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波：迷惘的一代
“我当过‘愤青’，我当过自以为是的艺术人，我当过特屌的演员，我当过很多莫名其妙的人。我现在知道我是我父母的孩子，我是我孩子的父母，我知道我还没有真正找到我可以不畏生死的信仰，我知道人的一生不光有人开着机器喊‘开始’和‘结束’，我知道有晴着天的下午和阴着天的早晨，我知道所有这些时间我都需要安度。”
--------主笔：孟静--------
吴秀波是那种脸熟然而你可能想不起他名字的演员，但电视台非常认可他，他也戏称自己“一度是二线男演员里片酬最高的”。我在六六新戏《心术》的发布会上看到他，人群中他非常安静。然后听到一个关于他的段子；还没拍摄就被电视台疯抢的《后宫甄环传》，导演郑晓龙想找他演男主角，他却没答应，这备受关注的角色最终落到了比他知名度高出很多的陈建斌身上。
“其实坐在你们面前的真的是一个特没用的人，最滑稽的是你们在采访一个非常没用的人，一个一无是处的烂仔。”好久没有听到有演员这样讲话了。
“听书看戏当不得真，它都是假的事儿。一个真实活着的人，能够对一件假的事儿保持一辈子的乐趣，那么这个人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一场戏开始的时候，喊 ‘开始’的一瞬间，每个演员都有一千万个杂念，所有这些杂念让你不能够专注的，全来源于生活的本身。首先需要改变的不是剧本，不是台词，不是故事的框架，不是剧组的环境，你要改变自己那颗心，你要让它变得像孩子一样，对任何风吹草动有所感悟，有快乐的感受和表达的欲望，这是一种至真至美的幻觉。这也是我觉得所有求悟生死的人要了悟的一件事情，所以听书看戏是乐趣，演戏是修行。”
上世纪80年代，16岁的吴秀波和傅彪等人一起考入铁路文工团，团长刘锡田—扮演陈毅的特型演员，特别喜欢这个蔫淘的孩子，学员班的11个小品里7个有吴秀波。那是个铁路迅猛发展的年代，他们经常坐着空荡荡的车厢下路演出。诗意的背后是每个月70块钱工资，吴秀波已经懂得如何去夜总会走穴，每月可以挣到惊人的6000元，顿顿请他二十几个发小吃宴席。颠倒的日夜里，他常常无法爬起床赶火车。有一次刘团长被迫挺着大肚子拄着枪站在7个竹竿似的男孩中间，因为吴秀波又迟到了。换了新团长，他依旧不改。这次的惩罚是写检讨，他请个朋友写了万言检查，感动得新团长连呼“深刻”，让他周一到总团诵读。
不出所料地，他又起晚了，只看见团长憋成紫茄子的脸。吴秀波说：“您什么都别说了，我辞职。”他从一个部级单位的正式职工彻底变成了无业游民。
而这个“正式职工”的身份曾经给过他第二次生命。17岁的吴秀波被误诊为肠癌，切掉40厘米结肠。傅彪等同学手捧鲜花含泪去看他，说：“秀波，等你好了，咱们一起拍戏。”当时吴秀波因为女孩子惹下祸事，他知道自己快死了，心里的重担突然卸下。每天看着窗台，蚂蚁从水泥缝里爬出来晒太阳，他和蚂蚁一样，留恋那缕阳光。进手术室前，他在手上幼稚地写下“挺住”。那是1985年，他的医疗费13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元”，如果没有单位，他一定活不到今天，有妻有子。
离开铁路文工团，吴秀波开始在社会上晃荡。除了唱歌厅，他说他也开饭馆。两年里开过7个餐馆，投入30多万元，挣了十几万元，但他很会选址，最后把饭馆打包一卖，一算帐，居然还有盈利。他参加过谷建芬办的第二期学员班算是毛阿敏的师弟，一起唱歌的人慢慢都上了电视，衣锦还乡，就像在工厂里的人看到工友出国回来。当然也有唱片公司看中吴秀波，但他过得太舒服了，一个月1万多块钱，衣服都从香港买，重新回到有束缚的生活，他不愿意。
与所有流浪歌手一样，他四处走穴，也尝试在外地开歌厅，经历了无数奇奇怪怪的事，在昆明第一次看到有人拿着真枪指着另外一个人的头。在“大富豪”，他唱歌，黄觉伴舞，现在见面，一分钟就能回到从前。
“那是一个非常快乐而单纯的年代，那个时候女孩儿喜欢一个男孩儿只是因为你穿了一件白衬衫，不会因为你有多少钱。我如果到现在为止还能维持那时候生活状态的话，我绝不会做演员，我非常喜欢那时候的生活状态，到现在依然非常留恋。我每天晚上想唱什么我自己决定，底下的人你们爱干嘛干嘛，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给我花儿，一定会有人喜欢我，也一定会有人为我鼓掌，你们玩你们的，我唱我的。如果我翻跟头，底下也有人鼓掌的话，我就会一直翻跟头。”
