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器
秦子器器主的必要条件，
即必须为秦嗣子，必须成年已婚，必须有作器能力，必须有掌握军权能力，且必须葬于西陲等。
结合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附《秦纪》中对秦国世系的记载，
秦公器当是春秋早期的秦文公所作，秦子器为其子静公所作。
《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
陈平，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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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县大堡子山墓葬、圆顶山墓葬、“秦公”、“秦子”器物的考古发现
1、1994年夏天，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发现了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一对秦公壶，这对青铜秦公壶通高42.3厘米，形制庄重，文饰瑰丽，是秦人在春秋早期的盛酒礼器，1995年春，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四只青铜列鼎和两件青铜簋在香港露面，上海市博物馆出重金买回了这四件，四鼎腹内壁皆铸有铭文，其中两件铜鼎铭文为：“秦公作铸用鼎”，另两件铜鼎铭文为：“秦公作宝用鼎”，根据目前国内外所藏实物的信息资料显示，大堡子山所出器物主要是数量可观、规格甚高的青铜器和各类金制品，还有数量相当多的玉器，因为散落各地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青铜器多有铭文“秦公”二字，专家学者就初步断定，礼县大堡子山可能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陵园，后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它就是几个省一直在寻找的秦人第一陵区—西垂陵区，是秦人最早的一处国君陵墓。
2、圆顶山墓葬 在礼县大堡子山的盗墓活动至1996年初步遏制并平息几年之后，大堡子山西垂陵园的另一处墓葬—圆顶山又遭到了大量盗挖，圆顶山在礼县永兴乡赵坪村西北的南河岸，从西和县向北流来的漾水河经圆顶山脚下西流而去，在不远的西北角与西汉水汇合，和高耸独立的大堡子山相比，圆顶山地势平缓，河南岸广阔的二级台地上，散布着许多先秦的贵族墓葬，从方向上看去，仿佛死去的贵族依然隔河仰望着大堡子山陵区里的主人。为了抢救性发掘这些贵族墓葬，1998年2月23日至5月22日，甘肃省文物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完成了圆顶山部分墓葬的清理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考古人员发现，圆顶山墓地范围广、跨时长，墓葬时代应为春秋早期，但也不排除春秋中期的可能性，具体年代要比大堡子山的西垂陵园时间晚的多，里面的器物大部分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仅损失了一小部分。通过发掘对秦人在西汉水南岸的国人墓葬有了初步的了解。圆顶山墓地和出土的器物证明，秦人都邑东迁之后，仍有秦国公室贵族留居西垂，也就是现在的礼县，守护者桑梓故土上先祖宗庙和公陵祖茔。圆顶山的五座墓葬共出土青铜器300余件，还有玉器、石器、骨器、铁器，陶器、贝类等百余件，青铜器均制作精细，文饰精美绝伦。
3、2004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重点调查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新发现数十处早期秦文化遗址，2006年，早期秦文化考古发掘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大堡子山遗址，大堡子山位于礼县永坪乡和永兴乡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大堡子山以东，河谷平坦开阔，一马平川，以西则河谷狭窄蜿蜒，山势险峻，墓葬遗址大堡子山西面、南面石壁陡峭，不可攀登，东面较缓，北面与如海涛起伏的群山相连接。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两河夹一山的独特地势，完全符合先秦选择陵园的“风水”取向。在距秦公大墓一公里远的西南角发掘出一个南北长107米、东西宽16.4米的建筑基址，四周为夯土围墙，中间有18个大型柱础石，每个直径都接近1米，据推断为府库性质的建筑遗址。
在被盗掘的的秦公大墓西面20余米的地方发掘出了一个祭祀遗址，发现人祭坑4座、灰坑6个，人祭坑中有一个年纪约35的女性遗骨、中年男性一个，还有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专家认为可能是用于祭祀地神的，非常符合秦人的历史特征的。在这座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乐器坑中，南北两侧排列着乐器，南方为铜钟鎛与钟架，北侧为石磬与磬架，11件属于春秋早期的3个铜镈和8个甬钟，在坑道里一字排开，一概外观完整，锈色深绿，花纹精美无比。铜钟、铜鎛由西向东、由大到小依次排列，这套编钟保持的非常完好，仍然可以发出清脆悦耳的美妙音响，向人们昭示了秦人宫廷乐队的宏大规模纠正了历史认为秦人没有特别音乐贡献的论断。联想到与祭祀坑相距不过20多米距离的秦公大墓，目字型大墓全长115米，中字型大墓全长88米，一个殉葬的乐器坑尚且有如此精美的青铜器，那么那两座被盗掘一空的秦公大墓里的器物又该是何等的美轮美奂呢？
4、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发掘了8处周秦文化遗址，他们与礼县众多的寺洼文化遗址明显分开但又紧密相连，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景象。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考古学家认为寺洼文化应该属于西戎文化遗存，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调查发现，西汉水上游除了周秦文化之外都属于寺洼文化，数量有22处之多。寺洼文化多见双马鞍口罐，带划纹的簋式豆，无耳高领罐、双耳罐、鬲等，参照其他地区的寺洼文化年代，估计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年代是从西周早期前后延续到春秋时期，基本与当地周秦文化遗存的时代是重合的，从出土实物分析，当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寺洼文化创造者就是与“在西戎保西垂”的秦人经年战事不休、厮杀不止、发生过许许多多纠葛的“西戎”民族。礼县考古发现对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方史、地理学等专家学者提供了更宽泛的思考空间，为什么礼县出土的器物有的带着明显的巴蜀文化特征，在古代，礼县地处蜀陇之咽喉，势控攻守之要冲，也是黄河秦陇文化与长江巴蜀文化的交汇点。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区”和“西犬丘”两大千古之谜的解开，系统可靠的解释了秦人由东西迁、在西垂发祥、到雍城发展、于咸阳壮大，进而灭掉六国，一统天下的历程，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的部分空白，对研究秦人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金、铸造、礼制、陵寝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可是，现存礼县出土的青铜器上诸器大多自铭“秦公”，秦公鼎、秦公簋、秦公壶等等，那么，礼县秦西垂陵区到底埋葬着的是哪位秦公呢？
