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走进走出大宅门
走进走出大宅门
——《大宅门》编导郭宝昌咏叹迷离身世
编者的话：中央电视台不久前在黄金时间热播的40集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从头至尾获得广大观众不寻常的喜爱。编导郭宝昌先生应本刊之约，在繁忙拍摄又一部力作的宝贵间隙，讲述他进入京城乐氏医药名家的大宅门后与养母的情缘，以及如何解密自己的身世。相信看过《大宅门》的读者读后会慨叹不已。他还答应就他的婚姻家庭变迁，待稍有空隙再为本刊写续篇。让我们期待着。
口述/郭宝昌 整理/柳 明
大宅门里孤独的“少爷”，精神备受压抑
1940年，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工人之家。咿呀学语时，命运转了两个弯儿之后，我成了京城著名的医药世家乐家大宅门里的“少爷”。
我的养母叫郭榕，长得俊美又聪慧。她26岁嫁给乐家四老爷时，乐四老爷已经70岁了。我编导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的李香秀就是以她为原型，白景琦则是以我养父为原型。我的养母和养父年龄虽相差那么大，但我印象中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他们不能生育，在那样的大宅门里，无子是不行的。按乐家族规，过继子嗣
《大宅门》剧照(斯琴高娃扮演二奶奶白文氏，郭宝昌扮演沈树仁)
必须在本族中挑选。我的养母自然不愿过继本族子弟，因为这样一来，她百年之后依然后继无人，遗产仍落在乐家。所以我就由一个我叫“高大妈”的把我抱到养母的娘家(当时我太小，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作为养母的侄子，跟她姓郭，叫她姑妈，由她的娘家妈带着，我管老人叫“奶奶”。奶奶过世后，姑妈把我接到乐家。从此，我与养母以母子相称。
我到了乐家，养母对我疼爱有加，无论吃喝穿戴，样样都为我想得很周到，处处呵护着我。也就是说，把我当做真正的少爷。
我那时小，分不清许多事，特别是在这个大宅门里，人多，事又特别多。但我知道，我和这个宅门里的其他孩子不一样。也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并非这个宅门里的正牌少爷，只不过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这样，我和那些孩子玩不到一块儿。事实上，这个宅门里的诸多少爷、小姐也看不起我、不搭理我。除了养母，我很少和其他人接触，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养母为了维护她的尊严，对我的出身严格保密。为此，从1942年起，养母每月都给高大妈5块大洋的保密费，解放后改成5元人民币。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保密费，只以为是养母对她的接济。不可思议的是，从1952年到1955年，也就是我12岁到15岁，这钱由我送去给高大妈。
这个高大妈，当时我只知道她是养母的街坊，家住天桥福长街三条的一个大杂院里，两间低矮的破土房，进门是一个大土炕。她很穷，但人很好，见到我，她有一种发自真心的亲热。和她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忌讳，也体验到一种亲情，感到很温暖。
那时，天桥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趁送钱之机，我必逛天桥，喝碗豆汁或吃碗老豆腐，看“飞飞飞”或套个圈什么的。这样，每次送钱我就像是过节一样高兴。在大宅门里，我哪享受得到这些啊。
解放后，乐家族规的继承法自然不攻自破。养母多次让我改姓乐，这样将来继承财产就更顺理成章了。而这时，我思想逐渐进步，心里蔑视富商，不愿做商家子弟，也就是不愿做剥削别人的人，一心要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不但不肯改姓，还拒绝股东的名分和房地产的所有权。为这，我伤透了养母的心。这点成了我们娘俩间最初的一道无形隔阂。
我上的小学有位叫侯远帆的老师，他很喜欢我，因为我自幼表现出有点儿艺术天分，在他的调教下，我一心想做话剧演员。在大宅门里，有什么喜庆事会搭戏台，请京城里的京剧名角来唱戏。当然，这只是为了开心。事实上，大宅门里的人从心底里瞧不起演戏的人，叫他们“戏子”，养母和大宅门里的人一样唾弃戏子。我想做话剧演员，自然不合我养母的心意，被她视为下九流。这在我和她之间又横了一道杠子。渐渐地，我们娘俩很难沟通，以致没什么话讲了。这样又加重了我的孤独感。
这之前，奶奶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我问她：“我爸爸哪儿去了?人家都有爸爸，我怎么总也见不到他?”她恐怖地用手比画了个“八”字，表示我爸爸是“八路”，千万不要问，说出去是会没命的。我信以为真，自然不敢再问。奶奶过世后，我再问任何人，却无一人知道此事。随着我渐渐长大，这事在我心中成为疑团。
