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哲学基础及其前景
蓑笠翁
2010年9月20日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阿隆为“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和欧盟理念的积极创造者”；德国前总理科尔也认为“阿隆对欧盟的目标作了正确的描述”。欧盟正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法国左派、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欧洲大陆哲学体系思想传承的产物。这也许是为什么英国对欧盟若即若离、相反却一直紧紧追随美国的主要原因：地理上的相邻使得英国不可能完全置身欧盟之外，英国的左翼政党（工党）也同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样建立了高福利制度；但由于其独立于欧洲大陆的英美经验哲学体系，英国对欧盟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至今也未能在欧盟中取得一个主导地位，取得主导地位的是法国和德国。
英国之所以未能如法国和德国一样在欧盟取得主导地位，是不为，而非不能也，因为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显然使得它有取得这种地位的可能性。但英国至今连欧元区都不是，表面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深层次里也许还是因为对于欧盟理念本身的不认同。英国经验哲学是一种信奉经验和怀疑的哲学，从经验主义的原则出发，宁可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方式来推进社会进步，决不轻易诉诸革命的暴烈方式，对所谓的社会改造也始终抱一种警惕的态度。从历史上来说，英国的光荣革命显然比法国大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少得多。
一、大陆理性哲学的流变
法国和德国一直以来就是欧洲大陆理性哲学的大本营。大陆理性哲学起始于笛卡儿、斯宾诺沙和莱布尼兹，经由卢梭等人，到康德那里终集大成。虽然康德的哲学调和了以卢梭为代表的大陆理性哲学和以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哲学，但他本质上仍然属于理性哲学学派，罗素也认为卢梭对他的影响更大，虽然“休谟……把他（康德）从（唯理论）独断的睡梦中唤醒过来”，但“他不久就发明了一种让他能够再入睡的催眠剂”。（罗素《西方哲学史》）
罗素认为，黑格尔是德国哲学中由康德起始的那个运动的顶峰；虽然他对康德时常有所批评，假使原来没有康德的学说体系，决不会产生他的体系。马克思本人则是个不折不扣的黑格尔信徒，他的体系中保留了若干重要的黑格尔思想。（罗素《西方哲学史》）
马克思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产物，是理性思想的产物；另一个重要产物则是尼采，是非理性思想的产物。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意志为自身立法即意志自由的公式，已经为唯意志论哲学提供了一个起点，已经播下了非理性的种子，经由叔本华，到了尼采那里，非理性主义已经贯穿到了哲学的一切领域（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虽然马克思和尼采本人并不见得很乐见，但马克思主义直接导致了共产主义，尼采的哲学也成为希特勒和纳粹的指导原则，这是二十世纪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场大灾难。灾难发生后，当然要痛定思痛，但想完全抛弃马克思和尼采是不可能的。非理性的种子一旦播下，它就注定要长成一颗大树，这颗大树便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已经被阿隆在内的左派知识分子抛弃，但马克思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于异化的批判显然永远不会过时，法国左派学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虽然阿隆认为“在某些方面，马克思和尼采是‘完全对立的’”，但“他们的继承人（竟然）通过多条道路汇合在一起”，他指的是萨特和梅洛—庞蒂。
二、欧盟的哲学基础
虽然今天对于欧盟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层面，但前面论述的欧洲大陆哲学对它的影响显然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伟大的哲学传统（也包括英美经验哲学，甚至是非西方的、比如中国或印度的哲学传统），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自身的缺陷、甚至会犯下巨大的历史错误，但它是不会完全消失于无形中的。既然它曾经由人类中的佼佼者认真思考提出、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为人类所实践，其本身自然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自然会成为人类的伟大思想遗产，一旦它克服了自身的缺陷并遇到了适宜的土壤，肯定会再次散发出自己的力量和魅力。任何以共产主义实践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为借口，从而完全否定自笛卡儿、尤其是自康德以来欧洲大陆哲学的做法肯定是不可取的，也是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的看法。
任何一个社会政治实践，都是几百年前某个思想家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欧盟这个我们正在亲证中的伟大实践运动正是欧洲大陆哲学在今天的复兴产物。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其他的哲学传统，也没有因此认为欧盟的实践将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问题。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问题层出不穷，试图以一种方式或者一种思想来解决它的想法是武断的。
欧盟正是康德的世界联邦主义、马克思的社会平等以及几百年来日趋成熟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复杂产物：它努力消除民族国家带给人类的狭隘思维，逐渐消除国界对自由人的思想束缚；它致力于实现阿隆“所憧憬的一切东西”和他“所信奉的所有价值”，即平等和正义，不会无视下层社会民众的苦难；同时，它也努力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途径来实现它的上述目标，而不是以社会改造的名义重新使人类“通向奴役之路”。
1、世界联邦的理想
