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
（按：下文的“我”指的是阿。鲁宾斯坦）
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到外地演出之后，回到了我在巴黎蒙马特区的家里。朋友们一个个打来电话，其中有弥西阿。“真叫人高兴，你回来啦！阿图尔，来喝茶吧。为你准备了你意想不到的好东西。”
到了那儿，还来了不少客。有些是熟人，见到我都非常欣喜。
弥西阿得意扬扬，捧起一叠唱片宣布：“大家就要听到的是一套了不起的唱片，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弹的拉赫马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说着便开始在留声机上放起来。
于是，我们听到了辉煌的演奏。我还从来不曾听到过这样好的唱片。
弥西阿注意到了我的惊喜的神情，大为开心。“现场演出比这更精彩动人，他就要在歌剧院举行独奏会了。去不去听？”但是他开独奏会的日期我正好要去伦敦演出，这样便听不成了。
我愿意老老实实承认，看到人们为这个霍洛维茨如此起劲，引起自己心头一丝酸意。我那些本来最坚定地为我撑腰的好朋友，那些最忠诚地为我喝彩的人，如今除了年轻的霍洛维茨，再没有别的话题想谈了！
此后我除了英国，还去了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在安特卫普饱看了一通鲁本斯的绘画，又看了凡。爱克的三联画。自从在德累斯顿看了拉斐尔的圣母像以来，久已不曾有如此赏心悦目的享受了。
一返回巴黎，又接到了弥西阿召赴午宴的邀请。
“有个会叫你惊喜的消息。”她告诉我：“自从霍洛维茨在歌剧院开了独奏会大获成功，我问过剧院总监：接着来一场你的独奏会怎么样，刚才有了回音，时间安排在5月份。”当着那么多客人的面，自尊心不允许我把心里的喜悦流露出来。等到宴毕客散，只剩我们两个，我对她报以一个热情的拥抱。
为了这件大事，对于演出节目的准备我狠下了一番工夫。如果回忆没出错，节目是以《热情奏鸣曲》开始，接下去是肖邦的三四首比较有分量的作品。休息之后的下半场，弹两三首德彪西的，然后是两首西班牙曲子，最后以《比德鲁什卡》改编曲结束。
对歌剧院这场演出我感到很是愉快。自从上次在香榭丽宫剧场举行我的第二次公演之后，这次我有了更多的听众见面的机会，何况，这又是法兰西最好的场子。
演出大获成功，超过了自己的期望，不等到我接连弹完三首反场曲，听众都坐在那里不动。夹在一群朋友中间，上后台来致贺的，有个瘦瘦的人，个头比我高一点，相貌可喜，他向我讲俄国话：“我是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基辅就听过你的演奏了。那年我才7岁。”我向他表示遗憾，因为自己还没听过他的演奏。听他说起又将在香榭丽宫剧场演出，我表示高兴。我们共进了午餐。霍洛维茨谈了很多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告诉我，他是跟布鲁门费尔德学的琴，此人同我的朋友西曼诺夫斯基是亲戚。又谈到他和他的朋友米尔斯坦、皮亚蒂戈斯基怎样成功地逃出苏联的经过。
他在香榭丽宫剧场的那场演出，场内挤得满满的，直挨到最后一刻我才弄到了一张加座票。那回的全部节目是哪些已经记不清了，一直忘不掉的是李斯特改编帕格尼尼的两首随想曲（降E大调和E大调的）。在他的演奏中，有比华丽技巧更值得听的东西，举重若轻的高雅气派，有某种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神奇之处。他也弹了两首肖邦的力作：《幻想风波兰舞曲》和《船歌》，都弹出了大师的水平，尽管他的演绎跟我自己的感受并不相符。音乐会的高潮是在他反场节目的时候。弹的是他本人改编的《卡门》中那个《茨冈之舞》，他利用曲中的三次反复把情绪发展到一个令人震眩的顶点，大家紧张激动得身不由己地跳了起来。
等他把反场曲弹完，我同众人一拥而进，到后台去祝贺他演出成功。他正在换衣服的时候，崇拜者，其中大多数是我的好友，大家提高了嗓门争相发表评论，我是喊得最响的一个。
