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珏：剑桥汉学缘

一、剑桥汉学与「岛夷威酋」
今年二月底，我在南半球的夏末，从电邮中惊悉在当月的二十四日，汉学大师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先生因急病在剑桥辞世，不胜震悼。杜希德又译崔瑞德，历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执英美的唐史研究和中国的通史研究之牛耳，为汉学界所公认，而其领导汉学的研究潮流之杰出贡献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第一为与已故哈佛的近、现代中国研究鼻祖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珠联璧合，共同主编十五卷本《剑桥中国史》（尚未出齐）；第二为在二次大战后使欧洲与《通报》（T'oung Pao）比肩的汉学名刊《泰东》（Asia Major）复刊，并亲任主编，直到二十世纪末；第三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主编《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and Institutions），已出版约五十种专著，刊头题字者不是别人，正乃是已故耶鲁汉学巨擘傅汉思（Hans Frankel）夫人、海外名书法家张充和（亦即香港名报人兼鉴赏家董桥对其文人书法推崇备至的「充老」）先生。杜师慧眼识英雄，广结善缘，通过这一套世界级学术丛书，识拔和培养过分布在欧、美、澳、亚各洲的一、两代年轻的学人，后来不少都成为出类拔萃的汉学家，外国人中不乏麦大维（David MacMullen，现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和费思棻（Stephen Fitzgerald，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汉学教授、中澳建交后首任驻华大使）这样响当当的名字，而华人中则包括如今名闻遐迩的黄仁宇（黄氏在其身后出版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对此有详细记录）和王泛森（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在内的第一流人物。杜师的辉煌的学术生涯，起于剑桥，终于剑桥（他荣休之后，离开美国，隐居剑桥），而中间普林斯顿度过的全盛时期，则努力将剑桥汉学汇通于美国的主流学界，其沟通英、美汉学研究的功德，当世无能出其右，如今缅怀，即使称之为「杜剑桥」，亦当之无愧。
   由于杜师生前十分清高，十分低?#123;，他的三大贡献，在中文世界，除了《剑桥中国史》外，鲜为人知。尤其是《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来龙去脉，国内至今仍深闺少人识。我在杜师的晚年，受命协助他筹备出版该丛刊中文版，从学术史的整理角度，多有收获。如今国内国学热和汉学热风起云涌，去年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由人大创办的国学院之粉墨登场，固已为读者所耳熟能详，而今年由地处海滨的福州大学始作俑之第一家国际化汉学院，据可靠消息，已呼之欲出，手笔很大。在地无分南北的国学和汉学两热中，我感到不妨持「真品作借鉴」的态度，平常心对待。《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无疑属真品，故敢借香港《文汇报》一角，与读者分享。
 剑桥的汉学，有与外交相结合的传统，其第一任汉学教授威妥玛（即威妥玛音标创始人，曾国藩书信中之「岛夷威酋」），就做过晚清的驻华公使。二十年前，记得楚辞研究家萧兵兄访问了普林斯顿后，曾诧异地说，普林斯顿的教授怎么个个的衣着都像是外交部长似的。我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挑出介绍的第一本书《张载的思想》，著者葛艾儒（Ira Kasoff）就是普林斯顿的博士，后来成为职业的外交家，有一段传奇式的经历，回应了上述的两大传统。众所周知，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张载哲学的难度最大，歧义最多，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是，也许很少人知道，在国内出版第一部张载研究的专著的1982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普林斯顿问世了一部重要的博士论文，研究十一世纪的思想史大气候，张载的天、地、人观念，圣人观，以及张载与二程的关系等。该博士论文由美国汉学界研究思想史的大师之一、普林斯顿的汉学鼻祖牟复礼（Fritz Mote）先生指导，而著者葛艾儒并曾在七十年代末期远涉重洋到北京，以一年时间，亲炙张岱年，有每周定期的讨论张载之二人雅聚，成果即这部《张载的思想》，其问世与国内姜国柱《张载的哲学思想》的出版，见证了八十年代初在中外学术的交流尚十分隔膜的阶段，中、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张载的思想的一段佳话，正因其鲜为人知，更弥足珍贵。《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一般不出版普林斯顿的博士的著作，为免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而杜师对此书竟网开一面，其学术价值和在当时的前沿意义，可见一斑。
二十二年过去了，葛艾儒弃儒从政从商，现官拜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首席商务领事，以职业外交家的身份出现，其一举一动，为媒体关注。他的太太艾秋兴（Ellen Eliasoph）也并非等闲之辈，当年作为中美首批交换留学生，负笈北大，如今乃时代华?#123;的中国区总裁，在以上海为大本营的中国娱乐界大展拳脚，风头之健，甚至超过了她先生。 物换星移，牟复礼和杜希德先生已先后在去年和今年二月遽归道山。今天的葛艾儒，想来是当年指导和识拔过他的二位先生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尽管其「不务正业」，严格看来，其人至今仍不失为国际间的为数不多的张载的研究者之一，而这部外交官笔下的思想史，居然仍然有重新用中文出版的价值，则足证杜师当年的知人洞见，有运筹帷幄、决胜于二十年之外的长算。谨以此小小传奇，开始「剑桥汉学缘」第一篇。