经过发掘，基本探明了大堡子山陵区墓葬的特点和基本形制，有助于对陵区性质、规模的研究和判断，大墓残存的礼乐器物、车马、殉人、殉葬的牲畜等遗迹证明，大墓应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车马坑与两座大墓处于同一方向，坐西向东，合为一体，形成完整的陵园格局。只是墓葬主人的身份因大量文物的流失而无法考定。
关于礼县大堡子山上秦西垂陵区一号、二号大墓的墓主人身份问题，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墓主人应该分别为秦襄公、秦文公；另一种意见认为二号墓的墓主可能是秦襄公，三号墓的墓主可能是襄公夫人，论据主要是秦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有浓郁的西周晚期风格，与秦文公之世有着不应该忽视的时间差异，“秦公”究竟是谁，学术界依然是众说纷纭，一时还不能确定。
四、“秦子”器物及其考古发现
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盗后的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一些“秦子”器。“秦子”问题，早就引起过学界的关注，因为传世有铭文青铜兵器中，有几件器主为“ 秦子”的戈、矛。李学勤、黄盛璋、王辉、陈平、梁云等学者，对器物时代及器主身份都发表过很有影响的意见。①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由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陵的发现及其出土器物信息的不断披露，“秦子” 问题再度进入人们视野，新一轮探讨又在更深层次上展开。新出现的铭文含“秦子”的青铜器类型多样，有钟、镈、簋、戈等； 不少铭文稍长， 为有关问题的考析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它们中有的是正式发掘品，有的虽非发掘品，但出于大堡子山秦陵已被学界公认；对于出土地不明的个别器物，学者们综合各种信息考察，也多认为出于该陵的可能性较大。
这些铭含“秦子”器物的时代，大家的看法颇为一致，都判定为春秋早期。②意见分歧主要在器主秦子是谁的问题上，因为影响判断的未定因素较多。比如对秦子身份的理解，什么人可以称“子”并冠以国名？ 依据古文献考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元的。冠以国名的称“子”者，可以是某些国家的国君，可以是国君的太子，也可以是旧君死后即位未逾年的新君。许多学者都曾论说过。当时列国都遵循这样一种礼制，即国君去世后，继位新君在当年只能称“子”，以示对先君的哀敬；第二年开始自己的新纪元，才使用君爵称号。《春秋》僖公九年经文对向来称“公”的宋君称“子”，《左传》解释说：“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但就“秦子”问题而言，关键在于春秋时期是否确实存在新即位国君丧期称子的制度或传习。如确有此制或此习，我们则不能回避。大堡子山秦陵只有两位秦君之墓，而秦公、秦子器同时并出，新君继位当年是否称子，对判断秦子以及墓主为何人关系重大。综观古文献记载， 新君继位当年称“ 子” 而不称“公”，当属实情。《左传》僖公九年对《春秋》经文的解释是可信的。
由于未定因素复杂，许多学者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把器铭中秦子与具体人物对应的可能范围设定得相当灵活。如王辉、陈平两位先生即认为，宪公、出子和宣公都有可能称秦子；不过王先生认为出子的可能性最大，而陈先生认为宣公的可能性最大。④此外，随着新资料的陆续公布， 学者们也在调整自己的思维，改变看法。如李学勤先生以前主张秦子是襄公 [秦庄公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襄公立于周幽王5年（公元前777年），襄公7年（公元前771年）由于将兵救周并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始国，共在位12年]。 受封为诸侯前的称号，在细心研究了新见到的《秦子簋盖铭》后，改持秦子为秦太子之说，应指静公[秦文公的太子秦静公(卒于文公48年，即公元前718年) ]。⑤上述陈平先生的意见，也是经过修正的，他最初主张秦子是静公。⑧祝中熹先生在《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铭中的“秦子”问题》一文中提出，秦子肯定不是常规处境下的秦君名号，至于是太子身份还是继位当年的新君身份，在资料允许的前提下，可据器铭内容结合当时情势做出分析判断。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于2006年9月，在礼县大堡子山被盗掘的秦公大墓西侧祭祀遗址上发掘出来的3只鎛形制和纹饰相同，鎛身布满龙纹图案，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5.2厘米，通宽49.33厘米，鎛鼓部铸有6行28字铭文，“秦子作宝和钟，以其三鎛，乃音锈锈邕邕，秦子峻令在位，眉寿万年无疆”，这3件鎛的主人，显然就是这个“秦子”，可是这“秦子”又确指的是谁呢？目前海内外已经发现多件署名“秦子”的器物，其中的大部分出自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的秦公大墓，那些有“秦子”的器物，学者们都认定属春秋早期，可是笼统的一个早期，时间跨度最少也有几十年，在君位更换比较频繁的情况，秦子不可能只有一个，因此“秦公”没有确定，“秦子”又成为学术难题。
2006 年礼县大堡子山秦陵乐器祭祀坑的发现，为“秦子”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线索，使我们可以排除部分未定因素，收缩视野，明确地联系墓主来探究秦子之所指。
祭祀坑位于陵园内中字形大墓（M2） 的西南侧。东西向，长8.8 米，宽2.1 米，深1.1～1.6 米。出土石编磬两组共10 件， 青铜编钟8 件（皆为甬钟）， 编镈3件，旁置铜虎3 只。乐器原有木质支架，已朽失。环绕乐器坑有4 座人祭坑。最大镈通高65.2 厘米， 通宽49.3 厘米。透雕龙纹繁纽，镈身附饰4 条透雕蟠曲的飞龙纹脊棱， 其中两条脊棱上延舞部与繁纽相接，舞部饰对称龙纹。脊棱将镈身分为4 个上下镶袢带的纹饰区，区内分饰相同的组合龙纹图案，上部为双首龙纹，下部为单首龙纹。三镈形制、纹饰相同，规格递小。大镈鼓部铸铭6 行28 字：
“秦子作宝和钟，以其三鎛，乃音锈锈邕邕，秦子峻令在位，眉寿万年无疆”
【探索·发现】《甘肃古事》之千古遗恨秦公大墓
