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郭茅巴老曹”之说是怎样产生的
“鲁郭茅巴老曹”之说是怎样产生的
程光炜
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尊为大师级的现代作家，通称为“鲁、郭、茅、巴、老、曹”。追溯这一命名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确立思想文化秩序的努力。
１９３６年秋，鲁迅的突然辞世，凸显了这根擎天之柱坍塌后中国左翼文坛的悬空状态。孙伏园一句话概括了人们当时的惊慌失措：“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得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孙伏园：《哭鲁迅》）
在时间无尽的长河中，鲁迅之死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但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却包含和预示着必然性的内容：命名。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在国民党政权的连续血腥镇压和疯狂迫害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边缘。国民党政府试图从文化和军事两个方面剥夺和取消中国
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但一向批判国民党思想政策的鲁迅，则无疑是蒋统区内实施上述文化企图的极大屏障。因为，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鲁迅不独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还是广大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人”，是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去世当然就不只是中国左翼文坛的巨大损失，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所以，刚刚得知他辞世的消息，毛泽东就通过冯雪峰把自己列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延安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鲁迅周年忌日，延安又发起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自到场讲话，这个讲话，后来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发表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出版的《七月》杂志。（林志浩：《鲁迅传》）这一系列行动反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命名的热情和渴望，当然也反映了无名可“命”的焦虑。
１９３８：武汉提名始末
就在这个历史空档，郭沫若出现了。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阔别１０年的他，从日本横滨乘“皇后号”客轮回到已陷入战火的中国。作为北伐战争以来的风云人物，郭沫若当年的流亡和今天的归来一样都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要受制于国共两党力量的制衡。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归来”才成为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重镇的“号外”新闻。
虽然在《洪波曲》中，郭沫若曾把他流亡生活的结束很潇洒地概括为“归去来”三个字，但事实上，自打他重新登上３０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他的行动已经成为一个极富政治文化含意的象征性符号，包括他的去从，都由不得他自己了。
国共两党都深深懂得这时借重郭沫若的重要性。１９３７年春，张群、何应钦忽然想起他与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便敦促蒋介石取消对郭的“通缉令”。随后，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口气颇为急切，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不仅如此。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下午，当郭沫若乘坐的船刚刚停靠上海公和祥码头，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即受命前往迎接。虽然他当时借机“逃脱”，但随后的时日，即陷入与国民党上层“迎来送往”的“车轮大战”中：８月，赴昆山叩访陈诚、冯玉祥、薛岳和黄琪翔诸将领；９月下旬，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见张群，并由他出面约见孙科、汪精卫、邵力子、陈铭枢等人……
在国民党方面紧锣密鼓地拉拢郭沫若的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在积极与他接洽并做有关安排。潘汉年是在郭归国３天后才得知消息的，但他的动作却不算慢。据夏衍回忆，“沫若回到上海大约１０天后”，潘汉年向“我传达了恩来同志的口信，由于当时已经考虑到《新华日报》不可能很快出版，所以明确地决定，由上海‘文救’出一张报纸”，由郭沫若担当社长。另外，“我和阿英轮值，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一次，并把他的情况随时告诉汉年。”（夏衍：《懒寻旧梦录》）
《郭沫若传》和《郭沫若自传》等书也为我们留下了郭由广州北迁武汉后与共产党要人之间频繁往来的非常翔实的记录，现抄录如下：１９３８年１月９日晚，刚到武汉就参加了周恩来、叶挺、王明、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２９日，收到周恩来“一起过年”的邀请函（《周恩来书信选》）；郭因不满国民党在第三厅安插特务，一甩手去了长沙。又是周恩来派正与他处于热恋之中的于立群前去接驾，郭在《郭沫若自传》中写道：“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周恩来甚至还想到，“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不可谓不细心周到，关怀备至了。
