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流的土地》观影散记

新加坡一个关注外籍劳工的电影艺术团体Migrant Voices前阵子推出了第二届新加坡Migration Film Festival，9月11日在City Hall附近的Substation Theater放映了一系列关于流动人口和劳工的电影及纪录片作品。
H.O.M.E.和HealthServe的朋友事前就告知我这个消息，并且在facebook上邀请我参加放映会。仔细看了他们的影片介绍之后，我选了晚上那一场，因为其中一部微型纪录片与我的课题直接相关，记录的是新加坡小印度这个地方汇聚的劳工，其中就有来自中国的工人。
这部片子的片名是Confluence of Lands，中文名为《汇流的土地》，导演Jenny Chan。片长仅17分钟，但信息量丰富，也很好地呈现出小印度这个多元种族社会里传统的“族群飞地”（ethnic enclave），在今天面对游移客工的新局面。
要想了解这部短片的背景，先要介绍一下新加坡的人口族群比例。如下图所示，在新加坡500万总人口中，377万人为公民或永久居民，另外130万以上是持各种准证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学习的non-residents。在本地居民（pr+citizen）中，华人人口占四分之三，而印度人仅占不到一成。不过，实际上本地130万non-residents中，来自南亚（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及中国大陆的外籍劳工却占相当大的比例——遗憾的是，新加坡政府从不公开这项数据。Little India（小印度）则顾名思义，是这个华人为主的社会中，印度及其他南亚裔居民聚居生活的地区。
                
                
因此，Confluence of Lands这部短片所记录和讲述的，正是发生在小印度的移民客工故事。
一位孟加拉中年人，十多二十年前以劳工身份来到新加坡。经过十来年的打拼，终于定居狮城，并且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店里出售的主要是孟加拉常见食物和食材。店里的顾客，也主要都是居住在小印度的孟加拉人或印度人，其中不少便是和店主早年同样身份的客工。这样一家几乎是home away from home的小杂货铺，店里的两个雇员，却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Chen Yao和Shen Guangqian。由于新加坡劳工部的外劳准入限制中规定，在本地从事服务业的外籍雇员仅限来自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南韩、台湾以及中国。因此，店主无奈之下只得求助于跨国劳务中介，于是这两名中国人就作为中国的“对外劳务输出人员”，来到了新加坡的小印度。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中国方面的中介公司在向Chen Yao和Shen Guangqian推销这份跨国工作合约的时候，却并没有明确告知，这是一家孟加拉人的店铺。于是，两个来自不同省份的中国人，满心以为自己将要去一个华人为主的社会，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每天打交道的老板和顾客，都是深褐色皮肤的南亚裔人。语言障碍带来了沟通上的隔阂，Shen Guangqian说，语言不通，就没法进行情感上的交流；情感上没有交流，遇到问题就会很难办。不过，熬过最初的震惊和不适应之后，他们两人也逐步习惯了小印度的工作生活。只是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倾吐衷肠的二人，在他们的孟加拉雇主眼中，却是“不怎么说话”的雇员。
与这两位中国客工类似，小印度同样聚集了大量来自南亚的客工。他们有的已是大学毕业，在家乡找不到工作，才远赴新加坡成为劳工。新加坡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凭着每天12小时体力劳动，就能为自己和家人挣上一个美好未来的国度。影片的后半部分，拍摄者在小印度竹脚中心附近访问了多名来自南亚的劳工，将他们来到新加坡的动机和愿望也呈现给观众。他们身在异国的乡愁，在小印度这个南亚社群找到了些许寄托，这里贩卖他们熟悉的食物、服饰、影音娱乐、生活用品，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也都有着和他们一样深褐色的皮肤、卷曲的黑发、浓重的乡音。这里不同于新加坡的其他地方，这里是小印度，是“小达卡”，华人才是这里的“少数族群”。
而Chen Yao和Shen Guangqian，正是在这个南亚客工寄托乡愁的地方，在一个华人占多数的社会里，以“少数族裔”的身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导演Jenny Chan以“Confluence（汇流）”作为本片的题眼，将来自中国和南亚的两股客工汇聚在新加坡小印度的撞击凸显出来。这是极有趣味的族群选题，既背靠着新加坡深厚的多元族群历史渊源，同时又体现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最前线风景。能够在短暂的访问过程里现场观看到这部影片，并得Jenny赠送DVD拷贝一份，我深感幸运和感激。
不过，对于“汇流”这个描述，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想要追加。不同于新加坡官方一路来宣导的“族群融合”，本片选用“汇流”这个定位，着实令人眼前一亮。“汇流”并不等同于“融合”。一方面，族群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主观想要融合就能够办到的。恰如片中Shen Guangqian所说，语言是与情感直接相关的工具。事实上，在新加坡社会，即便是来自中国的中产阶层新移民，哪怕已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几年，全家都加入了新加坡国籍，这些与本地人语言沟通无碍的人，大部分依然未能真正和本地新加坡华人达致亲密无间的融入状态。相反，他们最交心的朋友，也仍是跟自己有着类似移民经历的中国新移民。由此可见，在语言之外，文化背景亦是影响融合的一项要素。另一方面，除了语言和文化背景，新加坡本地对于外来移民的吸纳，其实有着很鲜明的阶层分野。新加坡政府虽然大力提倡国内族群融合，但是那些宣导实际上仅仅针对已经取得本地永久居民身份或公民权的移民，而这些人大都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优渥的收入和宽裕的家庭经济条件。至于那些需要时时续签工作合约和工作准证的外籍劳工，他们其实只是新加坡政府眼中十分“工具化”的外来劳动力而已。政府的希望只是减低这个人群在本地社会的犯罪率，至于他们的生活和感受，能维持基本的人道标准已属难得。因此，鉴于语言文化背景和本地社会的移民政策，小印度的中印劳工”汇流“的确是近在眼前的现象，而”融合“，却还远在天边。
此外，即便是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中产阶层的留学生、专业人士和商人，其实也与草根阶层体力劳动者（建筑工、餐馆服务员、厨师等等）泾渭分明。我在新加坡访问过几十位中产阶层新移民和草根阶层的劳工，他们的社交圈子基本没有重叠。中产阶层生活在自己的同事和老同学圈子里，怡然自得；劳工们每周工作六天至六天半，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一个月仅有的2～4天休息时间，好好补补觉、跟同住的室友去附近街上走走，也就过去了，压根谈不上什么”社交“。我忽然意识到，这种阶层之间的森严壁垒，其实对于我是多么熟悉啊——在中国大陆的城市，我们不是也每天生活在这种二元隔绝的社会阶层生态里么？城市里白领与农民工的生活之间没有交集，这难道不是大家早就习以为常的状态了吗？全球化不仅为中国带来跨国的人口流动，将大量的跨国求职者输送到海外，而且也将中国社会自身的阶层分野照搬到了海外的中国新移民社群之中。当这种投射发生在新加坡这个小岛上，历史的对照就显得如此鲜明：早年”下南洋“的中国人，大都来自东南沿海的乡村，因为土地贫瘠人口稠密，不得不远赴海外讨生活。至于后来风生水起腰缠万贯的南洋富商，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几乎是每一个华商家庭的基调。而那是一个尚未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和技能这些”可携带的技术“（portable skills）尚未主宰移民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今时今日，中国本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迅速产生了阶层分化，而这种分化，又随着出国潮涌向海外。当中国本土的教育和社会资本为特定阶层所垄断，那些草根的人们，又能怎样改变自身的社会阶层地位呢？连素来高唱主旋律的人民日报都报道了这个现象，新加坡中国移民及客工社群中的阶级分野，至多只是一个海外的缩影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