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在为退休金奔忙”
10月3日，德国将迎来国家统一20周年纪念日。
如果说，对于德国现在的政治家，统一意味着“总体还算成功”，那么对身份和地位都经历了颠覆性改变的前东德执政党的成员们来说，则别有一番滋味。
在1989年那个寒冷的冬季，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生存危机。同年12月，该党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但即便党的最高领袖昂纳克被开除出党，他们的党员人数也不可阻挡地由230万骤减至70万，并最终在两德统一后迅速减少至20万。
当时的民社党别无选择。他们宣称“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但在1990年3月的东德人民议院选举中，他们依然只得到16.3％的选票，成为在野党。这种苦涩滋味一直伴随了他们整20年。
2005年，民社党在德国国内还剩7.1万名党员，其中包括约4400名来自前西德地区的党员。无论党的名称如何修改，他们依然接受“东德共产党党员”的称呼。全体党员中，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6成。1990年后，超过10万的党员减员，多数是年老而自然死亡。
在德国统一20周年前夕，东德的最后一任民社党党首、现年82岁的汉斯·莫德罗日前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回顾了失去权力的20年里他和其他一些老东德共产党党员们的生活。
即便下台了，也要让东德人有家可归
南方周末：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你当选了东德总理。对那份工作，你当时有哪些期待？
莫德罗：在那个位置上，我最重要的想法是东德能继续存在下去，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存在。所以，当时我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德国民社党依然保持为工人阶级、劳动阶级人民的代表的党。
南方周末：当时你担心失去权力吗？
莫德罗：说心里话，我并不反对统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生活在西德。我是全家惟一的东德人。我也知道，当时东德的很多家庭都和我一样，经受着分离的痛苦。
与此同时，苏联不会再做东德的支柱。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面对现实。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主动参与统一的过程。不这样，东德人民的利益就将受到损害。
我不知道将来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价我。但我之后的政府则是一个无条件投降的政府，它没有制定任何一条有利于东德人民的法律。
南方周末：你的政府为东德人做了哪些事？
莫德罗：1950年代初期，东德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东德的普通公民。就在民社党失去政权前几个星期内，我推动了新法案，保障已分得的土地所有权，因为一旦东德合并到西德后，把土地重新归还原来的占有者，东德人就一无所有了。
基于类似的理由，国家所拥有的住房都卖给了当时住在里面的居民。这条法律现在大家称之为“莫德罗法律”。直到现在，我坐地铁时，还有人走过来对我说：“莫德罗先生，真感谢你，使我们今天有家可归。”
南方周末：但20年来，很多东德人觉得自己被剥夺殆尽。
莫德罗：很多大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被完全关闭、倒闭，甚至是完全被铲平了。在这个过程中，东德国有财产的85%都变成了西德人的私有财产，10%被国外资金收购，只有5%才真正回到东德人民手上。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今天很多具体的社会问题。
“好像我们是罪犯”
南方周末：卸任总理后，你的生活如何？
莫德罗：我在默默地感受西德的生活，并用心来接受它。我去了很多以前西德的城市，比如汉堡，我父母以前在那里生活，过世后也埋葬在那里。
统一后，我可能是惟一在东德政府担任过要职，又在新联邦政府中任职的人。我一生投身于政治，所以不可能马上停止——不是我习惯了权力在手，而是我觉得作为政治家，可以随时感受到世界的变化。
南方周末：你和另一些东德共产党的老朋友们还时常聚会吗？
莫德罗：当然！我们曾经共同承担过东德的责任。
统一前，我跟西德外长谈过，不要清算东德政治人士，西德方面是同意的。但后来还是有一些对东德的高级政治人员的起诉，我自己也被起诉过，被判刑十个月监禁，是监外执行。
由于政治原因，东德的高级官员被判刑后，退休金被削减很大部分。但是西德从来没给那些老纳粹减过退休金。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个决定意味着好像我们是罪犯一样。我们被取消了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权利。
最使我们感到沉痛的是，东西德合并之后，两边不是寻找共同的团结、共同的谅解，反而越来越强调我们的差异，并把这些作为一种政治游戏。这样对我们历史的描述是一种伪造。这也是我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经常讨论的一件事情。
南方周末：你们还会谈论什么呢？
