切地握着我的手，一反严父形象，慈父般淋漓尽致表达感情，却已是在他年近九旬、神志不清的时候了。

我是直到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在他身边时，才从母亲那儿知道父亲孤独、内向、倔强性格形成的原因的。父亲三岁死了母亲，很小的时候就给人打工，还曾经被土匪绑架过，这些都在他心灵深处留下沉重的阴影，造就了内向、孤僻的性格。后来参加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经历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解放后转业到地方，随政治运动，起伏不定，级别越降越低，工作越换越艰苦，但革命理想不改，党性原则坚守，人情世故不通，偏执固执益强。母亲举过这样的例子，有一次他到公社检查工作，中午摆了一桌简单的酒席请他，他气得把桌子掀翻了，自己拿两个馒头蹲在墙根啃。他当堤防所长时，单位所有人都发了一件雨衣，就他一人不要。单位里的人强送到家里来，他最后还是给送了回去，一直披着他那件破旧的军用雨衣。军用雨衣破了后，他竟然买了件蓑衣披上，哪儿像个老干部，简直就是个渔夫。此类事多至不胜枚举，听来可笑，想来又肃然起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这一生，公家的便宜一分没占过，吃亏的事却常有，清廉纯洁得可以作为廉政建设的标本。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们给他做的纪念影集之一页

与刻板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父亲竟然会拉京胡吹箫（文革中，趁他打成走资派蹲学习班，我把他的京胡与箫偷出来胡吹乱拉，终至全部损毁）。他还特别喜欢买语法、逻辑、写作之类的书读，书上画满了他的批注（这些书后来我下放时全带了去，成为复习考大学的宝贵资料）。还有一阵子，他买各类钢笔字帖暗暗练字。其实父亲的文化水平很低，只在小时上过一年多私塾，就这么一点文化，却成为部队里的秀才。可最终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多次提拔他，都因文化低而放弃。我想，这可能是他一直自学文科知识的原因，也是他喜欢与我交流，而且后来对我最为牵挂的原因——我不仅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洗干净了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成为我们山东老家那个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其实父亲的一生，对我来说，还有着太多的谜。但这又怨得了谁呢？我们不敢问他，而他也从不向我们谈他自己——直到他患了老年痴呆症时，才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但那已是语无伦次，像“狂人日记”一样的混乱不清了。有一次发病，他到处找刀，说眼前都是日本鬼子，又问我们要红旗，说要插在大门口——战争的记忆，在他的脑海深处深深的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十多年前，父亲患病初期，曾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个本子与几枚军功章，我没细看就收了起来。最近翻出来看，原来那本子是他写的自传！不知为何，我不忍心细看，我想，等到某一天，我会好好地把它们整理出来的。

唉！长这么大，第一次与父亲紧紧地亲切地握着手，真是百感交集。我长久地与他对视着，仿佛在读一本神秘而又熟悉的书。他也眼睛不眨地直盯着我，眼圈发红。母亲说：“你看，你爸眼窝里有泪珠儿呢！”是的，那泪珠儿晶亮晶亮，闪得我的眼睛也发起酸来，但我的泪珠却滚落到了心底里。

我随手用手机拍下我与父亲紧握在一起的手，这是一个56岁的儿子与89岁老父亲的第一次紧紧的亲切的握手，他的手竟是那么宽厚与温暖。

本文作于2012年12月27日，一个月后，父亲去世，享年90岁。

从政协副主席致的悼词中抄来的生平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