他说，再回到歌厅的时候，他已经接近30岁了，面对那些十七八岁的新歌手，人家问他：“和你一起唱歌的那些人呢？”他说：“都在电视上呢！”自己难免有点羞涩，想想应该留下点什么。这些年和若干个女朋友发生了若干段爱情故事，基本都是如何被甩的故事，他词曲全包，谱了10首歌，自费请来国内顶尖的乐手。北京音像出版社答应给他一盘磁带5毛钱的提成，当时盗版比例是59:1，假使发行到10万盘他能拿到5万块钱，但10万盘绝对是个天数，成本已经是10万元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京文总经理许钟民听到了他的带子，出了11万元买下版权，要知道，崔健才卖了12万元，吴秀波觉得自己牛大发了。因为分销商不付款，实际上吴秀波只拿到了4万元。那时他有个交往了9年的女朋友，姑娘自己买了房子，劝他把余款要回来做装修款。他硬着头皮和一个巧遇上的朋友一起去了，心里根本没打算能要回这帐。在分销商老板的墙上，吴秀波的朋友看到一张合影，是哪个老板的合作伙伴，用道上的话说是个“社会人”，恰好这朋友的哥哥是比那个 “社会人”更“社会”的人，他和老板盘了盘道，老板就出溜到桌子地下了，迅速让会计把7万块钱给吴秀波结了。
在外地做生意吃过一些苦后，吴秀波特别有感触：“只要你是北京人一定饿不死。其实我非常佩服外地的孩子，我去过山东、广东、云南，每回都是扛不住回来了，但我回来看，我走的时候的那些外地孩子依然在北京，而且做得比我还好。”
30岁的他，已经没脸再去歌厅混了，女朋友熬不住也走了。“这是一段特别无望的关系，我们甚至连结束它的勇气都没有。”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女朋友要掉下去了，他努力想抓住她，可手指没有一丝力气，他终于松手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所有的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年轻人碰到的不是饥饿，是无望。我从小最想去的地儿是大工厂，或者做医生，我想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父母有意义的人，但其实我一直都不具备这种能力。我需要表达我自己，表达我自己的感受，我希望我说出来的话，哪怕再小声也有人听。”30岁时他发现，不但没人讲话，他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
那是中国足球第一次世界杯出线，有朋友送给吴秀波两张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票，他多么想去，却没有路费。那天他攥着票，坐在屋里看转播，看着看着泪流满面。“看着人家进球那一秒钟，我哪怕活在那一秒钟，这辈子也值了。我怎么这么没用呢？”他说。
幸好他积攒下了很多朋友，一路上总有贵人相助。做落魄歌手的时候，他自费去上海做个电视节目，在马路上碰到了老朋友，演员刘蓓，刘蓓说让他先去，自己和剧组请个假。他坐在电视台，人家告诉他，如果还有时间就录他，没有他就白来一趟。这时刘蓓进来了，《甲方乙方》后她正火，主持人立马换了副嘴脸：“秀波，哎哟，你跟刘大腕是朋友啊，你跟刘蓓说，就这期节目，她上，我刚跟台里说了，最低，5万块。”
“人生命中总会有这样的朋友，他关键时候给了你一句话，让你能度过那段特别难的时候，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眼里只有一个人，剩下的人在我眼里都不是人。”
朋友们知道他的窘况。刘蓓当时的丈夫张健请他去做配乐，一次能挣个五六千元，还是不足以谋生。于是张健又建议他去串戏，一共16集，结账时他分到了8万元现金。他不是没见过钱，做生意的时候，一两百万的现金从手里过，但那时，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多钱了。张健给了他一集5000元的价格，不是新人而是腕的片酬。
