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与体制外
李文倩
本着真理越辩愈明的原则，我来谈谈“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问题。直接刺激我来谈论这一问题的，是赵敦华在《“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问题还是伪问题？》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在讨伐体制腐败的民粹主义道德谴责声浪中，‘体制内’似乎成为专家、教授们的‘原罪’。但我们要问：在拷问他们的人格和良知时，他们潜心研究的成果被认真地研读过吗？他们以专业知识做出的独立判断得到专业化的评价吗？他们通过理性论证得到的结论被理解了吗？如果没有，就不要用不相关的‘体制问题’来说事，还是老老实实地判断他们的专业成果，实事求是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与50年以前相比，中国学术在整体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一些人之所以要回避学术判断，而纠缠于体制，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只有那些以‘体制外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才能把中国学术从‘堕落’中‘拯救’出来”。我个人对赵敦华抱有尊敬，并从其哲学作品中获益。而且我也同意这样一个判断，即从纯学术的角度讲，“体制外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与“体制内学者”相比，并无任何专业意义上的优势。因此，如果有人因对体制内的学术研究现状不满，由此就将中国学术的未来寄希望于“体制外学者”，当然不过是一种自我标榜或天真想象。而我之所以有此判断，是因为我有一个基本预设，即学术繁荣有赖于一个较好的制度环境（学术生态），并由这种制度来保证自由的学术探索和交流。而学术探索和交流机制的健全，则不仅促进体制内学者相互间的对话与交流（体制内学术的现状是，同行之间的对话和批评少之又少），更为体制内学者与体制外学者的沟通和交锋提供平台。我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学术交流环境中，才能促进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而不是现在的相互拍马或恶意攻击。
尽管我部分同意赵敦华在上述引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但这并不表明我全然接受他的说法。我的问题在于：一、普通民众是否有批评体制内某一群体的权利？二、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个体应该担负怎样的道德责任？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普通民众有批评的权利；尽管这种批评有可能是外在的、很不专业的。比如普通民众对体制内学者的批评，是针对学术界的总体性腐败而言的；这里就不能如赵敦华所要求的，只有那些认真读过其学术著作的人才有批评的资格或权利。这里有一个区分，即外在批评与内部批评有别。普通民众的批评，更多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宽泛批评，属外部批评；而同行之间的学术批评，当然要求对所批评的对象有深度的阅读和理解，这属于内部批评。赵敦华的错误在于，他因将内部批评的标准强加于外部批评，并进而将不符合其标准的批评者划归到“民粹主义”的行列，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普通民众进行外部批评的权利。而我之所以认为普通民众有批评的权利，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即体制内学术研究的经费，是由纳税人承担的。从这个角度看，普通民众对体制内学者的批评，与他们监督政府公务员的行为有相似性；尤其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体制内学者垄断了绝大部分学术资源，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从学术的角度看），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批评尽管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但无疑是必要的。推而广之，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绝不应简单地将体制外对体制内的批评讥为“民粹主义”，并站在一种“精英主义”的道德立场上来批评来自外部的“道德谴责”。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总有人持一种所谓宽容的价值观。而在他们那里，所谓宽容，一般就是和稀泥。但请注意，一般主张和稀泥的，往往都有话语权。比如说你批评共产党员，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共产党员七千万，难道个个都是坏人？你到底做过调查没有，就在这里信口雌黄？你批评学术腐败，同样有人跳出来说，你读过多少学术著作，怎么能一棍子打死？你批评那些官方养着的作家没社会责任感，阿来马上告诉你，你有本事你批政府、批官僚，为什么老拿知识分子这个软柿子捏？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背后，都有利益的考量。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精英们无论是振振有辞还是假装可怜，其背后的逻辑都是：我混得这个圈子再烂，也轮不到你来批评。这种霸道的伪精英立场，正是这个不公正的体制纵容的结果。关于宽容，陈嘉映认为：“人们现在往往这样理解宽容：不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不形成自己的主张，或有个主张却不提出来，对什么都模棱两可，声称哪种看法都同样有道理。然而，宽容却是这样一种态度：把自己的见解放到更宽的天地之中，聆听他人，准备修正自己。由于关切而具有主张，就自己的全部理性所及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不是不宽容，这恰是宽容的主要条件。惟确有主张的人才能宽容。”由此，为了表示我可能的宽容，先容我说出自己的主张。