莫德罗：我们经常谈论不公正的待遇，而这反而促进了我们这批人的内部团结。他们跟我们不客气，我们就团结起来对付他们。
我们有很多协会来组织活动，比如为反对退休金缩减的协会，大家缴交会费，跟他们抗争。可以说，这20年来，为了获得全额退休金，我们一直在奔忙。
我们还帮助以前的大学老师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在苏联或东德的大学的学历都得不到承认，我们团结起来打官司，最后都胜诉了。
“我是坚信社会主义的”
南方周末：原先东德共产党的党员现在总体情况如何？
莫德罗：现在，德国共产党已经没有成员了。新成立的左翼政党党员全德国有7.8万人。
我们以前有个共青团报，叫做《年轻人的世界》，至今还在出版，每年还搞一次大活动，讨论马克思主义。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能摆老资格，不能老说我们一定是对的。我们必须要参与年轻人的讨论，也必须要清楚他们的想法。
南方周末：作为左翼党的领袖，你是否感到缺乏在民主制度下运作的经验。
莫德罗：科尔（德国前总理）就跟我说过，莫德罗议员，你对我们的民主根本不理解。但其实我理解，因为我们也是民主制度下的一员嘛。反对党可以进行滔滔不绝的反对，但是最终也没用。
我可以说，在东德时期，我们的圆桌会议代表的民众意见比现在的民主更民主。现在所谓的民主是什么呢？那个秋天，东德游行，只要是支持科尔的，科尔都赞成。但如果是反对科尔政策的游行，那他就会说，政治不是大街上来直接做出决定的。
南方周末：你还像20年前一样信仰共产主义吗？
莫德罗：我是坚信社会主义的。
做欧盟议员时，我多次出访拉美国家。比如在智利时，1990年代末了，人们却坐下来再次讨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问题。委内瑞拉也是同样的情况。后来我发现好像全世界又重新开始讨论社会主义来了。
对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的社会，在社会主义中，自由也意味着相互尊重，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是和平相处的社会。
南方周末：你怀念过去的生活吗？
莫德罗：不是怀念过去，而是将它作为生活的记忆。我们的回忆当然是在东德的生活，要知道，这段记忆是没有办法抹掉的。60岁的时候想起童年往事，觉得特别美好。当然，人有一个好的特点是，人往往忘掉一些艰苦的岁月，而对一些美好的时光记得特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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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于德国现在的政治家，统一意味着“总体还算成功”，那么对身份和地位都经历了颠覆性改变的前东德执政党的成员们来说，则别有一番滋味。
在1989年那个寒冷的冬季，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生存危机。同年12月，该党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但即便党的最高领袖昂纳克被开除出党，他们的党员人数也不可阻挡地由230万骤减至70万，并最终在两德统一后迅速减少至20万。
当时的民社党别无选择。他们宣称“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但在1990年3月的东德人民议院选举中，他们依然只得到16.3％的选票，成为在野党。这种苦涩滋味一直伴随了他们整20年。
2005年，民社党在德国国内还剩7.1万名党员，其中包括约4400名来自前西德地区的党员。无论党的名称如何修改，他们依然接受“东德共产党党员”的称呼。全体党员中，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6成。1990年后，超过10万的党员减员，多数是年老而自然死亡。
在德国统一20周年前夕，东德的最后一任民社党党首、现年82岁的汉斯·莫德罗日前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回顾了失去权力的20年里他和其他一些老东德共产党党员们的生活。
即便下台了，也要让东德人有家可归
南方周末：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你当选了东德总理。对那份工作，你当时有哪些期待？
莫德罗：在那个位置上，我最重要的想法是东德能继续存在下去，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存在。所以，当时我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德国民社党依然保持为工人阶级、劳动阶级人民的代表的党。
南方周末：当时你担心失去权力吗？
莫德罗：说心里话，我并不反对统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生活在西德。我是全家惟一的东德人。我也知道，当时东德的很多家庭都和我一样，经受着分离的痛苦。
与此同时，苏联不会再做东德的支柱。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面对现实。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主动参与统一的过程。不这样，东德人民的利益就将受到损害。
我不知道将来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价我。但我之后的政府则是一个无条件投降的政府，它没有制定任何一条有利于东德人民的法律。