15岁暑假的一天，我又给高大妈送钱去。她的婆婆、我叫“姨奶奶”的耳聋眼花，体弱多病，成年偎在炕上。这次，我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扯了些闲话后，高大妈要带我去逛天桥，高大爷说还有好些话要说，和高大妈争执几句后，高大爷满脸通红地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说：“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我愣住了，这是指我?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姨奶奶突然伸出两手乱摇摆着大叫：“不许说!不许说!不许再说!”虽然后来我还是和高大妈去了天桥，可这情景让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个大疑团。
回家后，我忍不住去厨房，问一直对我挺好的老保姆“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是什么意思，她支吾着像逃离瘟疫般出了厨房。过了一会儿，养母把我叫了去，似乎漫不经心地问了几句高大妈
郭宝昌的养母与孙子满月时合影
家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问：“‘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这是老保姆告诉她的，就如实讲述经过。这时，她的眼里流露出我从没见过的凶光，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随便地说：“你玩去吧，没事了。”可我回到自己的屋里不久，就见她换衣服出去了。
从此，我失去了给高大妈送钱的“资格”。
1958年春节前夕，高大妈来了。养母对她诉说了许多大宅门里生活艰难、年关不好过的话。高大妈要走，我送她出门，她一把拉住我的手：“宝，你妈知道我是来借钱的，先叫穷，堵住我的嘴。这个年我过不去了，想借40块钱。你知道高大妈疼你，你再跟你妈说说，我等着。”我进屋为高大妈向养母说了不少好话。养母非常愤怒：“早就知道她来要钱，不给!一个子儿都不给!”我又为高大妈说了些好话，她才拿出10块钱：“这都是看你的面子。”我感到尴尬，拉出床底下的小木箱，把里边我攒的钱全拿出来，约40多块钱。刚往外走，养母厉声喝住我，这时她眼里又闪动着凶光：“我给她还不成吗?”她终于拿出40元，“给她!下不为例!”我觉得养母很不近人情。
当我把钱交给高大妈时，她老泪纵横：“宝，大妈没白疼你，你救了我们……”我听后也泪流满面。
后来，我常有意无意地躲着养母，因为经历了这些，同时也认为自己长大了，明白了许多道理，越发不能接受她的意见，常常见了她不知该说什么，尽管生活上她还是这样那样为我操心，可我内心觉得在这个大宅门里是彻底孤独了。
为解密自己的身世，与养母结下隔膜
1959年夏，我报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在中戏的考场，我遇见童年时的一位邻居。他突然问：“找到你的亲生母亲了吗?”我脱口而出，“她在家呢。”他说：“那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时我才确认，我还有一位亲生母亲，可我不知道该去问谁，该到哪里去找。
1962年春节前，高大妈忽然来送信说：“你姨奶奶不行了，死前一定要见见你。”于是我与养母一起坐车到天桥那个大杂院。那时，我已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学生，穿得很阔气，一下子轰动了大杂院。姨奶奶听说我来了，扔了正拿着扫炕的笤帚，两只手在空中乱抓。我发现她已失明了，忙把手递过去。她一把将我拉到她的怀里，紧紧搂住我，直到我离开。我已感觉不到少年时的温馨，浑身不自在，甚至嫌他们家太脏，受不了屋里劣等的烟草味。我见养母的眼里一片冷漠，甚至还有敌视。我们要走了，姨奶奶像受了惊吓似的死命抱住我：“别走!我再也见不着你了吧?我活不了几天了啊……”在高大妈的帮助下，我终于挣脱出来。果然几天后，姨奶奶死了。我和养母都没去。
1964年元旦刚过，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来了。我出身不好，被卷了进去，送农场改造。这时我忽发奇想：假如我出身工人家庭是否可减免我的刑罚?这当然是一种投机心理。
大年除夕，我回家向养母叩头辞岁，接过她给的“压岁钱”后，鼓足勇气，但眼睛不敢直视她，问：“我的亲生父母、我的家人还在吗?”
养母一下子惊呆了，两眼直直地望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屋里的气氛很紧张。过了好一会她才平静下来：“你不是要去理发吗?去吧。回来我跟你说。”
我拿的理发票是夜里12点半的，回来已近1点，养母在屋里等我。我再次问她，她却说没什么可说的。我催问，她才
郭宝昌16岁时与养母合影
告诉我，我亲爸爸早死了，我妈妈把我卖到郭家，前两年也死了，我的卖身契烧了，因为我妈妈死了，留着没用。她说这些对我这么重要的事时像说死了一只鸡那么简单和平静。说完，她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问：“知道高大妈是你什么人吗?”见我茫然，又说，“是你三姨，你的亲三姨!”然后回了她的北屋。我惊愕了半晌，终于趴在床上痛哭失声……
第二天年初一，高大妈来拜年，见我们母子脸色都不好。我送她出门时悄悄地让她到儿童剧场门口等我。我回屋后有意磨蹭了一会儿。才说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在约定地点见到高大妈，我直接追问我的亲生父母和家里的其他人都在哪里，她开始怪我：“怎么问我这个?你这孩子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我突然说：“我知道你是我亲三姨，你不说我也知道!”