讨论第二个问题。在一般性的论争中，有一个常见的混淆，即未对个人修养（私人道德）与身份道德（公共道德）做出区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社会有关；但从现实的角度看，故意混淆二者关系的人，则多是为自身利益而诡辩或狡辩。比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共产党员这一身份就意味着一系列的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公正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党专制的体制。但这并非是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可以因此而为自身开脱责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共产党员，喜欢说自己根本不信共产主义的那一套，以表自身的清明。毫无疑问，这种人在道德上是有亏欠的，因为在他们那里，有奶便是娘。还有一种为自己开脱的方式，说我个人并没做坏事，并没贪污受贿，也未得过什么真正的好处。如果说上面这番话的是一个官员，一般而言，我敢断定是在撒谎。因为当官的首要条件，就因为你是个党员。有人如果不服气，请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如果是一个普通党员，他说上面的话，或许部分真实。然而问题在于，即使你个人目前是干净的，但作为共产党中的一员，你仍有为你的同志们承担污名的道德责任。因为你不能说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我只分享荣誉，而不承担任何道德责任。而如果你对此极端不满，那么你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这一给你带来道德压力的政党或组织，二是在内部展开自我净化，重塑你所在政党或组织的公共形象。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整体性腐败的学术界，每个学者都应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并为此而感到羞耻。如果说你不想背负“体制内”这一“原罪”，同样有两种选择：一是离开体制的庇护，不要再沾体制内的汤汤水水；二是尽自己所能，在创造更多学术作品的同时，展开学术批评，促进制度建设，为重塑学术界的整体形象而努力。对个人而言，你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但总比一味指责别人的批评，不做任何努力要强；或许你所做的努力，没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只要你努力，至少可以让自己心安。
以上批评，在道德虚无主义者的眼中，很有可能被认为是道德绑架。但严格说来，在一般的日常性语用中，“道德绑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做一简单澄清。为醒目计，我将道德划分为美德、是非道德和灰色道德（与阿伦特所谓“平庸的恶”相近）。最糟糕的状况是道德沦丧。下面将对这几种情况稍作分析。美德是道德中的稀有品种。真正拥有美德之人，在正常的状况下，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榜样。美德当然值得追求，但因其有极高的要求，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因此，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间，普通人不必以美德的标准来行事。但对那些少数在精神上有极高追求的人，无论是圣徒还是别的，人们应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将对方视为傻B。但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情况则往往相反。一方面，人们喜欢“枪打出头鸟”，将任何追求上进的人目为异类。徐友渔说：“我们的环境只鼓励平庸，任何强烈和执着的追求都要被人为是个人野心的表现，人们想不出另外的解释。”（《我亲历过的武斗》，载《自由的言说》一书）另一方面，人们又为一种虚假的美德所“鼓舞”，并以此标准来要求他人。因此，在我看来，以逼迫他人做道德楷模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道德想象或利益需求的行为，就是道德绑架。一般说来，那种逼迫或鼓动他人做烈士，而自己躲在背后捞好处的人，一般都是道德沦丧者。在一个极端恶劣的社会中，道德沦丧者、以灰色道德标准行事的人，就会大量滋生。在那样的社会中，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道德批评者，所要承受的压力是空前的。翟振明曾说：“事实的真相是，只做权力政治的批判者，你起码会经常被认为代表了民众而民众也有望站在你一边。但是，如果你的批判对象是民众的俗见，你又不与政治权力为伍，那你就八面受敌，英勇壮烈了。”（《现代的苏格拉底何处寻觅？》）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普通人多以灰色道德标准行事，在这样的状况下，任何道德意义上的批评都有可能被目为道德绑架。但如果以上述标准来看，这种所谓的道德绑架，当然是毫无道理的。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知识界关于忏悔问题的讨论，就主要关涉道德问题。对个体而言，从道德沦丧、灰色道德走向是非道德，必定以忏悔为前提。詹姆斯认为：“忏悔属于一般的涤罪和净化过程，为了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人觉得自己需要涤罪和净化。对忏悔者来说，耻辱结束了，真实开始了；他将自己的腐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便他实际上没有完全摈弃腐败，至少不再为它涂脂抹粉，套上一副虚伪的美德外装——至少，他诚实地生活着。”（《宗教经验种种》）而（民众）生活在真实之中，是推动一个社会走向进步的前提。徐友渔指出：“中国应该有一个道德复兴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和它是不可分离的。问题不在理论方面，而在实践，我认为解决办法不是提供某种道德体系或伦理原则。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那么多种文化，但一种根本的区分：好人和坏人，却超乎这些宗教和文化。中国现在亟需的不仅仅年是理论，更是身体力行的决心。推行道德复兴的将不是理论探讨，而是榜样的力量。说服人很困难，但高贵的、高尚的、英勇的行为仍能感动人。”（《上山下乡闹革命》，载《自由的言说》一书）
二○一○年十月九日
