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参政小史

文/杨震
海外华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如果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整个海外华人社会的政治生活就像美国发射的“旅行者”号星际探险船的轨迹。这是一个艰难地挣夺太阳引力场的过程，但随着距离和时间的增加，它就越来越遥远，也越来越自主。
沉默的外来者
华人对海外的移民始于明朝后期。但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则发生在清朝中后期。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首选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
清征服明帝国的历史剧变造就了大批难民和明朝遗民，正是这些人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第一波高潮。
随着英国、荷兰在南洋建立殖民统治，加速开发当地资源，对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大批华人前往做工营商发财致富。当时的沙捞越（今属马来西亚）国王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该政策引烈地吸引力着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民或携妻带子，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不能说华人都是消极无为的。在18世纪后期，曾在加里曼丹岛（婆罗洲）西部出现了第一个华人创建的共和国，全称兰芳大统制共和国（1777年~1884年）。其领导人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罗芳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长是陈兰伯，第二任总长是罗芳伯。共和国的国之大事“皆众咨议而行”，
参照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总长之职以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传承，前后历任十二位总长。后来随着清朝声望日衰，荷兰殖民者势力蠢蠢欲动，于1884年入侵兰芳共和国，将其灭亡。但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后，荷兰才正式宣布对兰芳地区的占领。兰芳共和国灭亡后，其中一些流亡迁居到马来半岛，其中成长起来了后来新坡的国父李光耀。兰芳共和国及其影响可算是华人在海外最显赫辉煌的政治成就。但随着它的灭亡，华人在海外的政治力量也一蹶不振。
                
                
                
                
西方国家逐步深入远东后，华人的移民范围也扩大了。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在广州招募了300多名华工，租用葡萄牙人的船只将这些华工从澳门运到槟榔屿，再换英国船分二批运到英属特立尼达，第一批147人，第二批192人。这些华工抵达后，全部到甘蔗园劳动。从此华人进入拉丁美洲。1840年，第一招募的华工远赴北美淘金和修筑铁路，中国人开始登陆大批登陆北美。
在非洲，华人大规模移民非洲是随着下南洋大潮而来的。当时一些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招募华人到非洲做工。据统计，在1700年~1910年间，共有14.2万契约华工来到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构成了早期华侨的重要部分。
华人在各个移居地从事采矿、筑路、种植及商贸活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华工修筑了贯穿美国的铁路及泛太平洋铁路。英国在东南亚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
1898年2月28日，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穷白人在要求政府让华人在社区留下来的请愿书上写道：“我们有时仅有一个先令，在华人商店里，我们可以买上例如3便士面包、3便士奶酪、3便士糖和3便士咖啡。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说，这是很大的帮助。如果能让华人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些穷人将把这看作是政府方面的很大让步。”
但是华人在当地的政治生活中却无所作为，他们是一群沉默的外来者。因此，在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了唯一针对华人的《排华法案》，限制华人进入北美。直至1965年的《入境移民与国籍服务法案》的通过，才取消了对华人移民的限制。它是在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清政府曾提出抗议。1924年和1930年又连续颁布新的移民规定，杜绝华工进入美国。对于这些歧视性待遇，华人根本没法作出有份量的反应，只能发挥在祖国培养出来的传统应对策略——默默忍受，等待天明。
积极的爱国者
但是与在移居地的政治消极表现恰成对照的，却是海外华人对祖国政治生活高度关注和卷入。此种与故国的复杂纠葛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生活中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容闳算起，几乎没有哪位海外华人不把关怀的焦点放在祖国。容闳就说过：欲以泰西之文化输入中国，俾古老之中国造于文明之境地。容闳这一带有文化和政治等多重内涵的表白，提示了近现代海外华人强烈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因此，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政治变革的道路上，最积极的一群华人不在中国国内，而在海外。
海外华人中最早的政治性结社致公堂就是个典型。致公堂又称义兴公司、洪门。晚清的咸丰、同治年间洪门成立，总部设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并在纽约、芝加哥等地设有分堂。这个组织的宗旨却非常独特，跟其所在的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的政治诉求是反清复明，是纯粹的中国特色。戊戌变法后改良立宪的思想成为主流，康有为令保皇会的梁启超、徐勤等加入，使致公堂渐渐带上了保皇色彩。
                