我的三姨来自农村，生长在城市的底层，没文化。她一听我这么说，不管不顾地扯开嗓门、甩着胳臂大叫：“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啦?你怎么知道的呀?”她这一表现招来了许多人围观。我赶快拉她到一处僻静地方，又追问。她这才战战兢兢地告诉我前后经过。
原来，我的父亲姓李，母亲姓崔。我叫李宝常，两岁时父亲冻饿死于街头，我被母亲以80块大洋卖到沙城火车站站长吴家，改姓吴。我三姨觉得80块大洋卖得很便宜了，把我赎了回来，转手以200块大洋把我卖给了郭家，也就是我养母的娘家。我妈妈自己也被骗了，被卖到宣化的张家，后来不堪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解放后又改嫁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还有一个大我3岁的哥哥和一个妹妹。有一回，我的生母来北京找我，跟我的养母碰到一块儿了，三姨差点儿吓死。从那以后，三姨就对我养母说我妈妈死了，好让我养母放心。
我听完后问：“他们现在哪里?”三姨说不知道。我恳切求她：“三姨，帮我找到他们，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您。”三姨犹豫一下答应了。
我把这一切都汇报给农场的管理干部，哪知他还是说我吃的是剥削饭，早已变质。但我要找到亲人的念头没死。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堂房二哥乐松生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首先带头放弃了股息。我又感到立功的时刻到了，坚定地动员养母放弃。她不肯。经我苦口婆心劝告，她答应放弃一半。当我再劝她时，她终于翻脸了：“宝昌，你不就是觉得当资本家可耻吗?我就是资本家。你觉得有我这么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你可以不认!你自食其力成你的家，过你的日子去!若还念及母子之情，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你不愿来也无所谓!”
她这不是把我轰出家门吗?我拿起破书包就走，临出门时摔下一句话：“我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儿!”
“文化大革命”里，只凭我的出身日子就不会好过，又何况在大宅门里还养成了一些不易就范的脾气，日子更不好过了。这时，我自然没法再寻找我的亲生母亲，也和养母断了联系。
1969年初我终于被宣布“没事了”。又是大年除夕，我很想知道养母怎么样了，来到东华门旧居。这里已成为大杂院，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我想到养母过去曾在前外草场四条买了一所房子，就奔了过去。岂料只见门口挂了一块牌子：草场四条革命居民委员会。我走进去，一位老大妈听说我找郭榕，认出是我。从她那儿，我得知养母已搬到一处简易房。我又奔了去，走到门口，见她正在卖箱子。她见到我，像见到天外来的怪物似的，怔了一会儿才让我进她住的屋子。这是一间七平方米低矮、简陋的小屋。我告诉她我放出来了，宣布我没事了。让我一愣的是，她说：“没事就好，好好改造吧。大家都得改造。”然后又告诉我，因为她出身贫农，是卖到乐家的，红卫兵对她挺好的。还说我应该去看看我三姨：“没有你三姨也没有咱们这段缘分。当年把你卖到沙城，你三姨借了80块大洋把你赎回来，我花了200大洋买了你。你三姨夫赚了120块大洋!”这时我的心里乱成一团麻。
“可是……咱们的缘分到头了。”养母这话实际是让我主动表示回到她身边，但我倔着劲，非让她承认过去我让她放弃股息是对的不可，她又不肯承认，这样我又觉得和她没法沟通，起身要走。
她突然冲过来抱住我：“宝昌!你别走。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然后告诉我她怎么到处打听我的下落，说着说着她哭了。以她过去的尊贵和权势，能这样很不容易了。可我还坚持让她承认她过去错了。她又不说话了。我毅然开门走了出去。
我去找我的三姨，正赶上三姨和三姨夫在吃饺子。三姨夫问我今后的打算，是和我养母过呢，还是和他们一起过。
我表示要找到我的亲生母亲，而且也把心里对他的反感——他在我身上赚了120块大洋——摔了出来。说完我离开了。大过年的，我心里当然很不是滋味。
世上的事就有这么巧。1969年3月，我在张家口腰占堡4619分队干校劳动，有封信挂在连部门口一个多月没人领。排长让各班轮着看，传到我手一看，我见寄信人的地址是我三姨家，就大着胆子把信拆了。原来是我的亲哥哥写来的，他写的是我原来的名字，他找了我30年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还有个姐姐，她15岁时被我妈妈卖到窑子里。这给我的打击非常大，我苦苦寻找了几十年的生母在我心中一下子彻底毁了。我恨她!后来我托人在唐山找到姐姐，她不认我们，包括我这也是被卖的弟弟。
后来我才知道哥哥是怎么找到我的。一次，我的舅老爷来京办事，偶然掀开三姨的炕席想找纸卷烟，发现我写给三姨的信，他拿走了我的地址。就这样，我们手足兄弟——一个是在接受改造的资本家子弟，一个是农村的生产队长，有点儿悲壮地聚在一起。哥哥告诉我，我们的妈妈每年都到北京找我，三姨告诉她我进了监狱，发配到云南，死在那儿了。