康德是个乐观的历史主义者，他认为“大自然以之为最高目标的东西”是“作为一个基地而使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禀赋都将在它那里面得到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他理想中的人是世界公民，而要达到“能保卫国际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就要求我们人类“这个物种要去发掘一条平衡定律来处理各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并且迫使我们采用一种联合的力量来加强这条定律”。他心中的“甜蜜的梦”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他甚至为之制定了相关的条款，其中第二项正式条款提到了“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即世界联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具有这种联盟的部分性质，但距离康德的“世界联邦”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国际联盟”没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和肆虐，“联合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也毫无办法，因为它们仍然还只是一种信奉强权至上主义的松散国家联盟。目前世界上真正在践行康德这一“世界联邦”理念的似乎只有现今的欧盟。虽然到目前为止它仍然只是在欧洲范围之内，但可以想象，一旦欧盟最终取得成功，将会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
就象我们看到的，最初以天主教（包括后来分出去的基督新教）传统的西欧国家为主体的欧盟，不但积极吸收东正教传统的东欧国家，甚至还努力吸收伊斯兰教传统的土耳其。这也许为冷战结束后逐渐凸显的“文明的冲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暴力和仇恨只会制造更多的暴力和仇恨，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欧洲大陆在二战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他们也因此切身体会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和种族主义的危害，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体系；反观美国，长期以来远离战场以及自身优越的“选民”意识，使得他们很难真正放下姿态来与不同文明进行对话，遇到问题总会迷信武力的解决方式，而这往往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2、社会平等和自由主义
社会平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并不是欧盟的产物，在其成立之前的许多欧洲国家内部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乍看之下，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这二者的结合绝非易事，长期以来它们甚至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虽然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平等和自由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自由易行、平等难得。一个自由的富人和一个自由的穷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平等，而贫穷反过来肯定会削弱穷人的自由选择，对平等的关注就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注。
平等可以分为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看来，机会平等是最重要的，对结果平等则不太看重，反而认为结果平等等同于鼓励懒惰，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不利于自由竞争；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看来，结果平等（当然不是绝对平等，否则就是共产主义了）比机会平等更重要，他们更看重人（尤其是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的尊严，无法忍受社会上部分人群的悲惨景遇。
马克思最早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根据他的观点，资本家的剥削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被奴役，无产阶级最终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攫墓人，其路径便是无产阶级革命。然而正如阿隆所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反而导致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在那些依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悲惨地位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甚至比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糟糕。他们摆脱了一个魔鬼--资本家---的控制，却陷入了另一个更大的魔鬼的控制。
这就迫使欧洲的左派思想家们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政治目标，但他们也并没有因此变得犬儒起来。阿隆认为迄今为止（他指的是1968年），“没有一种制度同时实现了我们所憧憬的一切东西和我们所信奉的所有价值”，他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进步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致力于实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和精神目的，但不采用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和一党专政的手段。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革命的暴力手段，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政治的前提下，努力促进社会平等。体现到社会层面，就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
三、欧洲的软肋和前景