南方周末：你的政府为东德人做了哪些事？
莫德罗：1950年代初期，东德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东德的普通公民。就在民社党失去政权前几个星期内，我推动了新法案，保障已分得的土地所有权，因为一旦东德合并到西德后，把土地重新归还原来的占有者，东德人就一无所有了。
基于类似的理由，国家所拥有的住房都卖给了当时住在里面的居民。这条法律现在大家称之为“莫德罗法律”。直到现在，我坐地铁时，还有人走过来对我说：“莫德罗先生，真感谢你，使我们今天有家可归。”
南方周末：但20年来，很多东德人觉得自己被剥夺殆尽。
莫德罗：很多大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被完全关闭、倒闭，甚至是完全被铲平了。在这个过程中，东德国有财产的85%都变成了西德人的私有财产，10%被国外资金收购，只有5%才真正回到东德人民手上。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今天很多具体的社会问题。
“好像我们是罪犯”
南方周末：卸任总理后，你的生活如何？
莫德罗：我在默默地感受西德的生活，并用心来接受它。我去了很多以前西德的城市，比如汉堡，我父母以前在那里生活，过世后也埋葬在那里。
统一后，我可能是惟一在东德政府担任过要职，又在新联邦政府中任职的人。我一生投身于政治，所以不可能马上停止——不是我习惯了权力在手，而是我觉得作为政治家，可以随时感受到世界的变化。
南方周末：你和另一些东德共产党的老朋友们还时常聚会吗？
莫德罗：当然！我们曾经共同承担过东德的责任。
统一前，我跟西德外长谈过，不要清算东德政治人士，西德方面是同意的。但后来还是有一些对东德的高级政治人员的起诉，我自己也被起诉过，被判刑十个月监禁，是监外执行。
由于政治原因，东德的高级官员被判刑后，退休金被削减很大部分。但是西德从来没给那些老纳粹减过退休金。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个决定意味着好像我们是罪犯一样。我们被取消了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权利。
最使我们感到沉痛的是，东西德合并之后，两边不是寻找共同的团结、共同的谅解，反而越来越强调我们的差异，并把这些作为一种政治游戏。这样对我们历史的描述是一种伪造。这也是我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经常讨论的一件事情。
南方周末：你们还会谈论什么呢？
莫德罗：我们经常谈论不公正的待遇，而这反而促进了我们这批人的内部团结。他们跟我们不客气，我们就团结起来对付他们。
我们有很多协会来组织活动，比如为反对退休金缩减的协会，大家缴交会费，跟他们抗争。可以说，这20年来，为了获得全额退休金，我们一直在奔忙。
我们还帮助以前的大学老师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在苏联或东德的大学的学历都得不到承认，我们团结起来打官司，最后都胜诉了。
“我是坚信社会主义的”
南方周末：原先东德共产党的党员现在总体情况如何？
莫德罗：现在，德国共产党已经没有成员了。新成立的左翼政党党员全德国有7.8万人。
我们以前有个共青团报，叫做《年轻人的世界》，至今还在出版，每年还搞一次大活动，讨论马克思主义。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能摆老资格，不能老说我们一定是对的。我们必须要参与年轻人的讨论，也必须要清楚他们的想法。
南方周末：作为左翼党的领袖，你是否感到缺乏在民主制度下运作的经验。
莫德罗：科尔（德国前总理）就跟我说过，莫德罗议员，你对我们的民主根本不理解。但其实我理解，因为我们也是民主制度下的一员嘛。反对党可以进行滔滔不绝的反对，但是最终也没用。
我可以说，在东德时期，我们的圆桌会议代表的民众意见比现在的民主更民主。现在所谓的民主是什么呢？那个秋天，东德游行，只要是支持科尔的，科尔都赞成。但如果是反对科尔政策的游行，那他就会说，政治不是大街上来直接做出决定的。
南方周末：你还像20年前一样信仰共产主义吗？
莫德罗：我是坚信社会主义的。
做欧盟议员时，我多次出访拉美国家。比如在智利时，1990年代末了，人们却坐下来再次讨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问题。委内瑞拉也是同样的情况。后来我发现好像全世界又重新开始讨论社会主义来了。
对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的社会，在社会主义中，自由也意味着相互尊重，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是和平相处的社会。
南方周末：你怀念过去的生活吗？
莫德罗：不是怀念过去，而是将它作为生活的记忆。我们的回忆当然是在东德的生活，要知道，这段记忆是没有办法抹掉的。60岁的时候想起童年往事，觉得特别美好。当然，人有一个好的特点是，人往往忘掉一些艰苦的岁月，而对一些美好的时光记得特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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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的人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10-10-09 14:5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