这是迄今所知惟一有明确出土地点及伴出物的铭文含秦子的正式发掘品， 所出为M2 的祭祀坑，据常理推想，器主秦子应为M2 墓主的接班人。他以“ 允索在位”自誉，分明是个已经继位的秦君，而非太子身份。在此不得不重提日本MIHO 博物馆所藏的秦子钟。祝中熹先生以前只见过该套编钟其中一件的照片，铭文也只知起首数字⑨。后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辉先生示知全铭，又欣获甘肃省博物馆赴日学者李天铭先生惠赠的照片资料，方有了较完整的认识。该钟全铭为：
“秦子作宝和钟，乃音锈锈邕邕，秦子峻令在位，眉寿万年无疆”
文辞与上述镈铭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前者因系编镈，故加了一句“以其三镈”而已。
MIHO 博物馆所藏秦子钟，亦出自大堡子山秦陵。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对大堡子山陵区的整体考察、发掘过程中，还发现“目” 字形大墓即M3 的西南侧也有一座祭祀坑。该坑已被盗掘一空，但据知情人透露，后流传至日本的有铭编钟，就出自该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信息。初闻MIHO 博物馆所藏秦子钟时，祝中熹先生曾揣度它们当出自M3。祝中熹先生是主张M3 是秦襄公之墓的， 因已知M3 出土了成套的铭含秦公的礼器，如果MIHO 博物馆所藏秦子钟确出M3，则襄公墓公、子器并出。对此祝中熹先生作过这样的解释：“秦襄公时秦立足未稳，百业待兴，青铜工艺尚处较低水平。其在位时间也较短，以至死后随葬器物制作简率，铭文錾刻而成，并以生前未称公时之用器配置其中。”⑩这表明那时他认为襄公未即位前，以太子身份称秦子。现在明确了MIHO 博物馆所藏秦子钟的全铭， 并知道它们并非出于襄公墓而是出自襄公墓的祭祀坑中，这已足证祝中熹先生的旧说之误。秦子钟的器主绝对不会是襄公，而应是襄公之后的另一位秦君。
大堡子山秦陵两座大墓的西南侧均附有乐器祭祀坑（据说陕西秦公陵墓也存在这种现象），而且均有铭含秦子的乐器出土，这就意味着，解决秦子为何人的问题，与两座大墓的墓主问题密切相关。关于两座大墓的性质，曾有襄公与其夫人异穴合葬之说，认为“中”字形大墓即M2 为襄公墓，“目” 字形大墓即M3为襄公夫人墓。-11 对此笔者提出过三点不同看法：第一，时差问题。二墓出土器物能约略显示出时差，M3器物具有较早特征，M2 器物则时代偏晚。二墓所出器物均称“公”，即均为襄公封为诸侯之后的墓葬，而襄公以“公”的身份在世只有五年，也就是说，如时代较早一墓系襄公夫人墓的话， 她一定葬于这五年之内。然而， 五年时段内制作的青铜器是看不出差别来的。第二，身份问题。大堡子山秦陵位处山腰坡地，M3 虽为“目”字形墓，且规模超大，总长达115 米；M2 为诸侯专用的“中”字形墓，全长仅88 米。夫妻异穴合葬说无法解释妻墓高于、大于夫墓的实况。襄公乃秦开国之君，依当时礼制不会出现如此悖理之事。第三，称号问题。在目前所知大堡子山秦陵全部出土物中，器主只有“秦公”、“秦子”二称，看不出墓主为女性的丝毫迹象。-12 此外，两座大墓不仅有高下之分，且相距约40米；不仅各自附有乐器祭祀坑，还配置了两座车马坑，这都不像是夫妻合葬墓的布局。
大堡子山陵园的两座大墓， 应当埋葬着两位秦君。结合文献记载判断，在北上的M3 应为襄公之墓，在南下的M2 应为文公之墓。襄公时代秦国僻处西汉水上游一隅，襄公戎马倥偬，任诸侯仅五年便死于军旅，丧事仓促，侯国葬制难以齐备，故随葬器物制作相对简陋，墓式为略加变异了的“目”字形。文公在位50年， 是时秦已完全控制关陇地区， 国势趋盛， 礼制渐备，故其墓葬品华美，墓式也采用了诸侯专用的标准“中”字形墓。但墓的规模却不敢超过父君，位置也只能在父墓之下。襄公和文公同葬于故都西垂，《史记》有明确记载。-13 文公初年即已迁都于关中西部的汧邑，在汧地经营了近半个世纪，死后却仍要归葬西垂。这不单纯是眷恋祖邑故土的情结表露，也和文公执意要与其父葬于同一陵园有关。这从该陵区规划、配置之紧凑、和谐即可看出。文公对其父襄公怀着深深的敬爱。《诗·秦风·驷》咏颂襄公狩猎的情景，首章即云：“驷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诗中“媚子”，当指文公。此诗反映了襄公对文公的宠爱，父子间的感情非同一般。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 大堡子山陵园的M3 和M2分别是秦襄公和秦文公之墓，而其所附祭祀坑乐器铭文中的秦子又是新继位未逾年的秦君，那么，按逻辑推理， 两个祭祀坑所出两种乐器铭文中的两个秦子，应当是两个人。说具体一点，襄公墓祭祀坑器铭中的秦子，应为其继位者文公；文公墓祭祀坑器铭中的秦子，应为其继位者宪公。
然而，事情似乎不这么简单，两个祭祀坑所出器物的相似性令人困惑。襄公与文公的墓葬时间相隔整整50 年， 如果二墓所附祭祀坑的乐器分别由他们的继位人即文公和宪公铸作的话，这么长的时距应在器物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上显示出差别来，但情况却恰恰相反。M3 祭祀坑所出青铜乐器不幸已流散至世界各地，故数量一时难明，仅就日本MIHO 博物馆收藏的钟、镈而言，形制、纹饰与M2 祭祀坑所出几乎完全相同，规格也十分接近。特别是铭文，如上文所引录，内容、格式、文句乃至语气，似出一手。尤需注意者， 铭中“ 秦” 字皆省臼而从三禾，“ 年”字均简写为“人”字，其他字的结构和笔势也都非常相似。大堡子山秦陵已知出土器铭中的“ 秦”字，有含臼和省臼二体，但秦公器中无省臼而从三禾者，从三禾当是“秦”字晚起的另一种书写习惯。那时汉字形体正处在演化过程中，一字多体的现象并不奇怪；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秦”字写法不符合笔划繁复的汉字趋简的走向，只是一种短时间内的个性化书写风格，属同一时期器物的工艺特征，故后世已难觅其踪。澳门出版的《珍秦斋藏金·青铜器篇》发表的秦政伯丧戈、矛，铭文中“秦”字亦为省臼而从三禾，从器形与铭文看，应属春秋早期偏晚的器物。董珊先生考定器主伯丧可能是秦宪公到出子时秦国的执政大臣弗忌，其说可从。-14如此则伯丧戈、矛与秦子钟、镈属于同一时代的器物，故“秦”字显示出统一的书写习惯。
四、“秦子”器物及其考古发现（续）
面对这一事实，考古界的专家们尝试改变思路，考虑另一种可能， 即M3 和M2 两座大墓的祭祀坑是同时营造的，坑中所出乐器铭文中的秦子，乃同一个人，即秦宪公。如前所论，襄公去世时，国丧之制未备，尚无专设乐器祭祀坑的规划；文公去世时，秦国文化已趋昌盛，故墓制合规，丧礼循制。宪公在为文公墓附建乐器祭祀坑的同时，也为其曾祖父、开国之君襄公增建了一个，故两个乐器祭祀坑所出乐器的形制、纹饰、铸作工艺以及铭文风格，都完全一致。在国君大墓西南侧设乐器祭祀坑的制度，可能即始于宪公此举。
还有一事须特加提示。M2 祭祀坑中与秦子镈同出的，还有3 只铜虎，纹饰鲜明，制作精美。三虎与三镈相配，肯定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含义。15大堡子山秦陵出土后被盗卖至欧洲的那批著名金器（据知情人透露，即出自“中”字形大墓M2 中），有一对金虎；-16 日本MIHO 博物馆所藏大堡子山秦陵所出器物中， 有一对金虎和一对铜虎（不知是否与秦子钟同出，据工艺分析当属同一批器物）。-17 M2 乐器祭祀坑中虎形再现，决非偶然。毫无疑问，虎形象和鸷鸟形象一样，在秦国贵族葬丧文化中占据特殊地位。我曾这样分析过：“在时代靠后的圆顶山秦贵族墓地所出大宗青铜器上，虎与鸟同为主要动物附饰，几乎是凡有附饰的器物都能见到虎的形象。看来，除了鸟之外，秦人对虎也情有所钟。我想，崇虎是秦升格为西方诸侯大国后萌生的宗教理念。对此我们从少昊在秦人心目中地位的转换即可领悟。史载秦襄公封为诸侯之后，‘作西畤’，后来秦献公又‘作畦畤’，都是为了祭祀‘白帝’少昊。少昊本为东夷集团的总首领，活动于海岱地区，是东方之神；但作为东夷之一支的嬴秦族西迁陇右，并在陇右崛起为西方大国， 其祖神少昊也便随之成为西方之神了。在五行说宇宙论体系中，白色是西方的象征色；而虎，则是西方的动物表征。”“总之，嬴秦族自认其始祖少昊乃主西方之神，而虎是西方之神的动物灵性化。虎的存在意味着祖神福佑的存在，这便是秦人崇虎的精神渊源。”-18
