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士大夫精神困境的儒教理论矛盾所在

    士大夫们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体，自觉地受到儒、道二家主流思想的熏陶，并以儒家思想作为其人生价值与实践，主要表现在个人道德的完善与治平天下的入世理想中，即修己与安人。修己以“仁”为基础，以内在的道德完善为前提；安人是士人的外在实践，以治平天下为目的。儒家一方面强调君子在修己中要以符合道德为最终原则，主张“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论语•里仁》），更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一方面要求“心系天下”，以“礼”为秩序规范社会。但儒家修己始终被视为安人前提，安人是修己后必然走向的方向。孟子更将孔子的修己安人思想进一步发挥，强调内圣，倡导王道政治的理想。宋代儒士则提升“四书”，主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以“三纲八目”作为人生追求。总之，士大夫的人生观是落在现实社会，实现其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以个人道德为基础，积极的投入到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使天下各安本分的事业中。
    但同时儒家的入世理想又具有自身理论的矛盾，学者刘泽华在《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一文中写到：“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很发展，君主专制主义也很发展，专制主义恰恰以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的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在古代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中，虽然有不少重民、爱民、利民、惠民、恤民、爱民如子、民为邦本等主张和理论，……古代的重民、爱民并不是目的。一般地说，它只是一种手段。” 也就是说，儒家的治平理想是一种俯视态度，将治理之民看做是爱闵、恩泽的对象，孔子就有“惠足以使人”。而对于王权，则从理论上将其限定在天、人、名分、道德的范围之中，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制约同时也是君主地位的保障与巩固的理论依据，致使君主成为人与自然法则的中枢，体现着社会与自然的必然性，不仅是现实世界的权威，更抢占了“神”的角色，成为自然的最高体现。董仲舒有：“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 因而儒家的士大夫入世理想，必然会遭到其学说本身给予王权绝对性证明的制约，产生理想与政治二者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