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一下：未来医院的科室设置
几百年以后，医学高度发达，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病症，医生们都可以一眼看穿其本质，以简单有效的手段加以治疗。所以，医院科室的划分不必过多、过细，只需要分五个科室即可：
一、功能科， 比如心供血不足、睡眠质量低下、性功能障碍等；
二、器质科， 比如肿瘤、白内障、骨质增生等；
三、产科，比如生孩子等
四、急救科，比如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等；
五、治安科，比如让黄鼠狼给迷了、让狐狸精搅合得没法睡觉等
前四科都好理解，这里说一下“治安科”。
有些疾病，并不是由于什么风寒、劳累、病毒、细菌等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被一些东西上了身，比如什么狐狸精、孤魂野鬼、山精草怪。上了身以后，或胡言乱语，或萎靡不振，去医院检查，又啥也查不出来，没法治。这时候，就得请大仙儿了，别的啥也不好使。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女士在陕西某地考察时，当问及村里人有病怎么办，什么时候求神，什么时候看医生时，当地领导严肃地说：“这脑子里要有个区别了。什么病人治，什么病神治，要有判断了。比如肚子里有瘤，就得上医院治，像前几天XX胃穿孔，就得上医院开刀。但是有的病，比如身子发软、不能动、吃不下、做梦，又说不出什么原因，去医院查不出病，就得让神治。总之脑子里要有数了，‘邪病’靠神，‘正病’还得靠国家医院。”
（资料来源：《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作者郭于华。下图为郭于华教授在做田野调查）
但这种病症的处置权，并不能完全交给大仙儿们，因为大仙儿们并不在国家管理体制之内，若放任自流，必然会削弱国家的控制能力；再加上大仙儿们真假难辨，莨莠不齐，若有奸伪之徒妄行施治，则病家难逃殒身丧命的下场，所以必须将大仙儿们纳入现代医学的体系中来。
像下面这位，一边给人做针线活，一边给人招魂，我们如何知道她是否真的具有专业素养、招魂资质呢？所以对大仙儿们实行正规化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不搞正规化管理，大仙儿们在整治山精草怪时就会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很难对其形成有效的震慑，不利于“防控型警务体系”的建立。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的李慰祖在1941年提交的毕业论文《四大门》中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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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念昭的长兄之子振雄与念昭长嫂的娘家内侄刘鉴为幼时同学，振雄得病夭亡，被认为鬼魂附在了刘鉴身上，刘鉴全身发痛，在炕上翻滚，于家便请平郊村东南石板房某香头诊治。该香头到来后，便登炕用手给病者按摩，按摩的地方便不觉疼痛。最后按到头部，便问道：“你走不走？”鬼魂附在刘鉴身体上说：“我走。”香头又问：“你是要吃的，要穿的，还是要钱？”鬼魂说：“我要一千块钱。”香头说：“给你钱，你不许再来，我把你带到山里去，你要是再来，我把你治死，你必得要起个誓！”鬼魂坚持不肯起誓，只是说：“我要是再来，我是小狗！”香头认为不满意，便向鬼魂说：“你说若是再来，天打雷劈！”鬼魂坚持不肯起此重誓，香头逼之再三，鬼魂无奈只得起誓。刘鉴自此病体痊愈。过了三天，于家还香，送香头点心致谢，并带冥间钞票一千元，交给香头与振雄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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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说的“香头”就是请大仙上身的人。在这一案例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标准”与“规范”，作乱的鬼魂甚至可以和大仙讨价还价，在这种环境下，鬼魂们必然会普遍抱有侥幸心理，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隐患。
当然，如果较真儿的话，这类山精草怪折腾人的事情，已经脱离了“疾病”的范畴，属于治安案件了，按理说得归公安局管，但公安局没法分辨一个病人到底是被妖精上了身，还是人格分裂，或者只是得了功能性疾病，毕竟，我们不可能在警校里开设医疗基础和跳大神的课，因为没那么多课时，所以还得交给医院。反正按福柯的说法，医院本来就是强制机关，是公安局的一个变种，我们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让医院来接手这种山精草怪折腾人的案子。
在未来世界里，医学院肯定要设置治安专业，国家按相关标准来培养降妖除魔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毕业分配后按国家标准来进行降妖，为病人（受害人）解除痛苦。由于这种正规院校毕业的人才受过正规培训，有执业资格证，在群众当中比较有公信力，所以，在将来，人们每逢生意开章、迁房动土的时候都会首先选择医学院的学生，而不会选择没有降妖资格证的神职人员。这样一来，宗教场所的营业额肯定缩水，于是宗教界人士就会积极地寻求与医学院的合作，最后形成一种模式：宗教部门定期招聘医学院校治安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让他们成为职业的神职人员，同时，宗教部门每年都要派一批学生到医学院，定向委培。到时候，医院只管治病，神职人员们只管镇场子，井水不犯河水。这是个多赢的模式，大家既能赚钱，又能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和谐的典范。
一、功能科， 比如心供血不足、睡眠质量低下、性功能障碍等；
二、器质科， 比如肿瘤、白内障、骨质增生等；
三、产科，比如生孩子等