但是，这种崇虎情结的形成，需要一个从感情到义理的酝酿过程。秦襄公“作西畤”后五年便去世了，是时虎形象尚未在政治文化层面上被神圣化、符号化， 故在襄公墓葬中不大可能有虎形象的物化反映。至文公去世时则不同，是时虎显然已成为秦人的崇拜物，发展到圆顶山春秋中期器物时，崇虎风气已高度盛行。M2 祭祀坑铜虎与秦子镈相伴而出， 推想日本MIHO 博物馆所藏秦子乐器和铜虎亦当同坑共存。这也可以作为M2、M3 所附祭祀坑建于同时、器主“秦子”同为宪公的一个辅证。
澳门《珍秦斋藏金·青铜器篇》，还发表了一件秦子簋盖，盖内铸8 行41 字铭文，堪称镇卷之器。该簋与民国年间出土于礼县东部的桓公时代的秦公簋一样，是器、盖联铭。今仅存器盖，故铭文只是全铭的后半部分。李学勤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对铭文内容作了全面考析。转录如下：
畤。又夒孔嘉，
保其宫外。
龚穆［穆］，秉德（？ ）受
命屯鲁，义其
士女。秦子之
光，邵于四
方，子子孙孙，秦子
姬甬（？ ）享。-19
李学勤先生将簋盖捉手内的纹饰，同传出大堡子山秦陵而流散到美国去的秦公壶纹饰，以及大堡子山秦陵M2 所出漆匣的纹饰作了对比分析， 认为此簋盖可能也是该陵的出土物。李学勤对铭文的阐释，严谨有据，颇多精义。但对全铭旨意所向，笔者有点不同的理解。
祝中熹先生在经过分析判断认为簋盖盖铭中的秦子与秦子钟、镈的器主秦子并非同一个人。而且，此盖可能是秦西垂陵区的出土品， 但不大可能是秦公大墓M2 和M3 的出土品，当为西垂宗庙之物。盖铭中的秦子，秦武公的可能性较大，或许就是武公即位后在西垂举行畴祭时为先公宗庙所作祭器。铭中与秦子联署的“姬”，即武公夫人王姬。与宝鸡太公庙所出武公钟、镈铭对看，可见二者字风的接近，且都有国君与夫人联名的作法。太公庙钟、镈，当为武公盛世时在关中所作器。
学界讨论较早的几件秦子戈、矛，及新展出的澳门珍秦斋收藏的秦子戈，形制显示均为典型的春秋早期器物，其铭文格式与内容也基本相同：
秦子乍造中辟元用，左右币去，用逸宜。（故宫博物院藏戈铭）
秦子乍造公族元用，左右币去，用逸宜。（广州市博物馆藏戈铭）
秦子乍造左辟元用，左右币去，用逸宜。（澳门珍秦斋藏戈铭）-24
这三件戈的作器者秦子，无疑为同一个人。祝中熹先生赞同李学勤先生的意见，此秦子有可能是静公。以上三戈，出土地点不明。如作器之秦子确系静公，则不能排除其非西垂器物的可能性。另有一件传出甘肃的秦子戈，戈铭“秦子元用”，-26制作精良，装饰美奂，铭文雅秀。戈脊后部两面各镶嵌一颗绿松石，戈内后部两面用绿松石镶饰简化的蟠虺纹。如此华贵的品位，与戈铭相呼应，显为秦子心爱的自用之器，尤可证器主非宪公、出子等幼童，而可能是年龄在壮年以上的太子静公。
目前发现的只有两个大墓，按照《史记》记载，埋葬在西垂地区还有秦庄公，而且，非子以前秦国的国君都是生活在西北地区，他们的墓葬到底在何处呢？当时秦国的国都，现在所说的西垂都邑也即犬丘，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推测应该离大堡子山陵区不会太远，但目前尚无法确定。事实上，秦西垂陵区出给学术界的所有难题，全部可以归结在一个核心问题上，那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礼县的疯狂盗墓。
作者同意祝中熹先生的推论，所有出现的“秦子”器物归结到一位秦君总感觉存在不妥之处，按照时间、风格分别属于宪公、武公、静公似乎更加合理。
［注释］
①李学勤：《秦子新释》，《文博》，2003 年第5 期。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1 辑，中华书局2001 年版。王辉：《关于秦子戈、矛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6 期；《秦兵三戈考》，《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4 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陈平：《秦子戈、矛考》，《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2 期；《〈秦子戈、矛考〉补议》，《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1 期。梁云：《“秦子”诸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古代文明》第5 卷，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中心编，2006 年版。
②黄盛璋先生认为秦子器的时代为春秋晚期（见注①黄文），但近几年的讨论中， 学界对秦子器属春秋早期的认识基本一致。
③收入《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④见注①王辉、陈平文。
⑤\-19 李学勤：《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前言》， 澳门基金会，2006 年版。
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5~136 页、325~326 页。
⑦见注①李文。
⑧《公羊传》说新继位的诸侯“于其封内三年称子”，此说在文献和金文中皆找不到根据，不可从。
⑨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6~117 页。
⑩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第17页。
-11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 年第5 期。
-12祝中熹：《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再探》，《文物》，2004 年第8 期。
-13《史记·秦始皇本纪》。
-14董珊：《珍秦斋藏秦伯丧戈、矛考释》，《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澳门基金会2006 年版。
-15梁云先生认为铜虎乃“止乐”之器，即古文献所言之“敔”。（《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 载《中国历史文物》，2008 年第4 期）笔者不赞同此说，将另文辨商。因篇幅所限，此文不宜赘言。
-16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件》，《文物》，1995 年第6 期。
-17\18祝中熹：《大堡子山秦陵出土器物信息梳理》，《陇右文博》，2004 年第1 期。
-20\22李学勤文章见注⑤。董珊：《秦子姬簋盖初探》，《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澳门基金会2006 年版。
-21见注-19董文。
-23祝中熹：《试论礼县圆顶山秦墓的时代与性质》，《考古与文物》，2008 年第1 期。
-24三段铭文转引自李学勤先生《秦子新释》一文，见注①。
-25刊于《人文杂志》，1987 年第5 期。
