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论:星星、鬼怪、故事
小时候每到夏夜,天气闷热的时候,就会跟着大人去村口的场院上纳凉,仰面躺着,看繁星满天,听大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但可惜那时候不知道将来还会有一天住到看不见星星的城里,因此尽管那时候星星近得仿佛伸手可摘,但却一个都不认识。现在,在这红尘万丈的城里,想看星星只有去天文馆了,或者在司马迁的《天官书》里。我常常想总有一天我要找一个山上的房子(比如说寺院)住上一段日子,对照着星图把天上的星宿和神仙一个个地指认,我敢说,数遍全中国,关于星空的神话和故事,没人了解的比我透彻。要认遍天上的星星不需要多少时间。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本草中的草木鸟兽都认全,这个愿望这辈子恐怕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连我们家楼下那些岁岁荣枯的植物,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接近它们,认识它们。也许越是熟悉的人和物,越是难以真正地相互接近吧。
不过,居住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仰望星空可以,但千萬不要在過馬路的時候仰望,低頭看路左右看車,比什麽都要緊。
像聊斋那样的故事,也只有在看得到流星渡河汉、清风过疏林的地方才能编出来的吧?因为狐精花妖只有在那样的地方才会放心大胆地出来行走。
重读了一遍《画皮》小说,蒲松龄确实是一个极为善于讲故事的人,那些民间流传的原本可能朴素无华的妖怪故事到了他手下,经他妙笔点化,全都变得气韵生动。可是蒲松龄又是一个极其低级趣味的人,你看他每篇之后的异史氏评语,几乎偏偏冒酸气和傻气,有时候还很恶趣。这肯定是一个奇怪的性情复杂的瓶子,只有这样的瓶子才能讲出好故事来,一个单纯透明的瓶子肯定也不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前些年《画皮》被改变成了电影,但对于中国的电影,我早已不来电。现时代的中国人心浮气躁,无法体会古人的心肠,因此改编经典,改一部糟蹋一部,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在经典面前,既自卑又傲慢,既缺乏超越经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缺乏对经典应有的理解力和敬畏心,所以对经典的改编,往往只是得其皮相之形似,而遗其精神之神似,就像一张外表华丽内里乖张的“画皮”。我不知道《画皮》改编的如何,但如果让我来改的话,我宁愿把故事的背景放在现代的都市,让蒲留仙先生讲讲现代都市男女人格分离、亦人亦妖的故事。其实,我们民间文学的从业者都知道一个道理,世界上所有的故事都是旧戏新编,伟大的故事就那样几个,关键是看你能不能对当下生活有深入体察,给酒瓶子装上醇美的新酒,同时又不失却这个故事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所获得的深厚意味。故事就是一个历史中的漂流瓶,每个时代的人都在其中装上新的故事,然后将它留给下一代,因此每一代人的心灵和生活都被故事所穿越,按照那些古老而新鲜的故事想象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但我们这个时代,心灵变得日益狭隘,感觉变得日益迟钝,一个个皮糙肉厚,酒肉穿肠过,但却难以被故事所穿越和感动,因此也已经丧失了感受生活和重述故事的能力。
蒲松龄是一个难得的鬼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人而已。鬼才自然只能讲歪门邪道的故事,歪门邪道才有趣啊,人们应该感谢他,在这个人群熙攘、光天白日的大街上,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暗门。】
我觉得中国古代谈狐说鬼的文人当中,纪晓岚是见识最高的,他在故事中也往往夹以议论,那些议论俱极练达,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非蒲松龄一介山东乡下寒儒可比。不过我读纪晓岚所最感兴趣的还不是他的议论,而是他讲的那些鬼故事,往往都是发生于清代北京的一些老宅子或寺庙里,纪晓岚来往的多为鸿儒官宦,想来都可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因此其居所之所在也许是可考的吧,而且纪氏在书中还偶尔标名这些闹鬼宅子的街巷地名。不知道经过几百年的变迁,那些曾经闹鬼的宅院寺庙现在是否尚存?既是宅院不在了,街巷地名应该还有迹可循吧。沿着阅微草堂留下的文本痕迹,描绘一幅清代京城妖怪地图,追寻那些妖怪消逝的足迹,是不是很诱人的一件事情?