二、伊佩霞其人其书
在今天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伊佩霞（Patricia Ebrey）不失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其路数独到的「武功」，源出于七十年代中哥伦比亚之汉学研究的深厚门墙。三十多年来，她在上启于六朝、下接乎宋元的中古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疆场上，跨越「长时段」，纵横驰骋，等身的著作，被翻译成德、韩、中等文字，在全世界各地流传。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读者也渐渐知道，伊氏在女性主义和中国通史的研究两方面，在国际范围内，有攻城略地的功劳。代表前者的《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的中译本甫一出笼，各种书评中的赞誉，如「海外中国妇女史的开山之作」、「很大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学研究中的死角与盲区」云云，接踵而来。而有关后者的《剑桥插图中国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明奥秘》，一卷单行，图文并茂，则是伊氏十五年磨一剑的名山事业，中译一出，海?#123;两岸，重磅热读，简繁体各种版本，一再重印，一再脱销，称得上是一本少见的学术性畅销书。
然而，一般的读者也许不知道，近三十年前，当今天红遍太平洋两岸的单卷本《剑桥插图中国史》的作者伊佩霞，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助理教授时，把她的成名作《博陵崔氏个案研究》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出版的，不是别人，正是十五卷本《剑桥中国史》的首席主编杜希德。《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追踪了崔氏一千年间的历史足迹」，「把一个家族在自后汉末至唐末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活动都?#123;入考察的范围」，材料运用极有特色，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收藏的四十二种未公开的金石文资料」。虽然在一般读者中，伊氏此书，没有她后来的《剑桥插图中国史》那么有名，但其学术史上的影响，却比《剑桥插图中国史》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靠这部成名作，伊佩霞开始了一帆风顺的学术生涯。
早在二十四年前，中国还根本没什么人知道伊佩霞是何方神圣的时候，北京有一位学界的耆宿，就撰文介绍此书，题曰《〈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在有所商榷的同时，高度评价其开创性的价值。这篇书评，多年来广为学界所引用，本身也成为了圈内的经典，被誉为「没有流于一般性的介绍的赞誉，而是对论著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具体的探讨和分析，是学术评论的经典之作。」最近更有圈内论者，进一步称：「家族的个案研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个案研究本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已经成为海外学者的一个通例。八十年代初，美国学者伊佩霞的专著《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位二十四年前就识得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伊佩霞的学界耆宿，不是别人，正是二十世纪的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师之一周一良。周氏是陈寅恪早期的学生，此书评之目光如炬，并非偶然。二十八年后的今天，《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也仍没有过时，国内在近年出版的有关南北朝士族的著作仍对其观点多所引用，但由于此书没有中译，不少学者都只能转引周一良书评，令人遗憾。
 当年，杜希德慧眼识得伊佩霞，通过收此书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帮助美国的汉学界认识了这位后来春风得意的女将。无独有偶，周一良慧眼也识得伊佩霞，通过那一篇书评，帮助中国的国学界认识了这位远在大洋彼岸的汉学家。这一段鲜为人知的逸事，使我油然想起二十世纪数学界的另一段家喻户晓的佳话，只缘熊庆来慧眼识得华罗庚，才使华罗庚之所以能成为华罗庚，而正因为华罗庚慧眼识得陈景润，才使陈景润之所以能成为陈景润。
三、杜希德与陈寅恪
杜希德之所以在上世纪后半叶欧美的中国通史界有公认的领导地位，是因为他以毕生精力，主持编纂十五卷本《剑桥中国史》，自不言而喻。同时，杜希德不仅重「通」重「博」，而且尚「专」尚「精」，又以毕生精力治唐史，尤多划时代的贡献，其晚年精心所著《唐代的官修史籍考》，是全世界各种文字（包括中文）中的第一部有关唐代的官修史学的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著作，也是杜氏宏富的著述中，唯一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一部。