                
                
                
                
                
                
                
但是随着国内形势由改良立宪逐步向革命变化，洪门也开始与革命力量发生关系。孙中山作为海外华人，其革命活动最初就起于檀香山的华人社群之中。兴中会的第一批会员多是海外华人，其所受资助也主要来自北美和东南亚侨民社团。孙中山为了发展革命力量曾前往旧金山，并为此加入洪门。仅那一次募款，孙中山便在旧金山一地的7万华人中募得21万美元。从此他在海外华人社团中就比较吃得开了，因为这些社团往往多多少少都跟洪门有些联系。在洪门和海外各大华人社会团的协助下，兴中会发展迅速。到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海外的华人革命力量已经完成了整合。
在辛亥前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南洋、北美和日本的华人为主力。并且在同盟会系统之外的光复会等组织也跟海外联系密切。辛亥前的大大小小十几次起义中，海外华人华侨参加者便是重要力量，有的人亲临战场，有的人奔走募资筹款，有的人则购运军火训练人手。例如，1911年黄花岗起义中，华侨便有16人。辛亥革命时更是不遑多论。民国既立，海外华人归国一时成为潮流。
抗战时期，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捐献和支持仅以南美为例便可见到。据估计，1937至1945年8年抗战期间，仅拉美各国华侨共捐助8156115美元，其中捐助较多的是古巴华侨，240万美元；墨西哥华侨，200万美元；秘鲁华侨，近105万美元。东南亚华人华侨更是不遗余力。据战后统计，滇缅公路上东南亚华侨机工有3900名，抗战胜利后幸存者仅1784人，其余均已牺牲、病死或失踪，损失过半。至于侨领陈嘉庚，他堪称爱国典范，组织了南洋总会，广泛募集资金、药品、物资以及人员支持中国抗战。
国内红色革命大潮兴起时，海外华人华侨也深受感召。1949年大陆政权鼎革，归国潮更是波涌浪起。“回国参加革命”成了时髦。之后，左翼思想流行于海外华人中。华社的主要潮流跟随中国国内政情亦步亦趋，因而陷入与当地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歧之中，引发了复杂的后果。
但因国共两党的对立尚未在大陆以外地区消除，海外华人的政治立场就成了忠实反映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并与中国国内的政情发生共振。这一与祖国的紧密联系，使得海外华社的政治辩论的重心也集中于此。华社之外的人们常常并不清楚华人在讨论些什么，又为了什么而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以致于有人调侃说，最爱中国的人不在祖国，而在海外。
另一方面，华人在参与当地的公共政治议题上，却不积极。在一些国家，华人为解除曾经受到过的伤害和歧视而奋斗努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了改善了当地华人的处境，并有利于唤起华人的参政热情。但是这一努力离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社群还远远不够。甚至直到如今，不少地方的华人在选举时投票率仍然偏低。
融入当地社会
远亲不如近邻。随着时间流逝，海外华人与祖国的空间距离也慢慢变成了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更多的土生华人开始接受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公共生活，并开始与当地主流社会建立起联系和沟通。出现了所谓黄皮儿白心的“香蕉人”。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使得华人参政不可避免。以美国为典型代表，便可以看出华人融入当地公共生活的趋势。
随着二战美国与中国成为同盟，关系迅速升温，美国国内对华人的限制逐渐解除。几乎就在同时，华人也开始尝试玩儿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游戏。
1946年，邓悦宁在亚利桑那州当选第一位华裔州议员。1966年再次当选。他在该州政坛上先后活动达28年之久。1959年，夏威夷华侨首富邝友良当选美国第一位华裔国会参议员。他在美籍华人最早获得的最高职位上连任了17年。他同时也是美国政坛上少有的历经5届美国总统的参议员，在世界上享有“华人第一参政人”和“长寿议员”之美称。
1974年，余江月桂女士在加利福尼亚州当选第一位华裔州务卿。这不但使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入州宪政办公室的亚裔妇女，而且是第一个女加州州务卿。此后余江月桂5次连任。1994年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密克罗尼西亚大使。
1978年，仅在美国加州塞里托斯市生活了7年的华人黄锦波当选市议员。此后连任14年，其间担任3届副市长、两届市长。1983年，陈李婉若女士在美国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当选第一位华裔女市长。1984年，吴仙标在特拉华州当选第一位华裔副州长。
1989年，赵小兰被布什总统政治任命为交通部次长。2001年出任小布什内阁劳工部长后，连任两届劳工部长。