但我还是要看一眼我的生母，当然这绝不是我想她，而是好奇心作怪。其实，这时候我一直很惦念我的养母，因为一个少年时的朋友来看我，说我养母想我哭得双眼几近失明。我趁女友回京，委托她代我去探望养母。头回，养母说不认识我，早就断了关系，也不想再来往。我和女友再去，这次养母很热情。她的眼疾虽说得到了控制，但仍没恢复。她张罗着给我做了一大饭盒土豆沙拉。我吃在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
我假借回老家看我贫穷生母的名义请了探亲假，其实是先和养母在一起。三年前离家的不愉快全忘光了，我们母子抱在一起，互相嘱咐“不哭，不哭”。
快乐的两天一眨眼过去了，我不得不告诉养母我是以回老家看望生母的名义回来的，必须去一趟老家。我想她理解我，也就没太注意她细微的心理。
老家的贫穷是我没亲眼看到绝对无法想象的。我的亲生母亲只是一个劲儿地向我诉苦，哭，要跟我走。我坚决拒绝。这是我被亲生母亲卖后一生中与她惟一的一次见面。
我回来后，听到养母在屋里狠狠地自言自语：“狼，养了一只狼!狼是喂不熟的!”我知道坏了!我想对她解释，告诉她……但不知为什么说不出口。这种误会，使我们之间过去为放弃股息等事的不理解上升成了终身的隔膜。以后，她一直耿耿于怀，临终说的最后一句话“无牵挂”就是证明。那时我正从工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往回赶的半路上，三姨在她身边。我听三姨告诉我她说的这句话，我明白这三个字是冲我说的。我更明白，她不是不想我，是恨到了极点地想我!我听后十分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把我回老家看生母的真实心意向她细细说清楚……
养母就这样带着对我的爱和恨走了。
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我用《大宅门》祭奠我的养母
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深刻地体验到我生活在其中的大宅门的不一般，它太复杂，让我不由得要想很多。我学了我的养父四老爷的不少坏毛病，一身反骨，对我的养母总是扭着来，一次次让她伤心，我却浑然不觉。当认真抚心自问时，我深知她是真心疼爱我，甚至太宠爱我。直到14岁，我每晚还要养母哄睡觉，我睡熟之后，养母才悄然离去。每夜3点钟，她都要到我的屋里给我盖一次被、关好窗户。高二时我留了一级，为此我喝得大醉，号啕大哭。她轻轻地对我说：“留了级心里不好受是吗?你还小，再上一年怕什么?”从我记事以来，她不曾骂我一句，更没打过我一下，不少时候她对我的浑总是温和一笑，并不
郭宝昌的三姨
较真。这大约和她对我的养父太理解和谅解有关。在我14岁时，她教我学喝酒，16岁时教我学抽烟，还说这些都是做“爷”的要会的，不然就没法应付家庭内外的社交活动。她还说不会花钱的人就不会挣钱，告诉我钱只要花得是地方多少都该花，等等。她以她特殊的方式培养我，让我长见识，也让我想想为什么有人这样而有人又那样，让我懂得人生的复杂性和到底该怎么做人。这些对我后来从事艺术肯定是有帮助的。
事实上，我从16岁起就开始写小说，名字是《大宅门》，就以我生活的大宅门为原型。那时写，不单是因为我喜爱写，更因为在大宅门里，我有太多的失落、压抑、孤独、痛苦，远没一般孩子起码的快乐。我心里憋着太多的话，要说，又没处说，只好拿起笔对着纸说，也就是说给自己听。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我今天在电影或电视剧上能有一点儿作为，我想该感谢我曾经历的那些苦难。
养母不但疼爱我，对我的孩子也疼得心肝宝贝似的。我认为她疼得太过分。我想她除了有隔代亲的通病外，也是她这一生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尽管我不是她亲生的，可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人叫她“妈”。我不能让我的儿子把她累垮，不得不把孩子接到我身边。她又不畏劳顿自己一个人到广西来看孙子。
现在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已和广大观众见面。若让我回答为什么一定要写和导这部戏，我想除了我熟悉这种生活之外，我也想把这部戏作为对我养母的一种感念，或说是作为一种祭奠献给她，报答她的养育之恩。毕竟，那种生活给了我非同一般的教育。任何一种教育，只要你真正掌握了它于人类有益的东西，都是可取的。
但我还是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有正常的童年、少年，以及幸福的家庭生活。
责任编辑：柳 明
(郭宝昌 柳 明)
——《大宅门》编导郭宝昌咏叹迷离身世
编者的话：中央电视台不久前在黄金时间热播的40集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从头至尾获得广大观众不寻常的喜爱。编导郭宝昌先生应本刊之约，在繁忙拍摄又一部力作的宝贵间隙，讲述他进入京城乐氏医药名家的大宅门后与养母的情缘，以及如何解密自己的身世。相信看过《大宅门》的读者读后会慨叹不已。他还答应就他的婚姻家庭变迁，待稍有空隙再为本刊写续篇。让我们期待着。