人们也许不知道，杜希德的多姿多彩的唐史生涯，在刚刚起步之时，曾有段珍贵的轶闻，与陈寅恪有关系。陈寅恪在上世纪的前半叶，漫游柏林、慕尼黑和哈佛三座在当时西方最顶尖的研究东方学的学府后，其以隋唐史为中心的学术，融会国学和汉学，已达到国际间最高境界，而牛津大学于1939年聘其为汉学教授之一事（与美国大学的教授制不同，英国大学沿讲师制，教授为chair，亦即讲座教授），足以证明，在这所当时的所谓「日不落帝国」的最高学府，陈氏是无可置疑的权威。杜希德五十年代在剑桥完成研究唐代财政史的博士论文（出版后成为西方汉学界该领域的名著之一），远渡重洋，向心目中的大师陈寅恪问学，惜乎因当时的中英关系，受阻于香港，无法得到入广州的签证，成为杜氏的遗憾，其晚年与我谈及，对此不遇，犹未能释然。正因为此，杜希德转去另一个源远流长的中国学研究的顶尖中心——日本的京都大学，在内藤湖南所奠基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得到了日本汉学的精髓。
杜氏晚年的这部《唐代的官修史籍考》，字里行间，处处看得出他融会东洋和西洋史学的精义，处理唐代的制度史和史学史的学科交叉问题时，得心应手的精彩笔法。唐代政府中的各种修史的机构分支，如史馆、秘书内省、干元院、丽正修书院、集贤院等等，以及这一些机构中的官职，如起居郎、内起居郎等，错综复杂，很难理清其头绪。而唐代的史官所运用的一整套的史料系统，包括起居注、内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传记、典志、书翰、实录、国史等，亦纷繁错落，不易摸到其理路。杜氏却举重若轻，以西方的史法根基，融会国学中的考据功夫，网罗弘富，考据细密，通过用个案研究，分析《旧唐书》的复杂史源，用图表等等方式，对《旧唐书》二十本纪、十一志等等部分，做极为细致的整理，藉以看出这一部五代的编者总其成的正史，是如何运用了唐代为其本朝的官修正史所准备的各种史籍，五花八门中，秩序井然，足为师法。杜氏的这种风格，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深深打动了汉学界的同行。此书出版后，欧洲最老牌的汉学名刊《通报》发表书评，称杜氏在处理繁复的史源时，炉火纯青，娓娓道来，使人如读侦探小说，趣味盎然。此说非溢美之词，实知音之论。
虽缘悭一面，然杜希德始终极推崇前辈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治隋唐史的境界，普林斯顿的汉学研究在上世纪末之达于鼎盛，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学者，与杜希德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在课徒之时，不遗余力，创导学习陈寅恪先生的史法，深有关系。回忆在十四年前，我刚到普林斯顿时，在杜师「壮思堂」（Jones Hall之汉译，其匾为名书法家、毕业于普林斯顿艺术史系的学长傅申所题）中的洒满阳光的办公室里的初次见面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而人事代谢，杜师已经在今年初遽归道山。翻开他的《唐代的官修史籍考》原版，想起我答应他的协助出版《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的诺言，不胜感慨。
四、南半球的「费正清」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汉学大佬中以参与其本国的对华政策之制定，一言九鼎，而有全世界声誉者，有两位自订的汉名都姓「费」的先生，而这两位「费」公与杜希德都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位是地处北半球美国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对中国读者，这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大家知道，一方面，战后的美国，他在协助历届的政府确定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举足轻重，其「国师」之誉，名副其实，不遑多让。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地道的学者，执哈佛的汉学研究之牛耳几十年，与杜希德共同主编十五卷本《剑桥中国史》，一今一古，珠联璧合，传为雅谈。第二位是澳洲汉学界的费思棻（Stephen Fitzgerald），此君既是七十年代初澳中建交后的首任驻华大使，又曾任澳洲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的教授，并在七十年代末为系主任。读者也许不知道，在上世纪的澳洲国立大学中，曾有过两位享国际声誉的汉学家。一位是后来回瑞典接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的马悦然，今天是炙手可热的诺贝尔奖评委，六十年代则担任澳洲国立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另一位就是这位费思棻。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政治与学术的两栖人物，称之为南半球的「费正清」，也并不为过。而日后在学界和外交界春风得意的费思棻初出茅庐的成名作《中国与海外华人》，就是因杜希德赏识，而收入《剑桥中华文史论丛》出版的。
这一部《中国与海外华人》，研究的是自1949年至1970年的北京的侨务政策的变迁，涉及共和国建国以后各阶段的华侨政策的变迁和海外华人的活动史的方方面面，为这方面的研究设立了一个先驱性的榜样。今天的海外华人的问题研究，不管在欧洲、北美，还是在澳洲和亚洲，都是一门很热的「显学」，但三十年前，在古代中国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汉学界，则还是「冷门」。再者，澳洲国立大学是今天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现代中国的研究重镇，当时在这个领域里却还刚刚起步，费思棻和后来曾出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先生，就是当年的筚路?#123;缕、以启山林的一代拓荒者。回首当年，一个澳洲的学者，要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写中国当前的政策研究的学术著作，谈何容易。