“当时如果没有刘蓓，我离饿死真的只差一步。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会把自己饿死，因为我有羞耻心，我绝不会去找比我混得好的朋友，而恰恰她是一个比我混得太好的朋友。”刘蓓请他做经纪人，以他的个性，一个合同也谈不下来，刘蓓自己倒还谈下两三个，他干的的实际是助理的工作。某次去一个颁奖晚会，晚上的饭局是4个女人：赵薇、韩红、江珊和刘蓓。其他的助理都走了，刘蓓说：“秀波不能走。”
吃完那顿饭，吴秀波就决定不能再给人添麻烦了。他说他很喜欢给人拎包当助理，最好跟随着李安或者达斯汀·霍夫曼，“天天跟你喜欢的艺术氛围接触，又不用承担责任。”但他不希望因为朋友的怜悯而获得工作。
那阵子刘蓓和张健的关系已经不睦，常常吵架，一吵架吴秀波就被叫过去，整整一年他陪着张健聊天，直到他们婚姻这篇翻过去。张健觉得过意不去，他放言要为吴秀波拍部戏，一部戏让他变明星。
这就是《立案侦查》，吴秀波演男一号，一位冷静而不失情感的刑警，每个案件是个单元，每个单元都请了大腕：陶虹、牛莉、伍宇娟、冯远征、尤勇、傅彪、刘蓓……演坏蛋捧他。剧组的人不明真相，以为他是个“富二代”。因为头一个礼拜，只要喊开机他就哆嗦，导演想炒了他，张健飞过来安慰他：“这戏是咱家的，拍不好，再拍一个。”直到他能不哆嗦把戏拍完，组里人说：“孩子，回家等着出名去吧！“结果电视台突然对单元剧不感兴趣，那戏压在手里了。
吴秀波说他于是对演戏失去了信心，但通过这部戏，他学会了后期制作，在第二部戏《非常道》里他只串了个反一号，却承包了所有监制的活儿。像当初那个导演要炒他一样，他也炒了不会演戏的女主角，超支60万元。在没有后8集剧本的情况下，他找了两个打字员倒班，一周没有睡觉，口述补齐剧本，人送外号“吴疯子”，拍发火的戏他能把自己的手拍骨折。他为自己演的反派吕天卓写下一句台词：“一个人什么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这一辈子没有任何的成就，一个男人。”
“那是我一生中斗志最强的时候，一种证明自己的欲望，一个我真正拥有了表达的权利的自信。”关机前，《非常道》就卖掉了。公司接到无数电话，要找那个演吕天卓的演员，十几年前，被铁路文工团辞退的吴秀波，重新回到了演员这个行业。
同时他也监制了好几部戏，他说：“会在我做的戏里面给我自己安排一个角色，我安排的角色真的不是说想当演员或者说挣什么钱，我需要一个壳，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
“从小到大别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我如果再没有责任感，怎么养活自己的儿子们？”固执让他失去了很多一夜成名的机会，包括《后宫甄嬛传》。当郑晓龙给他打电话时，他不是不激动，但他先签了另一个约，10月底才能下戏，而这个戏9月底要进组。公司的人劝他毁那张约。
“我做这行，是从生意做起来的，我不是个演员，而且我做过好多其他旁门左道的买卖，所以我知道信誉特别重要，诚实也特别重要。尤其做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已经衣食无忧了，我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自己签出去的每一个字负责任的时候，我才真正成为一个男人。”
他说：“我认定我是个好演员，但是我知道我不是明星。明星叫做娱乐主体，演员叫做娱乐载体。所谓的娱乐主体就是他不演戏，他结婚离婚，他今天骂个人，一样能达到娱乐你的效果，而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娱乐载体，如果电视剧能娱乐你的话，你给我一个角色，我至少让你看到我这个角色不会后悔。“
（实习记者童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 2010年第37期
