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福柯 - 现代性，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

《何为启蒙》，1984
今天，当报刊向读者提问时，是要求他们对大家已有定见的某个问题发表看法，但这不可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18世纪，报刊更多的是问读者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是否更为有效果，但这更有趣。
人们往往以对时间的非连续性的意识——与传统的断裂、对新颖食物的感情和对逝去之物的眩晕——来表示现代性的特征。
现代性有别于时髦，后者只是追随时光的流逝。现代性是一种态度，它使人得以把握现实中的“英雄”的东西。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对短暂的现在的敏感，而是一种是现在“英雄化”的意愿。
“他走了，他匆匆而去，他在寻找。当然，这人，这位善于积极想象的孤独者总是穿越人的荒漠而行，他的目的较之纯粹的闲逛者更高，更广泛，不同于瞬间即逝的随机寻乐。……从时尚中发掘出它在历史中所可能包含的诗意的东西。”（波德莱尔）
对于现代性态度来说，现时的崇高价值同对现时的热切想象密不可分。想象不同于它自身的现时，改变现实的面貌，但不是毁掉现时，而是在现时所处的状态中把握住它。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是一种运作，在这种运作中，对现实的极度关注同自由的实践是对立的，后者既是对现实的尊重又是对现实的冒犯。
成为现代人，并非接受身处消逝的时光之流中的那种自己本身，而是把自己看作一种复杂而艰难的制作过程的对象。这个现代性并不在人的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它强制人完成制作自身的任务。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1983
您几乎一直在勾勒法国变革的全景，这一变革以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为参照，既被教条又被饭教条的愿望所激动，有时则怀着希望到像拉康那样的人那里去寻找可能结束诸说混合状态并把一切都包含进去的思想。（罗莱）
对于那些综合的论述形式我总是有些不信任，各种现象都是错位的，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碰撞。
因此，我想说，在60年代发生的一切都源自对现象学主题理论的不满。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逃避、各种各样的摆脱方法、各种各样的突破，走向语言学，走向精神分析，走向尼采。
在这里，两种和接近的思想形式未能相互渗透，是一个有趣的情况，有可能正是这种相似性导致了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比两种涉及问题的相近方法更能隐藏问题的一致性了。
现代思想注重分析当下的时刻，而当下的时刻仿佛恰好在历史中处于断裂期、或顶峰、或完成期、或曙光重现的时期。我相信，应当谦逊地对自己说：从某个方面讲，我们所处的时代并非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并不是一个根本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好像从这个时代起，一切都会完成并重新开始。我们同时也应当谦逊地对自己：哪怕不那么郑重其事，我们生活的时代仍是十分有趣的，它要求着分析。
也就是说，不要弄成这样：若它是深夜，那就是最大的沉沦；若是大白天，就是太阳的胜利，等等。不，这个日子同其他日子一样。
它不应是简单地指出我们之所是的特征，而应该在描述今天的脆弱的同时去把握当下的存在之来由以及存在如何能够不再如是。
向历史求助仅在某个范围内才有意义。这个范围就是，历史的作用在于表明正存在着的在过去并不总是存在。这也就是说，事件总是在碰撞和偶然的汇合处、在脆弱的不确定的历史线条上出现的，而这些事件却让我们觉得它们是最显著的。理性把它们作为必要性来体验，因此人们可以完美地写出它们的历史，同时又能很准确地找出偶然之网，而它们就是在这张偶然之网中浮现出来的。就是说合理性形式是以人类实践和人类历史为基座的。而且，既然这些事件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在人们知道它如何发生的情况下，它们可以不发生。
所有提出来的问题都会变成口号。
往后必定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一种稍有研究性的话语，不是被随后补充进行的工作所接替，不是受到评判、修正，使它变得更难、更精致，而是相反，对它的影响来自下层，这种反响逐渐地成为由文章拼成的书，成为报纸和电视上的报道，人们最终将一本书、一项工作、一个问题缩减为一些口号。这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变成口号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