所幸者，杜希德常敢破格。就我近年在协助杜师筹备《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中文版出版时所知，他在七十年代初，至少有两次大手笔的破格。一次是如今已名满天下的黄仁宇的处女作《明代税收与财政》的手稿，被哈佛出版社拒绝，而有倒海翻江之神通的费公正清夹在意气用事的两造中间，竟一筹莫展。杜师阅读了手稿，当机立断，将此书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出版，黄氏方一举成名（黄在其身后出版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对杜师知遇之恩，有详细介绍）。另一次的「出冷门」，就是决定把费思棻的这部处女作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1972年，《中国与海外华人》出版后，费氏旋于次年即出任澳洲首任驻北京大使，而费氏在此书中对当代的海外华人的研究领域之开风气之先的功劳，更不可低估。 中、澳建交，早于中、美的建交，费思棻任驻华大使时，当今美国的总统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正是驻京联络处主任，据有关记载，费思棻曾给予后来是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多方鼎助，传为逸闻。大使卸任后，费思棻重返教坛，在国立大学培养了一代学人。他当年所主编的《澳中事务》（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是今天西方的权威刊物《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前身，至今仍影响巨大。
时光流逝，费氏在八十年代，辞去职教，利用他多年的人脉资源，成立费思棻咨询公司，开发澳、中的贸易和投资，干得之红火，不亚于学术研究和外交斡旋。2003年，有个叫赵大陆的移民画家获得了澳洲富盛名的艺术奖项「阿切博尔德人民之选奖」，其获奖作品竟是一幅费思棻的肖像，名曰：《老费》，为五万多澳人的选票选出，这位传奇式人物在南半球之知名，可见一斑矣。
五、「三等僧众」处女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我住在普林斯顿，离开黄仁宇先生的纽约住处，只有一小时的车程，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去拜访他。一直到本世纪初，离开美国前，忽然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深感遗憾，竟没有能一睹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的风采。但周围师友，与他交好者甚多，也陆续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故事，其中的一件，就是黄仁宇的崛起，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缘分。
今天黄仁宇的名字，不仅学术界中人，连一般大学生和爱好历史的白领，都耳熟能详，真所谓「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黄仁宇一生之从军、治学、著书的多方面经历，波澜壮阔，收成结果时，固然应了「成功人士必然优秀，而优秀人士必然成功」的名言。然而，读者也许不知道，黄氏当年在汉学界的崛起，有过一番苦苦挣扎的经历。他的成名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之出版，就有过一段很曲折的经历。在美国的大学中，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乃是不是授予长聘（tenure，亦即国内称之为「终身教授」者）的关键，自然也是一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关键。长聘的取得，则必须有著作在声誉卓著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方有把握。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每一本书，又都要经过第一流专家的严格审核，所以在助理教授中有这样一句话的流行，叫做「不出书，就滚蛋」（publish or perish）。其间的甘苦，真不足为外人道。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发人未发的系统分析，不仅当时是一个前沿性突破，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无庸讳言，《万历十五年》是黄氏最畅销的著作，与之相比，知道《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人较少。然而，黄氏的著作在台湾的主要出版商之一的联经公司的负责人林载爵先生坦言：《万历十五年》在学术专业性上，远不能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相比。这部分析「洪武型财政」的专书，不仅显示出黄氏以财政制度解析社会结构的史家慧识，更蕴含着黄氏多年苦读全套《明实录》巨帙的心血结晶。那些总喜欢批评黄氏「空疏」的学者，若能早些看到这部明代财政专书，可能即不会如此「勇敢」（此书的中译本在2000年才首次问世）。
诚哉斯言。我们知道，黄氏在中文世界的成名，首先在台湾，他的畅销书，也大都是先在台湾出版，而后在国内重版的。虽然，黄氏大名在国内，正面居多。但是，在台湾历史学家的圈内，却毁誉参半。赞者称其有特殊的史识，贬者称其著述远非严谨。然而，上述的知黄罪黄，都是针对他《万历十五年》及其以后的著作而言的。对《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基本没有人认为其严谨性和学术性有问题。