四、急救科，比如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等；
五、治安科，比如让黄鼠狼给迷了、让狐狸精搅合得没法睡觉等
前四科都好理解，这里说一下“治安科”。
有些疾病，并不是由于什么风寒、劳累、病毒、细菌等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被一些东西上了身，比如什么狐狸精、孤魂野鬼、山精草怪。上了身以后，或胡言乱语，或萎靡不振，去医院检查，又啥也查不出来，没法治。这时候，就得请大仙儿了，别的啥也不好使。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女士在陕西某地考察时，当问及村里人有病怎么办，什么时候求神，什么时候看医生时，当地领导严肃地说：“这脑子里要有个区别了。什么病人治，什么病神治，要有判断了。比如肚子里有瘤，就得上医院治，像前几天XX胃穿孔，就得上医院开刀。但是有的病，比如身子发软、不能动、吃不下、做梦，又说不出什么原因，去医院查不出病，就得让神治。总之脑子里要有数了，‘邪病’靠神，‘正病’还得靠国家医院。”
（资料来源：《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作者郭于华。下图为郭于华教授在做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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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病症的处置权，并不能完全交给大仙儿们，因为大仙儿们并不在国家管理体制之内，若放任自流，必然会削弱国家的控制能力；再加上大仙儿们真假难辨，莨莠不齐，若有奸伪之徒妄行施治，则病家难逃殒身丧命的下场，所以必须将大仙儿们纳入现代医学的体系中来。
像下面这位，一边给人做针线活，一边给人招魂，我们如何知道她是否真的具有专业素养、招魂资质呢？所以对大仙儿们实行正规化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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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不搞正规化管理，大仙儿们在整治山精草怪时就会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很难对其形成有效的震慑，不利于“防控型警务体系”的建立。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的李慰祖在1941年提交的毕业论文《四大门》中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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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念昭的长兄之子振雄与念昭长嫂的娘家内侄刘鉴为幼时同学，振雄得病夭亡，被认为鬼魂附在了刘鉴身上，刘鉴全身发痛，在炕上翻滚，于家便请平郊村东南石板房某香头诊治。该香头到来后，便登炕用手给病者按摩，按摩的地方便不觉疼痛。最后按到头部，便问道：“你走不走？”鬼魂附在刘鉴身体上说：“我走。”香头又问：“你是要吃的，要穿的，还是要钱？”鬼魂说：“我要一千块钱。”香头说：“给你钱，你不许再来，我把你带到山里去，你要是再来，我把你治死，你必得要起个誓！”鬼魂坚持不肯起誓，只是说：“我要是再来，我是小狗！”香头认为不满意，便向鬼魂说：“你说若是再来，天打雷劈！”鬼魂坚持不肯起此重誓，香头逼之再三，鬼魂无奈只得起誓。刘鉴自此病体痊愈。过了三天，于家还香，送香头点心致谢，并带冥间钞票一千元，交给香头与振雄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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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说的“香头”就是请大仙上身的人。在这一案例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标准”与“规范”，作乱的鬼魂甚至可以和大仙讨价还价，在这种环境下，鬼魂们必然会普遍抱有侥幸心理，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隐患。
当然，如果较真儿的话，这类山精草怪折腾人的事情，已经脱离了“疾病”的范畴，属于治安案件了，按理说得归公安局管，但公安局没法分辨一个病人到底是被妖精上了身，还是人格分裂，或者只是得了功能性疾病，毕竟，我们不可能在警校里开设医疗基础和跳大神的课，因为没那么多课时，所以还得交给医院。反正按福柯的说法，医院本来就是强制机关，是公安局的一个变种，我们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让医院来接手这种山精草怪折腾人的案子。
在未来世界里，医学院肯定要设置治安专业，国家按相关标准来培养降妖除魔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毕业分配后按国家标准来进行降妖，为病人（受害人）解除痛苦。由于这种正规院校毕业的人才受过正规培训，有执业资格证，在群众当中比较有公信力，所以，在将来，人们每逢生意开章、迁房动土的时候都会首先选择医学院的学生，而不会选择没有降妖资格证的神职人员。这样一来，宗教场所的营业额肯定缩水，于是宗教界人士就会积极地寻求与医学院的合作，最后形成一种模式：宗教部门定期招聘医学院校治安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让他们成为职业的神职人员，同时，宗教部门每年都要派一批学生到医学院，定向委培。到时候，医院只管治病，神职人员们只管镇场子，井水不犯河水。这是个多赢的模式，大家既能赚钱，又能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和谐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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