围绕郭沫若，国共双方之间进行的与其说是一场“礼遇之战”，还不如说是一场对“命名权”的争夺，而在这方面，后者似乎永远都更胜前者一筹。１９３８年夏，就在国民党非常笨拙地给了郭沫若一个偏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位的同时，共产党在内部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开局，共产党人周恩来就明显占了蒋介石的上风。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厅长”只是一个官僚意义上的职务，任何人都可以干，不妨说还有“不干净”之嫌；而文化界“领袖”则无疑是社会道义的担当者也即道统的化身，它很大程度只能在公认的少数几个比较“干净”的知识精英中间产生。因此，“领袖”往往比“厅长”更容易获得人民大众的尊敬，在社会伦理和心灵的层面上得到普遍认同。
３年后，在重庆举行的郭沫若５０寿辰的庆典上，周恩来更是巧妙地发挥了他对文化领袖的想象，把鲁迅这个中断的中国式的政治叙事与郭沫若这后一个政治叙事衔接了起来，他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毛泽东评价鲁迅
认真考辩起来，毛泽东可能是在井冈山时期开始注意鲁迅的。１９３３年１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实际没有决定权的空衔。赋闲状态的毛泽东在瑞金山洼中听左翼文艺家冯雪峰大谈“鲁迅经”。大概是个人“遭遇”触动了毛泽东的心弦罢，鲁迅引起了他情感上很深的共鸣。对鲁迅的斗争、写作、身体状况、结交的友人以及生活习惯，毛泽东都非常关心，反复询问。毛泽东与鲁迅从未见过面，也不曾有直接的个人接触，但两人的心似乎是相通的。毛泽东对冯雪峰等给鲁迅出题目写文章感到惊讶，但当听到冯雪峰说，“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时，沉闷已久的毛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
但毛泽东对鲁迅书面上的正式评价，却是１９３７年底在延安风沙弥漫的操场上做出的。毛在这篇由大漠记录、后来刊发在《七月》杂志第四集第二期上题为《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
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纵观毛泽东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其他历史人物，一口气连用了９个“最”的措辞，并冠之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３个头衔的现象，是绝无仅有和令人吃惊的。
周扬的作用
１９４９年以后，周扬实际成为新文艺界的“文化班头”，他的一言一行比被称为文化班头的郭沫若更能准确地反映中共上层的意图、愿望和信息。周扬１９４９年７月２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他代表中共所作的首次正式评论。他说，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政治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始终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在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了不懈的尝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还没有很好结合。而在解放区，由于有了１９４２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有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具体指导，由于有了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权，“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
在五四先驱如陈独秀、胡适等从建国后政治文化政策的调整中纷纷“落马”的大背景中，这种评论显然“保护”了鲁迅。如果说毛泽东、周恩来是想通过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文学界头领在国民党的统治心脏建立另一条“文化战线”，凸显出声东击西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策略性目的的话，周扬则是将前者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具体落实到对文化界的“改造”、“利用”的环节之上。当时成功实践了《讲话》精神的作家仅有赵树理等寥寥数人，建国初年的文艺界一时“大腕”稀少，门庭冷落，鲁、郭、茅、巴、老、曹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在广大文学艺术家中的号召力是自不待言的；周扬是新文学阵营中人，他的阐释和评论对完成文学大师在新、旧社会之间的“转型”，有着政治家们无法发挥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周扬５０、６０年代有关这一领域的报告和发言不仅不单调、空洞，相反却十分饱满、充实和自信，通过他的阐发，上述各位大家的思想和创作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论说产生了必然和内在的历史联系，不少作品成了《讲话》精神的生动反映。
周扬指出：“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先驱者和代表者。我们杰出的作家郭沫若和茅盾，都是三十几年来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周扬文集》第二卷）
他还认为，老舍是改造自己并很快实现“转型”的一个典型。老舍解放后在创作上显示出的积极和主动，都说明他确实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了。为此，周扬亲自撰文《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他兴奋地说：“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