口述/郭宝昌 整理/柳 明
大宅门里孤独的“少爷”，精神备受压抑
1940年，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工人之家。咿呀学语时，命运转了两个弯儿之后，我成了京城著名的医药世家乐家大宅门里的“少爷”。
我的养母叫郭榕，长得俊美又聪慧。她26岁嫁给乐家四老爷时，乐四老爷已经70岁了。我编导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的李香秀就是以她为原型，白景琦则是以我养父为原型。我的养母和养父年龄虽相差那么大，但我印象中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他们不能生育，在那样的大宅门里，无子是不行的。按乐家族规，过继子嗣
《大宅门》剧照(斯琴高娃扮演二奶奶白文氏，郭宝昌扮演沈树仁)
必须在本族中挑选。我的养母自然不愿过继本族子弟，因为这样一来，她百年之后依然后继无人，遗产仍落在乐家。所以我就由一个我叫“高大妈”的把我抱到养母的娘家(当时我太小，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作为养母的侄子，跟她姓郭，叫她姑妈，由她的娘家妈带着，我管老人叫“奶奶”。奶奶过世后，姑妈把我接到乐家。从此，我与养母以母子相称。
我到了乐家，养母对我疼爱有加，无论吃喝穿戴，样样都为我想得很周到，处处呵护着我。也就是说，把我当做真正的少爷。
我那时小，分不清许多事，特别是在这个大宅门里，人多，事又特别多。但我知道，我和这个宅门里的其他孩子不一样。也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并非这个宅门里的正牌少爷，只不过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这样，我和那些孩子玩不到一块儿。事实上，这个宅门里的诸多少爷、小姐也看不起我、不搭理我。除了养母，我很少和其他人接触，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养母为了维护她的尊严，对我的出身严格保密。为此，从1942年起，养母每月都给高大妈5块大洋的保密费，解放后改成5元人民币。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保密费，只以为是养母对她的接济。不可思议的是，从1952年到1955年，也就是我12岁到15岁，这钱由我送去给高大妈。
这个高大妈，当时我只知道她是养母的街坊，家住天桥福长街三条的一个大杂院里，两间低矮的破土房，进门是一个大土炕。她很穷，但人很好，见到我，她有一种发自真心的亲热。和她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忌讳，也体验到一种亲情，感到很温暖。
那时，天桥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趁送钱之机，我必逛天桥，喝碗豆汁或吃碗老豆腐，看“飞飞飞”或套个圈什么的。这样，每次送钱我就像是过节一样高兴。在大宅门里，我哪享受得到这些啊。
解放后，乐家族规的继承法自然不攻自破。养母多次让我改姓乐，这样将来继承财产就更顺理成章了。而这时，我思想逐渐进步，心里蔑视富商，不愿做商家子弟，也就是不愿做剥削别人的人，一心要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不但不肯改姓，还拒绝股东的名分和房地产的所有权。为这，我伤透了养母的心。这点成了我们娘俩间最初的一道无形隔阂。
我上的小学有位叫侯远帆的老师，他很喜欢我，因为我自幼表现出有点儿艺术天分，在他的调教下，我一心想做话剧演员。在大宅门里，有什么喜庆事会搭戏台，请京城里的京剧名角来唱戏。当然，这只是为了开心。事实上，大宅门里的人从心底里瞧不起演戏的人，叫他们“戏子”，养母和大宅门里的人一样唾弃戏子。我想做话剧演员，自然不合我养母的心意，被她视为下九流。这在我和她之间又横了一道杠子。渐渐地，我们娘俩很难沟通，以致没什么话讲了。这样又加重了我的孤独感。
这之前，奶奶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我问她：“我爸爸哪儿去了?人家都有爸爸，我怎么总也见不到他?”她恐怖地用手比画了个“八”字，表示我爸爸是“八路”，千万不要问，说出去是会没命的。我信以为真，自然不敢再问。奶奶过世后，我再问任何人，却无一人知道此事。随着我渐渐长大，这事在我心中成为疑团。
15岁暑假的一天，我又给高大妈送钱去。她的婆婆、我叫“姨奶奶”的耳聋眼花，体弱多病，成年偎在炕上。这次，我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扯了些闲话后，高大妈要带我去逛天桥，高大爷说还有好些话要说，和高大妈争执几句后，高大爷满脸通红地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说：“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我愣住了，这是指我?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姨奶奶突然伸出两手乱摇摆着大叫：“不许说!不许说!不许再说!”虽然后来我还是和高大妈去了天桥，可这情景让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个大疑团。