1996年，出生在西雅图的第二代华裔骆家辉在华盛顿州胜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州长，并在4年之后再度连任。骆家辉以其近乎完美的政治表现被盛赞为“美国梦的典范”。
2009年，骆家辉再度出马，在奥巴马政府中出任商务部长。
2009年7月，华裔赵美心成功当选美国国会首位华裔女众议员。
如今在北美，华人出现了政治参与的热潮：一是竞选和当选议员、市长等公职的华人人数大大增加；二是普通华人参政意识明显增强，投票率不断提高；三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华裔自觉加快融入主流社会，普遍具有比祖辈更为远大的政治抱负。
与北美不同，在中国人最早涉足的东南亚地区，华人的政治参与充满曲折和苦难。随着二战的展开，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华人都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抗日活动。并在二战后纷纷参加了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因为冷战挤压，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失败，华人也受到排斥。但华人始终没有放弃政治诉求。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东南亚华人积累的传统优势在政治上终于还是发挥出来，其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高，出现了数位代表人物。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在新加坡，华裔为主流政治生活中贡献了卓越的领导人。印尼的华人参政情况目前较差，但他们也在去年参加了议员选举。
在欧洲，华人数量不大，之前一直默默无闻。但目前也开始在政治上发声。华人移居英国已有近200年历史，目前有60万人。上世纪80年代，华裔新生代与主流社会开始积极参与当地社会事务、参政议政。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吴美莲在1986年竞选伦敦路易斯汉姆区议员开了华人进入地方政治的先河。20多年来，英国各地先后有约20位华人担任过地方议员。今年，更是有8名华人以不同党派身份在英格兰和北爱选区参与今年的选举。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有华人参选下议院。在法国，华人入法300年来，虽然在法华人投票权已发展到20万，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但华人从政者至今仍凤毛麟角。此外在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有华人政治人物闪现。欧洲的华人还在2009年5月举行了跨国会议，专门交流华人参政的经验教训。
在非洲，华人参政的声势不如其他地方壮大。但在从政的非洲华人中，也包括一些明星级的人物。比如塞舌尔第一任总统詹姆斯曼卡姆（中文名字为陈文咸）和塞舌尔警察总监安东尼加米尔（中文名字为韦怡和）。毛里求斯实行多族共治，华人政治地位与他族平等，出现了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朱梅、华人部长李国华、驻法大使陈凯等杰出人物。在南非，在2004年国会选举中，黄士豪等四人脱颖而出，成为南非首批华人国会议员。
在拉美，华人也是很早就参与了古巴等地的解放斗争和革命。其中一些人还被视为英雄，受到纪念。
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最早始于上世纪早期。中国淘金者的儿子朱俊英在1913年就当选澳联邦参议员，是进入联邦议会的第一位华裔人士。2000年，黄国鑫当选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市市长。2001年，苏震西当选墨尔本市市长，2004年又获连任。2007年底的总理大选则选出了该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女部长黄英贤。
新西兰华人近1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3.7%。目前已有1997年首次当选的国会议员国家党议员黄徐毓芳、南岛但尼丁市长陈家豪、奥克兰南区外塔可诺市首位华裔市议员陈文辉、吉斯伯恩市长Meng Foon等。
在中国的近邻日本，2004年7月，美女莲舫获得92万张选票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她是日本唯一一位有华裔背景的国会议员。近来莲舫在日本政坛的人气不断升高，并在2009年9月以民主党党籍出任该国首位华裔大臣。今年6月，更是内定她担任行政革新大臣。
纵观海外华人的参政史，这是一个从默默无闻，忍气吞声，眷恋母邦，向融入当地，共荣共存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发达国家相对顺利，而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则曲折得多。华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和经验，对母邦的文化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