虽然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给了欧洲左派致命一击，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于社会公正的信心。与美国社会左派力量向来的式微相比，左翼政党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并已形成和右翼政党旗鼓相当的政治力量。虽然各国共产党已经很难在各国取得执政地位，但社会党（以及政治立场与之相似的政党，如工党、社会民主党等）在各国的政治选举中时常胜出，并在各主要国家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如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并从整体上将欧洲拉向一种中间的路线。
与之相辉映的是各国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如今说到欧洲，“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是其重要的标签。福利制度对于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使人在其保障之下可以大胆进行创新，发挥人的潜能，又能使所有国民都能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另一方面，确使相当一部分人患上了“福利病”，等于是鼓励懒惰。更重要的是，过高的福利制度消耗了过多的社会资源，例如欧盟一半的财政支出都用在了福利制度上。
此次金融危机，与美国因为过度自由放任引起的次贷危机不同的是，欧洲却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这波源自希腊的危机扰乱了欧洲经济，破坏性、持续性已超乎预期，其罪魁祸首便是欧洲以借贷维持的高福利制度这一深层弊病，不过在希腊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已。但正如中国古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想让过惯了舒适日子的欧洲人放弃高福利的生活之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他们手中握有令各政党胆寒的选票。这便是整个欧洲的最大软肋，如果欧盟处理不好福利社会的尺度问题，过分的福利制度也许会使欧盟最终功亏一篑。
与之相反，由于地理阻隔和由来已久的英美经验哲学传统，美国极少受到欧洲大陆左派思想的干扰，它更加崇尚自由主义的传统，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这里受到的欢迎程度远甚于萨特和哈贝马斯。在社会平等和自由主义中，它优先选择的肯定是自由主义。虽然很多人批评美国的低福利制度（相对于欧洲而言，比起我们来说肯定是高了许多），但美国社会远比欧洲社会有活力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孰是孰非似乎也不能一概而定。
欧盟为人类前途勾画出了一幅美好的前景，在这里，和平、自由、尊严和平等有史以来似乎第一次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是康德理想中的“世界联邦”的前奏。然而，它似乎忽略了一个人性的弱点，那就是惰性。虽然面临着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但如果欧洲人能够战胜他们自己的惰性，将福利制度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水平，将工作与休闲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比例，它的前途将会是非常光明的。
2010年9月20日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阿隆为“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和欧盟理念的积极创造者”；德国前总理科尔也认为“阿隆对欧盟的目标作了正确的描述”。欧盟正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法国左派、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欧洲大陆哲学体系思想传承的产物。这也许是为什么英国对欧盟若即若离、相反却一直紧紧追随美国的主要原因：地理上的相邻使得英国不可能完全置身欧盟之外，英国的左翼政党（工党）也同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样建立了高福利制度；但由于其独立于欧洲大陆的英美经验哲学体系，英国对欧盟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至今也未能在欧盟中取得一个主导地位，取得主导地位的是法国和德国。
英国之所以未能如法国和德国一样在欧盟取得主导地位，是不为，而非不能也，因为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显然使得它有取得这种地位的可能性。但英国至今连欧元区都不是，表面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深层次里也许还是因为对于欧盟理念本身的不认同。英国经验哲学是一种信奉经验和怀疑的哲学，从经验主义的原则出发，宁可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方式来推进社会进步，决不轻易诉诸革命的暴烈方式，对所谓的社会改造也始终抱一种警惕的态度。从历史上来说，英国的光荣革命显然比法国大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少得多。
一、大陆理性哲学的流变
法国和德国一直以来就是欧洲大陆理性哲学的大本营。大陆理性哲学起始于笛卡儿、斯宾诺沙和莱布尼兹，经由卢梭等人，到康德那里终集大成。虽然康德的哲学调和了以卢梭为代表的大陆理性哲学和以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哲学，但他本质上仍然属于理性哲学学派，罗素也认为卢梭对他的影响更大，虽然“休谟……把他（康德）从（唯理论）独断的睡梦中唤醒过来”，但“他不久就发明了一种让他能够再入睡的催眠剂”。（罗素《西方哲学史》）
罗素认为，黑格尔是德国哲学中由康德起始的那个运动的顶峰；虽然他对康德时常有所批评，假使原来没有康德的学说体系，决不会产生他的体系。马克思本人则是个不折不扣的黑格尔信徒，他的体系中保留了若干重要的黑格尔思想。（罗素《西方哲学史》）
马克思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产物，是理性思想的产物；另一个重要产物则是尼采，是非理性思想的产物。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意志为自身立法即意志自由的公式，已经为唯意志论哲学提供了一个起点，已经播下了非理性的种子，经由叔本华，到了尼采那里，非理性主义已经贯穿到了哲学的一切领域（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虽然马克思和尼采本人并不见得很乐见，但马克思主义直接导致了共产主义，尼采的哲学也成为希特勒和纳粹的指导原则，这是二十世纪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场大灾难。灾难发生后，当然要痛定思痛，但想完全抛弃马克思和尼采是不可能的。非理性的种子一旦播下，它就注定要长成一颗大树，这颗大树便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已经被阿隆在内的左派知识分子抛弃，但马克思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于异化的批判显然永远不会过时，法国左派学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虽然阿隆认为“在某些方面，马克思和尼采是‘完全对立的’”，但“他们的继承人（竟然）通过多条道路汇合在一起”，他指的是萨特和梅洛—庞蒂。
