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的广播

今晚试探性地问爸妈，如果明年全职写作，是否可行。他们立刻皱紧眉头，母亲连说写作不稳定，应再工作几年，按她的规划，至少三十岁。父亲还在追悔我错误的选择，按他的说法，是下错了一盘棋。他希望我本科期间专心考研，读研、就业，得到一个体制内的铁饭碗。在家人看来，体制象征着稳定，文凭意味着体面，“被人看得起”，出去才有底气。爸妈至今不认可“自由写作”，所以我撒了一个一年的慌，现在还没坦白。我说，我在媒体上班，那是我去年的实习单位。我之前领导还问我，要不要假期送月饼，显得真一点。今年国庆，我也是用休假的名义。有时候游荡，撞见母亲视频，她问我为啥不在北京，我还笑嘻嘻地说，自己是在出差，去外面采访作家。其实，我已经自由写作一年又三个月，一边写稿，一边兼职打零工。收入和全职坐班差不多，好处是可以瞎晃悠，坏处确实如家人所说，紧迫，不稳定，时刻有危机感。今年九月，因出版社编辑约稿，我签下了第一本书的合同，本想借这个机会，试探爸妈的口风。我就问他们，如果出书了，明年能不能全职写作。但父辈的摇头，还是让我决定继续撒谎。我的父辈对文凭和体制有一种深刻的信任。其实不只是他们，在我的周围，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会认为文凭→体制是最正确、最稳定的选择，只是，这就让当一个人想选择一个他喜欢的、但可能不那么正确的人生时，无法通过父辈这一关。我和他们永恒的玻璃墙，就是他们为了我好，想让我走正确的道路，而我的人生，已经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偏差。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错的，那样的人生多么乏味。现在，我理解了他们，事实上在我内心深处，文凭—体制，确实是最正确、最不容易出错、最可能得到社会认可的人生，但问题只在于，那不是我选择的人生。所以我仍然只能撒谎，来维持我与父辈稳定而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关系。有时候，我会看见家人无奈地摇摇头，感慨我如果当初一心考研，争取留在体制内的出版社有多好。而我也夜晚的灯下，屡次看见他们的背影，却只能想说什么，又把话藏回去，最终只是说，知道了，我会好好工作。我不知道这个谎要到何时。也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我考上了了不起的大学，读研，读博，成了家人理想的样子，因此不必隐瞒。也许，有朝一日，我写出足可证明养活自己绰绰有余的书，可以为谎言画了一个美丽的惊叹号。更可能，也许，我在一场努力后，还是一位失败的作家，一个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最终佐证了父母的判断，成了一个脱轨人生的反面典型。前几天，我本打算在第一本书保留自由职业的部分。现在，我又犹豫把那部分给删掉。