霍洛维茨从更衣室里走了出来，揩着苍白的面孔上的汗，拿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王者的神气，淡淡地接受了崇拜者的赞扬。我走到他跟前，他说：“咳，在《幻想波兰舞曲》里弹了个错音！”我倒情愿的是，付出十年生命来换取在一场演出中只有一个错音！
斯丹纳邀我去吃饭，信里还说：也请了霍洛维茨。……还有，可别忘了我客厅里有两架好钢琴！在他家，我跟霍洛维茨一连几个夜晚弹钢琴二重奏。创作的改编的，只要手边有谱就弹。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夏布里埃的狂想曲《西班牙》，还有瓦格纳的许多作品。霍洛维茨对于瓦格纳的音乐还是刚刚接触。雅克。费夫里，是个看一眼便能视奏的能人。有时由他来替换我弹第二钢琴的部分。例如弹德彪西的《白与黑》这种我同霍洛维茨都感到棘手的曲子，但是一弹到他的《夜曲》中的《云》，我们也报复了他。
那一段时间，霍洛维茨同我是知心朋友。彼此只叫名字，相互以“你”相呼。
他常来找我商量关于选哪些作品做反场曲最有效果之类的问题。不过，我渐渐地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距离。他对我友好，就像是君主对臣子的示恩，他只不过是用友好的态度对待我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使用我。一句话，他并不把我看作同他一般高下的人。作为一个艺术家，这叫我深深地感到丧气。而我深信不疑的是，比起他来，自己是更懂得音乐的。对音乐的理解，更成熟的是我。与此同时，我又完全意识到自己有可怕的毛病——对于乐曲细节的处理太粗心大意了。对于上台演奏，有时根本不当回事，只当成是消遣而已。这一切又都怨自己那该死的习惯，练什么曲子都毫不费劲，然后便轻轻松松地去演出。所以，尽管在对音乐的理解上自感比他优越，但还是不得不承认的是，霍洛维茨是比我高明得多的钢琴家。
…………
霍洛维茨又到了巴黎。有天早上来了个电话：“今天打算作何消遣？”我领会了他的意思：“上我这儿来，一道去吃午饭！”他马上接受了邀请。此时我身上还穿着晨衣，没来得及洗漱。来到之后，他先来了个友好的拥抱，随即向钢琴前一坐，为我弹了一通各式各样的小曲子。“海顿这首奏鸣曲的最后乐章，是反场用的好节目，对吧？”看到我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就要我谈谈自己对如何选择这类曲子的看法。发现我根本不考虑什么事先准备反场曲目，他颇感意外。自己的习惯是顺着演出时的现场气氛和当时的灵感来确定弹什么。演出之前，确实不知道自己会弹哪一曲。
好吧，请他上一家馆子吃了顿味道不错的午餐。然后他去办他的杂事，再回来同我共进晚餐。最后，玩一两家夜总会。照这样子打发了一天的生活，成了我们两个人友好交往的常规。
霍洛维茨自称是我的朋友，他向我表示友好的方式是毫无难色地领受我的款待。
但我感到他是以美国金元大亨的眼光，把我看成是低一等的人。
说老实话，对他名利双收，我从不眼红。霍洛维茨，当然是个大演奏家，然而他并不是个大音乐
家。
附：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
弗兰茨·摩尔
我与阿图尔·鲁宾斯坦工作的时间没有与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一起的长。鲁宾斯坦旅行演出时并不固定用某架琴，他同时用的琴有几架，因而也有几个调琴师，每到一个演出地点都在当地找调琴师。不过，在大城市演出时，一般总是从斯坦韦纽约公司的音乐会服务部带一架琴，这时我也就跟随同往。
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是两位完全不同的钢琴家。就弹奏钢琴而言，他绝没有霍洛维茨那样的技术技巧，但他却能以一种美妙的方式表达音乐。听他的音乐时，你可以放松身体，靠在沙发背上身心舒坦地真正享受音乐；而霍洛维茨的音乐有一种震撼心灵的气氛，你会不由自主地正襟危坐，完全被他的琴声攫住。