--------主笔：孟静--------
吴秀波是那种脸熟然而你可能想不起他名字的演员，但电视台非常认可他，他也戏称自己“一度是二线男演员里片酬最高的”。我在六六新戏《心术》的发布会上看到他，人群中他非常安静。然后听到一个关于他的段子；还没拍摄就被电视台疯抢的《后宫甄环传》，导演郑晓龙想找他演男主角，他却没答应，这备受关注的角色最终落到了比他知名度高出很多的陈建斌身上。
“其实坐在你们面前的真的是一个特没用的人，最滑稽的是你们在采访一个非常没用的人，一个一无是处的烂仔。”好久没有听到有演员这样讲话了。
“听书看戏当不得真，它都是假的事儿。一个真实活着的人，能够对一件假的事儿保持一辈子的乐趣，那么这个人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一场戏开始的时候，喊 ‘开始’的一瞬间，每个演员都有一千万个杂念，所有这些杂念让你不能够专注的，全来源于生活的本身。首先需要改变的不是剧本，不是台词，不是故事的框架，不是剧组的环境，你要改变自己那颗心，你要让它变得像孩子一样，对任何风吹草动有所感悟，有快乐的感受和表达的欲望，这是一种至真至美的幻觉。这也是我觉得所有求悟生死的人要了悟的一件事情，所以听书看戏是乐趣，演戏是修行。”
上世纪80年代，16岁的吴秀波和傅彪等人一起考入铁路文工团，团长刘锡田—扮演陈毅的特型演员，特别喜欢这个蔫淘的孩子，学员班的11个小品里7个有吴秀波。那是个铁路迅猛发展的年代，他们经常坐着空荡荡的车厢下路演出。诗意的背后是每个月70块钱工资，吴秀波已经懂得如何去夜总会走穴，每月可以挣到惊人的6000元，顿顿请他二十几个发小吃宴席。颠倒的日夜里，他常常无法爬起床赶火车。有一次刘团长被迫挺着大肚子拄着枪站在7个竹竿似的男孩中间，因为吴秀波又迟到了。换了新团长，他依旧不改。这次的惩罚是写检讨，他请个朋友写了万言检查，感动得新团长连呼“深刻”，让他周一到总团诵读。
不出所料地，他又起晚了，只看见团长憋成紫茄子的脸。吴秀波说：“您什么都别说了，我辞职。”他从一个部级单位的正式职工彻底变成了无业游民。
而这个“正式职工”的身份曾经给过他第二次生命。17岁的吴秀波被误诊为肠癌，切掉40厘米结肠。傅彪等同学手捧鲜花含泪去看他，说：“秀波，等你好了，咱们一起拍戏。”当时吴秀波因为女孩子惹下祸事，他知道自己快死了，心里的重担突然卸下。每天看着窗台，蚂蚁从水泥缝里爬出来晒太阳，他和蚂蚁一样，留恋那缕阳光。进手术室前，他在手上幼稚地写下“挺住”。那是1985年，他的医疗费13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元”，如果没有单位，他一定活不到今天，有妻有子。
离开铁路文工团，吴秀波开始在社会上晃荡。除了唱歌厅，他说他也开饭馆。两年里开过7个餐馆，投入30多万元，挣了十几万元，但他很会选址，最后把饭馆打包一卖，一算帐，居然还有盈利。他参加过谷建芬办的第二期学员班算是毛阿敏的师弟，一起唱歌的人慢慢都上了电视，衣锦还乡，就像在工厂里的人看到工友出国回来。当然也有唱片公司看中吴秀波，但他过得太舒服了，一个月1万多块钱，衣服都从香港买，重新回到有束缚的生活，他不愿意。
与所有流浪歌手一样，他四处走穴，也尝试在外地开歌厅，经历了无数奇奇怪怪的事，在昆明第一次看到有人拿着真枪指着另外一个人的头。在“大富豪”，他唱歌，黄觉伴舞，现在见面，一分钟就能回到从前。
“那是一个非常快乐而单纯的年代，那个时候女孩儿喜欢一个男孩儿只是因为你穿了一件白衬衫，不会因为你有多少钱。我如果到现在为止还能维持那时候生活状态的话，我绝不会做演员，我非常喜欢那时候的生活状态，到现在依然非常留恋。我每天晚上想唱什么我自己决定，底下的人你们爱干嘛干嘛，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给我花儿，一定会有人喜欢我，也一定会有人为我鼓掌，你们玩你们的，我唱我的。如果我翻跟头，底下也有人鼓掌的话，我就会一直翻跟头。”