-26吴镇烽：《秦兵新发现》，《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即必须为秦嗣子，必须成年已婚，必须有作器能力，必须有掌握军权能力，且必须葬于西陲等。
结合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附《秦纪》中对秦国世系的记载，
秦公器当是春秋早期的秦文公所作，秦子器为其子静公所作。
《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
陈平，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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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县大堡子山墓葬、圆顶山墓葬、“秦公”、“秦子”器物的考古发现
1、1994年夏天，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发现了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一对秦公壶，这对青铜秦公壶通高42.3厘米，形制庄重，文饰瑰丽，是秦人在春秋早期的盛酒礼器，1995年春，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四只青铜列鼎和两件青铜簋在香港露面，上海市博物馆出重金买回了这四件，四鼎腹内壁皆铸有铭文，其中两件铜鼎铭文为：“秦公作铸用鼎”，另两件铜鼎铭文为：“秦公作宝用鼎”，根据目前国内外所藏实物的信息资料显示，大堡子山所出器物主要是数量可观、规格甚高的青铜器和各类金制品，还有数量相当多的玉器，因为散落各地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青铜器多有铭文“秦公”二字，专家学者就初步断定，礼县大堡子山可能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陵园，后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它就是几个省一直在寻找的秦人第一陵区—西垂陵区，是秦人最早的一处国君陵墓。
2、圆顶山墓葬 在礼县大堡子山的盗墓活动至1996年初步遏制并平息几年之后，大堡子山西垂陵园的另一处墓葬—圆顶山又遭到了大量盗挖，圆顶山在礼县永兴乡赵坪村西北的南河岸，从西和县向北流来的漾水河经圆顶山脚下西流而去，在不远的西北角与西汉水汇合，和高耸独立的大堡子山相比，圆顶山地势平缓，河南岸广阔的二级台地上，散布着许多先秦的贵族墓葬，从方向上看去，仿佛死去的贵族依然隔河仰望着大堡子山陵区里的主人。为了抢救性发掘这些贵族墓葬，1998年2月23日至5月22日，甘肃省文物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完成了圆顶山部分墓葬的清理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考古人员发现，圆顶山墓地范围广、跨时长，墓葬时代应为春秋早期，但也不排除春秋中期的可能性，具体年代要比大堡子山的西垂陵园时间晚的多，里面的器物大部分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仅损失了一小部分。通过发掘对秦人在西汉水南岸的国人墓葬有了初步的了解。圆顶山墓地和出土的器物证明，秦人都邑东迁之后，仍有秦国公室贵族留居西垂，也就是现在的礼县，守护者桑梓故土上先祖宗庙和公陵祖茔。圆顶山的五座墓葬共出土青铜器300余件，还有玉器、石器、骨器、铁器，陶器、贝类等百余件，青铜器均制作精细，文饰精美绝伦。
3、2004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重点调查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新发现数十处早期秦文化遗址，2006年，早期秦文化考古发掘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大堡子山遗址，大堡子山位于礼县永坪乡和永兴乡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大堡子山以东，河谷平坦开阔，一马平川，以西则河谷狭窄蜿蜒，山势险峻，墓葬遗址大堡子山西面、南面石壁陡峭，不可攀登，东面较缓，北面与如海涛起伏的群山相连接。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两河夹一山的独特地势，完全符合先秦选择陵园的“风水”取向。在距秦公大墓一公里远的西南角发掘出一个南北长107米、东西宽16.4米的建筑基址，四周为夯土围墙，中间有18个大型柱础石，每个直径都接近1米，据推断为府库性质的建筑遗址。
在被盗掘的的秦公大墓西面20余米的地方发掘出了一个祭祀遗址，发现人祭坑4座、灰坑6个，人祭坑中有一个年纪约35的女性遗骨、中年男性一个，还有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专家认为可能是用于祭祀地神的，非常符合秦人的历史特征的。在这座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乐器坑中，南北两侧排列着乐器，南方为铜钟鎛与钟架，北侧为石磬与磬架，11件属于春秋早期的3个铜镈和8个甬钟，在坑道里一字排开，一概外观完整，锈色深绿，花纹精美无比。铜钟、铜鎛由西向东、由大到小依次排列，这套编钟保持的非常完好，仍然可以发出清脆悦耳的美妙音响，向人们昭示了秦人宫廷乐队的宏大规模纠正了历史认为秦人没有特别音乐贡献的论断。联想到与祭祀坑相距不过20多米距离的秦公大墓，目字型大墓全长115米，中字型大墓全长88米，一个殉葬的乐器坑尚且有如此精美的青铜器，那么那两座被盗掘一空的秦公大墓里的器物又该是何等的美轮美奂呢？
4、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发掘了8处周秦文化遗址，他们与礼县众多的寺洼文化遗址明显分开但又紧密相连，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景象。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考古学家认为寺洼文化应该属于西戎文化遗存，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调查发现，西汉水上游除了周秦文化之外都属于寺洼文化，数量有22处之多。寺洼文化多见双马鞍口罐，带划纹的簋式豆，无耳高领罐、双耳罐、鬲等，参照其他地区的寺洼文化年代，估计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年代是从西周早期前后延续到春秋时期，基本与当地周秦文化遗存的时代是重合的，从出土实物分析，当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寺洼文化创造者就是与“在西戎保西垂”的秦人经年战事不休、厮杀不止、发生过许许多多纠葛的“西戎”民族。礼县考古发现对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方史、地理学等专家学者提供了更宽泛的思考空间，为什么礼县出土的器物有的带着明显的巴蜀文化特征，在古代，礼县地处蜀陇之咽喉，势控攻守之要冲，也是黄河秦陇文化与长江巴蜀文化的交汇点。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区”和“西犬丘”两大千古之谜的解开，系统可靠的解释了秦人由东西迁、在西垂发祥、到雍城发展、于咸阳壮大，进而灭掉六国，一统天下的历程，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的部分空白，对研究秦人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金、铸造、礼制、陵寝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可是，现存礼县出土的青铜器上诸器大多自铭“秦公”，秦公鼎、秦公簋、秦公壶等等，那么，礼县秦西垂陵区到底埋葬着的是哪位秦公呢？