虽然霍洛维茨才华盖世，但我在他面前从来不提鲁宾斯坦。在我刚开始为霍洛维茨工作的时候，公司的人就告诫我：“和霍洛维茨在一起时，决不要提鲁宾斯担。”除了鲁宾斯坦，其他钢琴家都可以谈论。当然，我从来都对霍洛维茨说他是最伟大的。
像霍洛维茨一样，鲁宾斯坦对钢琴也很挑剔，弹过很多不同类型的钢琴。我在前面说过，每一架斯坦韦钢琴都有自己的特点，感觉也不同。由于钢琴家们在个人和音乐气质上有着千差万别，这对他们是件莫大的好事。就“触感”而言，鲁宾斯坦需要的击弦机键回弹力要比霍洛维茨的大。他喜欢下沉度较深的琴键，要求手指感觉到它的反弹，霍洛维茨钢琴的击弦机绝对不适合他。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很喜欢厚实浓重、较暗的音色，而斯坦韦钢琴正以这种音色著称。
鲁宾斯坦每年从欧洲回来，都要重新选择一架钢琴。无论他多么喜欢上一个演出季节用过的琴、无论他在那个季节的音乐会上多么成功，每年总要为重要的音乐会挑选一架新琴。挑选时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一弹就能知道哪一架合适。
许多钢琴家，虽然不能像鲁宾斯坦那样不断地选用新琴，但他们往往在音乐会很久之前便操心钢琴的事，会来斯坦韦公司音乐会服务部一架一架地试。有人甚至到最后会在台上放两架琴！那样的话，花费很大。虽然斯坦韦对有名的钢琴家不收租金，但要收取调音和运送的费用。
鲁宾斯坦从来没有抉择上的烦恼。有一年他来挑琴时，我们摆了四五架认为他会喜欢的琴。他刚一坐在第一架琴前，就喜欢上了那琴，对我说：“喔，这么好，就要这台吧。”然后又问：“弗兰茨，这次演出先去哪儿？”
我回答：“大师，先去华盛顿，之后去费城。”我又加了一句：“大师，我还为您准备了几台……在这儿。”
他看都不看，就说：“算了，我与钢琴如果不是一见钟情的话，那就是没有缘分。乐器和我必须融为一体，我要用它来表达自己，一定要能在钢琴上随心所欲，才能沉浸在音乐的创造中……如果……如果没有那种缘分，就寻找另一架。”
我摆出的另几架琴他连碰都没碰。
人们确实热爱鲁宾斯坦，因为他也爱他们。无论什么时候有人请他签名留念——走在路上、乘飞机或坐火车，他都会停下来并和他们交谈。
在这一点上，霍洛维茨完全不同。霍洛维茨非常腼腆，怕见生人。一次，霍洛维茨从费城的贝尔维尤饭店出来去音乐学院，我们一群人在他身边(霍洛维茨总是被朋友包围着)，有个人走上前来拦着他说：“大师，见到您太好了。我今晚要听您的音乐会。”霍洛维茨连忙从那个人身边绕过去，只说了一句：“祝你好运。”
鲁宾斯坦不是这样。他总有时间给其他人，还会与他们交谈。
为鲁宾斯坦工作很轻松，他对你总是备加赞赏，感谢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如果钢琴摆的位置不合适，霍洛维茨会大发雷霆，而鲁宾斯坦不会。
从下面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人之间的明显区别。
15年前，他们都在华盛顿举办音乐会，在时间上相隔一周。那时肯尼迪艺术中心还未建成，所有重要的音乐会都在议会大厅举行。前一个星期日是霍洛维茨的音乐会，后一个星期是鲁宾斯坦的。
我答应12岁的大儿子彼得带他到华盛顿听霍洛维茨的音乐会。我还答应带他去参观博物馆。彼得非常想看看华盛顿，我也盼着能带他去观光。我告诉音乐会服务部主任大卫·鲁宾说：“鲁宾先生，这次，我要带彼得一起去华盛顿。”
“嗯……”他说：“弗兰茨，别那样，你知道霍洛维茨讨厌孩子，别带他去，别让孩子靠近霍洛维茨。”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彼得，不想改变主意，于是带上了他。在议会大厅彩排开始之前，我对儿子说：“彼得，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到最后那一排，在那儿呆着。”我对他解释：“彼得，坐在那后面，霍洛维茨进场时不要动，看见你会让他不舒服，他不愿意看见孩子。”