但周扬不是华而不实的演说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对实施“文学大师”工程，他是真抓实干而且一抓到底的，首先是他对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领导。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１９６０年９、１０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他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教材问题。１９６１年４月，周扬主持北京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事后，对教材的编写他都是亲自过问，具体指导，大到确定国内第一流的学者专家作为主编人选，敲定文科７种专业和艺术７类专业，小到为个别教授旧作的修改和重版“开绿灯”，周扬都抓得很细、很到位。
据“文革”中一篇“揭批”周扬的文章称：“在‘文科教材会议’上，周扬又决定将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出版。这本书在国民党时代已出版过八版，至今仍大量充塞于旧书市场，周扬唯恐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版机构，来继续国民党的工作。冯友兰还因此得了一笔一万多元稿费的意外之财。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通过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之手，‘孝敬’了资产阶级‘权威’。”（郭罗基：《清算周扬毒化大学文科的罪行》）但它却从“反面”描画了周扬当时殚精竭虑和忙碌的身影。
据说，从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到１９６５年６月底，已出版新编选教材６８种１６５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２４种３３本，加上正在编选的教材共１５６种３６７本，约占计划编选教材总数的一半。
另外，他在各种场合的报告中，也比较注意强调文学创作与文学遗产继承关系，对形成尊重文学大师的风气、建立稳定的文学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什么叫做文化高潮，也得和外国和古代比较，没有大作家、大科学家很难叫做文化高潮。”沿着这一思路，周扬一直深信文学大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起到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示范”作用。５０年代，他就曾借评论赵树理的机会，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是“语言大师”。１９７８年，郭沫若病重时，周扬到病房与之长谈，称赞他：“您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这种极高的评价虽然令郭沫若不免汗颜、不知所措，但确实说明了周扬真实的思想态度。
王瑶的贡献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１年，是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一个“沉寂期”，却是以解放区作家为主体的新文艺创作的一个“爆发期”。学界的寂寞与创作界的热闹形成鲜明的比照。清华众学者好像还未从闻一多、朱自清非正常死亡的余痛中摆脱出来，新时代的轨道一时也令他们难以适应。这时，喜欢嘴衔烟斗、家住清华北院的王瑶恰好３６岁，处在人生的本命年，也是一生中思想最为成熟、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王瑶早年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头脑不僵化，虽然是朱自清的亲传弟子，但绝无他们那一辈人的孤傲和迂腐，“弯”自然会转得较快。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还未在天安门广场轰响，“１９４９年暑假以后”他便已经率先在清华园开出“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年终便基本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上卷，１９５２年初又完成了下卷。从搜集资料到完稿，这部首创的近６０万字的巨著，才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何善周：《怀念昭深》）
《中国新文学史稿》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山之作”。第一，是它首先运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发展和内在规律，对其作出了符合这一理论的整体性概括。第二，“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模式及叙述方法尽管当时还未浮出历史地表，但关于他们的评价却不能不说是“新民主主义式”的。细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与鲁、郭、茅、巴、老、曹密切相关的章节，将会给读者很多的启示。例如在第三章，他认为鲁迅《呐喊》、《彷徨》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但使读者增高了文学革命的信心，而且更重要的，使革命的知识分子扩大了他们的视野，注视到在农村生活的老中国的儿女。这里有麻木状态的负着生活重担的农民闰土，也有浮浪的农村无产者阿Ｑ。这正是那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生活，他们负着几千年因袭的重担，麻木无知地活着，而鲁迅，正是抱着‘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力图唤起这些昏睡的人的。因之，即使在那个启蒙时期，他的思想和作品必然也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这种典型的“人民性”的眼光，也被用于对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创作的观察与定位当中。一个证明是，对曹禺的力作《雷雨》、《日出》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挑剔和指责。他说：“《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作品人物的悲剧命运本来是“社会制度的残酷”造成的，但作者却把这一根本原因归咎于“宇宙里斗争的残忍与冷酷”，而采取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这样就使得他对题材的把握“不能深入”，势必减弱了思想的力量；在《日出》结尾，“没有组织的工人社会运动而只有辛苦地为资本家盖洋楼的工人也就很难具象地代表光明”，作品的“爱憎的强度”也会受到削弱。