经过发掘，基本探明了大堡子山陵区墓葬的特点和基本形制，有助于对陵区性质、规模的研究和判断，大墓残存的礼乐器物、车马、殉人、殉葬的牲畜等遗迹证明，大墓应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车马坑与两座大墓处于同一方向，坐西向东，合为一体，形成完整的陵园格局。只是墓葬主人的身份因大量文物的流失而无法考定。
关于礼县大堡子山上秦西垂陵区一号、二号大墓的墓主人身份问题，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墓主人应该分别为秦襄公、秦文公；另一种意见认为二号墓的墓主可能是秦襄公，三号墓的墓主可能是襄公夫人，论据主要是秦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有浓郁的西周晚期风格，与秦文公之世有着不应该忽视的时间差异，“秦公”究竟是谁，学术界依然是众说纷纭，一时还不能确定。
四、“秦子”器物及其考古发现
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盗后的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一些“秦子”器。“秦子”问题，早就引起过学界的关注，因为传世有铭文青铜兵器中，有几件器主为“ 秦子”的戈、矛。李学勤、黄盛璋、王辉、陈平、梁云等学者，对器物时代及器主身份都发表过很有影响的意见。①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由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陵的发现及其出土器物信息的不断披露，“秦子” 问题再度进入人们视野，新一轮探讨又在更深层次上展开。新出现的铭文含“秦子”的青铜器类型多样，有钟、镈、簋、戈等； 不少铭文稍长， 为有关问题的考析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它们中有的是正式发掘品，有的虽非发掘品，但出于大堡子山秦陵已被学界公认；对于出土地不明的个别器物，学者们综合各种信息考察，也多认为出于该陵的可能性较大。
这些铭含“秦子”器物的时代，大家的看法颇为一致，都判定为春秋早期。②意见分歧主要在器主秦子是谁的问题上，因为影响判断的未定因素较多。比如对秦子身份的理解，什么人可以称“子”并冠以国名？ 依据古文献考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元的。冠以国名的称“子”者，可以是某些国家的国君，可以是国君的太子，也可以是旧君死后即位未逾年的新君。许多学者都曾论说过。当时列国都遵循这样一种礼制，即国君去世后，继位新君在当年只能称“子”，以示对先君的哀敬；第二年开始自己的新纪元，才使用君爵称号。《春秋》僖公九年经文对向来称“公”的宋君称“子”，《左传》解释说：“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但就“秦子”问题而言，关键在于春秋时期是否确实存在新即位国君丧期称子的制度或传习。如确有此制或此习，我们则不能回避。大堡子山秦陵只有两位秦君之墓，而秦公、秦子器同时并出，新君继位当年是否称子，对判断秦子以及墓主为何人关系重大。综观古文献记载， 新君继位当年称“ 子” 而不称“公”，当属实情。《左传》僖公九年对《春秋》经文的解释是可信的。
由于未定因素复杂，许多学者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把器铭中秦子与具体人物对应的可能范围设定得相当灵活。如王辉、陈平两位先生即认为，宪公、出子和宣公都有可能称秦子；不过王先生认为出子的可能性最大，而陈先生认为宣公的可能性最大。④此外，随着新资料的陆续公布， 学者们也在调整自己的思维，改变看法。如李学勤先生以前主张秦子是襄公 [秦庄公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襄公立于周幽王5年（公元前777年），襄公7年（公元前771年）由于将兵救周并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始国，共在位12年]。 受封为诸侯前的称号，在细心研究了新见到的《秦子簋盖铭》后，改持秦子为秦太子之说，应指静公[秦文公的太子秦静公(卒于文公48年，即公元前718年) ]。⑤上述陈平先生的意见，也是经过修正的，他最初主张秦子是静公。⑧祝中熹先生在《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铭中的“秦子”问题》一文中提出，秦子肯定不是常规处境下的秦君名号，至于是太子身份还是继位当年的新君身份，在资料允许的前提下，可据器铭内容结合当时情势做出分析判断。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于2006年9月，在礼县大堡子山被盗掘的秦公大墓西侧祭祀遗址上发掘出来的3只鎛形制和纹饰相同，鎛身布满龙纹图案，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5.2厘米，通宽49.33厘米，鎛鼓部铸有6行28字铭文，“秦子作宝和钟，以其三鎛，乃音锈锈邕邕，秦子峻令在位，眉寿万年无疆”，这3件鎛的主人，显然就是这个“秦子”，可是这“秦子”又确指的是谁呢？目前海内外已经发现多件署名“秦子”的器物，其中的大部分出自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的秦公大墓，那些有“秦子”的器物，学者们都认定属春秋早期，可是笼统的一个早期，时间跨度最少也有几十年，在君位更换比较频繁的情况，秦子不可能只有一个，因此“秦公”没有确定，“秦子”又成为学术难题。
2006 年礼县大堡子山秦陵乐器祭祀坑的发现，为“秦子”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线索，使我们可以排除部分未定因素，收缩视野，明确地联系墓主来探究秦子之所指。
祭祀坑位于陵园内中字形大墓（M2） 的西南侧。东西向，长8.8 米，宽2.1 米，深1.1～1.6 米。出土石编磬两组共10 件， 青铜编钟8 件（皆为甬钟）， 编镈3件，旁置铜虎3 只。乐器原有木质支架，已朽失。环绕乐器坑有4 座人祭坑。最大镈通高65.2 厘米， 通宽49.3 厘米。透雕龙纹繁纽，镈身附饰4 条透雕蟠曲的飞龙纹脊棱， 其中两条脊棱上延舞部与繁纽相接，舞部饰对称龙纹。脊棱将镈身分为4 个上下镶袢带的纹饰区，区内分饰相同的组合龙纹图案，上部为双首龙纹，下部为单首龙纹。三镈形制、纹饰相同，规格递小。大镈鼓部铸铭6 行28 字：
“秦子作宝和钟，以其三鎛，乃音锈锈邕邕，秦子峻令在位，眉寿万年无疆”
【探索·发现】《甘肃古事》之千古遗恨秦公大墓