一会儿，霍洛维茨和他的一行人上了台。那时，霍洛维茨有一条长卷毛狗，非常警觉。我们叫它“钢琴狗”，因为它只有三条腿——其实是另一条腿比其他三条短得多。那是霍洛维茨夫妇在康涅狄格的新米尔福德他们的乡村别墅时，万达的车意外压了这条狗。从此，它的一条腿短了几寸。霍洛维茨一行上台时，狗也跟着。它朝四周嗅了嗅便吠叫起来……接着，它跑下舞台，往后跑去……直冲着(你可以想象)彼得坐的地方跑过去！然后，发疯似地对彼得狂吠。
坐在钢琴前的霍洛维茨听见了狗的骚动，便侧过身朝黑暗的大厅望去，“那是谁？”他厉声问道，“是谁在那？”
彩排时，只要有霍洛维茨不认识的人，他就会不舒服。每次我们都要向他确保大厅里没有不相干的人。因此，他盯着黑黝黝的大厅气愤地问：“是谁？”当然——是彼得在那儿。
我说话了：“大师，是我的儿子彼得，我带来的，因为我答应过带他来华盛顿。”
他只说了句：“嗯，好吧。”就转过身去开始弹琴。
第二周末是鲁宾斯坦的音乐会，这次轮到小儿子了。去华盛顿时，我带了迈克尔。星期六彩排时，我向鲁宾斯坦介绍迈克尔。不用说，迈克尔很激动，鲁宾斯坦也很高兴，他说：“迈克尔，过来！”把迈克尔带到钢琴前，并让他坐在腿上。“迈克尔，”他说：“看，看看这大厅！明天所有的座位都会坐满人。”还说：“或许在那儿，前面这几排里，会有个漂亮姑娘坐在那儿，我就为那个年轻的姑娘弹琴，好像只有她一个人在听。弹琴的时候，我心里就只想着她。”
我不知道迈克尔对他的话听懂了多少。鲁宾斯坦又接着说：“迈克尔，你弹琴吗？”
迈克尔回答：“弹，我弹古典作品。”
鲁宾斯坦说：“正在弹什么？”
迈克尔说：“我能背奏舒曼的《野外的骑手》。”
鲁宾斯坦问：“能弹给我听听吗？”
迈克尔与这位大钢琴家在一起一点也不紧张，马上说：“行！”他弹了几小节。
“嗯，迈克尔，太棒了！”鲁宾斯坦夸奖说。
瞧！这就是鲁宾斯坦和霍洛维茨两人在个性上的不同之处。
注：弗兰茨·摩尔，美国钢琴师，长期担任斯坦韦父子钢琴制造公司“音乐会首席技师”，为霍洛维茨调琴25年。居留德国多年，1962年回到美国。著有《与钢琴大师在一起的岁月》。
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到外地演出之后，回到了我在巴黎蒙马特区的家里。朋友们一个个打来电话，其中有弥西阿。“真叫人高兴，你回来啦！阿图尔，来喝茶吧。为你准备了你意想不到的好东西。”
到了那儿，还来了不少客。有些是熟人，见到我都非常欣喜。
弥西阿得意扬扬，捧起一叠唱片宣布：“大家就要听到的是一套了不起的唱片，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弹的拉赫马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说着便开始在留声机上放起来。
于是，我们听到了辉煌的演奏。我还从来不曾听到过这样好的唱片。
弥西阿注意到了我的惊喜的神情，大为开心。“现场演出比这更精彩动人，他就要在歌剧院举行独奏会了。去不去听？”但是他开独奏会的日期我正好要去伦敦演出，这样便听不成了。
我愿意老老实实承认，看到人们为这个霍洛维茨如此起劲，引起自己心头一丝酸意。我那些本来最坚定地为我撑腰的好朋友，那些最忠诚地为我喝彩的人，如今除了年轻的霍洛维茨，再没有别的话题想谈了！
此后我除了英国，还去了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在安特卫普饱看了一通鲁本斯的绘画，又看了凡。爱克的三联画。自从在德累斯顿看了拉斐尔的圣母像以来，久已不曾有如此赏心悦目的享受了。
一返回巴黎，又接到了弥西阿召赴午宴的邀请。
“有个会叫你惊喜的消息。”她告诉我：“自从霍洛维茨在歌剧院开了独奏会大获成功，我问过剧院总监：接着来一场你的独奏会怎么样，刚才有了回音，时间安排在5月份。”当着那么多客人的面，自尊心不允许我把心里的喜悦流露出来。等到宴毕客散，只剩我们两个，我对她报以一个热情的拥抱。
为了这件大事，对于演出节目的准备我狠下了一番工夫。如果回忆没出错，节目是以《热情奏鸣曲》开始，接下去是肖邦的三四首比较有分量的作品。休息之后的下半场，弹两三首德彪西的，然后是两首西班牙曲子，最后以《比德鲁什卡》改编曲结束。