回家后，我忍不住去厨房，问一直对我挺好的老保姆“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是什么意思，她支吾着像逃离瘟疫般出了厨房。过了一会儿，养母把我叫了去，似乎漫不经心地问了几句高大妈
郭宝昌的养母与孙子满月时合影
家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问：“‘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这是老保姆告诉她的，就如实讲述经过。这时，她的眼里流露出我从没见过的凶光，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随便地说：“你玩去吧，没事了。”可我回到自己的屋里不久，就见她换衣服出去了。
从此，我失去了给高大妈送钱的“资格”。
1958年春节前夕，高大妈来了。养母对她诉说了许多大宅门里生活艰难、年关不好过的话。高大妈要走，我送她出门，她一把拉住我的手：“宝，你妈知道我是来借钱的，先叫穷，堵住我的嘴。这个年我过不去了，想借40块钱。你知道高大妈疼你，你再跟你妈说说，我等着。”我进屋为高大妈向养母说了不少好话。养母非常愤怒：“早就知道她来要钱，不给!一个子儿都不给!”我又为高大妈说了些好话，她才拿出10块钱：“这都是看你的面子。”我感到尴尬，拉出床底下的小木箱，把里边我攒的钱全拿出来，约40多块钱。刚往外走，养母厉声喝住我，这时她眼里又闪动着凶光：“我给她还不成吗?”她终于拿出40元，“给她!下不为例!”我觉得养母很不近人情。
当我把钱交给高大妈时，她老泪纵横：“宝，大妈没白疼你，你救了我们……”我听后也泪流满面。
后来，我常有意无意地躲着养母，因为经历了这些，同时也认为自己长大了，明白了许多道理，越发不能接受她的意见，常常见了她不知该说什么，尽管生活上她还是这样那样为我操心，可我内心觉得在这个大宅门里是彻底孤独了。
为解密自己的身世，与养母结下隔膜
1959年夏，我报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在中戏的考场，我遇见童年时的一位邻居。他突然问：“找到你的亲生母亲了吗?”我脱口而出，“她在家呢。”他说：“那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时我才确认，我还有一位亲生母亲，可我不知道该去问谁，该到哪里去找。
1962年春节前，高大妈忽然来送信说：“你姨奶奶不行了，死前一定要见见你。”于是我与养母一起坐车到天桥那个大杂院。那时，我已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学生，穿得很阔气，一下子轰动了大杂院。姨奶奶听说我来了，扔了正拿着扫炕的笤帚，两只手在空中乱抓。我发现她已失明了，忙把手递过去。她一把将我拉到她的怀里，紧紧搂住我，直到我离开。我已感觉不到少年时的温馨，浑身不自在，甚至嫌他们家太脏，受不了屋里劣等的烟草味。我见养母的眼里一片冷漠，甚至还有敌视。我们要走了，姨奶奶像受了惊吓似的死命抱住我：“别走!我再也见不着你了吧?我活不了几天了啊……”在高大妈的帮助下，我终于挣脱出来。果然几天后，姨奶奶死了。我和养母都没去。
1964年元旦刚过，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来了。我出身不好，被卷了进去，送农场改造。这时我忽发奇想：假如我出身工人家庭是否可减免我的刑罚?这当然是一种投机心理。
大年除夕，我回家向养母叩头辞岁，接过她给的“压岁钱”后，鼓足勇气，但眼睛不敢直视她，问：“我的亲生父母、我的家人还在吗?”
养母一下子惊呆了，两眼直直地望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屋里的气氛很紧张。过了好一会她才平静下来：“你不是要去理发吗?去吧。回来我跟你说。”
我拿的理发票是夜里12点半的，回来已近1点，养母在屋里等我。我再次问她，她却说没什么可说的。我催问，她才
郭宝昌16岁时与养母合影
告诉我，我亲爸爸早死了，我妈妈把我卖到郭家，前两年也死了，我的卖身契烧了，因为我妈妈死了，留着没用。她说这些对我这么重要的事时像说死了一只鸡那么简单和平静。说完，她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问：“知道高大妈是你什么人吗?”见我茫然，又说，“是你三姨，你的亲三姨!”然后回了她的北屋。我惊愕了半晌，终于趴在床上痛哭失声……
第二天年初一，高大妈来拜年，见我们母子脸色都不好。我送她出门时悄悄地让她到儿童剧场门口等我。我回屋后有意磨蹭了一会儿。才说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在约定地点见到高大妈，我直接追问我的亲生父母和家里的其他人都在哪里，她开始怪我：“怎么问我这个?你这孩子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我突然说：“我知道你是我亲三姨，你不说我也知道!”