这是迄今所知惟一有明确出土地点及伴出物的铭文含秦子的正式发掘品， 所出为M2 的祭祀坑，据常理推想，器主秦子应为M2 墓主的接班人。他以“ 允索在位”自誉，分明是个已经继位的秦君，而非太子身份。在此不得不重提日本MIHO 博物馆所藏的秦子钟。祝中熹先生以前只见过该套编钟其中一件的照片，铭文也只知起首数字⑨。后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辉先生示知全铭，又欣获甘肃省博物馆赴日学者李天铭先生惠赠的照片资料，方有了较完整的认识。该钟全铭为：
“秦子作宝和钟，乃音锈锈邕邕，秦子峻令在位，眉寿万年无疆”
文辞与上述镈铭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前者因系编镈，故加了一句“以其三镈”而已。
MIHO 博物馆所藏秦子钟，亦出自大堡子山秦陵。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对大堡子山陵区的整体考察、发掘过程中，还发现“目” 字形大墓即M3 的西南侧也有一座祭祀坑。该坑已被盗掘一空，但据知情人透露，后流传至日本的有铭编钟，就出自该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信息。初闻MIHO 博物馆所藏秦子钟时，祝中熹先生曾揣度它们当出自M3。祝中熹先生是主张M3 是秦襄公之墓的， 因已知M3 出土了成套的铭含秦公的礼器，如果MIHO 博物馆所藏秦子钟确出M3，则襄公墓公、子器并出。对此祝中熹先生作过这样的解释：“秦襄公时秦立足未稳，百业待兴，青铜工艺尚处较低水平。其在位时间也较短，以至死后随葬器物制作简率，铭文錾刻而成，并以生前未称公时之用器配置其中。”⑩这表明那时他认为襄公未即位前，以太子身份称秦子。现在明确了MIHO 博物馆所藏秦子钟的全铭， 并知道它们并非出于襄公墓而是出自襄公墓的祭祀坑中，这已足证祝中熹先生的旧说之误。秦子钟的器主绝对不会是襄公，而应是襄公之后的另一位秦君。
大堡子山秦陵两座大墓的西南侧均附有乐器祭祀坑（据说陕西秦公陵墓也存在这种现象），而且均有铭含秦子的乐器出土，这就意味着，解决秦子为何人的问题，与两座大墓的墓主问题密切相关。关于两座大墓的性质，曾有襄公与其夫人异穴合葬之说，认为“中”字形大墓即M2 为襄公墓，“目” 字形大墓即M3为襄公夫人墓。-11 对此笔者提出过三点不同看法：第一，时差问题。二墓出土器物能约略显示出时差，M3器物具有较早特征，M2 器物则时代偏晚。二墓所出器物均称“公”，即均为襄公封为诸侯之后的墓葬，而襄公以“公”的身份在世只有五年，也就是说，如时代较早一墓系襄公夫人墓的话， 她一定葬于这五年之内。然而， 五年时段内制作的青铜器是看不出差别来的。第二，身份问题。大堡子山秦陵位处山腰坡地，M3 虽为“目”字形墓，且规模超大，总长达115 米；M2 为诸侯专用的“中”字形墓，全长仅88 米。夫妻异穴合葬说无法解释妻墓高于、大于夫墓的实况。襄公乃秦开国之君，依当时礼制不会出现如此悖理之事。第三，称号问题。在目前所知大堡子山秦陵全部出土物中，器主只有“秦公”、“秦子”二称，看不出墓主为女性的丝毫迹象。-12 此外，两座大墓不仅有高下之分，且相距约40米；不仅各自附有乐器祭祀坑，还配置了两座车马坑，这都不像是夫妻合葬墓的布局。
大堡子山陵园的两座大墓， 应当埋葬着两位秦君。结合文献记载判断，在北上的M3 应为襄公之墓，在南下的M2 应为文公之墓。襄公时代秦国僻处西汉水上游一隅，襄公戎马倥偬，任诸侯仅五年便死于军旅，丧事仓促，侯国葬制难以齐备，故随葬器物制作相对简陋，墓式为略加变异了的“目”字形。文公在位50年， 是时秦已完全控制关陇地区， 国势趋盛， 礼制渐备，故其墓葬品华美，墓式也采用了诸侯专用的标准“中”字形墓。但墓的规模却不敢超过父君，位置也只能在父墓之下。襄公和文公同葬于故都西垂，《史记》有明确记载。-13 文公初年即已迁都于关中西部的汧邑，在汧地经营了近半个世纪，死后却仍要归葬西垂。这不单纯是眷恋祖邑故土的情结表露，也和文公执意要与其父葬于同一陵园有关。这从该陵区规划、配置之紧凑、和谐即可看出。文公对其父襄公怀着深深的敬爱。《诗·秦风·驷》咏颂襄公狩猎的情景，首章即云：“驷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诗中“媚子”，当指文公。此诗反映了襄公对文公的宠爱，父子间的感情非同一般。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 大堡子山陵园的M3 和M2分别是秦襄公和秦文公之墓，而其所附祭祀坑乐器铭文中的秦子又是新继位未逾年的秦君，那么，按逻辑推理， 两个祭祀坑所出两种乐器铭文中的两个秦子，应当是两个人。说具体一点，襄公墓祭祀坑器铭中的秦子，应为其继位者文公；文公墓祭祀坑器铭中的秦子，应为其继位者宪公。
然而，事情似乎不这么简单，两个祭祀坑所出器物的相似性令人困惑。襄公与文公的墓葬时间相隔整整50 年， 如果二墓所附祭祀坑的乐器分别由他们的继位人即文公和宪公铸作的话，这么长的时距应在器物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上显示出差别来，但情况却恰恰相反。M3 祭祀坑所出青铜乐器不幸已流散至世界各地，故数量一时难明，仅就日本MIHO 博物馆收藏的钟、镈而言，形制、纹饰与M2 祭祀坑所出几乎完全相同，规格也十分接近。特别是铭文，如上文所引录，内容、格式、文句乃至语气，似出一手。尤需注意者， 铭中“ 秦” 字皆省臼而从三禾，“ 年”字均简写为“人”字，其他字的结构和笔势也都非常相似。大堡子山秦陵已知出土器铭中的“ 秦”字，有含臼和省臼二体，但秦公器中无省臼而从三禾者，从三禾当是“秦”字晚起的另一种书写习惯。那时汉字形体正处在演化过程中，一字多体的现象并不奇怪；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秦”字写法不符合笔划繁复的汉字趋简的走向，只是一种短时间内的个性化书写风格，属同一时期器物的工艺特征，故后世已难觅其踪。澳门出版的《珍秦斋藏金·青铜器篇》发表的秦政伯丧戈、矛，铭文中“秦”字亦为省臼而从三禾，从器形与铭文看，应属春秋早期偏晚的器物。董珊先生考定器主伯丧可能是秦宪公到出子时秦国的执政大臣弗忌，其说可从。-14如此则伯丧戈、矛与秦子钟、镈属于同一时代的器物，故“秦”字显示出统一的书写习惯。
四、“秦子”器物及其考古发现（续）
面对这一事实，考古界的专家们尝试改变思路，考虑另一种可能， 即M3 和M2 两座大墓的祭祀坑是同时营造的，坑中所出乐器铭文中的秦子，乃同一个人，即秦宪公。如前所论，襄公去世时，国丧之制未备，尚无专设乐器祭祀坑的规划；文公去世时，秦国文化已趋昌盛，故墓制合规，丧礼循制。宪公在为文公墓附建乐器祭祀坑的同时，也为其曾祖父、开国之君襄公增建了一个，故两个乐器祭祀坑所出乐器的形制、纹饰、铸作工艺以及铭文风格，都完全一致。在国君大墓西南侧设乐器祭祀坑的制度，可能即始于宪公此举。
还有一事须特加提示。M2 祭祀坑中与秦子镈同出的，还有3 只铜虎，纹饰鲜明，制作精美。三虎与三镈相配，肯定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含义。15大堡子山秦陵出土后被盗卖至欧洲的那批著名金器（据知情人透露，即出自“中”字形大墓M2 中），有一对金虎；-16 日本MIHO 博物馆所藏大堡子山秦陵所出器物中， 有一对金虎和一对铜虎（不知是否与秦子钟同出，据工艺分析当属同一批器物）。-17 M2 乐器祭祀坑中虎形再现，决非偶然。毫无疑问，虎形象和鸷鸟形象一样，在秦国贵族葬丧文化中占据特殊地位。我曾这样分析过：“在时代靠后的圆顶山秦贵族墓地所出大宗青铜器上，虎与鸟同为主要动物附饰，几乎是凡有附饰的器物都能见到虎的形象。看来，除了鸟之外，秦人对虎也情有所钟。我想，崇虎是秦升格为西方诸侯大国后萌生的宗教理念。对此我们从少昊在秦人心目中地位的转换即可领悟。史载秦襄公封为诸侯之后，‘作西畤’，后来秦献公又‘作畦畤’，都是为了祭祀‘白帝’少昊。少昊本为东夷集团的总首领，活动于海岱地区，是东方之神；但作为东夷之一支的嬴秦族西迁陇右，并在陇右崛起为西方大国， 其祖神少昊也便随之成为西方之神了。在五行说宇宙论体系中，白色是西方的象征色；而虎，则是西方的动物表征。”“总之，嬴秦族自认其始祖少昊乃主西方之神，而虎是西方之神的动物灵性化。虎的存在意味着祖神福佑的存在，这便是秦人崇虎的精神渊源。”-18