二、欧盟的哲学基础
虽然今天对于欧盟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层面，但前面论述的欧洲大陆哲学对它的影响显然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伟大的哲学传统（也包括英美经验哲学，甚至是非西方的、比如中国或印度的哲学传统），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自身的缺陷、甚至会犯下巨大的历史错误，但它是不会完全消失于无形中的。既然它曾经由人类中的佼佼者认真思考提出、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为人类所实践，其本身自然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自然会成为人类的伟大思想遗产，一旦它克服了自身的缺陷并遇到了适宜的土壤，肯定会再次散发出自己的力量和魅力。任何以共产主义实践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为借口，从而完全否定自笛卡儿、尤其是自康德以来欧洲大陆哲学的做法肯定是不可取的，也是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的看法。
任何一个社会政治实践，都是几百年前某个思想家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欧盟这个我们正在亲证中的伟大实践运动正是欧洲大陆哲学在今天的复兴产物。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其他的哲学传统，也没有因此认为欧盟的实践将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问题。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问题层出不穷，试图以一种方式或者一种思想来解决它的想法是武断的。
欧盟正是康德的世界联邦主义、马克思的社会平等以及几百年来日趋成熟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复杂产物：它努力消除民族国家带给人类的狭隘思维，逐渐消除国界对自由人的思想束缚；它致力于实现阿隆“所憧憬的一切东西”和他“所信奉的所有价值”，即平等和正义，不会无视下层社会民众的苦难；同时，它也努力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途径来实现它的上述目标，而不是以社会改造的名义重新使人类“通向奴役之路”。
1、世界联邦的理想
康德是个乐观的历史主义者，他认为“大自然以之为最高目标的东西”是“作为一个基地而使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禀赋都将在它那里面得到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他理想中的人是世界公民，而要达到“能保卫国际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就要求我们人类“这个物种要去发掘一条平衡定律来处理各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并且迫使我们采用一种联合的力量来加强这条定律”。他心中的“甜蜜的梦”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他甚至为之制定了相关的条款，其中第二项正式条款提到了“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即世界联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具有这种联盟的部分性质，但距离康德的“世界联邦”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国际联盟”没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和肆虐，“联合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也毫无办法，因为它们仍然还只是一种信奉强权至上主义的松散国家联盟。目前世界上真正在践行康德这一“世界联邦”理念的似乎只有现今的欧盟。虽然到目前为止它仍然只是在欧洲范围之内，但可以想象，一旦欧盟最终取得成功，将会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
就象我们看到的，最初以天主教（包括后来分出去的基督新教）传统的西欧国家为主体的欧盟，不但积极吸收东正教传统的东欧国家，甚至还努力吸收伊斯兰教传统的土耳其。这也许为冷战结束后逐渐凸显的“文明的冲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暴力和仇恨只会制造更多的暴力和仇恨，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欧洲大陆在二战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他们也因此切身体会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和种族主义的危害，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体系；反观美国，长期以来远离战场以及自身优越的“选民”意识，使得他们很难真正放下姿态来与不同文明进行对话，遇到问题总会迷信武力的解决方式，而这往往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2、社会平等和自由主义
社会平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并不是欧盟的产物，在其成立之前的许多欧洲国家内部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乍看之下，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这二者的结合绝非易事，长期以来它们甚至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虽然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平等和自由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自由易行、平等难得。一个自由的富人和一个自由的穷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平等，而贫穷反过来肯定会削弱穷人的自由选择，对平等的关注就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注。
