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司马迁之于中国文明的象征意义

      通常认为“自私假设”“自然分工”是使亚当斯密与司马迁难解难分的原因之一，这一点谁都能一眼看出来，不足为信。大多数的分析也就到此为止了，最多再加上两人都对政府不满的言论——这种对号入座的求证方式未免牵强。这反映出人们未能透彻的理解斯密，也没能领会司马迁的苦心。
   前面说过：斯密的理论基础不是自私假设，不是分工，而是《国富论》开篇之首那句话——一个国家全年的劳动是构成国民一年的必需品与便礼品的资源。没能注意到斯密的这句话，也就不能理解“自私假设”“自然分工”成立的条件及其关系；同样，也没能看到司马迁将斯密的开篇之义作为结论写进了他的文章。所以，认为二者的思想有关系的见解只是对如“自私”“自然分工”这些相近观点的简单堆砌，并不能对其展开分析。要说二者相通，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两者都有相同的理论基础——都认为劳动行为是创造财富的源泉。
    下面谈一谈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对于一个文明的意义。
    众所周知，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由于忠实于自己的观点为李陵被俘一事向汉武帝犯颜直谏，开罪于汉武帝，身受宫刑处罚，人格与肉体都遭受了惨厉的侮辱。然而他并未因此消沉，执着著史一生。他记录了历史，也无可避免的进入了历史，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和力量影响和塑造了历史。
    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基础，明确的等级关系已然确立。与自然平等的契约关系不同的是，等级制度是上级要求下级无条件绝对服从，上下级之间缺乏可以调整的空间；而自然平等的合约关系是双方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协商议定的，当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作进一步的沟通，即使无效一方也不能对另一方构成权利和意志的伤害。显然汉武帝对司马迁并非如此，这说明儒教面对强权先行自宫后借强权对思想空间的挤压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否则一个有着骄人纪录的民族在那个距诸子百家并不遥远的年代思想的火花为何就不再迸发了呢？而司马迁的作品作为经典当是阅者无数，那片涵盖了社会经济思想萌芽的《货殖列传序》居然没有启发任何人！在文中他基于事实经验曾两度发问：此宁有政教发布期会驭？岂非道之所伏而自然之验邪？自古至今中国人居然没人试图做出解释，着实令人费解！当同样的思想萌芽在西方被意识到并发育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工具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的残疾。提醒我们处于自我阉割困境的实例还很多，当四大发明被西方用于获取自由时，我们不是视为奇巧淫技就是用来宣扬礼教驯化——作茧自缚到窒息而亡！今天看来，两千年前司马迁的被阉割颇具象征意义——使我们对将要走的路做的一次选择，事实上就是对民族思想机能的自我阉割！司马迁以史学家的积累的经验本能的意识到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许他也意识到了我们选择的文明会有一次不测，于是预先埋下了一粒种子，以牵引我们重归文明的源头，弥补早熟带来的发育不全的缺陷，恢复肌体的正常机能。
    首先要指出的是分析这篇文章的困难不仅在于观点的错综复杂需要逐步梳理，还在于问章事实上有两种结构同时出现，第一种结构逐步接近经济学的基础——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这一过程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种结构揭示了政府存在的原因却深藏不露，而且是以错误的面目出现的。这个错误如此明显以至于让人无法接受——因为司马迁作为顶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犯下这样一个错误——这或许也是想将司马迁与斯密联系起来的专家学者难以深入的一个原因。但当我们理解了科斯看社会的角度后再来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司马迁这个错误实际上是一个正确的观点——至此你才会对这些大家深不可测的思想有具体的感受——错在读者而不是作者。看来当时的司马迁需要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空间来完善他的思想（中国人也需要这样一个空间来完成自然的发育过程），但在专制制度下不会有这样的空间，更遑论西方人用了两百年的时间来验证，或许这再次印证了马克思说过的话：华夏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没有发育完全的文明，未老先衰！
   现在我们就来解析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