文学大师的研究，显然不仅是一般的文学史，而是在确立一种文学史秩序，也即帮助确立建国后的思想文化秩序。新民主主义理论通过王瑶的文学史撰写，成功地运用到了学术研究当中，它无疑对更多学人起到一种“示范”与“规范”的作用。
其它几本现代文学史的表现
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７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收年”。继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１９５２年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出版，１９５５年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付印，紧跟着是１９５６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１９５７年孙中田、何善周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读者见面。如果时间稍往后顺延一下，还有几本大学师生集体编写的文学史著作面世，它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１９５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１９６０，初稿）、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１９６１，初稿）等。１９５６年以前出版的主要是个人撰写的文学史，较多杂糅了“个人”眼光和气质，所以，我们将考察工作确定在这一范围。
张毕来和丁易是两位谨小慎微的师范大学教师。张任教于东北师大（由东北大学并入），丁任教于北京师大。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可能还早于王瑶的文学史，据说他１９４９年就在“东北大学讲新文艺运动史”（《张毕来：《文章与友谊》），因为偏居长春，处于学界的边缘，《新文学史纲》（第一卷）羞涩地放在抽屉中而没有像王瑶那样公之于世。原籍安徽桐城的丁易，３０年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参加过“一二•九”运动。１９４５年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因支持学运被解聘。１９４７年后，先后在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华北大学担任教授，解放后没有去宣传部门或中国作家协会，“等级”明显低了一截，自然难免“气短”。所以，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只是几经修改的“未定稿”，直到１９５４年客死莫斯科大学任上，仍未最后“定稿”。两位学者的谨慎使其文学史远没有王瑶的书在学术界影响大，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平庸，没有尖锐的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张、丁因在１９５１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过“惊吓”，在文学观上表现得比王瑶更为“急进”。１９５５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在不少方面与王瑶本有不小差异。在王瑶本中，除鲁迅一人，其他文学大师的名字没有列于各个章节的“目录”，处于“无名”状态；张毕来本则频繁列入，大师的“命名”开始浮出时间的地表。丁易更进了一步，把张毕来的“专节”提升到“专章”，对鲁迅等人做了更完整的历史命名。譬如，第五、第六章作者均以“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手———鲁迅（上、下）”，第七章以“郭沫若和‘五四’前后的作家”、第九章以“茅盾和‘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作家”等名之，老舍、巴金和曹禺也被列入专节的“进步作家”中。不要小看这一“变动”，因为其中不仅敏感地反映了建国初期政治文化政策某种调整的迹象，更主要的是迎合了主流文化对确立新的文学秩序的急切愿望。所以，后来的文学史家倾向于把张、丁的工作看作是王瑶和蔡仪工作的进展，是进一步的“政治化”。
和王瑶的平易、张毕来的舒展、丁易的严谨比较起来，刘绶松的文学史用字简洁、眼光到位，显示了他长期研究《文心雕龙》的心境和功底。前面几位学者在运用新时代特殊词语时的犹豫不决，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作家做政治性判断时的“底气不足”，在刘本中似乎变成了“过眼烟云”，所有 “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仅仅从文学史的目录看，文学大师虽然基本没有“露面”，但它的分析与判断应该说是与解放后形成的流行的阅读习惯最为合拍。与前面几位把鲁迅看做处于“转变”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代表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刘绶松的文学史开门见山地将其确定为“战士”，鲁迅变成了一个拿着笔冲锋陷阵的战士，鲁迅不再呆在风花雪月的文学史中，他只有在中国社会学史中才更出彩。
对照１９４９年以前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评论，王瑶、张毕来、丁易和刘绶松等的文学史研究显示了明显的变动与进展。而且，由这么多优秀的文学史家参与这一工程，也说明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迅速分化与重新组合，他们是在告别旧时代的过程中重新确认自我——对文学大师的命名，实际也包括了对他们自己的“命名”。