他说，再回到歌厅的时候，他已经接近30岁了，面对那些十七八岁的新歌手，人家问他：“和你一起唱歌的那些人呢？”他说：“都在电视上呢！”自己难免有点羞涩，想想应该留下点什么。这些年和若干个女朋友发生了若干段爱情故事，基本都是如何被甩的故事，他词曲全包，谱了10首歌，自费请来国内顶尖的乐手。北京音像出版社答应给他一盘磁带5毛钱的提成，当时盗版比例是59:1，假使发行到10万盘他能拿到5万块钱，但10万盘绝对是个天数，成本已经是10万元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京文总经理许钟民听到了他的带子，出了11万元买下版权，要知道，崔健才卖了12万元，吴秀波觉得自己牛大发了。因为分销商不付款，实际上吴秀波只拿到了4万元。那时他有个交往了9年的女朋友，姑娘自己买了房子，劝他把余款要回来做装修款。他硬着头皮和一个巧遇上的朋友一起去了，心里根本没打算能要回这帐。在分销商老板的墙上，吴秀波的朋友看到一张合影，是哪个老板的合作伙伴，用道上的话说是个“社会人”，恰好这朋友的哥哥是比那个 “社会人”更“社会”的人，他和老板盘了盘道，老板就出溜到桌子地下了，迅速让会计把7万块钱给吴秀波结了。
在外地做生意吃过一些苦后，吴秀波特别有感触：“只要你是北京人一定饿不死。其实我非常佩服外地的孩子，我去过山东、广东、云南，每回都是扛不住回来了，但我回来看，我走的时候的那些外地孩子依然在北京，而且做得比我还好。”
30岁的他，已经没脸再去歌厅混了，女朋友熬不住也走了。“这是一段特别无望的关系，我们甚至连结束它的勇气都没有。”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女朋友要掉下去了，他努力想抓住她，可手指没有一丝力气，他终于松手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所有的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年轻人碰到的不是饥饿，是无望。我从小最想去的地儿是大工厂，或者做医生，我想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父母有意义的人，但其实我一直都不具备这种能力。我需要表达我自己，表达我自己的感受，我希望我说出来的话，哪怕再小声也有人听。”30岁时他发现，不但没人讲话，他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
那是中国足球第一次世界杯出线，有朋友送给吴秀波两张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票，他多么想去，却没有路费。那天他攥着票，坐在屋里看转播，看着看着泪流满面。“看着人家进球那一秒钟，我哪怕活在那一秒钟，这辈子也值了。我怎么这么没用呢？”他说。
幸好他积攒下了很多朋友，一路上总有贵人相助。做落魄歌手的时候，他自费去上海做个电视节目，在马路上碰到了老朋友，演员刘蓓，刘蓓说让他先去，自己和剧组请个假。他坐在电视台，人家告诉他，如果还有时间就录他，没有他就白来一趟。这时刘蓓进来了，《甲方乙方》后她正火，主持人立马换了副嘴脸：“秀波，哎哟，你跟刘大腕是朋友啊，你跟刘蓓说，就这期节目，她上，我刚跟台里说了，最低，5万块。”
“人生命中总会有这样的朋友，他关键时候给了你一句话，让你能度过那段特别难的时候，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眼里只有一个人，剩下的人在我眼里都不是人。”
朋友们知道他的窘况。刘蓓当时的丈夫张健请他去做配乐，一次能挣个五六千元，还是不足以谋生。于是张健又建议他去串戏，一共16集，结账时他分到了8万元现金。他不是没见过钱，做生意的时候，一两百万的现金从手里过，但那时，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多钱了。张健给了他一集5000元的价格，不是新人而是腕的片酬。
“当时如果没有刘蓓，我离饿死真的只差一步。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会把自己饿死，因为我有羞耻心，我绝不会去找比我混得好的朋友，而恰恰她是一个比我混得太好的朋友。”刘蓓请他做经纪人，以他的个性，一个合同也谈不下来，刘蓓自己倒还谈下两三个，他干的的实际是助理的工作。某次去一个颁奖晚会，晚上的饭局是4个女人：赵薇、韩红、江珊和刘蓓。其他的助理都走了，刘蓓说：“秀波不能走。”