对歌剧院这场演出我感到很是愉快。自从上次在香榭丽宫剧场举行我的第二次公演之后，这次我有了更多的听众见面的机会，何况，这又是法兰西最好的场子。
演出大获成功，超过了自己的期望，不等到我接连弹完三首反场曲，听众都坐在那里不动。夹在一群朋友中间，上后台来致贺的，有个瘦瘦的人，个头比我高一点，相貌可喜，他向我讲俄国话：“我是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基辅就听过你的演奏了。那年我才7岁。”我向他表示遗憾，因为自己还没听过他的演奏。听他说起又将在香榭丽宫剧场演出，我表示高兴。我们共进了午餐。霍洛维茨谈了很多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告诉我，他是跟布鲁门费尔德学的琴，此人同我的朋友西曼诺夫斯基是亲戚。又谈到他和他的朋友米尔斯坦、皮亚蒂戈斯基怎样成功地逃出苏联的经过。
他在香榭丽宫剧场的那场演出，场内挤得满满的，直挨到最后一刻我才弄到了一张加座票。那回的全部节目是哪些已经记不清了，一直忘不掉的是李斯特改编帕格尼尼的两首随想曲（降E大调和E大调的）。在他的演奏中，有比华丽技巧更值得听的东西，举重若轻的高雅气派，有某种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神奇之处。他也弹了两首肖邦的力作：《幻想风波兰舞曲》和《船歌》，都弹出了大师的水平，尽管他的演绎跟我自己的感受并不相符。音乐会的高潮是在他反场节目的时候。弹的是他本人改编的《卡门》中那个《茨冈之舞》，他利用曲中的三次反复把情绪发展到一个令人震眩的顶点，大家紧张激动得身不由己地跳了起来。
等他把反场曲弹完，我同众人一拥而进，到后台去祝贺他演出成功。他正在换衣服的时候，崇拜者，其中大多数是我的好友，大家提高了嗓门争相发表评论，我是喊得最响的一个。
霍洛维茨从更衣室里走了出来，揩着苍白的面孔上的汗，拿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王者的神气，淡淡地接受了崇拜者的赞扬。我走到他跟前，他说：“咳，在《幻想波兰舞曲》里弹了个错音！”我倒情愿的是，付出十年生命来换取在一场演出中只有一个错音！
斯丹纳邀我去吃饭，信里还说：也请了霍洛维茨。……还有，可别忘了我客厅里有两架好钢琴！在他家，我跟霍洛维茨一连几个夜晚弹钢琴二重奏。创作的改编的，只要手边有谱就弹。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夏布里埃的狂想曲《西班牙》，还有瓦格纳的许多作品。霍洛维茨对于瓦格纳的音乐还是刚刚接触。雅克。费夫里，是个看一眼便能视奏的能人。有时由他来替换我弹第二钢琴的部分。例如弹德彪西的《白与黑》这种我同霍洛维茨都感到棘手的曲子，但是一弹到他的《夜曲》中的《云》，我们也报复了他。
那一段时间，霍洛维茨同我是知心朋友。彼此只叫名字，相互以“你”相呼。
他常来找我商量关于选哪些作品做反场曲最有效果之类的问题。不过，我渐渐地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距离。他对我友好，就像是君主对臣子的示恩，他只不过是用友好的态度对待我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使用我。一句话，他并不把我看作同他一般高下的人。作为一个艺术家，这叫我深深地感到丧气。而我深信不疑的是，比起他来，自己是更懂得音乐的。对音乐的理解，更成熟的是我。与此同时，我又完全意识到自己有可怕的毛病——对于乐曲细节的处理太粗心大意了。对于上台演奏，有时根本不当回事，只当成是消遣而已。这一切又都怨自己那该死的习惯，练什么曲子都毫不费劲，然后便轻轻松松地去演出。所以，尽管在对音乐的理解上自感比他优越，但还是不得不承认的是，霍洛维茨是比我高明得多的钢琴家。
…………
