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的伪神美学—《Wunschkonzert点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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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魔鬼撒旦原先是一名大天使，熟知上帝所造的世界和法则，也能行神迹，因此他不甘听命于上帝，开始与上帝分庭抗礼，想要夺取权力，让世界按照他的想法运行。许多人被撒旦迷惑，是因为他们分不清上帝和撒旦之间真正的区别，从表面上看，上帝和撒旦都有灵力。最可怕的邪恶不是赤裸裸地作恶，而是像撒旦那样，打着神的旗号、行使着灵力，施行经过美化和伪装的恶。就如同纳粹第三帝国的流行电影，将反犹主义、侵略战争等罪行用电影美学、家庭观念、民族精神和高雅文化包装起来，做成芬芳甜蜜的催眠毒酒，让自己的人民为帝国的邪恶去送死。
施隆多夫认为，德国电影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魏玛时期的茂瑙、弗里兹•朗和刘别谦等人所创造的娱乐功能与美学价值兼具的默片传统，尽管这段辉煌只维持了十余年，一直到六、七十年代，“德国新电影”才试图与默片传统重新接轨、并启动德国电影的文艺复兴。第二个传统，就是30年代电影产业被纳粹收归国有之后，在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直接领导下，以乌发公司（UFA）为主制作的一系列贯彻泛日耳曼主义指导方针的企图重塑历史的电影。第三帝国的宣传机构不遗余力地将电影娱乐作为政治宣传工具，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西德阿登纳总统时期，甚至在今天的德国政宣娱乐品中依旧有其身影。
实际上，第三帝国以政宣为目的电影并不像一般我们认知中的propaganda那么充满无聊说教，却具有极高的娱乐性和一定的美学价值。在第三帝国的文化精英中间，有种对当时流行的美国/犹太文化的双重态度：一方面，他们排斥美国/犹太流行文化中的物质主义，鄙夷“低俗”的流行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美国流行文化中现代化的、极具审美和娱乐性的魅力特质（glamour）所吸引，并提倡为己所用。戈培尔本人对好莱坞大片《乱世佳人》的喜爱大大超过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他在1933年时就指导电影导演们：“不管你们做什么，千万别做的无聊；可以有趣、有指向性，但千万别说教。”对大众媒体的政宣功能与德国观众心理有深刻认识的戈培尔是一个高度理想/审美化的实用主义者，他注重票房价值、提倡具有艺术和娱乐价值、无说教性、却能达到政治目的的电影生产。在他的指导下，第三帝国时期产生了许多高票房的流行电影，Wunschkonzert（request concert点歌时间）就是其中最流行和著名的之一，这部爱情音乐电影从1940年12月30日首映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吸引了共计26,500,000人次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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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故事的主线是两男一女的爱情纠葛。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19岁的女孩Inge巧遇假期中的空军中尉Herbert，两人一见钟情，并约定几天后去拜访Inge的父母、然后订婚。但突如其来的紧急任务分开了Herbert和女友，并且因为任务的秘密性，三年中两人无法再联系。直到1939年之后，Inge在当时流行的电台点歌节目中找到了已经完成任务的Herbert的行踪，并再次与之联系。这时Herbert已经升职，成为Inge从小到大的好友、一直暗恋她的男孩Hulmet的上级。偶然的机会中，Herbert发现Hulmet与他爱的是同一个人，他此时与Hulmet是亲密战友，决定退出这个三角关系。当然，后来Hulmet了解了事情真相，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个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与德国战事有极为密切的关系。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宣传部决定电影必须要直接为战争服务。39年底与40年初之间，乌发公司给宣传部选送了不少战争题材的电影剧本，不过其中让戈培尔满意的很少。大多数剧本不是说教痕迹太重，就是含有大量残忍的战争场面，戈培尔认为这样的电影无法让观众认同，尤其是血腥镜头难以得到女性观众的接受。