我对个体的所谓创造力总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人的生命如此短促,力量如此渺小,凭一个人的想象和编造,如何能够创造出穿透千万人心灵的故事呢?而人类历史如此漫长,你能想到的好故事,大概早就被别人想到了,能够流传下来的肯定就是好故事,好故事是有生命力的,它如微生物一样寄生于人的生命当中,一个个讲故事的人只是故事赖以自我复制和传承的载体或寄主而已,你把故事当瓶子,还不如说,故事把你当瓶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故事在苍茫岁月中漂泊的瓶子,能够变成故事的瓶子的人是幸运的,因为故事带着他穿越时间的同时,他的心和身也被故事穿越了,并因而变得充盈、柔软、富于灵性。故事其实就是意义的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同一个故事,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又取决于讲和听故事的人的心灵的深度。
不过那些妖怪也许没有消逝,而是藏进了一只叫《盛世谈鬼》的瓶子里……
周末无聊,有妖怪出来闹一闹,或者听人讲鬼故事,才有趣。
不过,居住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仰望星空可以,但千萬不要在過馬路的時候仰望,低頭看路左右看車,比什麽都要緊。
像聊斋那样的故事,也只有在看得到流星渡河汉、清风过疏林的地方才能编出来的吧?因为狐精花妖只有在那样的地方才会放心大胆地出来行走。
重读了一遍《画皮》小说,蒲松龄确实是一个极为善于讲故事的人,那些民间流传的原本可能朴素无华的妖怪故事到了他手下,经他妙笔点化,全都变得气韵生动。可是蒲松龄又是一个极其低级趣味的人,你看他每篇之后的异史氏评语,几乎偏偏冒酸气和傻气,有时候还很恶趣。这肯定是一个奇怪的性情复杂的瓶子,只有这样的瓶子才能讲出好故事来,一个单纯透明的瓶子肯定也不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前些年《画皮》被改变成了电影,但对于中国的电影,我早已不来电。现时代的中国人心浮气躁,无法体会古人的心肠,因此改编经典,改一部糟蹋一部,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在经典面前,既自卑又傲慢,既缺乏超越经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缺乏对经典应有的理解力和敬畏心,所以对经典的改编,往往只是得其皮相之形似,而遗其精神之神似,就像一张外表华丽内里乖张的“画皮”。我不知道《画皮》改编的如何,但如果让我来改的话,我宁愿把故事的背景放在现代的都市,让蒲留仙先生讲讲现代都市男女人格分离、亦人亦妖的故事。其实,我们民间文学的从业者都知道一个道理,世界上所有的故事都是旧戏新编,伟大的故事就那样几个,关键是看你能不能对当下生活有深入体察,给酒瓶子装上醇美的新酒,同时又不失却这个故事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所获得的深厚意味。故事就是一个历史中的漂流瓶,每个时代的人都在其中装上新的故事,然后将它留给下一代,因此每一代人的心灵和生活都被故事所穿越,按照那些古老而新鲜的故事想象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但我们这个时代,心灵变得日益狭隘,感觉变得日益迟钝,一个个皮糙肉厚,酒肉穿肠过,但却难以被故事所穿越和感动,因此也已经丧失了感受生活和重述故事的能力。
蒲松龄是一个难得的鬼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人而已。鬼才自然只能讲歪门邪道的故事,歪门邪道才有趣啊,人们应该感谢他,在这个人群熙攘、光天白日的大街上,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暗门。】
我觉得中国古代谈狐说鬼的文人当中,纪晓岚是见识最高的,他在故事中也往往夹以议论,那些议论俱极练达,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非蒲松龄一介山东乡下寒儒可比。不过我读纪晓岚所最感兴趣的还不是他的议论,而是他讲的那些鬼故事,往往都是发生于清代北京的一些老宅子或寺庙里,纪晓岚来往的多为鸿儒官宦,想来都可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因此其居所之所在也许是可考的吧,而且纪氏在书中还偶尔标名这些闹鬼宅子的街巷地名。不知道经过几百年的变迁,那些曾经闹鬼的宅院寺庙现在是否尚存?既是宅院不在了,街巷地名应该还有迹可循吧。沿着阅微草堂留下的文本痕迹,描绘一幅清代京城妖怪地图,追寻那些妖怪消逝的足迹,是不是很诱人的一件事情?
我对个体的所谓创造力总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人的生命如此短促,力量如此渺小,凭一个人的想象和编造,如何能够创造出穿透千万人心灵的故事呢?而人类历史如此漫长,你能想到的好故事,大概早就被别人想到了,能够流传下来的肯定就是好故事,好故事是有生命力的,它如微生物一样寄生于人的生命当中,一个个讲故事的人只是故事赖以自我复制和传承的载体或寄主而已,你把故事当瓶子,还不如说,故事把你当瓶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故事在苍茫岁月中漂泊的瓶子,能够变成故事的瓶子的人是幸运的,因为故事带着他穿越时间的同时,他的心和身也被故事穿越了,并因而变得充盈、柔软、富于灵性。故事其实就是意义的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同一个故事,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又取决于讲和听故事的人的心灵的深度。
不过那些妖怪也许没有消逝,而是藏进了一只叫《盛世谈鬼》的瓶子里……
周末无聊,有妖怪出来闹一闹,或者听人讲鬼故事,才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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