霍洛维茨又到了巴黎。有天早上来了个电话：“今天打算作何消遣？”我领会了他的意思：“上我这儿来，一道去吃午饭！”他马上接受了邀请。此时我身上还穿着晨衣，没来得及洗漱。来到之后，他先来了个友好的拥抱，随即向钢琴前一坐，为我弹了一通各式各样的小曲子。“海顿这首奏鸣曲的最后乐章，是反场用的好节目，对吧？”看到我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就要我谈谈自己对如何选择这类曲子的看法。发现我根本不考虑什么事先准备反场曲目，他颇感意外。自己的习惯是顺着演出时的现场气氛和当时的灵感来确定弹什么。演出之前，确实不知道自己会弹哪一曲。
好吧，请他上一家馆子吃了顿味道不错的午餐。然后他去办他的杂事，再回来同我共进晚餐。最后，玩一两家夜总会。照这样子打发了一天的生活，成了我们两个人友好交往的常规。
霍洛维茨自称是我的朋友，他向我表示友好的方式是毫无难色地领受我的款待。
但我感到他是以美国金元大亨的眼光，把我看成是低一等的人。
说老实话，对他名利双收，我从不眼红。霍洛维茨，当然是个大演奏家，然而他并不是个大音乐
家。
附：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
弗兰茨·摩尔
我与阿图尔·鲁宾斯坦工作的时间没有与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一起的长。鲁宾斯坦旅行演出时并不固定用某架琴，他同时用的琴有几架，因而也有几个调琴师，每到一个演出地点都在当地找调琴师。不过，在大城市演出时，一般总是从斯坦韦纽约公司的音乐会服务部带一架琴，这时我也就跟随同往。
鲁宾斯坦与霍洛维茨是两位完全不同的钢琴家。就弹奏钢琴而言，他绝没有霍洛维茨那样的技术技巧，但他却能以一种美妙的方式表达音乐。听他的音乐时，你可以放松身体，靠在沙发背上身心舒坦地真正享受音乐；而霍洛维茨的音乐有一种震撼心灵的气氛，你会不由自主地正襟危坐，完全被他的琴声攫住。
虽然霍洛维茨才华盖世，但我在他面前从来不提鲁宾斯坦。在我刚开始为霍洛维茨工作的时候，公司的人就告诫我：“和霍洛维茨在一起时，决不要提鲁宾斯担。”除了鲁宾斯坦，其他钢琴家都可以谈论。当然，我从来都对霍洛维茨说他是最伟大的。
像霍洛维茨一样，鲁宾斯坦对钢琴也很挑剔，弹过很多不同类型的钢琴。我在前面说过，每一架斯坦韦钢琴都有自己的特点，感觉也不同。由于钢琴家们在个人和音乐气质上有着千差万别，这对他们是件莫大的好事。就“触感”而言，鲁宾斯坦需要的击弦机键回弹力要比霍洛维茨的大。他喜欢下沉度较深的琴键，要求手指感觉到它的反弹，霍洛维茨钢琴的击弦机绝对不适合他。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很喜欢厚实浓重、较暗的音色，而斯坦韦钢琴正以这种音色著称。
鲁宾斯坦每年从欧洲回来，都要重新选择一架钢琴。无论他多么喜欢上一个演出季节用过的琴、无论他在那个季节的音乐会上多么成功，每年总要为重要的音乐会挑选一架新琴。挑选时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一弹就能知道哪一架合适。
许多钢琴家，虽然不能像鲁宾斯坦那样不断地选用新琴，但他们往往在音乐会很久之前便操心钢琴的事，会来斯坦韦公司音乐会服务部一架一架地试。有人甚至到最后会在台上放两架琴！那样的话，花费很大。虽然斯坦韦对有名的钢琴家不收租金，但要收取调音和运送的费用。
鲁宾斯坦从来没有抉择上的烦恼。有一年他来挑琴时，我们摆了四五架认为他会喜欢的琴。他刚一坐在第一架琴前，就喜欢上了那琴，对我说：“喔，这么好，就要这台吧。”然后又问：“弗兰茨，这次演出先去哪儿？”
我回答：“大师，先去华盛顿，之后去费城。”我又加了一句：“大师，我还为您准备了几台……在这儿。”
他看都不看，就说：“算了，我与钢琴如果不是一见钟情的话，那就是没有缘分。乐器和我必须融为一体，我要用它来表达自己，一定要能在钢琴上随心所欲，才能沉浸在音乐的创造中……如果……如果没有那种缘分，就寻找另一架。”
我摆出的另几架琴他连碰都没碰。
人们确实热爱鲁宾斯坦，因为他也爱他们。无论什么时候有人请他签名留念——走在路上、乘飞机或坐火车，他都会停下来并和他们交谈。