吃完那顿饭，吴秀波就决定不能再给人添麻烦了。他说他很喜欢给人拎包当助理，最好跟随着李安或者达斯汀·霍夫曼，“天天跟你喜欢的艺术氛围接触，又不用承担责任。”但他不希望因为朋友的怜悯而获得工作。
那阵子刘蓓和张健的关系已经不睦，常常吵架，一吵架吴秀波就被叫过去，整整一年他陪着张健聊天，直到他们婚姻这篇翻过去。张健觉得过意不去，他放言要为吴秀波拍部戏，一部戏让他变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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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黎明之前》剧照 |
这就是《立案侦查》，吴秀波演男一号，一位冷静而不失情感的刑警，每个案件是个单元，每个单元都请了大腕：陶虹、牛莉、伍宇娟、冯远征、尤勇、傅彪、刘蓓……演坏蛋捧他。剧组的人不明真相，以为他是个“富二代”。因为头一个礼拜，只要喊开机他就哆嗦，导演想炒了他，张健飞过来安慰他：“这戏是咱家的，拍不好，再拍一个。”直到他能不哆嗦把戏拍完，组里人说：“孩子，回家等着出名去吧！“结果电视台突然对单元剧不感兴趣，那戏压在手里了。
吴秀波说他于是对演戏失去了信心，但通过这部戏，他学会了后期制作，在第二部戏《非常道》里他只串了个反一号，却承包了所有监制的活儿。像当初那个导演要炒他一样，他也炒了不会演戏的女主角，超支60万元。在没有后8集剧本的情况下，他找了两个打字员倒班，一周没有睡觉，口述补齐剧本，人送外号“吴疯子”，拍发火的戏他能把自己的手拍骨折。他为自己演的反派吕天卓写下一句台词：“一个人什么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这一辈子没有任何的成就，一个男人。”
“那是我一生中斗志最强的时候，一种证明自己的欲望，一个我真正拥有了表达的权利的自信。”关机前，《非常道》就卖掉了。公司接到无数电话，要找那个演吕天卓的演员，十几年前，被铁路文工团辞退的吴秀波，重新回到了演员这个行业。
同时他也监制了好几部戏，他说：“会在我做的戏里面给我自己安排一个角色，我安排的角色真的不是说想当演员或者说挣什么钱，我需要一个壳，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
“从小到大别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我如果再没有责任感，怎么养活自己的儿子们？”固执让他失去了很多一夜成名的机会，包括《后宫甄嬛传》。当郑晓龙给他打电话时，他不是不激动，但他先签了另一个约，10月底才能下戏，而这个戏9月底要进组。公司的人劝他毁那张约。
“我做这行，是从生意做起来的，我不是个演员，而且我做过好多其他旁门左道的买卖，所以我知道信誉特别重要，诚实也特别重要。尤其做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已经衣食无忧了，我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自己签出去的每一个字负责任的时候，我才真正成为一个男人。”
他说：“我认定我是个好演员，但是我知道我不是明星。明星叫做娱乐主体，演员叫做娱乐载体。所谓的娱乐主体就是他不演戏，他结婚离婚，他今天骂个人，一样能达到娱乐你的效果，而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娱乐载体，如果电视剧能娱乐你的话，你给我一个角色，我至少让你看到我这个角色不会后悔。“
（实习记者童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 2010年第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