本着真理越辩愈明的原则，我来谈谈“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问题。直接刺激我来谈论这一问题的，是赵敦华在《“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问题还是伪问题？》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在讨伐体制腐败的民粹主义道德谴责声浪中，‘体制内’似乎成为专家、教授们的‘原罪’。但我们要问：在拷问他们的人格和良知时，他们潜心研究的成果被认真地研读过吗？他们以专业知识做出的独立判断得到专业化的评价吗？他们通过理性论证得到的结论被理解了吗？如果没有，就不要用不相关的‘体制问题’来说事，还是老老实实地判断他们的专业成果，实事求是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与50年以前相比，中国学术在整体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一些人之所以要回避学术判断，而纠缠于体制，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只有那些以‘体制外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才能把中国学术从‘堕落’中‘拯救’出来”。我个人对赵敦华抱有尊敬，并从其哲学作品中获益。而且我也同意这样一个判断，即从纯学术的角度讲，“体制外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与“体制内学者”相比，并无任何专业意义上的优势。因此，如果有人因对体制内的学术研究现状不满，由此就将中国学术的未来寄希望于“体制外学者”，当然不过是一种自我标榜或天真想象。而我之所以有此判断，是因为我有一个基本预设，即学术繁荣有赖于一个较好的制度环境（学术生态），并由这种制度来保证自由的学术探索和交流。而学术探索和交流机制的健全，则不仅促进体制内学者相互间的对话与交流（体制内学术的现状是，同行之间的对话和批评少之又少），更为体制内学者与体制外学者的沟通和交锋提供平台。我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学术交流环境中，才能促进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而不是现在的相互拍马或恶意攻击。
尽管我部分同意赵敦华在上述引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但这并不表明我全然接受他的说法。我的问题在于：一、普通民众是否有批评体制内某一群体的权利？二、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个体应该担负怎样的道德责任？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普通民众有批评的权利；尽管这种批评有可能是外在的、很不专业的。比如普通民众对体制内学者的批评，是针对学术界的总体性腐败而言的；这里就不能如赵敦华所要求的，只有那些认真读过其学术著作的人才有批评的资格或权利。这里有一个区分，即外在批评与内部批评有别。普通民众的批评，更多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宽泛批评，属外部批评；而同行之间的学术批评，当然要求对所批评的对象有深度的阅读和理解，这属于内部批评。赵敦华的错误在于，他因将内部批评的标准强加于外部批评，并进而将不符合其标准的批评者划归到“民粹主义”的行列，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普通民众进行外部批评的权利。而我之所以认为普通民众有批评的权利，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即体制内学术研究的经费，是由纳税人承担的。从这个角度看，普通民众对体制内学者的批评，与他们监督政府公务员的行为有相似性；尤其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体制内学者垄断了绝大部分学术资源，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从学术的角度看），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批评尽管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但无疑是必要的。推而广之，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绝不应简单地将体制外对体制内的批评讥为“民粹主义”，并站在一种“精英主义”的道德立场上来批评来自外部的“道德谴责”。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总有人持一种所谓宽容的价值观。而在他们那里，所谓宽容，一般就是和稀泥。但请注意，一般主张和稀泥的，往往都有话语权。比如说你批评共产党员，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共产党员七千万，难道个个都是坏人？你到底做过调查没有，就在这里信口雌黄？你批评学术腐败，同样有人跳出来说，你读过多少学术著作，怎么能一棍子打死？你批评那些官方养着的作家没社会责任感，阿来马上告诉你，你有本事你批政府、批官僚，为什么老拿知识分子这个软柿子捏？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背后，都有利益的考量。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精英们无论是振振有辞还是假装可怜，其背后的逻辑都是：我混得这个圈子再烂，也轮不到你来批评。这种霸道的伪精英立场，正是这个不公正的体制纵容的结果。关于宽容，陈嘉映认为：“人们现在往往这样理解宽容：不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不形成自己的主张，或有个主张却不提出来，对什么都模棱两可，声称哪种看法都同样有道理。然而，宽容却是这样一种态度：把自己的见解放到更宽的天地之中，聆听他人，准备修正自己。由于关切而具有主张，就自己的全部理性所及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不是不宽容，这恰是宽容的主要条件。惟确有主张的人才能宽容。”由此，为了表示我可能的宽容，先容我说出自己的主张。