经历一战之后，德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普遍缺乏热情和认同，如果再描写战争残酷，恐怕很难得到大众的认可。而且电影人中也有以资源不足为由，对战争宣传片的生产直接反抗。所以从波兰闪击战之后，到40年底，竟只有少量故事片产生，其中这部首映于40年12月的《点歌时间》自然是部重头戏，由戈培尔亲自参与选角、剧本创作与遴选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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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虽然没有什么名角，却要让观众在享受电影的同时能够接受战争和战时的困难生活。将战争融进生活，让家庭因战事分离、士兵为国送死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是这部电影最主要的目的和故事切入角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所有人物的生活都是围绕战争而设置的。两个主角相识是在柏林奥运的开幕式上，这虽然不直接与战事相关，却是战争的前奏和纳粹所宣扬的雅利安民族精神神话的基调的奠定。这部分运用大量新闻影片，代表团入场的镜头特意选择了同一阵营的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代表团。随后，Herbert被调遣执行了三年的秘密任务则是指参与西班牙内战。39年以空中闪击入侵波兰到41年左右，是战争的“闪电战”时期，也就是一个以坦克、步兵、空军、潜艇等现代化装备为主、强调攻击速度、精确的战争时期。因此将Inge的两个爱人都设计为空军飞行精英，是非常符合战事需求的。
                
                三角关系
戈培尔曾说过，“战争会提供电影素材”，同样，这部电影的取材也来自战时生活。Wunschkonzert是当时最流行的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现场直播。士兵和他们的亲人可以向柏林的电台点歌，由主持人当场阅读一些点播信件，乐队现场根据要求演奏。这个节目沟通了前线和后方，给两边都带来极大心理安慰。实际上，这种娱乐不仅仅在纳粹德国流行，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节目。比如英国的战时“部队甜心”Vera Lynn曾主持过一档红极一时的点歌广播节目Sincerely yours，采取类似的点歌读信方式。Vera Lynn在空中的声音对士兵来说是家园，对后方的亲人来说是前线的消息。当Lynn带着歌声去前线阵地时，士兵对她说“你在这里，我觉得似乎家就不远。”广播节目突破了时空局限，将战事和士兵心声带进千家万户，将家人的牵挂带到前线，由此，战争似乎成为了生活的一个部分。媒介天才戈培尔在30年代初就将Volksempfänge，一种便宜的广播接收器大为普及，保证每个家庭都直接受到统一的思想控制。1939年入侵波兰时，他还捐赠了1500台广播到前线。
                
                Volksempfänge收音机
为了将战争描写成稀松平常的事，电影中直接战争场面非常少，只有一两分钟的大场面新闻影片，笔墨着重在描写士兵休假、或者在前线整修时期的个人生活：前屠夫休假回家帮助妻子切肉、前蛋糕师帮妻子烘培、入伍的音乐学生给老母亲及邻居演奏贝多芬、前线士兵听广播、喝咖啡、自己编写歌曲等等，侧重士兵和士兵的生活中“人性”与“普通”的一面、消除观众对战争的陌生和恐惧感。服役成为一种职业，与屠夫卖肉、蛋糕师烘培等同。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生死别离也都被轻描淡写的生活化了。每个家庭都在相互询问亲人什么时候奔赴前线，就像在问什么时候去旅行。电影中只有一个士兵死亡，而他的死亡紧接着另一个士兵——他的邻居的儿子的降生，死者母亲的悲痛被一曲《晚安，母亲》化解，死亡的原因不再被追究，而成为“生—死”这一普通的生命法则和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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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创作于战争初期的宣传电影除了要消除民众对残酷战争的恐惧感外，还要为战争正名、赢得民众支持、最大化的降低战时生活品质下降造成民众的不满。纳粹知识分子最天才和最邪恶的一面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将家庭价值、英雄主义神话、德国民族文化精髓曲解变形，铸造成撒旦神庙里貌似圣洁崇高的活牲祭坛，以伪神的光芒掩盖丑陋的其价值观的空洞虚伪、吸引人民去为之赴死。