平等可以分为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看来，机会平等是最重要的，对结果平等则不太看重，反而认为结果平等等同于鼓励懒惰，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不利于自由竞争；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看来，结果平等（当然不是绝对平等，否则就是共产主义了）比机会平等更重要，他们更看重人（尤其是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的尊严，无法忍受社会上部分人群的悲惨景遇。
马克思最早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根据他的观点，资本家的剥削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被奴役，无产阶级最终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攫墓人，其路径便是无产阶级革命。然而正如阿隆所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反而导致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在那些依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悲惨地位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甚至比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糟糕。他们摆脱了一个魔鬼--资本家---的控制，却陷入了另一个更大的魔鬼的控制。
这就迫使欧洲的左派思想家们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政治目标，但他们也并没有因此变得犬儒起来。阿隆认为迄今为止（他指的是1968年），“没有一种制度同时实现了我们所憧憬的一切东西和我们所信奉的所有价值”，他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进步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致力于实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和精神目的，但不采用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和一党专政的手段。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革命的暴力手段，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政治的前提下，努力促进社会平等。体现到社会层面，就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
三、欧洲的软肋和前景
虽然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给了欧洲左派致命一击，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于社会公正的信心。与美国社会左派力量向来的式微相比，左翼政党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并已形成和右翼政党旗鼓相当的政治力量。虽然各国共产党已经很难在各国取得执政地位，但社会党（以及政治立场与之相似的政党，如工党、社会民主党等）在各国的政治选举中时常胜出，并在各主要国家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如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并从整体上将欧洲拉向一种中间的路线。
与之相辉映的是各国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如今说到欧洲，“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是其重要的标签。福利制度对于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使人在其保障之下可以大胆进行创新，发挥人的潜能，又能使所有国民都能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另一方面，确使相当一部分人患上了“福利病”，等于是鼓励懒惰。更重要的是，过高的福利制度消耗了过多的社会资源，例如欧盟一半的财政支出都用在了福利制度上。
此次金融危机，与美国因为过度自由放任引起的次贷危机不同的是，欧洲却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这波源自希腊的危机扰乱了欧洲经济，破坏性、持续性已超乎预期，其罪魁祸首便是欧洲以借贷维持的高福利制度这一深层弊病，不过在希腊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已。但正如中国古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想让过惯了舒适日子的欧洲人放弃高福利的生活之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他们手中握有令各政党胆寒的选票。这便是整个欧洲的最大软肋，如果欧盟处理不好福利社会的尺度问题，过分的福利制度也许会使欧盟最终功亏一篑。
与之相反，由于地理阻隔和由来已久的英美经验哲学传统，美国极少受到欧洲大陆左派思想的干扰，它更加崇尚自由主义的传统，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这里受到的欢迎程度远甚于萨特和哈贝马斯。在社会平等和自由主义中，它优先选择的肯定是自由主义。虽然很多人批评美国的低福利制度（相对于欧洲而言，比起我们来说肯定是高了许多），但美国社会远比欧洲社会有活力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孰是孰非似乎也不能一概而定。
欧盟为人类前途勾画出了一幅美好的前景，在这里，和平、自由、尊严和平等有史以来似乎第一次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是康德理想中的“世界联邦”的前奏。然而，它似乎忽略了一个人性的弱点，那就是惰性。虽然面临着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但如果欧洲人能够战胜他们自己的惰性，将福利制度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水平，将工作与休闲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比例，它的前途将会是非常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