《南方周末》2001年9月29日
程光炜
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尊为大师级的现代作家，通称为“鲁、郭、茅、巴、老、曹”。追溯这一命名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确立思想文化秩序的努力。
１９３６年秋，鲁迅的突然辞世，凸显了这根擎天之柱坍塌后中国左翼文坛的悬空状态。孙伏园一句话概括了人们当时的惊慌失措：“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得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孙伏园：《哭鲁迅》）
在时间无尽的长河中，鲁迅之死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但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却包含和预示着必然性的内容：命名。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在国民党政权的连续血腥镇压和疯狂迫害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边缘。国民党政府试图从文化和军事两个方面剥夺和取消中国
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但一向批判国民党思想政策的鲁迅，则无疑是蒋统区内实施上述文化企图的极大屏障。因为，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鲁迅不独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还是广大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人”，是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去世当然就不只是中国左翼文坛的巨大损失，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所以，刚刚得知他辞世的消息，毛泽东就通过冯雪峰把自己列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延安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鲁迅周年忌日，延安又发起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自到场讲话，这个讲话，后来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发表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出版的《七月》杂志。（林志浩：《鲁迅传》）这一系列行动反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命名的热情和渴望，当然也反映了无名可“命”的焦虑。
１９３８：武汉提名始末
就在这个历史空档，郭沫若出现了。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阔别１０年的他，从日本横滨乘“皇后号”客轮回到已陷入战火的中国。作为北伐战争以来的风云人物，郭沫若当年的流亡和今天的归来一样都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要受制于国共两党力量的制衡。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归来”才成为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重镇的“号外”新闻。
虽然在《洪波曲》中，郭沫若曾把他流亡生活的结束很潇洒地概括为“归去来”三个字，但事实上，自打他重新登上３０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他的行动已经成为一个极富政治文化含意的象征性符号，包括他的去从，都由不得他自己了。
国共两党都深深懂得这时借重郭沫若的重要性。１９３７年春，张群、何应钦忽然想起他与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便敦促蒋介石取消对郭的“通缉令”。随后，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口气颇为急切，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不仅如此。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下午，当郭沫若乘坐的船刚刚停靠上海公和祥码头，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即受命前往迎接。虽然他当时借机“逃脱”，但随后的时日，即陷入与国民党上层“迎来送往”的“车轮大战”中：８月，赴昆山叩访陈诚、冯玉祥、薛岳和黄琪翔诸将领；９月下旬，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见张群，并由他出面约见孙科、汪精卫、邵力子、陈铭枢等人……
在国民党方面紧锣密鼓地拉拢郭沫若的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在积极与他接洽并做有关安排。潘汉年是在郭归国３天后才得知消息的，但他的动作却不算慢。据夏衍回忆，“沫若回到上海大约１０天后”，潘汉年向“我传达了恩来同志的口信，由于当时已经考虑到《新华日报》不可能很快出版，所以明确地决定，由上海‘文救’出一张报纸”，由郭沫若担当社长。另外，“我和阿英轮值，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一次，并把他的情况随时告诉汉年。”（夏衍：《懒寻旧梦录》）
《郭沫若传》和《郭沫若自传》等书也为我们留下了郭由广州北迁武汉后与共产党要人之间频繁往来的非常翔实的记录，现抄录如下：１９３８年１月９日晚，刚到武汉就参加了周恩来、叶挺、王明、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２９日，收到周恩来“一起过年”的邀请函（《周恩来书信选》）；郭因不满国民党在第三厅安插特务，一甩手去了长沙。又是周恩来派正与他处于热恋之中的于立群前去接驾，郭在《郭沫若自传》中写道：“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周恩来甚至还想到，“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不可谓不细心周到，关怀备至了。