所有极权统治都强调家庭为国家牺牲的绝对性，父亲、丈夫、儿子成为前线士兵后，由国家来替代家庭中男性的角色，用爱国代替亲情与爱情。所以固然纳粹提倡核心小家庭，但这部影片中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所有家庭都因为国家而残缺，而且每个家庭都看不出经受生离死别的悲痛，无论是与爱人分离的Inge还是丈夫奔赴前线的怀孕的妻子，都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非人性的欢乐态度，也就是在这里，撒旦露出了伪神的马脚。
但不得不同时赞叹，纳粹撒旦施行“灵力魔法”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境地，这些纳粹知识分子本身极精通艺术与宗教，将本应表现神性或人性的仪式/手段用来为魔鬼服务。音乐，是这部电影的灵魂，是最迷人和最邪恶的巫术。（实际上，这部电影也可以被看成是第三帝国制作的无数音乐片中的一部，虽然后来成为名歌手的女主角Ilse Werner在此片中没有唱一首歌。）开场时德国奥运会的主题曲配上宏大的开幕式场面，盛装观礼的人们喜气洋洋、运动员体态矫捷优美，仿佛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一个和谐、和平、充满朝气的天国。士兵们出征前，音乐学生在客厅里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吸引了邻居前来欣赏，每个人对“贝多芬”这个名字充满虔敬态度，即便是最粗鲁的屠夫也在此时肃然起敬，悉心聆听。实际上纳粹宣传部门为了宣传优越民族性的神话，极力推崇本国传统文化精髓，而贝多芬不仅代表德国音乐传统，也被塑造成一个帝国神话，代表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紧接着，镜头转到屋外，士兵列队走过街道，音乐自然的转换成军乐，过度极为自然，将军乐推举到了与贝多芬作品等同的“深具爱国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地位。
这位音乐学生的死也是全片最邪恶又最“迷人”的一幕。在一场大雾中，一队步兵去袭击法国阵地。音乐学生与另一名同伴留守在附近的教堂断后，等待战友回到教堂集合后一起离开。雾越来越浓，士兵们被浓雾锁住、迷失，情急之下，音乐学生用教堂的风琴演奏起巴赫的变奏曲，用音乐指引队友安全回到教堂。音乐声也引来了敌方炮火，在枪林弹雨、教堂天花板燃烧坠落中，充满宗教神圣庄严的演奏为整个场景披上神性与浪漫主义的光辉，仿佛神在召唤士兵回家，而最终这名士兵倒毙在琴键上，留下雄浑而荡气回肠的余音。这个场景可怕到让人战栗，在巴赫、教堂、炮火的烘托中，这名士兵的死被抽离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死亡成为一个充满“光辉”和虚假价值意义的抽象概念，个人成为恶魔祭坛上“崇高”的祭牲。再没有比用散发着迷人气息的罪恶置换上帝的神性更可怕、更邪恶的事情了，纳粹精英的恶不是愚昧地挑战文明，也不仅仅是对人的压迫、掠夺和屠杀，而是文明滋生的邪恶对神和神的公理道义的挑战。对于盲目信仰文明与现代化的人们来说，没有比纳粹更触目惊心的警示。
电影最后有一段长达十多分钟的点歌节目的实况现场，观众们看到了柏林广播中心的演奏大厅、平日通过广播耳熟能详却无缘一见的主持人和音乐家。如果说点歌节目沟通了前线与后方，那么这段电影中的点歌节目实况则沟通了电影世界与现实生活，让观众走出影院之后，回家打开收音机，听到Wunschkonzert节目时，还能感受到电影所创造的情境与情绪。纳粹天才们在大众传媒方兴未艾之时就深刻理解和把握了媒介的功能，企图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造出的世界将人民囚禁在幻想中。可惜创世纪的毕竟是神。人与撒旦都没有能力再造一个世界。
                
                Wunschkonzert节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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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恐怕是大众媒介企图操控观众的典范，它将电影娱乐与政治宣导巧妙结合，不着痕迹，兼具幽默，真是有才华又有品位。可惜无论怎样的花言巧语都包裹不住谎言的马脚，因为影片空有真理的形式（影片所宣扬的文化传统、爱情忠贞、塑造的宗教性光辉），却无真理的内容。但同时也提醒了观众，形式的选择本身表达了内容的指向性。时下有些战争片或者战争反思片有种潮流——将不道义的一方“私人化”、“普通化”，给非正义的士兵回归“人性”，强调其“普通人”的一面，比如引起争议的《朗读者》和个别亚洲影片。这种做法原本无非是想强调战争中个体的无力，和个人的愚昧或疏忽带来的灾难，但这种表达方式与纳粹美化战争和士兵的电影手法暗合，忽略个体思考与选择，将人贬低到只能完全无条件接受国家暴力的可怜地位，剥夺/或者说轻视了个人良知与情感所能迸发出的巨大潜能。
最后，有一句题外话想说：信仰神或者真理，不是遵守和执行神/真理的行为规范，而是用个人的头脑与良心思考后，坚持不懈的、甚至可以非暴力的选择站在神/真理的那一边。——如果这是一句话题外话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