讨论第二个问题。在一般性的论争中，有一个常见的混淆，即未对个人修养（私人道德）与身份道德（公共道德）做出区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社会有关；但从现实的角度看，故意混淆二者关系的人，则多是为自身利益而诡辩或狡辩。比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共产党员这一身份就意味着一系列的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公正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党专制的体制。但这并非是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可以因此而为自身开脱责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共产党员，喜欢说自己根本不信共产主义的那一套，以表自身的清明。毫无疑问，这种人在道德上是有亏欠的，因为在他们那里，有奶便是娘。还有一种为自己开脱的方式，说我个人并没做坏事，并没贪污受贿，也未得过什么真正的好处。如果说上面这番话的是一个官员，一般而言，我敢断定是在撒谎。因为当官的首要条件，就因为你是个党员。有人如果不服气，请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如果是一个普通党员，他说上面的话，或许部分真实。然而问题在于，即使你个人目前是干净的，但作为共产党中的一员，你仍有为你的同志们承担污名的道德责任。因为你不能说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我只分享荣誉，而不承担任何道德责任。而如果你对此极端不满，那么你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这一给你带来道德压力的政党或组织，二是在内部展开自我净化，重塑你所在政党或组织的公共形象。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整体性腐败的学术界，每个学者都应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并为此而感到羞耻。如果说你不想背负“体制内”这一“原罪”，同样有两种选择：一是离开体制的庇护，不要再沾体制内的汤汤水水；二是尽自己所能，在创造更多学术作品的同时，展开学术批评，促进制度建设，为重塑学术界的整体形象而努力。对个人而言，你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但总比一味指责别人的批评，不做任何努力要强；或许你所做的努力，没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只要你努力，至少可以让自己心安。
以上批评，在道德虚无主义者的眼中，很有可能被认为是道德绑架。但严格说来，在一般的日常性语用中，“道德绑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做一简单澄清。为醒目计，我将道德划分为美德、是非道德和灰色道德（与阿伦特所谓“平庸的恶”相近）。最糟糕的状况是道德沦丧。下面将对这几种情况稍作分析。美德是道德中的稀有品种。真正拥有美德之人，在正常的状况下，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榜样。美德当然值得追求，但因其有极高的要求，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因此，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间，普通人不必以美德的标准来行事。但对那些少数在精神上有极高追求的人，无论是圣徒还是别的，人们应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将对方视为傻B。但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情况则往往相反。一方面，人们喜欢“枪打出头鸟”，将任何追求上进的人目为异类。徐友渔说：“我们的环境只鼓励平庸，任何强烈和执着的追求都要被人为是个人野心的表现，人们想不出另外的解释。”（《我亲历过的武斗》，载《自由的言说》一书）另一方面，人们又为一种虚假的美德所“鼓舞”，并以此标准来要求他人。因此，在我看来，以逼迫他人做道德楷模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道德想象或利益需求的行为，就是道德绑架。一般说来，那种逼迫或鼓动他人做烈士，而自己躲在背后捞好处的人，一般都是道德沦丧者。在一个极端恶劣的社会中，道德沦丧者、以灰色道德标准行事的人，就会大量滋生。在那样的社会中，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道德批评者，所要承受的压力是空前的。翟振明曾说：“事实的真相是，只做权力政治的批判者，你起码会经常被认为代表了民众而民众也有望站在你一边。但是，如果你的批判对象是民众的俗见，你又不与政治权力为伍，那你就八面受敌，英勇壮烈了。”（《现代的苏格拉底何处寻觅？》）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普通人多以灰色道德标准行事，在这样的状况下，任何道德意义上的批评都有可能被目为道德绑架。但如果以上述标准来看，这种所谓的道德绑架，当然是毫无道理的。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知识界关于忏悔问题的讨论，就主要关涉道德问题。对个体而言，从道德沦丧、灰色道德走向是非道德，必定以忏悔为前提。詹姆斯认为：“忏悔属于一般的涤罪和净化过程，为了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人觉得自己需要涤罪和净化。对忏悔者来说，耻辱结束了，真实开始了；他将自己的腐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便他实际上没有完全摈弃腐败，至少不再为它涂脂抹粉，套上一副虚伪的美德外装——至少，他诚实地生活着。”（《宗教经验种种》）而（民众）生活在真实之中，是推动一个社会走向进步的前提。徐友渔指出：“中国应该有一个道德复兴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和它是不可分离的。问题不在理论方面，而在实践，我认为解决办法不是提供某种道德体系或伦理原则。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那么多种文化，但一种根本的区分：好人和坏人，却超乎这些宗教和文化。中国现在亟需的不仅仅年是理论，更是身体力行的决心。推行道德复兴的将不是理论探讨，而是榜样的力量。说服人很困难，但高贵的、高尚的、英勇的行为仍能感动人。”（《上山下乡闹革命》，载《自由的言说》一书）
二○一○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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