围绕郭沫若，国共双方之间进行的与其说是一场“礼遇之战”，还不如说是一场对“命名权”的争夺，而在这方面，后者似乎永远都更胜前者一筹。１９３８年夏，就在国民党非常笨拙地给了郭沫若一个偏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位的同时，共产党在内部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开局，共产党人周恩来就明显占了蒋介石的上风。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厅长”只是一个官僚意义上的职务，任何人都可以干，不妨说还有“不干净”之嫌；而文化界“领袖”则无疑是社会道义的担当者也即道统的化身，它很大程度只能在公认的少数几个比较“干净”的知识精英中间产生。因此，“领袖”往往比“厅长”更容易获得人民大众的尊敬，在社会伦理和心灵的层面上得到普遍认同。
３年后，在重庆举行的郭沫若５０寿辰的庆典上，周恩来更是巧妙地发挥了他对文化领袖的想象，把鲁迅这个中断的中国式的政治叙事与郭沫若这后一个政治叙事衔接了起来，他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毛泽东评价鲁迅
认真考辩起来，毛泽东可能是在井冈山时期开始注意鲁迅的。１９３３年１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实际没有决定权的空衔。赋闲状态的毛泽东在瑞金山洼中听左翼文艺家冯雪峰大谈“鲁迅经”。大概是个人“遭遇”触动了毛泽东的心弦罢，鲁迅引起了他情感上很深的共鸣。对鲁迅的斗争、写作、身体状况、结交的友人以及生活习惯，毛泽东都非常关心，反复询问。毛泽东与鲁迅从未见过面，也不曾有直接的个人接触，但两人的心似乎是相通的。毛泽东对冯雪峰等给鲁迅出题目写文章感到惊讶，但当听到冯雪峰说，“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时，沉闷已久的毛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
但毛泽东对鲁迅书面上的正式评价，却是１９３７年底在延安风沙弥漫的操场上做出的。毛在这篇由大漠记录、后来刊发在《七月》杂志第四集第二期上题为《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
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纵观毛泽东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其他历史人物，一口气连用了９个“最”的措辞，并冠之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３个头衔的现象，是绝无仅有和令人吃惊的。
周扬的作用
１９４９年以后，周扬实际成为新文艺界的“文化班头”，他的一言一行比被称为文化班头的郭沫若更能准确地反映中共上层的意图、愿望和信息。周扬１９４９年７月２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他代表中共所作的首次正式评论。他说，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政治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始终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在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了不懈的尝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还没有很好结合。而在解放区，由于有了１９４２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有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具体指导，由于有了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权，“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
在五四先驱如陈独秀、胡适等从建国后政治文化政策的调整中纷纷“落马”的大背景中，这种评论显然“保护”了鲁迅。如果说毛泽东、周恩来是想通过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文学界头领在国民党的统治心脏建立另一条“文化战线”，凸显出声东击西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策略性目的的话，周扬则是将前者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具体落实到对文化界的“改造”、“利用”的环节之上。当时成功实践了《讲话》精神的作家仅有赵树理等寥寥数人，建国初年的文艺界一时“大腕”稀少，门庭冷落，鲁、郭、茅、巴、老、曹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在广大文学艺术家中的号召力是自不待言的；周扬是新文学阵营中人，他的阐释和评论对完成文学大师在新、旧社会之间的“转型”，有着政治家们无法发挥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周扬５０、６０年代有关这一领域的报告和发言不仅不单调、空洞，相反却十分饱满、充实和自信，通过他的阐发，上述各位大家的思想和创作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论说产生了必然和内在的历史联系，不少作品成了《讲话》精神的生动反映。
周扬指出：“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先驱者和代表者。我们杰出的作家郭沫若和茅盾，都是三十几年来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周扬文集》第二卷）
他还认为，老舍是改造自己并很快实现“转型”的一个典型。老舍解放后在创作上显示出的积极和主动，都说明他确实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了。为此，周扬亲自撰文《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他兴奋地说：“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