在这一点上，霍洛维茨完全不同。霍洛维茨非常腼腆，怕见生人。一次，霍洛维茨从费城的贝尔维尤饭店出来去音乐学院，我们一群人在他身边(霍洛维茨总是被朋友包围着)，有个人走上前来拦着他说：“大师，见到您太好了。我今晚要听您的音乐会。”霍洛维茨连忙从那个人身边绕过去，只说了一句：“祝你好运。”
鲁宾斯坦不是这样。他总有时间给其他人，还会与他们交谈。
为鲁宾斯坦工作很轻松，他对你总是备加赞赏，感谢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如果钢琴摆的位置不合适，霍洛维茨会大发雷霆，而鲁宾斯坦不会。
从下面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人之间的明显区别。
15年前，他们都在华盛顿举办音乐会，在时间上相隔一周。那时肯尼迪艺术中心还未建成，所有重要的音乐会都在议会大厅举行。前一个星期日是霍洛维茨的音乐会，后一个星期是鲁宾斯坦的。
我答应12岁的大儿子彼得带他到华盛顿听霍洛维茨的音乐会。我还答应带他去参观博物馆。彼得非常想看看华盛顿，我也盼着能带他去观光。我告诉音乐会服务部主任大卫·鲁宾说：“鲁宾先生，这次，我要带彼得一起去华盛顿。”
“嗯……”他说：“弗兰茨，别那样，你知道霍洛维茨讨厌孩子，别带他去，别让孩子靠近霍洛维茨。”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彼得，不想改变主意，于是带上了他。在议会大厅彩排开始之前，我对儿子说：“彼得，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到最后那一排，在那儿呆着。”我对他解释：“彼得，坐在那后面，霍洛维茨进场时不要动，看见你会让他不舒服，他不愿意看见孩子。”
一会儿，霍洛维茨和他的一行人上了台。那时，霍洛维茨有一条长卷毛狗，非常警觉。我们叫它“钢琴狗”，因为它只有三条腿——其实是另一条腿比其他三条短得多。那是霍洛维茨夫妇在康涅狄格的新米尔福德他们的乡村别墅时，万达的车意外压了这条狗。从此，它的一条腿短了几寸。霍洛维茨一行上台时，狗也跟着。它朝四周嗅了嗅便吠叫起来……接着，它跑下舞台，往后跑去……直冲着(你可以想象)彼得坐的地方跑过去！然后，发疯似地对彼得狂吠。
坐在钢琴前的霍洛维茨听见了狗的骚动，便侧过身朝黑暗的大厅望去，“那是谁？”他厉声问道，“是谁在那？”
彩排时，只要有霍洛维茨不认识的人，他就会不舒服。每次我们都要向他确保大厅里没有不相干的人。因此，他盯着黑黝黝的大厅气愤地问：“是谁？”当然——是彼得在那儿。
我说话了：“大师，是我的儿子彼得，我带来的，因为我答应过带他来华盛顿。”
他只说了句：“嗯，好吧。”就转过身去开始弹琴。
第二周末是鲁宾斯坦的音乐会，这次轮到小儿子了。去华盛顿时，我带了迈克尔。星期六彩排时，我向鲁宾斯坦介绍迈克尔。不用说，迈克尔很激动，鲁宾斯坦也很高兴，他说：“迈克尔，过来！”把迈克尔带到钢琴前，并让他坐在腿上。“迈克尔，”他说：“看，看看这大厅！明天所有的座位都会坐满人。”还说：“或许在那儿，前面这几排里，会有个漂亮姑娘坐在那儿，我就为那个年轻的姑娘弹琴，好像只有她一个人在听。弹琴的时候，我心里就只想着她。”
我不知道迈克尔对他的话听懂了多少。鲁宾斯坦又接着说：“迈克尔，你弹琴吗？”
迈克尔回答：“弹，我弹古典作品。”
鲁宾斯坦说：“正在弹什么？”
迈克尔说：“我能背奏舒曼的《野外的骑手》。”
鲁宾斯坦问：“能弹给我听听吗？”
迈克尔与这位大钢琴家在一起一点也不紧张，马上说：“行！”他弹了几小节。
“嗯，迈克尔，太棒了！”鲁宾斯坦夸奖说。
瞧！这就是鲁宾斯坦和霍洛维茨两人在个性上的不同之处。
注：弗兰茨·摩尔，美国钢琴师，长期担任斯坦韦父子钢琴制造公司“音乐会首席技师”，为霍洛维茨调琴25年。居留德国多年，1962年回到美国。著有《与钢琴大师在一起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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