但是，这种崇虎情结的形成，需要一个从感情到义理的酝酿过程。秦襄公“作西畤”后五年便去世了，是时虎形象尚未在政治文化层面上被神圣化、符号化， 故在襄公墓葬中不大可能有虎形象的物化反映。至文公去世时则不同，是时虎显然已成为秦人的崇拜物，发展到圆顶山春秋中期器物时，崇虎风气已高度盛行。M2 祭祀坑铜虎与秦子镈相伴而出， 推想日本MIHO 博物馆所藏秦子乐器和铜虎亦当同坑共存。这也可以作为M2、M3 所附祭祀坑建于同时、器主“秦子”同为宪公的一个辅证。
澳门《珍秦斋藏金·青铜器篇》，还发表了一件秦子簋盖，盖内铸8 行41 字铭文，堪称镇卷之器。该簋与民国年间出土于礼县东部的桓公时代的秦公簋一样，是器、盖联铭。今仅存器盖，故铭文只是全铭的后半部分。李学勤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对铭文内容作了全面考析。转录如下：
畤。又夒孔嘉，
保其宫外。
龚穆［穆］，秉德（？ ）受
命屯鲁，义其
士女。秦子之
光，邵于四
方，子子孙孙，秦子
姬甬（？ ）享。-19
李学勤先生将簋盖捉手内的纹饰，同传出大堡子山秦陵而流散到美国去的秦公壶纹饰，以及大堡子山秦陵M2 所出漆匣的纹饰作了对比分析， 认为此簋盖可能也是该陵的出土物。李学勤对铭文的阐释，严谨有据，颇多精义。但对全铭旨意所向，笔者有点不同的理解。
祝中熹先生在经过分析判断认为簋盖盖铭中的秦子与秦子钟、镈的器主秦子并非同一个人。而且，此盖可能是秦西垂陵区的出土品， 但不大可能是秦公大墓M2 和M3 的出土品，当为西垂宗庙之物。盖铭中的秦子，秦武公的可能性较大，或许就是武公即位后在西垂举行畴祭时为先公宗庙所作祭器。铭中与秦子联署的“姬”，即武公夫人王姬。与宝鸡太公庙所出武公钟、镈铭对看，可见二者字风的接近，且都有国君与夫人联名的作法。太公庙钟、镈，当为武公盛世时在关中所作器。
学界讨论较早的几件秦子戈、矛，及新展出的澳门珍秦斋收藏的秦子戈，形制显示均为典型的春秋早期器物，其铭文格式与内容也基本相同：
秦子乍造中辟元用，左右币去，用逸宜。（故宫博物院藏戈铭）
秦子乍造公族元用，左右币去，用逸宜。（广州市博物馆藏戈铭）
秦子乍造左辟元用，左右币去，用逸宜。（澳门珍秦斋藏戈铭）-24
这三件戈的作器者秦子，无疑为同一个人。祝中熹先生赞同李学勤先生的意见，此秦子有可能是静公。以上三戈，出土地点不明。如作器之秦子确系静公，则不能排除其非西垂器物的可能性。另有一件传出甘肃的秦子戈，戈铭“秦子元用”，-26制作精良，装饰美奂，铭文雅秀。戈脊后部两面各镶嵌一颗绿松石，戈内后部两面用绿松石镶饰简化的蟠虺纹。如此华贵的品位，与戈铭相呼应，显为秦子心爱的自用之器，尤可证器主非宪公、出子等幼童，而可能是年龄在壮年以上的太子静公。
目前发现的只有两个大墓，按照《史记》记载，埋葬在西垂地区还有秦庄公，而且，非子以前秦国的国君都是生活在西北地区，他们的墓葬到底在何处呢？当时秦国的国都，现在所说的西垂都邑也即犬丘，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推测应该离大堡子山陵区不会太远，但目前尚无法确定。事实上，秦西垂陵区出给学术界的所有难题，全部可以归结在一个核心问题上，那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礼县的疯狂盗墓。
作者同意祝中熹先生的推论，所有出现的“秦子”器物归结到一位秦君总感觉存在不妥之处，按照时间、风格分别属于宪公、武公、静公似乎更加合理。
［注释］
①李学勤：《秦子新释》，《文博》，2003 年第5 期。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1 辑，中华书局2001 年版。王辉：《关于秦子戈、矛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6 期；《秦兵三戈考》，《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4 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陈平：《秦子戈、矛考》，《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2 期；《〈秦子戈、矛考〉补议》，《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1 期。梁云：《“秦子”诸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古代文明》第5 卷，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中心编，2006 年版。
②黄盛璋先生认为秦子器的时代为春秋晚期（见注①黄文），但近几年的讨论中， 学界对秦子器属春秋早期的认识基本一致。
③收入《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④见注①王辉、陈平文。
⑤\-19 李学勤：《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前言》， 澳门基金会，2006 年版。
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5~136 页、325~326 页。
⑦见注①李文。
⑧《公羊传》说新继位的诸侯“于其封内三年称子”，此说在文献和金文中皆找不到根据，不可从。
⑨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6~117 页。
⑩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第17页。
-11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 年第5 期。
-12祝中熹：《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再探》，《文物》，2004 年第8 期。
-13《史记·秦始皇本纪》。
-14董珊：《珍秦斋藏秦伯丧戈、矛考释》，《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澳门基金会2006 年版。
-15梁云先生认为铜虎乃“止乐”之器，即古文献所言之“敔”。（《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 载《中国历史文物》，2008 年第4 期）笔者不赞同此说，将另文辨商。因篇幅所限，此文不宜赘言。
-16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件》，《文物》，1995 年第6 期。
-17\18祝中熹：《大堡子山秦陵出土器物信息梳理》，《陇右文博》，2004 年第1 期。
-20\22李学勤文章见注⑤。董珊：《秦子姬簋盖初探》，《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澳门基金会2006 年版。
-21见注-19董文。
-23祝中熹：《试论礼县圆顶山秦墓的时代与性质》，《考古与文物》，2008 年第1 期。
-24三段铭文转引自李学勤先生《秦子新释》一文，见注①。
-25刊于《人文杂志》，1987 年第5 期。
-26吴镇烽：《秦兵新发现》，《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