但周扬不是华而不实的演说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对实施“文学大师”工程，他是真抓实干而且一抓到底的，首先是他对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领导。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１９６０年９、１０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他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教材问题。１９６１年４月，周扬主持北京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事后，对教材的编写他都是亲自过问，具体指导，大到确定国内第一流的学者专家作为主编人选，敲定文科７种专业和艺术７类专业，小到为个别教授旧作的修改和重版“开绿灯”，周扬都抓得很细、很到位。
据“文革”中一篇“揭批”周扬的文章称：“在‘文科教材会议’上，周扬又决定将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出版。这本书在国民党时代已出版过八版，至今仍大量充塞于旧书市场，周扬唯恐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版机构，来继续国民党的工作。冯友兰还因此得了一笔一万多元稿费的意外之财。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通过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之手，‘孝敬’了资产阶级‘权威’。”（郭罗基：《清算周扬毒化大学文科的罪行》）但它却从“反面”描画了周扬当时殚精竭虑和忙碌的身影。
据说，从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到１９６５年６月底，已出版新编选教材６８种１６５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２４种３３本，加上正在编选的教材共１５６种３６７本，约占计划编选教材总数的一半。
另外，他在各种场合的报告中，也比较注意强调文学创作与文学遗产继承关系，对形成尊重文学大师的风气、建立稳定的文学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什么叫做文化高潮，也得和外国和古代比较，没有大作家、大科学家很难叫做文化高潮。”沿着这一思路，周扬一直深信文学大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起到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示范”作用。５０年代，他就曾借评论赵树理的机会，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是“语言大师”。１９７８年，郭沫若病重时，周扬到病房与之长谈，称赞他：“您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这种极高的评价虽然令郭沫若不免汗颜、不知所措，但确实说明了周扬真实的思想态度。
王瑶的贡献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１年，是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一个“沉寂期”，却是以解放区作家为主体的新文艺创作的一个“爆发期”。学界的寂寞与创作界的热闹形成鲜明的比照。清华众学者好像还未从闻一多、朱自清非正常死亡的余痛中摆脱出来，新时代的轨道一时也令他们难以适应。这时，喜欢嘴衔烟斗、家住清华北院的王瑶恰好３６岁，处在人生的本命年，也是一生中思想最为成熟、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王瑶早年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头脑不僵化，虽然是朱自清的亲传弟子，但绝无他们那一辈人的孤傲和迂腐，“弯”自然会转得较快。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还未在天安门广场轰响，“１９４９年暑假以后”他便已经率先在清华园开出“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年终便基本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上卷，１９５２年初又完成了下卷。从搜集资料到完稿，这部首创的近６０万字的巨著，才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何善周：《怀念昭深》）
《中国新文学史稿》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山之作”。第一，是它首先运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发展和内在规律，对其作出了符合这一理论的整体性概括。第二，“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模式及叙述方法尽管当时还未浮出历史地表，但关于他们的评价却不能不说是“新民主主义式”的。细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与鲁、郭、茅、巴、老、曹密切相关的章节，将会给读者很多的启示。例如在第三章，他认为鲁迅《呐喊》、《彷徨》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但使读者增高了文学革命的信心，而且更重要的，使革命的知识分子扩大了他们的视野，注视到在农村生活的老中国的儿女。这里有麻木状态的负着生活重担的农民闰土，也有浮浪的农村无产者阿Ｑ。这正是那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生活，他们负着几千年因袭的重担，麻木无知地活着，而鲁迅，正是抱着‘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力图唤起这些昏睡的人的。因之，即使在那个启蒙时期，他的思想和作品必然也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这种典型的“人民性”的眼光，也被用于对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创作的观察与定位当中。一个证明是，对曹禺的力作《雷雨》、《日出》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挑剔和指责。他说：“《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作品人物的悲剧命运本来是“社会制度的残酷”造成的，但作者却把这一根本原因归咎于“宇宙里斗争的残忍与冷酷”，而采取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这样就使得他对题材的把握“不能深入”，势必减弱了思想的力量；在《日出》结尾，“没有组织的工人社会运动而只有辛苦地为资本家盖洋楼的工人也就很难具象地代表光明”，作品的“爱憎的强度”也会受到削弱。