据黄仁宇在身后出版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的回忆，这本当年对他的学术前途有十分重要的关系的处女作出版，与费正清和杜希德两巨头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当时黄氏正由费正清邀请，在哈佛修改和杀青此书，本来理当由哈佛出版，然而，该书的审稿人却与黄氏的学术理念不一样，提出一系列大手术意见，在某种意义上等于重写，黄氏没办法接受。为了打破此僵局，黄氏则将手稿转寄给剑桥杜希德，希望有一线生机。杜希德慧眼识英雄，不仅另外请专家重审，通过出版，并力挺黄着，亲自作序，这也是近五十种《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诸书中少见的现象。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在其身后，如日方中，为一般知识界耳熟能详。但当年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高手如云的汉学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只是个「三等僧众」。其时也，哈佛费正清、耶鲁芮鹤寿（Arthur Wright）、哥伦比亚狄百瑞（William de Bary）、普林斯顿牟复礼（Fritz Mote）和剑桥杜希德诸公，均尚在第一线共主汉学界之沉浮，法相庄严，讲经名剎。黄氏此言，实为确论，并非假客气。然而，有趣的是，以上五宗师，对黄氏一个「小字辈」人物，从各自角度，以不同因缘，不约而同，忘年结交，无一例外。由此推知，黄仁宇之才华横溢，为彼所见，乃不以地位论英雄耳。
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今日何妨再评说
在女性主义风靡一时的今天，对中国古代的妇女和社会性别史，从文、史、哲各个方面作研究，是美国汉学界的一门「显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耶鲁之孙康宜、哥伦比亚之高彦颐（Dorothy Ko）、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之韩启澜（Emily Honig）、史丹福之苏成捷（Matthew Sommer）、西雅图华盛顿之伊佩霞（Patricia Ebrey）等等，随手就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来，有男有女，宜老宜少，亦华亦洋，即使从门外窥其阵容，也蔚为大观，煞是好看。更有趣的是，在这个圈子里，很巧有两个都在加州教书，而同时又都姓「柏」的女学者，一位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另一位是南加州大学的柏清韵（Bettine Birge），在国际的学术舞台上，都十分活跃，各出奇谋，而各擅胜场。而2002年《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关山门」前出版的《宋元间女性、资产与儒家反应》一卷，正是柏清韵的成名作，也是一本数年来广为中外学术界引用和讨论的「热门书」。
自二十世纪初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析唐、宋之交为「中古」与「近世」的分界线以来，一直到本书问世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近世中国的妇女地位，宋元明清，一脉相承，有元一代，变化很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本书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试图推翻这一种说法。除了导言和结论外，分四个专章，焦点集中在从宋初到元末凡四百年间，女性在家庭和财产继承与分配中的法律地位的变迁，正与法国的年鉴学派所创导的「长时段」研究暗合。其独到之处，在于把宋、元间的妇女地位的问题，与婚姻和财产的继承法联系研究，观察父系的制度性权威在上述的「长时段」中的起伏，发人未发，质疑一系列人们心目中已约定俗成的观念，十分精彩。例如，今天一般读书人的观念是，唐代的女性较开放自由，而宋代则较多有束缚和限制。同时，因宋明理学的兴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宋代变成一种在社会上普遍遵行的习俗，由观念史变成社会史。这种看法，经过长期间的传媒辐射，在二十世纪的人们心目中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社会定见，似乎宋代的妇女地位比较低下，已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论。面对此定论，柏清韵在新世纪大声疾呼，曰：「否」。
 根据她观察，如果从法律保障的角度而言，恰恰相反，有宋一代，妇女的地位很高。首先，与唐代相比，宋代之财产继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父子相承，「肥水不流外人田」，全部保留在男性的宗族里，世代相传；而是可以被女儿或寡妇所继承、所控制，「肥水常流外人田」。这一点是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充分地注意到的。其次，经济地位能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柏清韵发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牌坊的制度，并不是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是宋代社会的实践。在唐代以后的近世，妇女失去从娘家、夫家财产的继承权，完全沦为一离开父、夫的男性社会就没办法生存的附庸品，始于我们不怎么注意的元代，而从此以后，失去了经济依傍的女性，在社会史上，便与林立的贞节牌坊，相伴数百年。这一发现，不可谓小，某种意义上，不仅会局部重写宋、元史，而且会导致中国的女性社会史的阶段性重新评价。
