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宽容的限度（来源：南方周末）
华盛顿总统曾说过：“以前的宽容让人觉得，好像是因为某些人大度，别人才能享受到自然权利。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每个人的权利都不是由别人的宽容所赐予的，宽容是一件本应该如此的事情。
2010年8月初，美国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在纽约新建的宽容博物馆开馆。这是1993年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在洛杉矶本部设立宽容博物馆后的第二个宽容博物馆。博物馆的主题是宽容、人权和多样性，目标是提高和促进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相互对话，并以相互促进的方式传递下去。
也就在纽约宽容博物馆刚开馆的时候，洛杉矶宽容博物馆馆长盖夫特（Liebe Geft）表示不支持纽约穆斯林社群在世贸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的计划。这座设计中的清真寺定名为“科尔多瓦宫”（The Cordoba House），清真寺虽然定位为一个文化中心，但却有着宗教冲突的历史蕴涵。Cordoba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城市，公元711年被穆斯林军队攻克并占领。这次犹太背景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连同犹太人权利联盟，一起反对科尔多瓦宫计划，使得宗教宽容问题再度成为美国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现实问题。
一位评论者直接批评宽容博物馆不宽容，“我不懂宽容博物馆怎么能宽容（它自己）的不宽容，它是否要为自己的不宽容作一次展览呢？”盖夫特对自己的立场作出解释，他说：“宽容不等于对任何事情都接受，在文明社会里，应当宽容什么，是有限度的。”我们不会宽容别人“践踏他人的人权和尊严”，“在坚持权利、尊严和自由的国家里，这是不能接受的”。
宽容不是抽象的，是对现实事件的具体判断。宽容博物馆内设有4个民意测试台，供来访者对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8月18日的时事议题即为是否同意建科尔多瓦宫。到8月20日为止，同意的为37％，反对的为62％。
宽容涉及的三个最敏感议题是宗教、言论自由和性倾向或行为，而宗教宽容则直接关系到美国多元社会的基本秩序。早在美国建国时期，建国之父们对169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宗教迫害事件——塞勒姆巫师审判——记忆犹新，他们把宽容确立为年轻的美国共和的一个核心价值。
1790年，犹太教领袖塞克萨斯（Moses Seixas）在给华盛顿总统的一封信中写道：“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被剥夺了自由公民的宝贵权利”，而新建立的美国政府秉承神的旨意，“能够不庇护任何偏执，也不帮助任何迫害”。
华盛顿总统在回信中写道：“以前的宽容让人觉得，好像是因为某些人大度，别人才能享受到自然权利。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每个人的权利都不是由别人的宽容所赐予的，宽容是一件本应该如此的事情。
对为什么“本该宽容”，在美国其实有不同的回答，因为在自由民主观念中，本来就存在着两种并不完全一致的宽容观。一种是把宽容视为理性共识的一部分，是通往多元共同文明的必要途径，是一种本身与“善”有关的价值。另一种则是把宽容视为和平的条件，因此，宽容本身并不是“善”，而只是一种为达到“善”的生活方式所必不可少的权宜之计。
支持和反对科尔多瓦宫的民众，分歧其实不在于要不要宽容。他们只是对“宽容”是什么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侧重而已。支持的一方把宽容视为一种自我完足的价值，无条件地要求宽容，认为只要反对建科尔多瓦宫，就是在破坏宽容。反对的一方则把宽容视为一种维持和平共存的权宜之计，他们认为，宽容不是凝固的价值，只是体现多元社会和平共存、相互尊重的最低标准。
斯塔德森（Brad Stetson）（《关于宽容的真情》（The Truth about Tolerance）一书的作者）说：“在非常多元的国家里，治理机构有责任考虑到公众敏感……，不能谁提出要求权利，就凭条件反射地予以同意。”在科尔多瓦宫的问题上，纽约市长和总统奥巴马前后都曾以“权利”为理由表示支持，就宪法权利而言并没有错，但显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件事涉及的“公众敏感”。