文学大师的研究，显然不仅是一般的文学史，而是在确立一种文学史秩序，也即帮助确立建国后的思想文化秩序。新民主主义理论通过王瑶的文学史撰写，成功地运用到了学术研究当中，它无疑对更多学人起到一种“示范”与“规范”的作用。
其它几本现代文学史的表现
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７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收年”。继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１９５２年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出版，１９５５年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付印，紧跟着是１９５６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１９５７年孙中田、何善周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读者见面。如果时间稍往后顺延一下，还有几本大学师生集体编写的文学史著作面世，它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１９５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１９６０，初稿）、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１９６１，初稿）等。１９５６年以前出版的主要是个人撰写的文学史，较多杂糅了“个人”眼光和气质，所以，我们将考察工作确定在这一范围。
张毕来和丁易是两位谨小慎微的师范大学教师。张任教于东北师大（由东北大学并入），丁任教于北京师大。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可能还早于王瑶的文学史，据说他１９４９年就在“东北大学讲新文艺运动史”（《张毕来：《文章与友谊》），因为偏居长春，处于学界的边缘，《新文学史纲》（第一卷）羞涩地放在抽屉中而没有像王瑶那样公之于世。原籍安徽桐城的丁易，３０年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参加过“一二•九”运动。１９４５年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因支持学运被解聘。１９４７年后，先后在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华北大学担任教授，解放后没有去宣传部门或中国作家协会，“等级”明显低了一截，自然难免“气短”。所以，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只是几经修改的“未定稿”，直到１９５４年客死莫斯科大学任上，仍未最后“定稿”。两位学者的谨慎使其文学史远没有王瑶的书在学术界影响大，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平庸，没有尖锐的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张、丁因在１９５１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过“惊吓”，在文学观上表现得比王瑶更为“急进”。１９５５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在不少方面与王瑶本有不小差异。在王瑶本中，除鲁迅一人，其他文学大师的名字没有列于各个章节的“目录”，处于“无名”状态；张毕来本则频繁列入，大师的“命名”开始浮出时间的地表。丁易更进了一步，把张毕来的“专节”提升到“专章”，对鲁迅等人做了更完整的历史命名。譬如，第五、第六章作者均以“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手———鲁迅（上、下）”，第七章以“郭沫若和‘五四’前后的作家”、第九章以“茅盾和‘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作家”等名之，老舍、巴金和曹禺也被列入专节的“进步作家”中。不要小看这一“变动”，因为其中不仅敏感地反映了建国初期政治文化政策某种调整的迹象，更主要的是迎合了主流文化对确立新的文学秩序的急切愿望。所以，后来的文学史家倾向于把张、丁的工作看作是王瑶和蔡仪工作的进展，是进一步的“政治化”。
和王瑶的平易、张毕来的舒展、丁易的严谨比较起来，刘绶松的文学史用字简洁、眼光到位，显示了他长期研究《文心雕龙》的心境和功底。前面几位学者在运用新时代特殊词语时的犹豫不决，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作家做政治性判断时的“底气不足”，在刘本中似乎变成了“过眼烟云”，所有 “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仅仅从文学史的目录看，文学大师虽然基本没有“露面”，但它的分析与判断应该说是与解放后形成的流行的阅读习惯最为合拍。与前面几位把鲁迅看做处于“转变”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代表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刘绶松的文学史开门见山地将其确定为“战士”，鲁迅变成了一个拿着笔冲锋陷阵的战士，鲁迅不再呆在风花雪月的文学史中，他只有在中国社会学史中才更出彩。
对照１９４９年以前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评论，王瑶、张毕来、丁易和刘绶松等的文学史研究显示了明显的变动与进展。而且，由这么多优秀的文学史家参与这一工程，也说明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迅速分化与重新组合，他们是在告别旧时代的过程中重新确认自我——对文学大师的命名，实际也包括了对他们自己的“命名”。
《南方周末》2001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