 此书三年前出版后引起之重磅热读，决非偶然。其手稿，在审查时，除了得到耶鲁之韩森（Valerie Hansen）和纽约州立大学之贾志扬（John Chafee）等三位宋史的专家佳评，更荣获两位老一辈的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明史的名士——慕尼黑之傅海波（Herbert Franke）和普林斯顿之牟复礼（Frederick Mote）——的赞扬。柏清韵年纪轻轻，风华正茂，其前途无量，可知矣。
七、「人境庐」的北美缘
一个人及其作品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潮起潮落，往往很难预料。黄遵宪之提倡「诗界革命」，之缘外交而沟通异域，之参与百日维新而息影故居「人境庐」，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在晚清名盛一时。他做过驻日参赞、驻英参赞，也做过驻旧金山总领事和驻新加坡总领事，以诗记史，字里行间，哪一篇、哪一段不是在今天亦可圈可点。但整个二十世纪，黄遵宪研究似乎不太走红，声音寂寥。而加拿大卑诗大学施米特（J.D. Schmidt）的《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一书，在1994年列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出版，犹空谷足音，闻之可喜。
千禧年后，黄遵宪研究在国内时来运转，由冷变热。2001年北京召开以「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第一次「黄学」国际研讨会，中日韩等国的近百名专家与会，为第一转。去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黄氏故乡之梅州先后各举办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为第二转。奇怪的是，在一片「黄学」研究的热闹声中，竟似乎没看到有人提起十二年前出版的这本重要的汉学著作，以及它对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参考价值。 施米特在北美的中国旧诗研究界，是一个怪杰，选题目别出心裁，研究名诗人，但不研究红得发紫的诗人。换言之，此公所选的研究题目和题目的前沿性，都是「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类型。三十年来，出版过四本着作，两宋两清，研究杨万里、范成大、袁枚和黄遵宪，都是名诗人，但都不是李白、杜甫、苏轼这样的名诗人。或者说，所摘之果，都是将熟未熟之果，其规划和眼光，很有特色。杜希德的规矩是，《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一般不出版同一个学者的第二本书，有少数例外，施米德即是其一。施氏的《石湖：范成大其人其诗考》甫在1992年问世，《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两年后随之又出，实在是该丛书历史上的一个异数。
二十世纪的学术界，研究清代诗论者多，研究清代诗歌者少。施米德选题有避实击虚之能。《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与其2003年的新着《随园：袁枚其人其诗其文论考》，研究的都是清诗，又都是清代诗人中的两位重要却缺乏研究的人物。施米特对清代诗人之诗的分类，好参用西洋方法，与传统的咏怀、伤春、行旅、怀古等分类不尽相同。如谈袁诗，则分为历史诗、政治诗、说理诗、叙事诗和怪诗等，而谈黄诗，则分之为异域诗、政治讽喻诗和科学诗等等，颇华洋结合，因地制宜，以发掘他们的诗歌与时代互动中的特色，有独到功力。
施氏颇注重吸收国学的方法，着《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期间，两访苏州，问学于钱仲联老人，得到过热情的接待。此书是郑重其事地题献给钱仲联的。黄遵宪之诗，优乎劣乎？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研究界，有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的代表是钱锺书，认为黄诗无足观，文以人传，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另一派以钱仲联为代表，认为黄诗在晚清诗坛，推陈出新，「诗界革命」，当之无愧。施氏此书的出版之时，两位钱先生均还健在，他在「黄学」还相当式微的当时，很明显地介入了其中的一个阵营。没有想到，在新世纪的挺黄潮流中，着其先鞭。
拥黄倒黄，均学术自由，固不能以此论英雄。地处温哥华的卑诗大学风光如画，汉学研究源远流长。施米德此书，无论如何，倒回应了「人境庐」的一段卑诗外交缘。一百多年前，英属加拿大政府向华人开征种族歧视的人头税，卑诗属大清帝国旧金山领馆托管。黄遵宪三到卑诗之维多利亚，与英方交涉。现在这部卑诗大学教授的《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在剑桥出版，其乃巧合乎？
八、董仲舒与「哈佛女孩」
今年见报载，《董仲舒研究》季刊在董仲舒故乡创刊，填补了「董学」研究的一项学术园地的空白。董仲舒之名头也大矣，相比之下，「董学」之研究也冷矣。因此油然想起一段往事：十年前在大洋彼岸，《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推出《编年到经典：董仲舒之春秋诠释学》，著者桂思卓（Sarah Queen）是一位年轻的汉学家，该书乃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的改写，曾以新见而惊一时。然而，这一部「董学」的补缺之着，至今极少为国人所知。