如今，奥巴马也已经对先前的支持做了修正，说自己并没有认为建科尔多瓦宫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可见，在美国进行一场比单纯“权利”更深入的“宽容”问题讨论，对总统和对一般民众，都是一种有益的公民文化教育。
2010年8月初，美国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在纽约新建的宽容博物馆开馆。这是1993年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在洛杉矶本部设立宽容博物馆后的第二个宽容博物馆。博物馆的主题是宽容、人权和多样性，目标是提高和促进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相互对话，并以相互促进的方式传递下去。
也就在纽约宽容博物馆刚开馆的时候，洛杉矶宽容博物馆馆长盖夫特（Liebe Geft）表示不支持纽约穆斯林社群在世贸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的计划。这座设计中的清真寺定名为“科尔多瓦宫”（The Cordoba House），清真寺虽然定位为一个文化中心，但却有着宗教冲突的历史蕴涵。Cordoba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城市，公元711年被穆斯林军队攻克并占领。这次犹太背景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连同犹太人权利联盟，一起反对科尔多瓦宫计划，使得宗教宽容问题再度成为美国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现实问题。
一位评论者直接批评宽容博物馆不宽容，“我不懂宽容博物馆怎么能宽容（它自己）的不宽容，它是否要为自己的不宽容作一次展览呢？”盖夫特对自己的立场作出解释，他说：“宽容不等于对任何事情都接受，在文明社会里，应当宽容什么，是有限度的。”我们不会宽容别人“践踏他人的人权和尊严”，“在坚持权利、尊严和自由的国家里，这是不能接受的”。
宽容不是抽象的，是对现实事件的具体判断。宽容博物馆内设有4个民意测试台，供来访者对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8月18日的时事议题即为是否同意建科尔多瓦宫。到8月20日为止，同意的为37％，反对的为62％。
宽容涉及的三个最敏感议题是宗教、言论自由和性倾向或行为，而宗教宽容则直接关系到美国多元社会的基本秩序。早在美国建国时期，建国之父们对169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宗教迫害事件——塞勒姆巫师审判——记忆犹新，他们把宽容确立为年轻的美国共和的一个核心价值。
1790年，犹太教领袖塞克萨斯（Moses Seixas）在给华盛顿总统的一封信中写道：“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被剥夺了自由公民的宝贵权利”，而新建立的美国政府秉承神的旨意，“能够不庇护任何偏执，也不帮助任何迫害”。
华盛顿总统在回信中写道：“以前的宽容让人觉得，好像是因为某些人大度，别人才能享受到自然权利。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每个人的权利都不是由别人的宽容所赐予的，宽容是一件本应该如此的事情。
对为什么“本该宽容”，在美国其实有不同的回答，因为在自由民主观念中，本来就存在着两种并不完全一致的宽容观。一种是把宽容视为理性共识的一部分，是通往多元共同文明的必要途径，是一种本身与“善”有关的价值。另一种则是把宽容视为和平的条件，因此，宽容本身并不是“善”，而只是一种为达到“善”的生活方式所必不可少的权宜之计。
支持和反对科尔多瓦宫的民众，分歧其实不在于要不要宽容。他们只是对“宽容”是什么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侧重而已。支持的一方把宽容视为一种自我完足的价值，无条件地要求宽容，认为只要反对建科尔多瓦宫，就是在破坏宽容。反对的一方则把宽容视为一种维持和平共存的权宜之计，他们认为，宽容不是凝固的价值，只是体现多元社会和平共存、相互尊重的最低标准。
斯塔德森（Brad Stetson）（《关于宽容的真情》（The Truth about Tolerance）一书的作者）说：“在非常多元的国家里，治理机构有责任考虑到公众敏感……，不能谁提出要求权利，就凭条件反射地予以同意。”在科尔多瓦宫的问题上，纽约市长和总统奥巴马前后都曾以“权利”为理由表示支持，就宪法权利而言并没有错，但显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件事涉及的“公众敏感”。
如今，奥巴马也已经对先前的支持做了修正，说自己并没有认为建科尔多瓦宫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可见，在美国进行一场比单纯“权利”更深入的“宽容”问题讨论，对总统和对一般民众，都是一种有益的公民文化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