我的三姨来自农村，生长在城市的底层，没文化。她一听我这么说，不管不顾地扯开嗓门、甩着胳臂大叫：“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啦?你怎么知道的呀?”她这一表现招来了许多人围观。我赶快拉她到一处僻静地方，又追问。她这才战战兢兢地告诉我前后经过。
原来，我的父亲姓李，母亲姓崔。我叫李宝常，两岁时父亲冻饿死于街头，我被母亲以80块大洋卖到沙城火车站站长吴家，改姓吴。我三姨觉得80块大洋卖得很便宜了，把我赎了回来，转手以200块大洋把我卖给了郭家，也就是我养母的娘家。我妈妈自己也被骗了，被卖到宣化的张家，后来不堪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解放后又改嫁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还有一个大我3岁的哥哥和一个妹妹。有一回，我的生母来北京找我，跟我的养母碰到一块儿了，三姨差点儿吓死。从那以后，三姨就对我养母说我妈妈死了，好让我养母放心。
我听完后问：“他们现在哪里?”三姨说不知道。我恳切求她：“三姨，帮我找到他们，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您。”三姨犹豫一下答应了。
我把这一切都汇报给农场的管理干部，哪知他还是说我吃的是剥削饭，早已变质。但我要找到亲人的念头没死。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堂房二哥乐松生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首先带头放弃了股息。我又感到立功的时刻到了，坚定地动员养母放弃。她不肯。经我苦口婆心劝告，她答应放弃一半。当我再劝她时，她终于翻脸了：“宝昌，你不就是觉得当资本家可耻吗?我就是资本家。你觉得有我这么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你可以不认!你自食其力成你的家，过你的日子去!若还念及母子之情，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你不愿来也无所谓!”
她这不是把我轰出家门吗?我拿起破书包就走，临出门时摔下一句话：“我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儿!”
“文化大革命”里，只凭我的出身日子就不会好过，又何况在大宅门里还养成了一些不易就范的脾气，日子更不好过了。这时，我自然没法再寻找我的亲生母亲，也和养母断了联系。
1969年初我终于被宣布“没事了”。又是大年除夕，我很想知道养母怎么样了，来到东华门旧居。这里已成为大杂院，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我想到养母过去曾在前外草场四条买了一所房子，就奔了过去。岂料只见门口挂了一块牌子：草场四条革命居民委员会。我走进去，一位老大妈听说我找郭榕，认出是我。从她那儿，我得知养母已搬到一处简易房。我又奔了去，走到门口，见她正在卖箱子。她见到我，像见到天外来的怪物似的，怔了一会儿才让我进她住的屋子。这是一间七平方米低矮、简陋的小屋。我告诉她我放出来了，宣布我没事了。让我一愣的是，她说：“没事就好，好好改造吧。大家都得改造。”然后又告诉我，因为她出身贫农，是卖到乐家的，红卫兵对她挺好的。还说我应该去看看我三姨：“没有你三姨也没有咱们这段缘分。当年把你卖到沙城，你三姨借了80块大洋把你赎回来，我花了200大洋买了你。你三姨夫赚了120块大洋!”这时我的心里乱成一团麻。
“可是……咱们的缘分到头了。”养母这话实际是让我主动表示回到她身边，但我倔着劲，非让她承认过去我让她放弃股息是对的不可，她又不肯承认，这样我又觉得和她没法沟通，起身要走。
她突然冲过来抱住我：“宝昌!你别走。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然后告诉我她怎么到处打听我的下落，说着说着她哭了。以她过去的尊贵和权势，能这样很不容易了。可我还坚持让她承认她过去错了。她又不说话了。我毅然开门走了出去。
我去找我的三姨，正赶上三姨和三姨夫在吃饺子。三姨夫问我今后的打算，是和我养母过呢，还是和他们一起过。
我表示要找到我的亲生母亲，而且也把心里对他的反感——他在我身上赚了120块大洋——摔了出来。说完我离开了。大过年的，我心里当然很不是滋味。
世上的事就有这么巧。1969年3月，我在张家口腰占堡4619分队干校劳动，有封信挂在连部门口一个多月没人领。排长让各班轮着看，传到我手一看，我见寄信人的地址是我三姨家，就大着胆子把信拆了。原来是我的亲哥哥写来的，他写的是我原来的名字，他找了我30年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还有个姐姐，她15岁时被我妈妈卖到窑子里。这给我的打击非常大，我苦苦寻找了几十年的生母在我心中一下子彻底毁了。我恨她!后来我托人在唐山找到姐姐，她不认我们，包括我这也是被卖的弟弟。
后来我才知道哥哥是怎么找到我的。一次，我的舅老爷来京办事，偶然掀开三姨的炕席想找纸卷烟，发现我写给三姨的信，他拿走了我的地址。就这样，我们手足兄弟——一个是在接受改造的资本家子弟，一个是农村的生产队长，有点儿悲壮地聚在一起。哥哥告诉我，我们的妈妈每年都到北京找我，三姨告诉她我进了监狱，发配到云南，死在那儿了。