美国汉学界，有不少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其中至少有三位的崛起，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有关。我们在以前谈到的伊佩霞（Patricia Ebrey）和柏清韵（Bettine Birge）二位，都是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现在分别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可以说是西海岸女将，而本篇涉及的桂思卓，哈佛毕业后，任教于康涅狄格州书院，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东海岸女将。这位如今在北美汉代的研究界纵横驰骋的正教授，当年在十年寒窗下，开始撰写这一部博士论文的时候，还在已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名家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门下苦读，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哈佛女孩」。
汉代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有千秋定评。正因为如此，继干、嘉之后，近代经过孙诒让、苏舆、刘师培、王国维和傅增湘诸氏的考订，二十世纪对董仲舒的研究，反而显得不怎么活跃，似乎董仲舒已没有什么再可以研究的了。就董仲舒的名著《春秋繁露》而言，情况亦大同小异。不少人似乎满足于这样的一个陈陈相因的结论：董仲舒之独尊儒术也，是为维护当时的既定政治和社会制度，而《春秋繁露》的真伪，在宋代的程大昌《演繁露》和《续演繁露》问世后，指为伪书者，代不乏人，但证伪有新见者，为数颇少。正因为较缺乏力证，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力辨该书或混有后人之作，基本著作权仍当归董氏之后，国内学术界的很多人便暂时接受了此说。
海外不然。时至上世纪，在西方的汉学界，谈到对《春秋繁露》的证伪，不能不提到一位瑞典老前辈。此西儒不是别人，正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荣休教授，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马悦然是二十世纪的北欧汉学界鼻祖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高足，运用乃师的音韵学独传之秘，根据文本的音系，考订《春秋繁露》的大部分都是南北朝后期的伪作，固精彩纷呈，但华洋隔膜，国内学术界对之亦知之不多。 隔海相望，日本汉学界，也有人深疑清儒的《春秋繁露》著作权判断。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庆松光雄、田中麻纱、近藤则之等都从文献学的不同角度，认为《春秋繁露》至少有相当部分的篇幅为伪作，伪作炮制的时间，或可长达从西汉中叶至六朝之末。进入新世纪，日本学者对《春秋繁露》的研究，仍在继续，值得一提的是新田幸治所主持的东洋大学《春秋繁露》研究会，从1990年开始，长年累月，搜集了《春秋繁露》的各种版本的资料，还有后人的研究数据的目录。隔周每周一，该研究会的成员便聚会，交流心得，进行《春秋繁露》注释稿的工作，成绩斐然。今后或会对《春秋繁露》之真焉伪焉，发表新看法。
桂思卓的研究方法，与上述的音韵学和文献学方法不同，用的是所谓宗教历史学方法，以此解《春秋》，以此解《公羊》，以此解《春秋繁露》，认为《春秋繁露》之编纂，在董仲舒之身后，介乎三世纪至六世纪间。有理有据，居然讲得头头是道，即使厕身于上述海外的「董学」研究各大家之列，亦毫无愧色。
我不是《春秋繁露》的专家，该书之真焉伪焉，无可置词。但学术乃在怀疑中发展，潮流在辩论中形成，值此「董学」研究在海内复兴的时节，我们隔大洋而观火，读一读「哈佛女孩」重评董仲舒，应不为无益。
九、美国的宋代研究管窥
「城头变幻大王旗」，在美国的汉学界，屡见不鲜。不几年前，消息传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易帅。中央研究院士王德威离开哥伦比亚，到哈佛就任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讲座教授，王氏在哥伦比亚的多年同事、宋史专家韩明士（Robert Hymes）在其后为系主任和汉学讲座教授。我在2001年应邀到哥大作《枕中记》研究的演讲，与这两位「大帅」都有一面之缘。最近在写「剑桥汉学缘」时不由得想到，二十年前，韩氏的初出茅庐的大着《官僚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之社会精英考》，正是由杜希德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而一炮打响。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大学研究院中，宋史地域的微观研究参考书。 今天汉学界，不少人都接受唐代为中古之结束，宋代乃近代之开始的理论。这种学术的观念在国际间之形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氏，源远流长，与范公文澜在后来撰写中国近代史时将鸦片战争划为近代开端，是两种不同的分法，读者幸勿混淆。那么，宋代如作为近代的开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重大变动呢？在西方的汉学界，从几十年前刘子健先生的「文化内向」说的提出，直到最近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出版，形成大时框。此时框内，各种研究，深入细部，各擅胜场。韩氏这本《官僚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之社会精英考》，为其中之一，微观性分析抚州的士绅在两宋间的地方化，如何从朝廷的系统中剥离出来，通过关系网络中的土地和商业经营，获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独立的地方家族的经济地位，并通过办义庄、义学等等，救死扶伤，老幼鳏寡皆有所养，又设地方的武装，保卫乡里，乃成为小区中的国中之国的权利中心。
韩明士选择的宋代的抚州，看上去像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其实不然。据载，宋代的抚州临川郡治临川县，领临川、崇仁、宜黄、金溪等各县，北宋王安石即临川人，南宋陆九渊亦临川人，是个研究士绅与官僚的极佳去处。二十年过去，韩明士的宋代研究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地方社会」这一微观轴心。韩氏1993年与人合编的研究宋世的国家与社会的论文集是如此，他在2002年出版的研究宋代及宋后的道教和地方宗教的专著，也是如此。 追根溯源，他是该校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高足，后者在二次大战后的一代美国汉学家中以社会经济史方向研究宋史著称，其六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中国经济史文献指南》，是当年的一本名著。由此可见，韩氏擅长者，不是宏观史的研究，而是以地域个案为焦点的微观社会史分析，该书之价值，亦在于此也。
最近几十年，宋代的研究在美国渐成显学。杜希德主编《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也照顾到文、史、哲三方面，例如，「哲」者为葛艾儒之《张载的思想》（见「剑桥汉学缘」之一），「史」者为韩明士之这本《官僚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之社会精英考》，而「文」者则为艾朗诺（Ronald Egan）之《欧阳修的诗、词、文、赋》（见「剑桥汉学缘」之十），亦以斑窥豹，略见汉学中的宋代研究之丰富多彩矣。
十、白门弟子艾朗诺
说起白先勇，大家都知道。这位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退休教授，是白崇禧将军的公子，才气横溢，学术研究外，文学编辑、小说创作和昆曲改编，都很有引人瞩目的成就。读者也许不知道，在白先勇当年的门下弟子中，有一位叫艾朗诺（Ronald Egan）的洋人学生，后来在哈佛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回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实际上接替了白先勇在该校的中文教授的职位，而他亦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有不解之缘。
事情要从白先勇说起。艾朗诺在哈佛读博士时，是老一辈陶诗专家海陶玮（James Hightower）的门生，受到严格的古典训练，同时又深受到先后在史丹福和普林斯顿任教的宋史宗师刘子健的影响，后来在学术界之安身立命，严守古典——尤其是宋代——的门户。但如果不读一读白先勇的回忆，人们或不会想到艾朗诺的兴趣出奇广泛，甚至包括了当代文学。而艾朗诺的这种兴趣，我想也许与白先勇有关，后来乃至影响了他的治学风格。
请看白氏的自述：「大概是六十年代末吧，那一年夏天我从美国加州回到台北，同时也把我的一位美国学生艾朗诺（Ronald Egan）带到台湾来进修中文课程。那时我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初任教师，教书起劲，对学生热心，尤其发现一二个有潜力的好学生，就恨不得一把将他拉拔起来。艾朗诺对中国语文、中国文化特别敏感，那年暑假我在台湾替他找了三位台大中文系的年轻助教汪其楣、李元贞、陈真玲每周轮流替他上课。汪其楣教现代小说，选了康芸薇的《冷冷的月》、《两记耳光》做教材。艾朗诺大为激赏，我颇感意外，康芸薇小说的好处在于绵里藏针隐而不露，表面平凡，擅长写一些公务员、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但字里行间却处处透露出作者对人性人情敏锐的观察，她这种平淡的文风，含蓄的内容，不容易讨好一般读者，看康芸薇的小说须得耐住性子，细细的读，慢慢的念，才体会得出其中的妙处。艾朗诺才念了两年中文，居然看懂了康芸薇小说中的玄机，也算他独具慧眼，成为康芸薇一位年轻的洋知音。后来艾朗诺果然学有所成，在美国汉学界享誉颇高，他最近把钱锺书的《管锥编》也译成了英文，那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艾朗诺希望能见到他仰慕的作家，我便托汪其楣把康芸薇约了出来，到?#123;天咖啡厅见面，那大概是1968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康芸薇。她那时已是初『成名』的作家。」
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不容易。白先勇多才多艺，艾朗诺兴趣广泛，还对古往今来的多才多艺的人物情有独锺，除佩服乃师，又佩服另外的两位古人和一位近人——欧阳修、苏轼和钱锺书——喜欢研究这三位文人的创造性想象多样性的秘密。他的第一本着作《欧阳修的诗、词、文、赋》，由《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推出，已经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了。研究的焦点，不是别的，乃六一居士的创造才能的多样性，观察这一位多方面的人物，如何在诗、词、文、赋四种不同的文类中，纵横驰骋，游刃有余的。他的第二本着作《苏轼的言、象、行》在哈佛出版，研究的又是另一个才高八斗的顶尖文人，如何在不同领域的艺事中，注入和运行自己的天马行空式的才气的。艾朗诺的第三本书，是研究性的《管锥编》英译。也是在哈佛出版，研究的虽然不再是宋代文士，而是一个现代的学者，万变却不离其宗，心中的关怀，还是天才创造力的秘密。
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事有因缘。白先勇结缘于艾朗诺，艾朗诺结缘于欧、苏、钱，一场跨时空的缘聚，羡煞一众的人等。杜希德数十年如一日，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为媒介，广结善缘，在欧、美、澳洲，奖掖后进，识拔英才，更令人悠然神往，艾朗诺《欧阳修的诗、词、文、赋》之出版，为其一例耳。
刊载于香港《文汇报》2006年7月1日至2006年9月9日“文汇园”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