但我还是要看一眼我的生母，当然这绝不是我想她，而是好奇心作怪。其实，这时候我一直很惦念我的养母，因为一个少年时的朋友来看我，说我养母想我哭得双眼几近失明。我趁女友回京，委托她代我去探望养母。头回，养母说不认识我，早就断了关系，也不想再来往。我和女友再去，这次养母很热情。她的眼疾虽说得到了控制，但仍没恢复。她张罗着给我做了一大饭盒土豆沙拉。我吃在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
我假借回老家看我贫穷生母的名义请了探亲假，其实是先和养母在一起。三年前离家的不愉快全忘光了，我们母子抱在一起，互相嘱咐“不哭，不哭”。
快乐的两天一眨眼过去了，我不得不告诉养母我是以回老家看望生母的名义回来的，必须去一趟老家。我想她理解我，也就没太注意她细微的心理。
老家的贫穷是我没亲眼看到绝对无法想象的。我的亲生母亲只是一个劲儿地向我诉苦，哭，要跟我走。我坚决拒绝。这是我被亲生母亲卖后一生中与她惟一的一次见面。
我回来后，听到养母在屋里狠狠地自言自语：“狼，养了一只狼!狼是喂不熟的!”我知道坏了!我想对她解释，告诉她……但不知为什么说不出口。这种误会，使我们之间过去为放弃股息等事的不理解上升成了终身的隔膜。以后，她一直耿耿于怀，临终说的最后一句话“无牵挂”就是证明。那时我正从工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往回赶的半路上，三姨在她身边。我听三姨告诉我她说的这句话，我明白这三个字是冲我说的。我更明白，她不是不想我，是恨到了极点地想我!我听后十分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把我回老家看生母的真实心意向她细细说清楚……
养母就这样带着对我的爱和恨走了。
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我用《大宅门》祭奠我的养母
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深刻地体验到我生活在其中的大宅门的不一般，它太复杂，让我不由得要想很多。我学了我的养父四老爷的不少坏毛病，一身反骨，对我的养母总是扭着来，一次次让她伤心，我却浑然不觉。当认真抚心自问时，我深知她是真心疼爱我，甚至太宠爱我。直到14岁，我每晚还要养母哄睡觉，我睡熟之后，养母才悄然离去。每夜3点钟，她都要到我的屋里给我盖一次被、关好窗户。高二时我留了一级，为此我喝得大醉，号啕大哭。她轻轻地对我说：“留了级心里不好受是吗?你还小，再上一年怕什么?”从我记事以来，她不曾骂我一句，更没打过我一下，不少时候她对我的浑总是温和一笑，并不
郭宝昌的三姨
较真。这大约和她对我的养父太理解和谅解有关。在我14岁时，她教我学喝酒，16岁时教我学抽烟，还说这些都是做“爷”的要会的，不然就没法应付家庭内外的社交活动。她还说不会花钱的人就不会挣钱，告诉我钱只要花得是地方多少都该花，等等。她以她特殊的方式培养我，让我长见识，也让我想想为什么有人这样而有人又那样，让我懂得人生的复杂性和到底该怎么做人。这些对我后来从事艺术肯定是有帮助的。
事实上，我从16岁起就开始写小说，名字是《大宅门》，就以我生活的大宅门为原型。那时写，不单是因为我喜爱写，更因为在大宅门里，我有太多的失落、压抑、孤独、痛苦，远没一般孩子起码的快乐。我心里憋着太多的话，要说，又没处说，只好拿起笔对着纸说，也就是说给自己听。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我今天在电影或电视剧上能有一点儿作为，我想该感谢我曾经历的那些苦难。
养母不但疼爱我，对我的孩子也疼得心肝宝贝似的。我认为她疼得太过分。我想她除了有隔代亲的通病外，也是她这一生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尽管我不是她亲生的，可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人叫她“妈”。我不能让我的儿子把她累垮，不得不把孩子接到我身边。她又不畏劳顿自己一个人到广西来看孙子。
现在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已和广大观众见面。若让我回答为什么一定要写和导这部戏，我想除了我熟悉这种生活之外，我也想把这部戏作为对我养母的一种感念，或说是作为一种祭奠献给她，报答她的养育之恩。毕竟，那种生活给了我非同一般的教育。任何一种教育，只要你真正掌握了它于人类有益的东西，都是可取的。
但我还是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有正常的童年、少年，以及幸福的家庭生活。
责任编辑：柳 明
(郭宝昌 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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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 赞了这篇日记 2013-03-06 07: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